PART ONE第一部分

1981:瑪努埃拉·維特亨案

——這件婚紗讓我們得以瞥見瑪努埃拉溫柔的一麵,鮮少有人了解她的這一麵,而以後再也不會有了。

警察搜過整間房子,對德魯·維特亨(Drew Witthuhn)說:“還給你了。”黃色警戒帶取了下來,前門關上了。警員們工作時的嚴肅冷漠,幫助德魯轉移了注意力。但現在,他再也躲不開視線。他哥哥和嫂子的臥室就在前門邊,廚房的正對麵。德魯站在水槽邊,往左一轉頭就能看到戴維(David)和瑪努埃拉**的牆麵,黑色的**噴射在雪白的牆麵上,留下重重斑點。

德魯佩服自己沒吐出來。他們在警察學校都受過訓練,了解如何控製壓力,不讓自己麵色煞白,能控製情緒的人才有資格畢業。1981年2月6日,星期五,在亨廷頓·比奇(Huntington Beach)的拉斯開拉酒吧(Rathskeller Pub),德魯未婚妻的姐姐在餐桌旁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德魯,給你媽媽打電話。”德魯在警校學到的技能,讓他在遇到特殊情況時,可以不顧旁人的瞪眼尖叫,保持安靜,目視前方。但他從沒想過這些技能這麽快就能用上,也沒想過會因為身邊的人而用上。

戴維和瑪努埃拉住在哥倫布35號,是爾灣諾斯伍德(Northwood)新開發的單層住宅,附近是舊時爾灣農場中的一片郊區。這裏仍然種滿橘樹,邊上是若隱若現的房屋和柏油路,還有一排排整齊的樹木、食品加工廠、采摘營地。卡車傾倒水泥的巨響沒過數量漸少的拖拉機聲,聽聲音就知道這地方未來會變成什麽樣子。

諾斯伍德的點滴改變顯得頗為溫和。20世紀40年代,農民為預防聖安娜風的侵襲,種植了參天高的桉樹林,這些樹林沒有因為諾斯伍德的發展而遭到砍伐,而是被賦予了新的使命。開發商利用桉樹林將主幹道和隱蔽的住宅區一分為二。戴維和瑪努埃拉住的“遮陰穀”是一片擁有137幢房子、四種房型的居民區。他們選的房型是6014“柳樹”,擁有三間臥室,1523平方英尺。1979年底,房子竣工,他們正式入住。

盡管戴維和瑪努埃拉隻比德魯年長五歲,他們的家在德魯看來充滿了成年人的味道。首先,這棟房子非常新,櫥櫃因為鮮少使用還十分光潔,冰箱裏空曠異常,透著一股塑料味。德魯和戴維長大的房子和這棟差不多大,但他們是七個人擠在一棟房子中,想洗澡時要耐心等待別人洗完,吃飯時因為空間小手,肘會撞到餐桌。戴維和瑪努埃拉的房子裏有三間臥室,一間用來存放自行車,另一間閑置的臥室放著戴維的吉他。

德魯嫉妒他哥哥,雖然他想無視這種刺痛他的心情,但事實就是如此。戴維和瑪努埃拉結婚五年了,兩人都有穩定的工作。瑪努埃拉是加州第一銀行的信貸員,戴維是梅賽德斯奔馳代理商奔馳之家的一名銷售。夫妻兩人都有中產階級的抱負,他們會花大量時間討論該不該在前院砌磚、該去哪買優質的東方地毯。哥倫布35號這棟房子尚且空無一物,等待他們用承諾的未來填充。對比之下,德魯感到自己過得幼稚又空虛。

德魯到他們的房子拜訪過一次後,幾乎再也沒有去過,準確地說他還沒到怨恨他們的程度,隻是不樂意見到他們。瑪努埃拉是一個德國移民家庭裏的獨生女,性格直率,有時直率得讓人難以理解。在加州第一銀行,如果有人頭發需要修剪或是做錯了什麽事,她都會直截了當地指出來。她有一個德語寫的私人清單,記錄著同事們犯過的錯誤。她身材苗條,外表美麗,有一對突出的顴骨。婚後因為戴維喜歡大胸但她的胸小,所以接受了隆胸手術,她告訴同事這件事時不以為然地聳了聳肩。她不會炫耀自己的大胸,恰恰相反,她喜歡穿高領衫,喜歡兩臂交叉放在胸前,就好像故意讓胳膊和身體相互打架。

德魯看得出他哥哥能和瑪努埃拉過到一起去,因為他哥哥能夠退讓忍耐,說話方式也沒那麽直接。但德魯和他們在一起總感到緊張局促,瑪努埃拉停不下來的抱怨總是迅速充斥她到過的每個角落。

1981年2月初,德魯聽家人說戴維病了,正在住院,但德魯有一段時間沒見過他哥哥了,也沒想著去探望他。2月2日星期一,瑪努埃拉帶戴維到聖安娜塔斯廷社區醫院看病,醫生診斷戴維感染了一種危險的胃腸病毒。之後的幾個晚上瑪努埃拉都反複著相同的行程:到她父母家吃晚飯,然後到醫院320房間看戴維。他們每個白天和晚上都會通電話。上周五上午,戴維打電話到銀行找瑪努埃拉,她同事說瑪努埃拉沒去上班。戴維又打電話到家裏,但始終無人接聽,戴維感到非常奇怪,因為他們的答錄機應該在電話響鈴第三聲時啟動,而瑪努埃拉不知道怎麽更改電話答錄機的設置。之後戴維打給瑪努埃拉的母親魯思(Ruth),魯思同意開車到他們家看看她女兒在不在。魯思敲了前門,無人應答,她就用鑰匙開門進去了。幾分鍾後魯思火急火燎地叫來了她家的老朋友羅恩·夏普[13](Ron Sharpe)。

夏普告訴警探:“我就在左邊看了一眼,看到她的手就那樣張開著,滿麵牆上都是血跡。我搞不懂她躺在那裏,血怎麽濺到牆上的。”

朝那個房間看過一眼後,他再也不看第二眼了。

瑪努埃拉臉朝下趴在**,穿著棕色的絲絨睡袍,一部分身體裹在睡袋裏。她感覺冷的時候就會睡在睡袋裏。她的手腕和腳腕都留有一圈紅印,顯示她曾遭到捆綁。房子後麵的滑動玻璃門旁兩英尺處的露台上,有一個大螺絲刀,有人撬開了玻璃門的上鎖裝置。

在後院西南角,高高的木柵欄旁,棄置著原先在房內的19英寸電視機。這個角落的柵欄遭到輕微損壞,看上去像有人從這裏跌了下來或是費力跳了出去。調查員在前院、後院、房子東側的瓦斯表頂麵都采集到了小圓環樣的鞋印。

調查員們首先注意到的疑點之一,是臥室的唯一光源竟然來自浴室。他們向戴維提出了這個問題。戴維當時在瑪努埃拉父母家,許多家人和友人在聽到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後,聚集在那裏相互安慰。調查員們注意到戴維深受打擊、茫然失措,悲傷滿溢他的大腦,他無法集中精神,回答聲幾不可聞。突然間他換了個話題,困惑於光源的問題。

他問:“那個燈呢?”

那是一個有方形支架、金屬鉻材質、炮彈形狀的床頭燈,原本放在床左側立體聲音響的上麵。這盞燈的消失讓警方強烈懷疑那就是凶手重擊瑪努埃拉致其死亡的凶器。

警方還問戴維知不知道為什麽答錄機裏沒有磁帶。戴維先是一愣,然後搖了搖頭。戴維告訴警方,磁帶的丟失一定意味著答錄機錄到了殺害瑪努埃拉的凶手的聲音。

這起案件異常奇特。爾灣的犯罪率極低,竟然發生了這樣的惡性案件。爾灣警察局感到疑點重重,好似跳入了一個圈套。房間內部分珠寶失竊,電視機被拖到了後院,但什麽樣的竊賊會留下螺絲刀?警方懷疑瑪努埃拉認識凶手。她丈夫整晚都在醫院,她可能邀請了一位男性朋友來家裏作客。他們打了起來,男人知道答錄機錄到了他的聲音,帶走了磁帶,到外麵撬壞了滑動門,最後故意留下了螺絲刀。

但也有警察懷疑瑪努埃拉不認識凶手。警方在發現屍體的第二天在爾灣警察局對戴維進行了問話。警方問戴維過去有沒有別人徘徊在他家附近的跡象。戴維想了想,提到三四個月前,在1980年10月或11月的時候,他發現過一些來路不明的腳印。那些腳印看上去像網球鞋留下的,從房子一側一直踩到另一側並直入後院。調查員在桌上傳給他一張紙,讓他盡量憑記憶畫出腳印的樣子。戴維畫得很快,看上去專注又疲憊。他不知道警方持有凶手腳印的石膏印模,那是凶手為殺害瑪努埃拉在深夜潛入房子時留下的腳印。戴維把紙推回給警察。他畫的是鞋底有小圓環形狀的網球鞋右腳腳印。

警方向戴維致謝,讓他回去了。他們把戴維的畫一把拍到石膏印模旁。印跡一致。

大多數暴力型罪犯都是衝動作案,計劃不周,容易被捕。絕大部分犯有謀殺罪的罪犯都是被害人的熟人,雖然他們極力想逃脫警方抓捕,但通常都能被發現並落網。僅僅隻有約5%的案件會給警方帶來極大的麻煩,這些案件涉及的罪行都經過前期計劃,犯罪者冷酷又殘暴。瑪努埃拉這起案子屬於這5%中的典型案例。捆綁又解綁、對死者頭部的暴力重擊、時隔數月再次出現的帶小圓圈的腳印,都暗示著曾有一個內心殘忍卻極端謹慎的人,在此仔細籌劃,且從未向他人透露隻言片語。

2月7日星期六正午時分,警方經過24小時搜證,又從頭到尾搜查了一遍房子,之後將房子歸還給了戴維。此時專業的犯罪現場清理公司還未到場,門把手上蓋著烏黑的指紋粉,戴維和瑪努埃拉的雙人床墊被犯罪學家割下了一塊作為證據,**和牆麵上依然可見潑濺的血跡。德魯知道自己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警察有能力也有義務主動承擔清理工作,而且他覺得自己欠哥哥一個人情。

十年前,他們的父親馬克思·維特亨(Max Witthuhn)和妻子大吵一架,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裏。德魯當時上八年級,正在學校參加一個舞會。戴維當時18歲,是家裏的長子,是他在獵槍槍聲響徹整棟房子的時候撞開了父親的房門。他將自己所見擋在了家人的視線之外,獨自承受了親生父親血肉模糊的畫麵。他們的父親在聖誕節的兩周前自殺了。這段經曆無疑給戴維造成了心理創傷,他總是魂不守舍,偶爾會擺出微笑的嘴形,但他的眼中不再有笑意。

直到遇到瑪努埃拉,他才又找回了自己的魂魄。

瑪努埃拉的婚紗就掛在臥室門後。警方原以為這種擺放方式是什麽線索,但戴維告訴他們瑪努埃拉一直都把婚紗掛在那,這種感性的做法在瑪努埃拉的一生中確實少見。這件婚紗讓我們得以瞥見瑪努埃拉溫柔的一麵,鮮有人了解她的這一麵,而以後再也不會有了。

德魯的未婚妻當時學的是護理專業,她幫德魯一起完成了現場清理工作。那之後的日子裏,他們育有兩個兒子,結婚28年,最終離婚。即便是在兩人關係最僵的時候,德魯的情緒也會因為未婚妻曾幫他清理現場而瞬間緩和,他永遠忘不了彼時未婚妻願與之共患難的堅定。

他們拖來了一瓶瓶漂白劑和一桶桶清水,戴上黃色橡膠手套。現場一片狼藉,但德魯在清理時始終麵無表情,一滴淚也沒流。他想把現場清理當做一次學習機會,作為警察就需要冷靜判斷事態的發展,就算從黃銅床架上清理下來的是嫂子的血跡,也要保持堅強。他們花了近三個小時將房子整理幹淨,準備迎接戴維的歸來。

清理完畢時,德魯將餘下的清潔用品都放到了自己車的後備箱裏。他坐上駕駛座,插上車鑰匙準備發動,下個瞬間他突然僵住了,像要打噴嚏似的定在那裏。他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無法抑製的感覺蔓延全身。那可能就是所謂的精疲力竭。

他不是要哭,不是那種感覺。他甚至不記得上次哭是什麽時候,那不是他的作風。

他轉頭凝視著哥倫布35號,腦內閃現的是他第一次驅車到這棟房子時的畫麵,他還記得進入房子前他坐在車裏想的事。

“我哥真的做到了。”

他極力克服著悲傷的情緒,但還是抑製不住自己的抽泣。德魯的前額壓在方向盤上,淚水奔湧而出。那哭聲不再是無聲的抽泣,德魯毫不掩飾自己撕心裂肺的悲傷情緒,任憑眼淚傾瀉而出。而那時他車內還彌漫著一股氨味,指尖的血跡也仍將殘留數日。

哭過之後,他告誡自己要控製好情緒。他有樣小東西必須交給犯罪現場調查員,那是他在床下發現的,而警方沒能發現。

一塊瑪努埃拉的頭蓋骨。

周六晚上,爾灣警察局調查員羅恩·維奇(Ron Veach)和保羅·傑瑟普(Paul Jessup)為進一步調查瑪努埃拉的人際關係而造訪了她父母在格林特裏(Greentree)街區洛馬街(Loma Street)的住處。瑪努埃拉的父親霍斯特·羅爾貝克(Horst Rohrbeck)應聲開門。前一天,警方剛宣稱瑪努埃拉的房子為案發現場並圍上警戒線後沒多久,就把霍斯特和他妻子魯思請到了局裏,由年輕警官對兩人分別進行了問話。而負責該起案件的傑瑟普和維奇探長是頭一次見到羅爾貝克夫婦。二十載留美生活沒能弱化這位德國佬的暴脾氣,他和別人共同經營一家汽車修理店,號稱靠一個扳手就能讓一輛奔馳散架。

瑪努埃拉是羅爾貝克的獨女,她每天都要和父母共進晚餐。在瑪努埃拉的個人日曆上,一月隻標記了兩個日期,那是她父母的生日,上麵寫著:媽媽,爸爸。

霍斯特第一次接受警察問話時說:“有人殺了她,我要殺了那家夥。”

霍斯特拿著一杯白蘭地站在前門。維奇和傑瑟普步入房門,看到羅爾貝克夫婦有六七個親戚朋友因為這場悲劇聚集在這裏。探長們做自我介紹時,霍斯特無法保持冷靜,情緒突然爆發。他長得並不高大,但憤怒助長了他的氣勢。他帶有德國口音,叫嚷著自己如何厭惡警察,控訴警方如何無能。等他長篇大論到第四分鍾,維奇和傑瑟普意識到他們來得不是時候。霍斯特傷心欲絕,正無處發泄,他的怒火像一顆炮彈當即炸裂。兩位探長隻好將名片放在前廳桌子上匆匆離去。

霍斯特的痛苦多少也出於對自身的悔恨。羅爾貝克家養了一條名為波斯姆(Possum)的大型軍用級德國牧羊犬。戴維住院的時候,霍斯特建議瑪努埃拉把波斯姆養在她家保護她,但瑪努埃拉拒絕了。霍斯特總忍不住想,案發時波斯姆在的話,就會露出鋒利的牙齒、流涎的門牙,猛衝向正在撬鎖的入侵者,嚇得他屁滾尿流。

瑪努埃拉的葬禮於2月11日星期三在塔斯廷(Tustin)的馬鞍峰教堂(Saddleback Chapel)舉行。德魯看到一些警察在街對麵拍照。葬禮後德魯和戴維回到了哥倫布35號,兄弟倆在客廳裏交談到深夜,戴維喝得爛醉。

戴維突然提到警察:“他們認為是我殺了她。”德魯看不懂他的表情,覺得戴維要向他坦白些什麽。德魯認為戴維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他殺害瑪努埃拉,但他不確定戴維會不會買凶殺人。他感到作為警察接受的訓練要派上用場了,眼中坐在對麵的哥哥縮小成針孔大小,德魯知道這是個機會。

德魯問:“是你嗎?”

戴維向來是個容易害羞的人,聽到德魯的問題,他自然一震。作為幸存者的罪惡感壓抑著他。戴維的心髒上先天有一個洞,如果有個人一定要死,那也應該是他。瑪努埃拉父母的悲痛之情無處安放,他們投向戴維的目光加重了他的苦痛。但麵對德魯的提問,戴維言辭堅定。

“不是,我沒有殺害我的妻子,德魯。”

德魯自瑪努埃拉遇害以來第一次鬆了一口氣,他一直都想聽戴維說這些話。德魯看向戴維的雙眼,那雙眼睛盡管憔悴但眼神閃過一絲堅定,他知道戴維沒有說謊。

德魯不是唯一一個認為戴維清白的人。當時奧蘭治縣警局犯罪學家吉姆·懷特幫忙處理了犯罪現場。優秀的犯罪學家就像人形掃描儀,他們進入陌生髒亂的房間,就能從蛛絲馬跡中篩除無關信息,分離出重要證據。犯罪學家總是麵對重重壓力,因為犯罪現場是有時效性的,隨時可能遭到破壞,任何人進入都可能影響取證。他們到達現場時總是帶足了收集和保留證據用的工具,比如紙質證物袋、密封條、卷尺、拭子、取證紙、熟石膏。在維特亨家中,懷特在維奇調查員的指導下完成了取證。他收集了床邊泥土的碎屑,拭取了馬桶上已經稀釋的血跡。瑪努埃拉的屍體被翻了過來,懷特和維奇發現她頭部遭到重擊、身上有捆綁的痕跡、右手上有擦傷、左側臀部上有一塊印記,驗屍官事後說明那可能是一記重拳留下的傷痕。

犯罪學家接下來的工作在實驗室完成,他們在這裏分析收集來的證據。懷特將凶手留下的螺絲刀上的棕漆與知名品牌做了對比,發現其最可能屬於百色熊[14]的牛津棕。犯罪學家不是調查員,他們的工作通常止步於實驗室,他們不會審問、不會追蹤案情的來龍去脈。但懷特的身份非常特殊。雖然奧蘭治縣的各警察局都隻調查其轄區內的案件,但他們用的實驗室基本都是縣警局的實驗室。因此,雖然維特亨案件的調查員隻了解在爾灣發生的案件,但懷特了解的犯罪現場橫跨全縣,從聖安娜到聖克利門蒂(San Clemente)均有涉及。

對爾灣警察而言,瑪努埃拉·維特亨案件實屬罕見。

但對吉姆·懷特而言,該案同類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