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THREE第三部分
米歇爾的調查筆記
作者：保羅·海恩斯、比利·詹森
【編者按：米歇爾去世時，尚未完成《我將遁入黑暗》的寫作工作。為讓本書得以順利出版，與米歇爾合作的頭號調查人員保羅·海恩斯（PaulHaynes）（即“小機靈”）和備受推崇的調查記者比利·詹森（BillyJensen）（米歇爾的朋友）共同整理了案件零散的資料和米歇爾留下的資源。下麵一章由海恩斯和詹森合作於2017年5月完成。】
米歇爾去世一周後，我們得到了她的硬盤，開始研究她留下的有關金州殺人魔的文件。共計3500個文件。此外還有數十本筆記本、拍紙簿和小紙片，幾千頁警方報告的電子檔案。她還有從奧蘭治縣檢察官那裏得到的37盒檔案，米歇爾喜歡管這些檔案叫“主礦脈”。
這裏有幾千塊拚圖碎片，隻有一個人知道拚圖完成後是什麽模樣。那個人不是米歇爾。而是凶手本人。
米歇爾的終極目標不是黑色大麗花[110]殺手，不是黃道十二宮殺手，也不是開膛手傑克[111]——這些未結案件的知名始作俑者造成的被害人數量都較小，因而有關調查資料的文件也較少。
米歇爾追查的是一個怪物，他強奸了多達50名女性，謀殺至少10人，製造了不下55個犯罪現場，留下了幾千條證據。
我們打開米歇爾最重要的硬盤，開始仔細閱讀她已經完成的章節。這些內容讓我們回憶起最初為她的文字所吸引的緣由。
她的文字躍然紙上，仿佛一位坐在你身旁的朗讀者，言語間交織著她在那些城市的見聞，從蘭喬科爾多瓦到爾灣，又到戈利塔，一路追隨凶手的蹤跡。她筆下的內容充斥著大量細節，但言語間充滿韌性，引人共鳴，終將細節完美融入了流暢的敘事之中。就在讀者可能因為擺在麵前的事實太多而感到暈頭轉向時，她會變出一個短語或是一個生動的細節，讓敘事重歸流暢。記錄真實犯罪的文字容易走向極端，但從原稿和“真實犯罪日記”博客都能看出，米歇爾總能完美把持住內容的平衡。她不憚於喚回人們記憶中這起案件令人驚恐的要素，但也不刻意渲染駭人的細節，不強調自以為是的正義，亦不消費被害人的哀傷。她的文字喚回的是興奮，是好奇，也是衝動，隻為解決謎題，隻為揭露攝人心魄的恐懼背後那個不為人知的名字。
但米歇爾尚未完成全部故事。我們對她已經完成的內容進行了梳理。她的文字中有一些真實犯罪記錄中不常出現的細節描寫，在卡波特的書中或許曾有這種描寫——為了寫出吸引人的點，卡波特有時會直接編一個。米歇爾寫紀實作品的風格是不可複製的，我們仔細思考了她的風格，甚至試圖模仿，但徒勞無果。她用太多形式講述過這個故事——在她已經完成的章節裏、在寫給《洛杉磯雜誌》的文章裏、在無數篇博客撰文中——這些材料足夠填補許多未完成的章節。
盡管如此，如果她可以完成這本書，那一定還有許多話題是她要展開敘述的。她留下的許多文件和草稿都展示了她想繼續調查的其他線索——當然也有會誤導人的線索，她可能不會再考慮。一般人的遺願清單可能滿是“去巴黎旅行”“嚐試跳傘”之類的條目，米歇爾的則寫著“去莫德斯托”“完成戈利塔居民的反向名簿”“想辦法把DNA提交給23andMe網站或是Ancestry.com[112]”。
回首2011年，米歇爾第一次在“真實犯罪日記”發表有關EAR-ONS的文章後（當時她還沒有給凶手起“金州殺人魔”這個綽號），她才剛剛知道保羅的存在。當時保羅在A&E電視台《鐵證懸案錄》論壇中米歇爾的帖子下留了一個鏈接，而那時候，那是唯一有討論金州殺人魔帖子的地方。
米歇爾立即回複了保羅。
“你好！”她寫道，“你是我最愛的發帖人之一。”然後她提到了自己偶然發現的一個罕見的姓氏，這個姓氏的人所處的地理位置有一些規律，也許值得研究一下。
米歇爾說自己睡不著的時候，就到處調查可能是EARONS的嫌疑人。她催眠自己的方法是做兩件事：瀏覽戈利塔墓地裏死者的名字；瀏覽爾灣各個學校校友錄裏的名字，特別是諾斯伍德地區的。對，她不數羊，但她表示，數名字也挺催眠。
米歇爾因失眠得出的結果**裸地躺在她的硬盤裏：
·戈利塔的舊地圖和航拍照片，用來和“家庭作業”中的地圖作對比；
·鞋底的圖像和犯罪現場出現的綁繩的圖像；
·對草坪修整器的分析，該工具可能在多明戈謀殺案中被使用；
·一個滿是維塞利亞洗劫者相關信息的文件夾，其中還有她認為洗劫者與EARONS有關的理論。
下麵是一些EARONS從被害人那裏偷走的特殊物品：
·刻有“MISSILE”的銀幣；
·刻有“M.S.R.”的銀幣；
·刻有“獻給我的天使（Formyangel）”的戒指；
·一對袖扣，金黃色，寫有首字母“NR”；
·男款金戒，80分鑽石，方形，帶三個金塊；
·刻有“永恒（Always）”的戒指；
·刻有首字母“WSJ”的金戒指；
·古董銀湯匙戒指，國際銀器公司製造；
·萊科明學院（LycomingCollege）1965年的畢業紀念戒指。
另外有一個注解，提到這名強奸犯特別喜歡收音機鬧鍾，偷過五個。
文件中還有一個電子表格，列有1976年多斯普韋布洛斯高中越野跑隊伍的成員名單和住址，這是她給自己挖的無底洞，她認為EARONS可能曾經是一名有健壯雙腿的年輕跑者。
有一個名為“或許值得關注的人”的文檔，其中的名單是經過長時間多次拚貼而成的，還包括米歇爾瀏覽潛在嫌犯的姓名和生日時留下的注解和一些小想法。其中一些文字還留有“發送自我的iPhone”的簽名，可見這原本是米歇爾在電影首映式上為消磨時間而寫的便箋，之後用手機發給了自己。
在另一個記事本文檔中，她寫道：不要低估他的幻想，他不當著男性的麵強奸，說明他害怕男性；他的計劃實用性很強，重視作案的私密性；他的幻想中沒有折磨男性這一環節。他會提到媽咪，會哭泣。他屢次作案不知悔改，在幻想中他很可能也是如此。
甚至還有關於米歇爾對自身心理狀態的注解：
他是一個無法自控的偷窺狂和搜查者。我們這些追捕的人，也在經受同樣的折磨。他從窗口向內窺視，我則在不斷敲回車、點擊鼠標，敲回車，又點擊鼠標。
老鼠都是自己找食吃的。
追捕才會讓腎上腺素飆升，捕獲並不會。他是《大白鯊》（Jaws）裏的假鯊魚道具，罕為人所見，因而加倍可怖。
米歇爾閱讀過去的報告時，如果發現沒有解釋清楚的細節，或是調查員沒問出某個讓人在意的問題，她就會主動接觸目擊證人。其中一個目擊證人就是安德魯·馬凱特[113]。
1979年6月10日的夜晚格外炎熱，馬凱特準備入睡時為了讓涼風吹進屋裏，沒有關上臥室的窗戶。午夜時分，他聽到有人在自家窗戶下的石子路上走路發出的咯吱聲。他仔細往外瞧了瞧，看見一個陌生人正沿著他的房子緩慢前行，陌生人的雙眼緊盯著他鄰居的窗戶。馬凱特也看向同一扇窗戶，看到住在那棟房子裏的夫婦正在哄他們的孩子入睡。
馬凱特繼續觀察陌生人，那人偷偷摸摸地走向了一棵鬆樹，逐漸消失在了鬱鬱蔥蔥的黑暗中。馬凱特取來放在床邊的0.22英寸手槍，拉開了保險。那個可疑人物很可能聽到了上膛的聲音，因為他突然動了起來，翻過了前院的圍欄。馬凱特走向他鄰居的房子，敲了敲前門，無人應門。
馬凱特把手槍放回家，又轉頭往隔壁走，想再敲敲鄰居家的門。中途，一輛路過的汽車車頭燈掃過了街區北部的幾棟房子，一瞬間照到了那個可疑人物，那人已經上了自行車，靠著一棟房子。馬凱特剛往那人的方向移動，那人就瘋狂地踩起了腳踏板，穿過草坪，逃離了馬凱特，消失在夜色中。馬凱特報了警，警察為找到那個可疑人物，在附近徹徹底底巡邏了個遍，但徒勞無果。
幾小時後，第47起EAR案在半個街區外發生了。調查員在尋訪中又找到馬凱特，馬凱特把他的所見所聞又講了一遍。
那個可疑人物是一名20多歲的白人男性，長發及領，身穿李維斯牛仔褲和深色T恤——與最近的EAR被害人描述一致。他逃跑用的自行車在案發後的上午被找到，棄置在幾個街區之外，自行車旁就是一罐從被害人冰箱裏拿來的奧林匹亞啤酒。調查員很快發現，這輛自行車正是案發前幾小時，在一英裏外的敞開式汽車庫失竊的自行車。警探在車庫旁還發現了一對打了結的白色鞋帶。
米歇爾認為馬凱特是值得回訪的人，便在2015年底與他取得了聯係。
她寄給他一張自己手繪的地圖，畫上有對那晚事件的圖解，還有她對圖的理解。她讓馬凱特確認一下地圖正確與否，並在需要的地方予以糾正。保羅整理了一個包含17張照片的嫌疑人照片組，米歇爾問了馬凱特哪張照片最像他那晚看到的男人。
電話溝通中，米歇爾要求馬凱特不假思索地說出看到那個可疑人物時，他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詞。馬凱特沒有猶豫，回答道：“男學生。”
米歇爾在2011年建的名為“EAR線索”的文件中，嚐試總結了許多有關EAR的已知信息：
·體型上，最常見的說法是他的身高在5英尺9英寸到10英寸之間，身材好如遊泳健將。很瘦，但胸部肌肉發達，小腿尤為粗壯。陰莖很小，又細又短。鞋號在9號至9號半之間。暗金發色。鼻子與常人相比較大。A型血，非分泌型體質。
·用手機聯絡被害人，有時在作案前，有時在作案後。有時電話剛接通就掛斷。有時會發出誇張如恐怖電影般的深呼吸聲和恐嚇。
·戴滑雪麵罩，持槍。帶的手電筒疑為筆形戶外手電筒，喜歡將光線射向被害人，讓被害人暫時失明，進而把被害人嚇醒。用撕成條狀的毛巾或鞋帶捆綁被害人。
·事先有作案劇本，並堅持按劇本行動。常說“照我說的做，不然就殺了你”之類的話，宣稱隻想要錢和食物。有時說自己住公寓，有時又提到自己的廂式貨車。他會讓女性被害人捆綁男性被害人，之後將二人分離。有時將碟子摞在男性被害人的背上，告誡他們如果聽到碟子碰撞聲，他就殺了女性被害人。
·經常帶嬰兒潤膚乳到現場，用作潤滑劑。
·喜歡偷附近的自行車，並騎自行車逃跑。
·一些與他有關的私人物品：帶長拉鏈的包，外形像醫生包或筒狀旅行袋；藍色網球鞋；摩托車越野賽用手套；燈芯絨褲。
·偷駕照、珠寶首飾，特別是戒指。
·他說過的一些話：在貝克斯菲爾德殺過人；搬回洛杉磯；“我恨你，邦尼”；被空軍開除。這些話的內容真假未知，但值得注意。
·他可能在1977年10月底經曆了某個事件，在這前後的兩起案件中，被害人均表示他抽噎了。
·可能與EAR有關的車輛：綠色雪佛蘭廂式貨車、多見於20世紀60年代的黃色側踏板皮卡、大眾甲殼蟲。
一封由帕頓發給米歇爾的郵件顯示，米歇爾甚至請求自己的公公——美國海軍陸戰隊職業軍人——調查當時在薩克拉門托附近的軍事基地，因為這名強奸犯可能曾是空軍士兵。
原始郵件如下：
發件人：拉裏·奧斯瓦爾特
發送時間：2011年4月18日，太平洋夏季時間下午2：01：06
收件人：帕頓
主題：薩克拉門托附近的空軍基地
你媽媽說米歇爾有關於薩克拉門托附近空軍基地的疑問。下附名單。
薩克拉門托附近：
·麥克萊倫（Mclellan），2001年關閉；
·馬瑟，1993年關閉；
·比爾（Beale），仍在運營，位於薩克拉門托以北40英裏處；
·特拉維斯（Travis），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費爾菲爾德（Fairfield），舊金山北側，距離薩克拉門托很遠。
如需其他信息，請告知。
爸爸
多年來，許多人都嚐試過給EARONS做側寫，但米歇爾想更進一步。她深入研究了強奸案發生的地點，嚐試通過地理側寫導出他的身份。她留下的資料中，有關於EARONS位置的思考：
·我認為最重要的兩個地點是蘭喬科爾多瓦和爾灣。
·第一起和第三起強奸案均發生在蘭喬科爾多瓦，案發地僅數碼之遙。第三起案件發生時，他不慌不忙地從案發地離開了，褲子都沒穿，說明他就住在附近。
·他在1981年2月6日在爾灣殺害了瑪努埃拉·維特亨，五年後又殺害了賈內爾·克魯茲。瑪努埃拉和賈內爾住在同一住宅區，二人住處之間僅有2英裏的距離。
·值得注意的是，瑪努埃拉的答錄機磁帶在案發時被盜。磁帶錄到嫌疑人的聲音了嗎？如果錄到了，嫌疑人擔心聲音被認出來嗎？是住在附近的某人？
米歇爾在2014年8月建了一個名為“地理一章”的文檔。經過整整三年的不懈調查，米歇爾想在這一文檔中重新就地圖展開思考。打開文檔後，隻能看到一行字：“卡邁克爾看起來像中央空地，也就是緩衝區。”
用地理側寫找到凶手
由於我們不知道EAR最基本的特征——他的名字和長相，基本就可以說他是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住在薩克拉門托縣的約70萬居民中的一員。
EAR與其他許多案發地的關聯性則沒那麽明顯，這些地點包括斯托克頓、莫德斯托、戴維斯、東灣。
EAR在薩克拉門托犯案次數之多、範圍之廣，說明他一定是當地人，非常熟悉這裏的情況。對於他曾作案過兩三次的地點，比如斯托克頓、莫德斯托、戴維斯，我們就該思考一下他是否與這些城市有任何關聯。也許他在那些地方有家，或者有生意；也許他隻是路過；也許他是通過往地圖上投飛鏢決定的那些地點。
很少有調查員不相信EAR曾在薩克拉門托生活，他們至少認為EAR在薩克拉門托工作。
基本可以確認，EAR從1976年到1978或1979年間住在薩克拉門托，到了20世紀80年代前半，他則極可能住在南加州。如果我們認可上述觀點，那嫌疑人的範圍就可以縮小很多。列出在這兩段時間住在這些地點的名單後，嫌疑人的數量也許就能從近100萬縮小到1萬左右。
要是篩選嫌疑人的過程像在亞馬遜篩選商品一樣簡單就好了。我們隻消點擊幾下鼠標，就能用性別、出生年份、種族、身高、居住地、甚至職業來好好篩選一下。比方說，我們可以篩選1940年到1960年間出生的白人男性，要求其身高在5英尺7英寸到5英尺11英寸之間，曾居住在卡邁克爾和爾灣，或住在蘭喬科爾多瓦郵政編碼為92620的地區，或曾住在錫特勒斯海茨、戈利塔和拉古納尼古爾，他的職業可能是房地產經紀人、建築工人、油漆工、景觀設計師、園林建築師、護士、藥劑師、醫院護工、警察、保安或軍人——所有這些都選自調查員和那些安樂椅偵探們認為的EAR可能從事的職業，隻要設置好所有這些篩選條件，瞧吧！一張既好處理又包羅了所有條件的潛在嫌疑人名單便在你眼前。
但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這個名單必須得有個數據來源，但現實情況是，世界上還沒有關於人類的中央數據庫。你要麽用其他數據庫複合出一個，要麽重新建立一個。而生成這樣一個名單也確實是米歇爾認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EAR的家鄉可能在維塞利亞，也可能在戈利塔。他可能在爾灣郵政編碼為92620的地區住過，可能在科爾多瓦高中上過學。他的名字可能同時出現在薩克拉門托1977年的電話簿和奧蘭治縣1983年的電話簿上。我們不需要了解不對外公開的信息，也不需要官方嫌疑人名單，就能發現一些可能曾經逃脫過法律製裁的潛在嫌疑人。所有必要的信息和處理這些信息的工具都已就緒，我們有線上公開記錄采集器，有人口動態記錄、財產記錄、年鑒，也有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電話黃頁。幸運的是，其中許多內容都有電子版。
在米歇爾過世前一年，保羅已經開始製作在案件相關的年份中，住在薩克拉門托和奧蘭治縣的居民原始名單了，這份名單的內容來自Ancestry.com的結婚離婚記錄、相關縣的房地產記錄、校友名錄、老式信息名錄和電話簿[114]，其中相關縣的房地產記錄是通過網頁抓取工具收集到的。
後來，米歇爾與加拿大的一名計算機程序員取得了聯係，程序員自願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幫助。根據保羅的具體要求，這名程序員搭建了一個能夠處理多個名單且能找到匹配名單的交互參考程序。有了這個程序，保羅就可以處理兩個或者更多名單，分析出他需要的結果——現在生成的結果數量已經超過四萬。
符合要求的名單一旦生成，保羅就會用公開記錄采集器進行檢查，篩除誤報信息，比如約翰·史密斯（JohnSmith）一類的常見名就需要篩選。之後，保羅會收集名單中每個名字的信息，越多越好，直到他認為這個名字對應的人及其男性親屬均不具備成為EAR的條件。那些他無法徹底排除嫌疑的名字，會被列入潛在嫌疑人的原始表單。
調查連續盜竊案、連續強奸案、連續殺人案時，生成的嫌疑人名單往往能包括幾千個甚至更多名字。要處理數據如此龐大的名單，就必須要設計出一個優先係統，通過這個係統，依據嫌疑人過去的犯罪記錄、與警察的關聯、完成係列案中所有犯罪的可能性、嫌疑人的體貌特征來對名單進行排序，如果做過地理側寫，就還要考慮嫌疑人的工作地點和家庭住址。
地理側寫是一項專門的犯罪調查技巧——或許比行為側寫更實用也更科學，與其將行為側寫理解為一門科學，倒更可以將之視為藝術。運用地理側寫，我們可以對相關案件的關鍵位置展開分析，進而定位可能與連續罪犯相關的地點，如犯人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地點。這樣，就可以在一個人數相對較多的嫌疑人名單中，鎖定個別的名字。
地理側寫是一種常見的調查技巧，在獲得正式命名前，這種調查技巧就已經存在過一段時間。在黑澤明1963年的電影《天國與地獄》中，調查員就用這一方法找到了綁匪。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地理側寫才獲得正式命名，而大約在其獲得正式命名的十年前，“連續殺人犯”首次入選流行詞匯榜單。雖然EAR很愛誤導警方，但考慮到地理側寫在當時還不是公認的調查程序，EAR的動機應該就不受地理側寫的影響，他不會大老遠跑到南加州的居民區作案，隻為從地理層麵誤導調查員。不僅如此，在DNA證據出現前，南加州的這些案件通常都不被認為是EAR所為。EAR似乎特別不希望在南加州被識**份，他開始殺害被害人的理由之一可能就是要消滅目擊者。依據奧卡姆剃刀原理[115]得出的合理結論，EAR在南加州作案的那段時期，他本人就住在南加州。
話雖這麽說，我們不提倡僅僅因為某人在南加州沒有住處就完全排除他的嫌疑，可要想再度引發調查人員對此人的關注，就必須要拿出極具說服力的理由。
然而，由於已知案件中，EAR較少在南加州作案，且案發地之間距離太遠，所以南加州並不是做地理側寫的最佳區域。由於在已知的EAR犯罪的十年間，薩克拉門托是他作案最頻繁的地區，因此這裏就成了案件相關地點中最適合進行地理側寫的地點。
確定為EAR所犯的案件遍布29個不同的地點，可能與其有關的盜竊案、偷窺報告及其他事故有近百起，要進行地理側寫，鎖定EAR最可能住過的區域，相關數據可謂綽綽有餘。用地理側寫術語來說，犯人最可能住過的區域叫做緩衝區。緩衝區就如同風暴眼，不在犯人的作案區域內，而連續罪犯的典型特征就是他們不願意在離自己家太近的地方作案。
因此，至少在理論上，要找到EAR，不過就是要找到曾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住在南加州、又在20世紀70年代中晚期住在薩克拉門托縣的人，而EAR極有可能曾住在這兩個地方的緩衝區。
罪犯在連續犯罪的早期階段會選擇較熟悉的區域作案，之後則延伸到其他區域。對比這兩類區域，就可以對EAR在薩克拉門托作案的時間軸進行分析，將之分為幾個階段。我們選了其中五個階段：
·第1至4起案件（媒體禁令解除前）；
·第5至8起案件（媒體禁令解除前）；
·第9至15起案件（媒體禁令解除後，出現了第一篇關於薩克拉門托東區存在連續強奸犯的新聞）；
·第16至22起案件（EAR典型的做事方式發生改變，被害人從獨自生活的女性變為了夫婦或情侶，這些案件發生後，在1977年夏天出現了三個月的案件空窗期）；
·第24至44起案件（這些案件發生在1977年夏天的空窗期及第23起發生在斯托克頓的案件後，第23起案件是已知案件中EAR第一次在薩克拉門托縣之外的地區作案）。
為每個階段都建一層穀歌地圖，就能將不同階段分離開來並在其間切換，對比每個階段延伸出的部分，判斷案件可能還會在哪些地點出現，或是在犯人不斷擴大的活動範圍中，找出一直明顯存在的緩衝區。此外，如果某一地區的案發地位置非常密集，那就意味著犯人可能不太熟悉這一地區。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薩克拉門托縣的一塊長條區域，匯集了卡邁克爾、錫特勒斯海茨、費爾奧克斯三塊區域，是EAR作案範圍跨度最大的地區——因而展示出了輪廓最鮮明的緩衝區（見圖1）。
圖1
保羅采納了一個假說，即認為EAR住在地圖上標記為北裏奇鄉村俱樂部（NorthRidgeCountryClub）的地點附近。針對這一區域內的每個案發地，都可生成一個可能為真的緩衝區，據保羅觀察，後一案與前一案的作案地總在前一案緩衝區的兩端出現——這可能是EAR的本能和算計相互作用的結果。本能讓他改變了作案節奏，算計讓他避免出現在監視愈發嚴密的地點。
保羅決定完全用臨時謀劃、未經科學認證的方法來完成地理側寫。他用Photoshop打開了穀歌地圖的截圖，開始在這一區域內的案發地間連線，將前後連續的案件配對。保羅標出了每條線的中點以及線之間的交點，在這些點中相鄰的點間連線，生成一個形狀，之後在這一區域加上陰影。理論上，陰影最重的區域最接近EAR的老巢（見圖2）。
圖2
另一種方法，是在配對案件的案發地間連線，取這些連線的居中垂直線，以找到交集最頻繁的中心區域。結果與前一方法得出的區域相似（見圖3）。
保羅還實踐了另一種臨時想到的方法，將薩克拉門托東區最偏遠的三起案件的案發地連線，形成一個三角形。之後，為找到真正的區域中心，取大三角形三邊中點，連線為一個較小的倒置三角形，不斷重複這一步驟，直到得到一個足夠小的三角形，這就像反複對折一張紙直到不能再對折（見圖4）。
圖3
圖4
為了讀者的閱讀體驗考慮，不再展示其他方法，但包括上述方法在內的每種方法都得出了相似的結果，也就是說EAR的老巢位置就在杜威路和麥迪遜大街的交叉口附近，即卡邁克爾和費爾奧克斯的相鄰邊界處。1995年沃倫等人所著的一項FBI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為這一結論提供了支持，該研究發現，大量連續案件的數據顯示，第五起案件的案發地距離犯人家最近。在該項研究的數據中，有24%的案例為第五起最近，18%的案例為第一起最近。據上文所述推測出的EAR家所在位置來看，第五起EAR案的案發地與EAR家的距離為第二近，而第17起案件與EAR家相距僅約300英尺，雖然距離最近，但不具有實際參考價值。
幾年後，米歇爾拿到了另一份關於薩克拉門托EAR案的地理側寫，完成這份側寫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金·羅斯姆（KimRossmo）——現代地理側寫之父。實際上，連“地理側寫”這個名字都是羅斯姆起的。
羅斯姆得出的地點在科伊爾大街和米爾本街的交叉口附近——在保羅定位點的西北方，距離不到半英裏，而保羅從沒看過羅斯姆的分析（見圖5）。
圖5
用家族DNA找到凶手在米歇爾硬盤的其餘3500個文件中，還有一個名為“近期DNA結果”的文件，核心內容是EAR的YSTR標記，即呈父係遺傳的Y染色體短串聯重複序列，包括極其罕見的PGM標記。
這項調查的關鍵底牌一直是金州殺人魔的DNA。
但隻有在我們有數據庫做對比的情況下，凶手的DNA才好用。CODIS中沒有匹配其DNA的數據，加利福尼亞州刑事係統YSTR數據庫中也沒有。但凡凶手的父親、兄弟或是叔伯曾在過去16年間犯過重罪，保羅·霍爾斯或者奧蘭治縣現任首席調查員埃裏卡·赫奇克拉夫特都會收到警報。他們會關注此人的家庭，瞄準案發區域內的成員，並啟動調查。
但他們什麽都沒收到。
能夠匹配DNA檔案的還有一些公共數據庫，庫中有的不是罪犯的DNA，而是家譜愛好者的數據。你可以把凶手的Y染色體STR標記輸入這些公共數據庫，看看能不能找到與之匹配的DNA，或者至少是有助於調查的姓氏。
2013年，保羅·霍爾斯這樣做過，就像米歇爾曾微笑著宣稱自己解決了案件一樣，霍爾斯曾以為自己靠這個方法終於抓到了那個男人。
米歇爾在其未完成的章節中講述了這段故事，題為“2013年，薩克拉門托”。
保羅·霍爾斯還能聽見文件櫃抽屜重重關上的聲音。他清空了所有與EAR有關的東西，打好包，用聯邦快遞交給了奧蘭治縣的拉裏·普爾。
“拉裏收到了吧。”霍爾斯想著，那隻是時間的問題。
十年後，霍爾斯坐在辦公室裏無聊地發呆。那時候，他已經是取證實驗室的負責人了，迎來了第二次婚姻，與第二任妻子又有了兩個孩子。他已經在取證實驗室工作了太長時間，經曆過所有專業設備失信的時刻。分析頭發？光是想到這個都讓他畏縮。他和同事有時會圍坐在一起，嘲笑他們過去工作時經常用到的設備，既笨拙又有缺陷，感覺就像第一代移動電話。
他一直說要兌現一個承諾，一個他為了獲得穩定的晉升、供養家庭而推遲了十年的承諾，終於可以開始行動了。調查員保羅·霍爾斯——他一直都喜歡這個稱呼。他在見對的人、考對的證書，離他到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全職進行懸案調查的日子不遠了。
但還有一個問題，一個他完全明白會跟著他來到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問題——EAR。EAR不再現身，DNA匹配不到，也沒有線人舉報，每這樣度過一年，霍爾斯對他的興趣就又增長一點。霍爾斯的妻子或許認為他對此著了魔，他做了許多表格，閑下來會去案發現場兜風，還不止一次，他每周都去。
霍爾斯有時會想，這個長相未知的男人造成了多大的破壞啊！不止毀了被害人，還毀了被害人的家庭，他讓警探顏麵盡失，還耗盡了多少人的錢財、時間、努力、他們與家人共處的時間、他們的婚姻和餘生的性事……霍爾斯極少罵人，可以說不罵人，但想到所有這些，他就想說髒話。
辦理EAR案件的第一代警探都出現了健康問題，第二代警探是盡量抽時間辦案的，也快退休了。快沒時間了。EAR還在回頭看著他們，在半掩的門後露出得意的笑容。
霍爾斯把椅子拉到電腦前。去年，在對家譜好奇的人之間流行起了調查祖先的DNA，而調查祖先DNA用的工具也用來尋找身份不明的罪犯——不過這一用途罕為人知。許多執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對此都持謹慎態度，使用這種工具會涉及質量問題和隱私問題。霍爾斯了解DNA，非常了解。在他看來，祖先的DNA隻是用來尋找EAR的工具，不能用來確認EAR的身份。他用EAR的DNA生成了Y染色體的DNA檔案，也就是分離出了EAR的父係遺傳基因，由此他可以將EAR的YDNA檔案輸入人們用來尋找表兄弟姐妹等近親的家譜網站。把EAR的YDNA檔案中從12到111的任何一部分標記輸進網站，就能得到一份匹配列表，表中是可能與EAR擁有共同祖先的家族姓氏名單。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匹配項與EAR的遺傳距離都是1，在尋找近親方麵沒多大意義。而霍爾斯在找的，是難得出現的0——高度匹配項。
霍爾斯每過幾周就用用這些網站，他把自己的期待值降到零，單純為滿足自己的強迫症。2013年3月中旬的那個下午，他也是這樣輸入了熟悉的序列，按下回車。過了一會兒，列表生成了，上麵有許多他在過去的檢索中見過的姓氏。但他不認識列表最開頭的那個名字。
EAR的DNA中有一個極為罕見的標記，全球隻有2%的人有這個標記。霍爾斯點開最開頭那個名字的鏈接，看到那個人的檔案中也有這個罕見的標記，還有另外11個與EAR匹配的標記，全都一樣——遺傳距離是0。霍爾斯還從來沒收到過遺傳距離是0的反饋。
他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拿起電話想打給肯·克拉克——薩克拉門托縣警局內他最熟悉的警探，但在撥號前又放下了電話。從薩克拉門托開車到霍爾斯在馬丁內斯（Martinez）的辦公室要一個小時。霍爾斯抓起車鑰匙。
他要去那個地方——36年前，一切開始的地方。
米歇爾始終沒能完成最後的一錘定音——這一錘本可以讓所有參與過調查的人久久為之瘋狂。至於霍爾斯找到的匹配項，其實是鬧了一場烏龍。原來特工處的一名退休探員和一位名叫拉斯·歐亞瑟（RussOase）的業餘偵探都曾匿名將EAR的標記上傳到霍爾斯搜索的數據庫，所以，保羅·霍爾斯找到的匹配項，其實是那兩人上傳的DNA檔案，DNA的來源都是EAR，所謂的匹配不過是EAR在和自己照鏡子。
米歇爾認為，DNA是讓大家走出金州殺人魔[116]迷宮的最佳工具。在美國，僅有九個州允許在州內數據庫中進行家族DNA測試，加利福尼亞州是其中之一。如果GSK的兄弟明天因重罪被捕，那我們就將看到一個DNA命中項。但數據庫中的數據隻涉及犯過罪的人。
米歇爾曾將凶手的DNA檔案上傳至Ancestry.com的線上YSTAR數據庫，以為自己可能找到了他（經翻譯的網站截圖見圖6）。
快速瞥過結果列表最開始的一行，似乎是有那麽些希望。從對勾的數量上看，最上方的名字有許多命中項（我們隱去了所有名字）。這個名字的姓氏非常罕見，僅有少數美國人和英格蘭人使用。名字旁的MRCA是“最近期共同祖先”的縮寫，數字是幾代人的意思，即你需要在家譜中回溯幾代人才有50%的可能與此人擁有共同的祖先。據估算，最上方的名字與米歇爾（此處指代凶手的DNA）[117]之間的MRCA值為11代（50%的可能性）。
把結果分享給保羅·霍爾斯和其他專家，米歇爾就會發現，這份結果的意義沒有她一開始想的那麽大。11代意味著你要追溯此人家中330年的曆史，即便追溯了，你也隻有50%的可能找到他。
要用這些結果找到對的人顯然是不合適的。
科琳·菲茨帕特裏克是米歇爾谘詢過的專家之一，他是幫人尋找親生父母的法醫係譜學家——也曾協助解決過一些重案要案，包括協助逮捕在菲尼克斯（Phoenix）臭名昭著的運河殺手（CanalKiller）。菲茨帕特裏克也確實寫過關於法醫係譜學的書[118]，他曾與米歇爾通話數小時——許多時候還在淩晨——討論各種利用家譜找到GSK的方法。
圖6
米歇爾過世後，科琳告訴比利，盡管我們沒能通過上述數據對比找到可用的家譜，但也確實發現了線索：
“就算你得到的Y匹配項與凶手的遺傳距離很遠，但如果這些匹配項都有相同的姓氏，那這就很可能是凶手的姓氏，凶手和那些匹配項一樣，屬於同一個大家族（祖籍相同），可能在許多代之前擁有相同的祖先。但在EAR的情況中，結果列表中的名字姓氏都不同，也就無從追溯。有時候，這些名字的‘特色’也能讓你了解凶手的種族淵源。如果結果列表中全是愛爾蘭姓氏，那凶手很可能就是愛爾蘭人。我調查運河謀殺案時，就是用的這個方法，我不止發現運河殺手姓米勒（Miller），而且還告訴菲尼克斯警方，他是一個有愛爾蘭血統的米勒。幾周後，他們逮到了布賴恩·帕特裏克·米勒（BryanPatrickMiller）。這就是為什麽我說，EAR有德國姓氏，但他來自英國，這是我在為米歇爾做測試時發現的那些名字的‘特色’。”
一切都要看用來比對樣本的數據庫有多大。時間來到2016年，許多公司都推出了檢驗DNA檔案的服務，且會將檔案加入快速擴張的數據庫中。這些公司進行的都是常染色體DNA測試。隻需約100美元和一點點你的唾液，這些公司就能生成你的DNA檔案，順便還幫你了解自己未來是否會患阿爾茲海默症、自己眼睛出現某種顏色的概率有多大。被收養人和單身母親養大的孩子也能用到這類測試，他們通過測試結果可以找到過去不認識的堂親或表親，由此找到自己的生父，並了解其他與他們身份有關的信息。就算你一開始沒有找到命中項，也仍然有希望。如果有新的家庭成員上傳了他們的DNA，這些公司就會發郵件通知你。最近，比利就收到了來自23andMe題為“你有新的DNA親屬”的郵件，幾年前他上傳過自己的DNA。“過去90天，51位與你擁有相似DNA的人加入了DNA親屬庫。”這些測試不止與父係血統有關，而是與每個人都有關。
最重要的是，這些數據庫十分龐大——23andMe有150萬份檔案，Ancestry則有250萬份。
如果執法機關能將犯罪現場的DNA輸入這些數據庫，通過數據庫中犯人的表親找到正確的調查方向，那會有多少謀殺案、強奸案及其他暴力案件得到解決？遺憾的是，沒有一家公司會和執法機關合作，因為這涉及隱私問題，也觸犯公司的服務條款。
這個謎題的答案，很可能就藏在23andMe和Ancestry.com的數據庫中。一想到這件事，米歇爾就徹夜難眠。
如果我們能把凶手真實的基因材料提交至其中一個數據庫，而不隻是提交一些標記，那找到他的二代或三代表親或堂親的概率就變得很大，調查員將能通過這個表親或堂親摸到凶手的真實身份。
所以說，答案很可能就在這扇緊鎖的門後——這扇為隱私問題和非法搜查扣押問題緊鎖的門。
米歇爾也想過如何將凶手的DNA上傳至這些快速擴張的商業數據庫，她應該可以避開服務條款。但要把DNA輸入數據庫，那些公司就會寄來一根收集唾液用的圓管，讓你寄回給他們。米歇爾沒有凶手的唾液，甚至連一個拭子都沒有。她有的，是紙上的檔案。不過，據比利的一位科學家朋友表示，還是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但總會有看不過眼的人談起隱私問題，談起企業的使用條款和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他們還會引用《侏羅紀公園》（JurassicPark）裏傑夫·高布倫（JeffGoldBlum）所飾伊恩·馬爾科姆（IanMalcolm）的一句經典台詞：“你們科學家總是一門心思想能不能做，從不靜下來想想該不該做。”
米歇爾與在職和退休的調查員都建立了聯絡，並且他們的關係已經進化到了可以公開交換情報的地步。她就如同名譽調查員一般，她的精力與洞察力為進展緩慢的案件調查又注入了新的活力。她將我們的發現連同“總清單”一起分享給了那些在職調查員。
官方的案件資料還在不斷增加。2016年1月，米歇爾迎來了整個查案過程的**——她與保羅一起拿到了令人震驚的實體資料。他們被領到了奧蘭治縣警局狹窄的儲藏室，那裏存有滿滿65盒EAR相關卷宗。他們竟然得到允許，可以在監督下仔細查看這些卷宗，還可以把想借的部分借走。
這就是“主礦脈”。
他們挑了35個盒子和兩個大物料箱帶回洛杉磯。
米歇爾多考慮了一步。他們不是開一輛車來的，而是一人一輛SUV開到的聖安娜。兩人把盒子整理好，放在手推車上推到了奧蘭治縣警局總部後的裝卸處，把資料塞到了兩輛車裏。幸運的是，副警長從樓裏出來的時候，沒注意到他們的行為，似乎沒明白發生了什麽。他們盡體力之所能以最快速度把盒子搬上了車，生怕奧蘭治縣警局的人改了主意。
回到洛杉磯，他們把盒子搬到了米歇爾家的二樓。這個曾是女兒遊戲室的房間，變成了存放盒子的儲藏室。
他們迅速開始了對這些資料的研究。所有可遇不可求的資料——所有米歇爾還未見過、也太久未見天日的資料——都在這裏了，堆積如山的補充報告也在這裏。這些補充報告是從零散的文件中整理出來的，大概是收進儲藏室就被遺忘在EAR文件櫃後的一疊，沒有用專門的文件夾收納，而這些，才是米歇爾和保羅最想得到的資料。米歇爾和保羅都認為，如果犯人的名字在文件中的某處出現過，那很可能藏在某條邊邊角角的線索中，比如被人淡忘的嫌疑人、為人所忽略的目擊者報告、從未被深究的奇怪車輛，抑或是某個閑逛在附近的可疑人物——雖曾現身，卻也給出了看似合理的理由徘徊在附近。
米歇爾買來兩台大容量數碼掃描儀，兩人便開始對資料進行掃描。其中大部分資料連保羅·霍爾斯、肯·克拉克、埃裏卡·赫奇克拉夫特等現役調查員都沒見過。掃描後，他們就能輕鬆接觸到這些資料，還可檢索其中的內容，不僅如此，因為這些調查員都曾為米歇爾提供過無價的幫助，所以這也給了米歇爾一個機會，報答他們的慷慨與寬宏。
《洛杉磯雜誌》的文章發表後，米歇爾寫過一篇博客，寫到了她從那些安樂椅偵探那兒得到的信件，這些偵探都了解過案情，也都癡迷於破案——盡管有些人隻癡迷了幾個小時。
上周，我收到了許多讀者關於《追隨殺手的腳步》一文的反饋。許多郵件裏都提到了對證據的看法，還有關於如何逮捕金州殺人魔最好的新點子。要知道，金州殺人魔是個無法讓人忘懷的連續暴力罪犯，從1976年到1986年，受其所害的被害人遍布加利福尼亞州。
讀者提到最多的是對地圖的看法，許多讀者都從自己的專業或學術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一位做總承包商的讀者曾經參與規劃“高爾夫社區”，認為這幅地圖像是他負責過的某些社區。他說，那些手繪路徑，像是為高爾夫球車設計的道路。
另一位讀者就地圖上詳細繪製的房產邊界線給出了令人後怕的觀點。他在郵件中寫道，這些邊界線代表圍欄，因為畫圖人要標明他在黑暗中移動時會遇到哪些障礙物。
還有讀者在“看到瘋狂這個詞，我就想到六年級”這篇小作文中找到了線索。她指出，“六年級”的“六”看起來更像“G”[119]，並且“六”前麵的詞顯然是後補上去的，就好像作者回過頭修改過之前寫下的內容，在這位讀者看來，“G”很可能代表作者長大的城鎮名字。也就是說，犯人在一個以“G”開頭的城鎮長大。
這篇小作文詳細描述了作者對其六年級男老師的憎惡之情。不止一位讀者指出，作者寫的老師很可能是小學老師，而在20世紀60年代，六年級男老師並不多見。
另有讀者指出，金州殺人魔早期作案的地點維塞利亞，是附近勒莫爾海軍航空基地（LemooreNavalAirStation）裏許多飛行員住的地方。這位讀者認為，凶手可能是飛行員的孩子，因為該係列案件中的其他幾個案發地距離空軍基地也很近。
這些線索中有一部分可能對描繪凶手形象有幫助，其他一部分則可能與凶手沒有一點關係。這就像你在舊物拍賣中買到的拚圖，其中可能混著其他拚圖裏的20塊碎片。
米歇爾決心調查每一塊碎片，看看它是否屬於這麵拚圖。直至離開人世。
“待辦事項”是她在硬盤裏留下的最後幾個文檔之一——創建於2016年4月18日，她過世的三天前：
·問黛比·多明戈關於手電筒的問題，他們有沒有從別人家拿過手電筒。據她所知，格雷格去過托爾特嗎？
·（某警探）在O/M案（奧弗曼、曼寧案）後因精神原因休假了，雷說過這是他見過的最糟糕的犯罪現場〔出自寫給歐文（Irwin）的郵件〕。為什麽比多明戈、桑切斯案更糟糕？
·問肯·克拉克：馬焦雷案發生時，有沒有關於該案的公開報道或是媒體報道？FBI檢測家族DNA時，本來預計會有200到400個命中項，結果一個命中項也沒出現，這是真的嗎？
·問肯，他說的穿小醜服走在街上的丈夫還是什麽家夥到底是什麽意思。
問題寫了一頁又一頁。我們將在米歇爾的博客“真實犯罪日記”中，嚐試尋找她留下的這些問題的答案。關於這宗案件的討論還在繼續，我們也邀請讀者加入討論，還有數不盡的留言板，在日夜不停地更新關於凶手的新線索和新的破案思路。米歇爾總說，隻要能破案，她不在乎破案的人是誰。
米歇爾對這宗案件造成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用肯·克拉克的話說，她“喚起了人們對凶手的關注，他是美國最不為人知卻最惡貫滿盈的連續罪犯之一。要不是我這些年在查案時親自讀過這些報告，我幾乎無法相信這件事是真的。她專業的調查、對細節的關注，以及對找到真凶的渴望之真摯，讓她得以在調查中求得平衡，既保護了被害一方的隱私，又用一種外人可能會認出真凶的方式曝光凶手。”
“能取得如此多管轄區域中如此多警探的信任實屬不易，”埃裏卡·赫奇克拉夫特告訴我們，“但她努力做到了。你知道，這多虧了她的名譽、她的堅持，還有她對這起案件的關切之心。”
保羅·霍爾斯也這麽認為，他甚至認為，在這起案件中，米歇爾就是他的調查夥伴。“我們一直都保持著聯絡。我發現什麽讓我興奮的東西，就發給她，她也會為之興奮。她研究案情時，發現了可疑的名字就發給我去調查。這起案件像把我們的情緒架在一輛超級過山車上——在軌道高點，你以為自己找到了真凶，內心洶湧澎湃，緊接著一個俯衝，你因為這名嫌疑人的DNA不匹配排除了他。我和米歇爾一起經曆了這些高高低低的情緒起伏。我找到過非常可疑的嫌疑犯，她也找到過，這時候我們就會來回發郵件，激動的情緒便愈演愈烈，不料最後，嫌疑排除，一切戛然而止。
“米歇爾不僅取得了我的信任，還取得了整個特別小組的信任。她證明了自己就是天生的調查員，還用洞察與執著豐富了自己的存在價值。她有深入了解案情的能力，有許多人沒有的洞察天賦，有堅持不懈的精神，也有風趣迷人的性格，集所有這一切於一身，著實令人驚豔。起初，她隻是個局外人，隨著時間的推移，竟成了我們中的一員，我知道在這起案件的調查中，能做到如此的唯有她一人。我想我們這種在私下和公共場合都成為了夥伴的關係，在犯罪調查中確實是絕無僅有的。在這點上，米歇爾堪稱完美。
“周五晚，我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後，下載了那些文件。她仍在幫助我。”
米歇爾在2013年12月寫給編輯的一封郵件中，談到了每個真實犯罪新聞工作者在記述未結案件時都不得不麵對的一個問題：如何結尾？
我對這起案件的偵破仍然持樂觀態度，但也清楚，記述一樁如今尚未結案的案件，挑戰有多大。我在這方麵確實有一個想法。我的那篇雜誌文章發表後，從讀者那裏收到了數不盡的郵件，幾乎每一封都這樣開頭：“你可能想到過這個，但如果沒有，可以考慮（插入某個與調查有關的觀點）。”這些郵件讓我確信，每個人心中都潛伏著一位夏洛克·福爾摩斯，都相信，隻要得到足夠的線索，他們都能解開謎題。如果說記述懸案的挑戰——或者說內在弱點——是案件未結，因而沒有給讀者一個交代，那為何不反過來把它看做一個優點？從過去到最近，我實實在在地留下了幾百頁分析材料——包括地理側寫、對鞋的分析、對案發當周每一日的分析等等。我的想法，就是將其中的一部分寫進書裏，給讀者一個扮演偵探的機會。
直至知其姓名，我們不會停止。我們也在扮演偵探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