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聖馬修大教堂，位於羅得島大道上，是美國首都華盛頓最漂亮的教堂之一。其造型為拉丁十字式，內牆上到處都是微光閃爍的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風格的壁畫，教堂中心頂端高達200英尺的大型銅質穹頂形似一個八麵燈籠。該教堂非常適合華盛頓特區，因為“聖馬修”是公務員的守護神。該教堂的中殿可容納大約1000人，是美國政府高級別政要中的天主教徒舉行葬禮、彌撒和慶典活動的重要場所。

1959年2月11日，星期三，當天早晨天氣非常寒冷，陽光透過半透明的雲石窗戶灑入教堂，靠背長凳上幾乎座無虛席。在場的有兩次世界大戰中的退伍軍人、紐約金融界的頭目、華盛頓電力公司的律師、出版界的大亨、總教區的高級神職人員、喬治城和弗吉尼亞馬場的婦女、五角大樓的高級官員、白宮的代表和間諜——許許多多的間諜。

“野蠻比爾”——威廉·約瑟夫·多諾萬將軍（William Joseph Donovan）的遺體就停放在聖殿中擺放聖餐的白色大理石桌前的棺材裏，棺材上麵覆蓋著美國國旗。殯儀館的人員給他穿上了定製的軍裝，上麵別著一排排軍功綬帶。有篇社論寫道，多諾萬將軍的一生是“中世紀傳奇”的一生：這個愛爾蘭小男孩擺脫了水牛城第一區的貧困，參加了校橄欖球隊，擔任四分衛；與富蘭克林·羅斯福一起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授予英雄榮譽勳章；也曾在華爾街做律師掙得金缽滿滿。在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羅斯福任命其為間諜首領，也就是後來的美國戰略情報局局長。多諾萬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強硬的指揮官贏得了“野蠻比爾”的綽號，他為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組建了一個上萬人的間諜機構，包括準軍事部隊、宣傳員、研究分析師，他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間諜站裏，暗中與軸心國展開鬥爭。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為他單槍匹馬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情報組織，號稱了不起的“野蠻比爾”。

天主教大學的合唱團唱完了歌曲，會場上竊竊私語的聲音也慢慢安靜下來。此時，約翰·卡特賴特（John Cartwright）閣下登上台階，來到了講道台致悼詞，他渾厚洪亮的聲音在教堂的中殿回響：

“今天我們要告別的這位公民和戰士，在許多人的生命中都舉足輕重，到場的人數和人物充分證明了他的重要性。”

艾倫·韋爾什·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坐在前排左側，在其周圍的長凳上坐著的是他的一支秘密特遣隊的軍官們。這位中央情報局局長喜歡故作神秘，即便是顯而易見的小事，他也能表現得令人抓狂。“你隻是問外麵有沒有下雨，他會以嘲諷的方式回答你”，有人這樣說道。但是特工們都很尊敬他，杜勒斯有本事讓所有人都為他冒險，且不顧生死。1959年，他已經蜚聲全球，中央情報局也受到美國人的歡迎，並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中所向披靡的工具。杜勒斯可以拿起電話打給世界各地的領袖和秘密特工頭目，其中許多人與他有多年的私交（盡管如此，在技術層麵，他卻略顯笨拙，總是對防竊聽電話機手柄上的開關感到糾結——因為講話的時候要推上去，然後又要鬆開來聽對方的聲音）。杜勒斯深諳權力之道，他擅長並且也愛玩權力遊戲。一個非常崇拜他的中央情報局分析師撰寫了一首關於這位局長的蹩腳的詩：

杜勒斯先生

他曾穿越海陸空

縱橫五湖四海

他才幹卓著

從華彬的直升機

到三角帆展開的遊艇

他人享樂之時

杜勒斯先生卻在辛勤工作

任勞任怨

在他的旗下大家萬眾一心

無比歡欣，無上驕傲

在朋友們看來，杜勒斯看上去像是英國上層階級寄宿學校的校長。他打著領結，身穿粗花呢運動外套，細細的灰色發絲稍顯淩亂，胡子打理得有型有款，一支煙鬥幾乎整日叼在嘴邊（有時候，人們會懷疑，煙鬥用來裝扮的作用多過吸煙），透過鋼框眼鏡可以看到他灰藍色的眼睛閃爍光芒。杜勒斯講話柔聲細語，讓人忍不住想向他傾訴心聲，他總是爽朗地笑著，偶爾會因特別逗樂的事情而異常熱情，但當他試圖討好一個陌生人或回避他不想回答的問題時，通常都報以“嗬嗬”的笑聲。然而，在這樣一副風度翩翩的紳士麵孔下，隱藏著一個彪悍的對手，一個在網球場上不願意放棄一分的“街角鬥士”，對男人和女人的評估完全看他們是否能被自己所用的頗有心計的人，一個心底內向、總是將深不可測的意圖掩蓋在不露聲色的外表之下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杜勒斯曾是多諾萬麾下的瑞士站站長，同很多人一樣，他與這位將軍的關係非常微妙和複雜。杜勒斯永遠不會公開否認多諾萬是一個傑出的情報員。戰後，多諾萬曾稱讚杜勒斯是他的頂級間諜，而事實正是如此，但多諾萬一直對杜勒斯心存芥蒂，懷疑杜勒斯認為自己可以更好地管理戰略情報局，並且想搶了他的“飯碗”，而事實也是如此。杜勒斯私下對多諾萬的領導手段很是不屑，但事實上，他管理的中央情報局跟多諾萬管理的並無兩樣。像多諾萬一樣，杜勒斯認為，關起門來，謙謙君子也可以幹些令人討厭的勾當，為了更高的事業可以違反道德規範。他為自己的中央情報局招兵買馬，就像當年多諾萬為自己的戰略情報局招徠人才一樣。美國最聰明、最有理想、最愛冒險和充滿自信的男男女女走向世界，他們活動範圍廣闊，從總部到世界各地。像多諾萬一樣，杜勒斯喜歡在現場與他的間諜交換故事，微觀管理他所感興趣的秘密行動，而對那些他不感興趣的行動卻從不上心。他更樂意去執行別人不願接受的秘密任務，即便失敗，也一樣會處變不驚、無所畏懼。杜勒斯還說：“如果某天你因為某件事進展不順利就停止搜集情報，那你將一事無成。”換作是多諾萬也會這麽說。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戰，杜勒斯將那幾年看作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雖然他從未明確聲明過，但他在戰略情報局的經曆徹底塑造了他的性格。

“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占據了很大的篇章，而多諾萬將軍在其中發揮了傑出的作用。他在這個動**不安、令人焦慮的年代為我們所做的貢獻影響深遠……”

與中央情報局特遣隊坐在一起的還有理查德·麥加拉·赫爾姆斯（Richard McGarrah Helms），一個接近中年的情報員，他在情報局的所作所為也值得尊敬。盡管杜勒斯更加重視和欣賞那些勇猛之人，因而使赫爾姆斯顯得默默無聞，但赫爾姆斯出色的行政管理技能使得他與眾不同，杜勒斯評價其能力看似無趣實則非常有用（他常常以此來形容赫爾姆斯）。赫爾姆斯曾在多諾萬的戰略情報局任職，而在中央情報局就是一個純粹的情報交易員，相比在暗處與敵人展開實地較量，他對暗中搜集和保存敵人的秘密更感興趣。與多諾萬和杜勒斯不同，他對那些局長們可能在事後會矢口否認的秘密行動充滿質疑，認為這樣的事情可能引發更大的錯誤。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戰術，如暗殺，讓他猶豫不決。這並非出於道德約束，而是因為他覺得這些伎倆低級且往往無效。

赫爾姆斯總是麵帶著蒙娜麗莎般的微笑，梳著鋥亮的背頭，但他性情冷傲脫俗。他從不輕易交友，即便交朋友也一直很謹慎，也總是很克製，極少放鬆對自己的約束。赫爾姆斯常常對自己的孩子說：“要想搜集信息，最好少說多聽。”中央情報局流傳著許多各色人物的故事，但人們怎麽也想不出關於赫爾姆斯的風流韻事。這個盡善盡美的情報特工，做事一向不留痕跡。男人們得絞盡腦汁尋找關於他的話題，因為大家對他幾乎沒有什麽印象。女人們認為他高大英俊，事實也是如此，但也僅此而已。他討厭引起他人的注意，甚至連親人透露了一丁點兒與其工作有關的細節，也會令他火冒三丈。他會在聚會上翩翩起舞，也很健談，說話風趣迷人，但為了保持頭腦清晰，幾乎每次隻喝一杯馬提尼。他總是第一個打道回府，以便次日上班時精神飽滿。如果在他家裏聚會，快到睡覺時間時，他會下逐客令。

然而，家庭成員可以察覺到他眼中閃爍的光芒。他對家人的調侃欣然接受，並且樂享生活中有趣的嘲弄；他對自己的孩子關懷備至，他們長大成人後可以跟他進行同層麵的交流；在向家人敬酒致辭的時候，他會變得多愁善感，而且淚眼汪汪；他總是親手寫感謝信，並期望得到同樣的反饋；他記憶力驚人，癡迷於在腦海中積累非常細微的事情（比如在聚會上，誰鑲著金牙，誰愛啃指甲）；他的法語和德語都很流利，而且他對報告中的拚寫是否正確和標點符號是否得當都會非常在意。每當讀到《華盛頓郵報》有關情報的報道時，他就會與妻子玩“猜猜看是誰泄露了秘密”的遊戲。他很喜歡看間諜小說，但不喜歡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作品，認為其對間諜職業的描述太過陰暗而顯得憤世嫉俗。

當你仔細觀察時，你會發現赫爾姆斯也有一些非常明顯的個性特征。他幾乎每天都要抽兩包切斯特菲爾德香煙。盡管他在其他方麵非常吝嗇，但在著裝上卻總是很講究——他從華盛頓的路易斯和托馬斯·薩爾茲男裝店購買昂貴的西裝；因為腳偏小且腳窩很深，他專門從倫敦頂級手工鞋鋪——皮爾鞋業定製價值700美元一雙的皮鞋；他的皮帶扣通常係在腰側，而不是正前方；每次出門之前，都會在領帶底部別上領帶針，再將白色手帕整齊地塞入上衣口袋裏；他總是身穿白色長褲，大搖大擺出現在網球場。

與他處理所有事情時的態度一樣，對於年輕時曾任戰略情報局海軍中尉一事，赫爾姆斯的看法客觀淡然，從無懷念之情。他倒是常與社會名人錄中的特立獨行者、厭倦了華爾街想尋求戰鬥的商人在一起，他們被多諾萬將軍稱之為“紳士聯盟”。赫爾姆斯很清楚，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中央情報局很受歡迎。但他認為戰略情報局對“二戰”的結局產生的影響微乎其微。他曾言：“沒有戰略情報局，‘二戰’也能勝利。”赫爾姆斯認為，盡管多諾萬的工作作風稍顯雜亂無章，仍是當之無愧的有遠見卓識的情報界領袖人物。多諾萬將軍把五角大樓和美國人引入了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非常規戰爭。也是在戰略情報局，赫爾姆斯學會了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間諜。

“自他去世之日起，有關他的功績和榮譽的記錄將受到廣泛的關注，並將永遠銘刻於我們的曆史篇章。但是他用以戰鬥、領導、服務和樹立榜樣的生命，現在宣告結束……”

威廉·約瑟夫·凱西（William Joseph Casey）坐在教堂的後麵，中心的聖馬修肖像自高處俯視著他。他悲痛欲絕，如同孝子痛失慈父。對他而言，多諾萬不僅是上司，更是導師。戰爭期間，年僅31歲的凱西就已經在多諾萬的麾下擔任整個歐洲區域的秘密情報主管。兩個人出身背景相似：都是貧窮的愛爾蘭天主教移民的後裔，都曾靠打工讀完法學院。戰爭爆發後，凱西就開始追隨多諾萬的腳步，走上了權力角逐之路，爬上了共和黨政治的階梯，憑借在華爾街賺取的財富來資助其熱衷的國際事務。“二戰”後時隔14年，凱西正如曾經的多諾萬一樣，已經是一個百萬富翁。他對將軍的個人魅力、開拓精神和才能智慧甚是敬佩。在其長島豪宅的書房中，他保存著多諾萬的一個小型銅像和數張照片。戰後，兩人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經常一起在外就餐，通過書信交流對外交政策問題的看法，並一起分享喜愛的圖書。多諾萬看書時會在書上做標記和批注，然後將看過的幾卷書寄給凱西。凱西也會回贈他自己最喜歡的圖書，但卻極少在空白處寫下隻言片語。

凱西沒有耐心對內容進行批注。他曾就如何“省時省力”啃下一本紀實類小說寫了一篇冗長的文章。他習慣從後向前倒著讀書，先通過索引和引用注釋來選擇他認為需要了解的內容，其他則一帶而過。憑借過目不忘的記憶力，他幾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記住那些快速瀏覽過的期刊文章。在會議中，如果下屬們重複數月前已經提交過的冗長的備忘錄內容而浪費了時間時，他會怒不可遏。

凱西留給別人的第一印象總是很糟糕。中年之後更是如此——他身材高大粗壯，雙下巴、厚嘴唇、金魚眼睛，已經禿頂的頭上隻剩幾根灰白的頭發；身上的西裝價格不菲，卻總是皺皺巴巴，領帶經常帶著午餐後留下的汙漬；說話時就像嘴裏含著彈珠一樣嘰裏咕嚕。與他結交的人，要麽成為他終身的朋友，對他崇拜有加，要麽認為他是商場或政治交易中那個詭計多端的操縱者——對他唯恐避之不及。

然而，邋遢的外表下隱藏的是一個雷厲風行的實幹家，他從不會安靜地坐下來，邊品酒邊長時間地交談。他有著近乎貪得無厭的好奇心。即便是與家人到歐洲度假，他都會在車站收攬所有的時刻表，晚上在賓館的房間裏研究，次日一早便對同伴們背誦行程：“如果你在星期二下午2點想從尼斯到阿維尼翁，卻耽誤了火車，那麽想坐下一班的話，就必須在車站等待三個小時。”似乎就沒有他不感興趣的事。對於那些與他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幹的話題，他也會打破砂鍋問到底。一個世交的兒子詹姆斯·朱利記得這麽一件事：有一次，凱西突然出現在一家夜總會，當時朱利的搖滾樂隊正在那裏演出。聽完一組演奏後，凱西徑直走向後台盤問他。“這支樂隊是怎麽工作的？”朱利細數他的問題，接著他問道，“‘你如何得到報酬？你們如何存放樂器？’不到五分鍾，他就將如何打理一支搖滾樂隊了解得比我還清楚了。”

與多諾萬一樣，對凱西而言，在紐約賺得盆滿缽滿遠不及那幾年在戰略情報局的戰鬥來得刺激和有成就感。他也絕沒有料到自己能在而立之年就肩負重任，全權負責將幾十個諜報人員滲透進第三帝國。也是在多諾萬將軍的組織體係中，他結交了一生中最珍視的朋友。在戰略情報局的歲月是他最自豪的時光，也是他人生的巔峰。

“他已從成功的榮光中離去，走向了他最終的審判，最後的榮耀和最終的命運……”

2月8日，多諾萬去世當天，也是越南慶祝農曆新年的第一天。威廉·伊根·科爾比（William Egan Colby）從降落在西貢新山機場的泛美航空客機“同溫層巡航者”（Stratocruiser）上走了下來，火爐般的熱浪撲麵而來。沒一會兒，身上被汗水浸濕又曬幹的西裝、脖頸上紮著的領結、腳上鋥亮的皮鞋讓人更加難以忍受，科爾比完全蔫了下來。但是麵對越南“永遠熾熱的太陽”，他所做出的讓步隻是在踏入越南的當天以及未來的三年中脫掉了外套，其領結從未摘下。妻子芭芭拉就在他後麵，一直在照看他們的孩子，長途飛行令她疲憊不堪。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的一位情報員領著這家人在肮髒破敗的航站樓裏過了海關，把他們安頓在一輛公務車上。科爾比是新上任的美國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的副站長，該站當時僅有一個“40”的編號，主要負責搜集共產主義越南獨立同盟會（越盟）的情報。

汽車在吳廷可公路上飛速向南行駛，芭芭拉和孩子們透過車窗凝視著道路兩旁，一排排肮髒汙穢的棚屋，間或穿插著富人的別墅，別墅四周是用於隔離自己而建造的高牆。在西貢的邊界線，這條路的名字被改為“公理路”，代表著“正義”，沿路出現了更多為富人所建的純白和米白的熱帶住宅。戒備森嚴的住宅讓科爾比想起了他在法國南部看到的別墅，但他隻是匆匆地抬頭瞥了一眼，大腿上冗長的秘密電報此刻不容他分心。剛到機場，他就接到了這一緊急消息，現在不得不麵對他的首次危機——中央情報局安插在諾羅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親王軍隊中的線人遭到逮捕，這位柬埔寨領袖對這個情報機構和美國都大為惱火。

穿過原來的法國總督府（現在是南越鐵腕人物吳庭豔的住所），中央情報局的司機駕車拐進了科爾比新住所的庭院——挺拔的綠樹掩映下是那種天花板極高的法國殖民風格的別墅。走進去，房子裏站滿了雙手合十好像在祈禱一樣鞠著躬的傭人。入口大廳的桌子上擺著另一份電報，那是杜勒斯向所有情報站發出的多諾萬的訃告。

芭芭拉看到一向喜怒不形於色的科爾比此時極度悲傷。在華盛頓踏上飛往東南亞的飛機之前，他們曾去沃爾特裏德陸軍醫療中心探望過多諾萬，離開時極度難過。多諾萬人生中的最後17個月是在醫院裏度過的，他所患的是腦動脈硬化和腦萎縮，一種嚴重的癡呆症。科爾比曾在戰略情報局擔任多諾萬的突擊隊員。多諾萬將軍愛才如命，特別是特種作戰的遊擊隊——像科爾比這樣空降到敵人的領土與納粹鬥爭的人。科爾比從法學院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多諾萬的律師事務所擔任他的助理。多諾萬經常在周末下午邀請他們夫妻二人到紐約看職業橄欖球比賽，並喜歡在各種聚會上與芭芭拉“調情”。科爾比最終煩透了律師行業，加入了美國戰略情報局，並以秘密特工的身份與芭芭拉和孩子們周遊世界。科爾比在海外就職期間，多諾萬偶爾會去拜訪他們，他是科爾比一直夢想成為的那種智勇雙全的“鬥士”。在敵後的時候，作為準軍事部隊的特工與敵人鬥智鬥勇的經曆令科爾比很是振奮。自然而然地，他被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所吸引，他堅信反對共產主義的行為是為著正義而戰的事業。在科爾比進行間諜活動和蓄意破壞的秘密世界裏，那些為人所不齒的肮髒勾當在他的心目中都是純潔無瑕的。

有一次，有人讓他給最好的間諜下定義，科爾比毫不隱晦地說：“神出鬼沒的間諜。”他的形象不怎麽引人注目——個頭不高，角質鏡架的眼鏡後麵，一雙眼睛蒼白呆滯，側分的頭發總是那麽整潔利索。盡管他性格內向，但對身邊的朋友和陌生人卻熱情友好。他一向彬彬有禮，舉止高雅。聚會上，他總是會為別人端酒，幾乎從不酒後失言，也很少動怒。他持重而不輕浮，但不太注重穿著打扮，喜歡在家中修理管道，做點木工活兒。然而，他也擁有屬於自己的“罪惡般的快感”，他喜歡品嚐一瓶上好的“長相思”（白蘇維翁酒），周末開一輛紅色菲亞特跑車，也喜歡駕駛帆船，欣賞漂亮的女人（盡管沒有證據表明他對自己所關注的女人采取過任何行動）。科爾比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英雄若癡若狂，最喜歡的三部電影分別是：《阿拉伯的勞倫斯》（彼德·奧圖飾演他心目中的大英雄 T. E. 勞倫斯）、《桂河大橋》（關於一位英國上校錯位的忠誠）和《第三人》（格雷厄姆·格林所描寫的一個撲朔迷離的故事）。他曾對一個家庭成員說過自己從來沒有做過噩夢——甚至沒有做過一個像樣的夢。

科爾比的兒子們——他總是叫他們“小夥伴”——發現父親內心的動力和勇氣令人生畏。他從不吹噓自己在戰略情報局目睹過的戰鬥，隻有偶爾讓他們知道戰鬥有時會非常緊張。事實上，科爾比曾冷靜地分析過戰爭的危險性，而且非常願意接受自己所做的“風險預期”。他小心翼翼地建立了一堵牆將自己的秘密世界與家人隔離開來。曾在戰略情報局和後來的中央情報局內部共事的同事回憶威廉·科爾比的時候，都把他比作為富有獻身精神的“戰鬥神父”，但同時，他也是一個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的獨行俠。據說曾經有一個針對中央情報局60名退休官員所做的非正式調查，其中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如果你在一個風景優美的荒島上遇險，有充足的食物和白酒，“而且有船隻經過的可能性很大”，你會選擇與誰在一起？答案中，杜勒斯輕鬆贏了科爾比，因為陷入困境時，有杜勒斯做伴會好得多。第二個問題：如果你被困在一個荒蕪的孤島上，既沒有什麽食物也沒有什麽生存的希望，而你非常想逃離，你會選擇和誰在一起？在這個問題上，科爾比卻輕鬆領先杜勒斯，因為他知道如何建造一艘船帶他們離開孤島。一個參與調查的人甚至指出，他一定會確保船足夠大，能容下兩個人。

“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使命，在地球上實現，但卻由上帝為我們計劃，去履行一個人的牧師之職。他能夠很好地服侍上帝，能夠尋求上帝的賞賜。”

盡管他們性情迥異，但艾倫·杜勒斯、理查德·赫爾姆斯、威廉·凱西和威廉·科爾比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很聰明——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是博覽群書的知識分子，有思想、有見地、有好奇心，且都是極富理性的生物，而不是那種隻會長期坐在象牙塔裏自我懷疑和自我反省的人。他們是強大的、堅定的、果斷的、極端自信的實幹家和踐行者。他們相信自己可以創造曆史，而不是讓曆史控製自己。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歸來之後，他們並沒有因其經曆而顯得傷痕累累、**耗盡，反而精力充沛，隨時準備展開下一場戰鬥。戰略情報局一度擾亂了他們的生活，現在又將他們聯係在一起。他們成了多諾萬機構戰後聚會的常客，但很少談及在戰略情報局的經曆，不願意沉湎於過去。他們對未來的興趣總是要遠遠超過對當下正在做的事情或以前做過的事情的興趣。

赫爾姆斯、科爾比、凱西會同此時的杜勒斯一樣，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最終，由於各種爭議“吞噬”了他們的機構，這四個人都將離職。中央情報局組織力量在古巴的豬灣登陸反對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政權行動失敗後，杜勒斯垮台；秘密的忠實守護者赫爾姆斯因為對國會隱瞞中央情報局在智利推翻其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政變中的作用被判有罪；科爾比因為向國會提交了所謂的“家醜”報告，披露了中央情報局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所犯下的罪行（赫爾姆斯對科爾比甚為厭惡，因為科爾比向美國司法部遞交了他作偽證的證據），遭到中央情報局前輩的遺棄而淪落為賤民；凱西幾乎搞垮中央情報局，甚至差點把裏根從總統位置上拉下來，因為他密謀策劃了與伊朗的武器交易，以換取伊朗對貝魯特美國人質事件的支持，並從中賺取回扣，還用這些錢暗中資助尼加拉瓜反叛武裝。

但那都是後話。在1959年2月這個寒冷的早晨，他們的思緒都沉浸在安息聖馬修大教堂的逝者身上，以及他們為他而戰的鬥爭中。

“願他的靈魂在上帝那裏安息。願他所愛之人和為他效力的諸多人在‘諸聖通功’（指所有教會成員在天主聖三的生命和幸福上相互依賴，相互援助——譯者注）中再次認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