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赫爾利懷揣著《共產黨五點建議》，如同懷揣著諾貝爾和平獎，興衝衝登上了延河邊上那架停放了三天的飛機。

情況竟和他的設想吻合得天衣無縫：

憑借這份他和毛澤東已在文本上簽了字的條款，誘使共產黨至少派一個代表前往重慶，以便在那裏開始比較認真的談判；國民黨方麵呢？蔣介石即令不會接受這些條款的全部，至少也會接受足夠的部分以利於促進談判。這就是說，如果由於赫爾利本人的努力，促成了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達成協議，那麽，他將在中國、美國，甚至全世界獲得令人眼紅的榮譽。

而這一切，現在都顯示出極大的可能性。

周恩來，這位共產黨的權威代表，此時正坐在赫爾利的側旁。按照赫爾利天真的功利主義的念頭，機艙裏的這個座位他原本是留給毛澤東的。可是這位共產黨領袖拒絕了赫爾利要他去重慶與蔣介石討論條款的建議。用毛澤東的話說，“現在還不是時候。我們派周恩來去重慶開始同國民黨談判，是因為我們非常認真地看待你的努力。”

對於赫爾利來說，剩下的事情，便是努力去說服蔣介石接受共產黨的建議了。

飛抵重慶，顧不得風塵仆仆，赫爾利從白市驛機場直接驅車去了德安裏。蔣介石拉著他的手，剛剛在客廳的沙發坐定，他就靈感般地開始了他的話題：

“委員長先生，你還記得我去延安之前，去了歌樂山主席官邸嗎？嗯，10月31日，那天是你的生日，所以一進大門我就對你說，‘今天我的壽禮是把美國英俊的將軍魏德邁請到中國來了，他已在上午到達重慶’……”

“記得，記得。我難得有那天那樣高興！”蔣介石笑容滿麵道，“你的壽禮不僅是送給我的，也是送給中國戰區的。也許你還不知道，選擇中國戰區參謀長的時候，我之所以選擇了魏德邁將軍，是因為從開羅開會回來途經加爾各答時我與他見過麵，他對我的尊敬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赫爾利趁熱打鐵道：

“那麽，委員長先生，今天，11月10日，我同樣給你帶回一件禮品。雖然它來自延安，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它同樣會給你留下良好的印象的。”

說到這裏，赫爾利把手伸進西服內袋，魔術般地掏出了《共產黨五點建議》。是的，他在耍魔術。為著給自己留有餘地，他把那份簽著毛澤東和他本人名字的文本鎖進了公文包，此刻掏出來的，不過是抄件而已。

雖然如此，蔣介石過目之際，那愣愣的目光似乎碰到了鋒利的刀刃，非但把他的笑容削了下來，連光滑的額頭也雕刻出道道青筋。

一抬頭，他逼視著赫爾利：

“這是怎麽回事情！將軍，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我？”赫爾利雙目圓睜，滿麵緋紅，“我並不代表國共談判雙方的任何一方，我代表的僅僅是美國總統，以及他的為促成中國問題得以解決的政策。這，難道連委員長先生也表示懷疑麽？”

蔣介石餘怒未息：

“那麽，我問你，條款中的這些話，什麽‘人身不受侵犯的權利’呀，什麽‘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呀，究竟是什麽人寫上去的？因為這不是中國人——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通常使用的句子。除非他學過美國憲法，才可能知道這些東西……”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委員長先生。”

赫爾利冷冷一笑道：

“你根據我們頭碰頭地起草了《協議的基礎》的經驗，現在懷疑我在延安與毛澤東的頭也碰在一起，參與擬定了共產黨的建議。而這兩份文件又是相互抵觸的，由此你開始把仇恨的目光對準我，我的熱情，我的努力，甚至我的人格，我的尊嚴。”

蔣介石搖搖頭，語氣有些緩和：

“我不是這個意思。相反，我相信你的一切。如果說我對美國人確實開始懷疑的話，那麽他們隻是這樣兩個人：去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以及以後去延安的美國駐華使館外交官戴維斯。我懷疑他們已經被共產黨爭取過去，正在共產黨的操縱下，效力於反對國民政府和美國對華政策的陰謀。”

赫爾利微微一愣，但沒有改變話題：

“兩個美國人的事情隨後待查。而共產黨的這份建議，我想現在就能夠聽到委員長先生的意見。當然，五條全部接受是不現實的，那麽一條呢？難道就沒有一條接近你的看法，從而為緊閉的談判之門啟開一道縫隙？”

“縫隙就是漏洞！千裏之堤，毀於一穴。我是不會上共產黨的當的。”蔣介石瞟了一眼赫爾利：“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條款的自身，而在於國共談判之初，究竟誰能夠占據主導地位。你想想，毛澤東為什麽要反對我們提出來的協議基礎，他考慮的也正是這個問題嘛。所以，談判就跟打仗一樣，交手之前，我們必須搶占有利地形……”

“這個我懂。”赫爾利不耐煩地說，“我想請教委員長先生的是，麵對共產黨的建議，國民政府方麵是否可以置之不理？”

蔣介石眯眼笑道：

“理還是要理的，而且方法非常簡單。他們的建議不是帶過來了嗎，我們就在他們的建議的基礎上再提一個我們的建議，然後給他們送過去了事。”

赫爾利顯然被蔣介石近乎輕佻的回答激怒了。他去延安，雖是戴維斯邀請的結果，卻是事前征得了蔣介石的同意的。而那份由他帶回重慶的《共產黨五點建議》遭到斷然拒絕的理由之一，他認定是蔣介石蓄意要使他在共產黨人的眼裏黯然失色。

他想大發其火。

但是忍住了。倘若羅斯福召他回國，結束總統代表的使命，那麽他在離開重慶的時候再找蔣介石算賬不遲。反之，他不準備輕舉妄動，即便不為總統而為個人計，他也不願意去當第二個史迪威。

就在赫爾利要麽咬牙切齒，要麽唉聲歎氣，在兩浮支路招待所整整龜縮了七天之後，他突然接到來自華盛頓的電報：羅斯福正式任命他為美國駐華大使。

這下，赫爾利明白了一切。

被他取而代之的原駐華大使高斯，僅僅因為主張對共產黨實行開放而被蔣介石視作史迪威的同夥。於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高斯的厄運本不在意料之外；然而，作為同一問題的一部分，赫爾利卻從中獲得了明顯的暗示：對於羅斯福來說，他本來似乎已經朝著一項新的政策前進，可航船又改變了方向。對於赫爾利來說，他必須在漸漸疏遠延安的過程中，真正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

蔣介石也似乎明白了一切。

就在赫爾利出任駐華大使的當日，他叫宋子文跑了一趟大使館。沒有鮮花，沒有賀禮，這位外交部長的使命是把《中國政府三點建議》送交到赫爾利的手上。

赫爾利輕聲讀道：

“第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了達到迅速打敗日本的目的，希望有效地統一全中國的軍事力量，期望戰後舉國一致地進行建設，乃同意作為戰時措施，在國民大會召開前，給予共產黨以合法政黨的直接承認，並收編共產黨的正規軍為國家軍隊，在此之後，該軍的薪俸、津貼、武器彈藥及各項補給將獲得同其他部隊同樣的待遇。

“第二，中國共產黨要全力支持國民政府進行的愛國戰爭，並在戰後的建設時期，將其全部軍隊交與國民政府控製，歸全國軍事委員會指揮。

“第三，為共產黨所讚同的國民政府的目的，是實現孫中山的主義，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並將執行旨在促進政府民主進程的進步和發展的政策。政府根據抗戰建國綱要的規定，保障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權，但必須服從有效地進行抗日戰爭的特殊需要。”

赫爾利邊讀邊想，較之共產黨的條款，如果說這份建議不過在某些方麵得到一點微弱的反映，那麽結尾那句用來壓軸的話，則使這份建議的精神受到嚴重的限製，讓它變得沒有一點意義了。

想歸想，說歸說。當宋子文問及對《中國政府三點建議》的意見時，赫爾利竟刷地站起身來，然後振臂高呼道：

“好！好！如此公平合理的條款，這般簡明扼要的語言簡直是一份具有曆史文獻價值的傑作！嗯，部長先生，你知道我現在想起了什麽？我想起了美國的《獨立宣言》……”

“中國現在卻是國共合作、兩黨談判！”宋子文皺著眉頭，沒好氣地說，“正因為這樣，委員長特意要我和你一起認真研究，仔細推敲，萬萬不可信日開河，胡說八道。”

赫爾利坐回沙發，非但沒有臉紅，反而神色莊嚴了。他明白，這是蔣介石對他的考驗，而他下定決心，要在蔣介石的眼裏重新大放異彩。

“部長先生，誠如委員長先生要求我們做到的那樣，從‘認真’與‘仔細’的意義上講，《中國政府三點建議》還是有修改的餘地的。比如第二條，為什麽後麵不能加上一句‘委任共產黨部隊中的某位高級官員為全國軍事委員會成員呢？’我去延安之前，委員長先生給我講過這句話，我去延安以後，把這句話告訴了毛澤東。雖然看來不起作用……”

宋子文忿忿然道：

“你既然知道不起作用，那又把這句話加上去做什麽？”“正是因為不起作用，才更應該加上去呢。”赫爾利一本正經地說，“你想想看，《中國政府三點建議》是如此直接地拒絕了《共產黨五點建議》如果其間連一點調和的東西都沒有，國民政府怎麽能夠向公眾表明談判的誠意呢？而一旦加上這句話，不僅誠意有了，努力有了，較之上次沒有這句話的《協議的基礎》，更是一個令人矚目的進步。”

宋子文眨巴著眼睛道：

“大使先生是否在說，我們修改後的三點建議隻是給老百姓看的，而無須交到共產黨人的手中了？”

“不。如果我們的修改意見能夠得到委員長先生的同意，那麽我主張把正式文本立即交給共產黨人。”赫爾利冷笑道，“老實說，我們要老百姓看的不是《中國政府三點建議》，而是《中國政府三點建議》如何被共產黨人直接地拒絕了的事實！”

宋子文點點頭，忍俊不禁道：

“大使先生，聽了你剛才這番話，我才知道委員長誤解你了。是的，他對我講過，如果說史迪威錯就錯在太了解中國，那麽你呢？錯就錯在太不了解中國。可是，現在依我看來，你的錯誤已經在你的悟性中消失了。這是我需要把它當成好消息向委員長報告的，當然，連同你對我們的三點建議的出色修改。”

“中國有句話：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嘛！”赫爾利又得意起來，“請部長先生轉告委員長先生，並且請他放心，我既然能夠把《共產黨五點建議》帶回來，也就能夠把《中國政府三點建議》送過去……”

宋子文嚇了一跳：

“怎麽，你又要去延安？”赫爾利不敢相瞞：

“不，延安方麵有人在重慶。”“誰？”“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