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人的一生中，四年，也許不算太長的時間。在曆史長河中，四年則更是隻能算作短暫的一瞬。

然而，有的時候，短暫的一瞬卻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輝……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來從桂林飛抵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來到這個深處內地的大城市。一個月後，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

1946年5月3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移駐首都南京，告別了他幾年來生活和戰鬥的主要落腳點陪都重慶。

從1938年底到1946年5月初，也就是在中國抗日戰爭中以重慶為戰時首都（不久又明令定為陪都）到抗戰勝利後還都南京的整個“陪都時期”，周恩來的人生曆程都與重慶緊密聯係在一起。

這中間，除去他幾次離開重慶的較長時間，如1939年2月中旬至5月初（陪送葉挺回皖南新四軍軍部並巡視東南地區有關工作）、1939年6月中旬至1940年5月底（回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赴蘇聯療傷）、1940年7月下旬至8月下旬（回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1943年6月底至1944年11月上旬（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籌備工作和整風學習）、1945年2月中旬至8月底（回延安參加中共中央工作並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等，再除去另一些短期離開重慶的時間，特別是在抗戰勝利後為國共談判而在重慶、延安之間飛來飛去的那些時間，前後總計，周恩來有將近四年的時間住在重慶。

周恩來在重慶的這四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最重要的年代和抗戰勝利後中國麵臨兩種前途抉擇的最關鍵的年代。

重慶，在這期間不僅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指揮中心，而且是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戰後則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前沿陣地，是向全中國、全世界展現中共的理論、路線、政策和共產黨人形象的“窗口”。在這裏，各類矛盾錯綜複雜，統一戰線內部既有團結又有鬥爭，中共每時每刻都處於熱情的關注、嚴格的監督乃至惡意的監視之中……

就是在這個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環境裏，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就是在這個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環境裏，周恩來的偉大精神、卓越才幹、高尚情操和非凡魅力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著名中共黨史專家胡喬木在1988年12月參觀重慶紅岩嘴時，對黨史工作者說了這樣一番話：

“南方局的這部分黨史是很重要的。沒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抗戰時期那麽一種局麵，團結了大後方那麽多的人，把抗戰堅持了下去，還保存了我們黨的一大批精幹力量；沒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後來解放戰爭時期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形成那樣強大的第二條戰線。……沒有南方局在大後方進行的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麵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的周圍，後來我們建立新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格局。”

胡喬木從幾方麵進行分析後，作了這樣一個總結：

“因此，可以說，南方局的統戰工作從一個方麵的意義上講，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在迷霧籠罩的陪都重慶，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正是以這樣具有曆史意義的傑出工作，在各階層人民心目中燃起了一盞耀眼的明燈。

於是，就有許多不脛而走的動人故事流傳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