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父親的微笑

父親的微笑

父親死的太突然，給家人及親朋故友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遺憾。父親開追悼會要張遺照，總希望是正正規規的標準像；卻找不到，結果是從一張風景照中剪裁下來再翻拍放大的父親正仰起麵孔望著藍天白雲，這正是詩人常有的姿態，眉宇間卻有些許憂慮——當時父親作為“走資派”在幹校勞動，尚未獲得“解放”。追悼會上大家都說這張照片好，比在照相館裏正正規規拍的要好。話又得說回來：誰會在活著的時候正正規規去拍張遺照呢？

為了給父親找遺照，全家人發動起來把多少年來的舊照片都翻了一遍，無意中翻出我與父親的一張合影---父親做在一張紅木轉椅中，雙手攏在袖管裏，穿的是一襲中式棉服，戴一頂粗呢羅宋帽（照片是黑白的，但我依稀記得，父親那身棉襖和帽子都是深褐色的），父親的嘴角微微含著一絲笑意，眼皮卻下耷著，是他的麵容顯得有些疲憊和憔悴。而我卻笑得很舒心，坐在父親身後，一手搭在父親肩上，身上裹著棉軍大衣，頭上還戴著棉軍帽，挺英姿勃發的樣子。背景是四幅山水立軸和一隻六七十公分高的紅釉柳葉瓶。

我捧著這張照片一時百感交集，淚如雨下。父親避然去世，我的千百種遺憾中有一條便是懊惱自己犯年來沒想到單獨跟父親拍張照，如今真成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不幸中的僥幸便是找到了這張照片，給我傷痛的心一絲慰藉。

底片卻是無論如何都找不著了，不知是120的還是135的膠片放大了的，肯定不是照相館裏的正規操作，照片邊緣有些模糊，整張照片都是灰灰的，看得出是用過了時的藥水或相紙操作的，於是我便斷定，這張照片一定是叔叔的傑作。叔叔是父親惟一的弟弟，他在上鋼一廠教育科工作，工作之餘的愛好就是替人拍照，但他又出奇地節省，照相機是舊貨店裏淘來的便宜貨，顯影藥水總是舍不得倒掉，用了再用直至顯不出影來，相紙也總是去買邊角料存著，一直存到過了有效期。盡管如此，我們家的大多數照片還都是出自叔叔之手，所以我們家的舊照片大都是灰不溜秋的。於是拿了照片去問叔叔，這是什麽時候拍的你還記得嗎？叔叔舉著照片看了片刻，笑道：“這不就是小鷗頭年從北京探親回來時照的嗎？”經叔叔一提醒，我的記憶便鮮活起來。小鷗是1972年考人總政文工團赴京的，如此算來，這張照片便是攝於1973年的春節期間了。

小鷗是我的妹妹，五姐妹中她居老三。據母親說，小鷗剛出生時漂亮得像個洋娃娃，許多人向母親討這個女娃，說你上麵已有兩個姑娘了，這個就送給我吧。母親當然不肯將親生骨肉送人，父親更是最寵愛她。小鷗七歲那年，父親特意買了架鋼琴送給她，這在二十世紀50年代末還是很稀罕的呢。當時我們家住在瑞金路上的卜鄰公寓裏，對門住著翻譯家傅東華，傅東華的女兒是音樂學院的教師，每天早晚都有流水般的琴聲從他們家裏淌出來。父親便讓小鷗跟著傅家女兒學琴，傅家女兒正好也是排行老三，我們都喊她三娘娘的。小鷗跟三娘娘學了兩年琴便考進了上海音樂學院附小，三年後又進了上海音樂學院附中。

1972年，小鷗從音樂學院附中畢業，當時想要進音樂學院深造那簡直是癡人說夢，父親母親都是“走資派”，這一點就足以判定我們姐妹的命運。一些文藝團體招生也都沒有小鷗的份，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時，適值解放軍總政文工團來上海招生，小鷗抱著一線希望報了名。招生的負責人是位有點年歲的軍人，軍人就是不同凡響，一聽小鷗的父母曾經都是新四軍戰士，一拍大腿說：“什麽走資派不走資派的，新四軍的後代我們部隊不收誰收？”便一錘定音，小鷗做夢似地被總政文工團錄取了。那年我已在安徽黃山茶林場落戶，父母寫信來告訴我這個喜訊，我也是興奮得徹夜難眠。“文革”開始以來由於父親母親的問題，我們早已習慣了周圍人們的白眼和冷淡，然而人世間畢竟有正義在，有真情在。

1973年，春節期間，我和小鷗恐怕是約好了一起回上海探親的。我另外一個妹妹老四小花是在全椒插隊落戶，必定也回來探親的。那時大妹妹小鳳是在紡織廠做擋車女工，小妹妹小燕中學尚未畢業，那一年春節應是全家團聚了，團聚總應該是歡樂的，可是現在怎麽都記不起當時歡樂的情景了。“文革”那段日子留給人的記憶大都是苦澀的，有一年春節，父親關在隔離室裏不能回家；還有一年春節，我是到崇明“五七”幹校探望母親的……1973年這個春節為什麽我說應該是歡樂的呢？其實我僅是從我跟父親的這張照片中我的表情推斷出來的。

照片中的我穿著簇新的棉軍大衣，一手搭著慈愛的父親，笑得很甜很舒心。在大山中苦幹一年，回家來跟父母團聚，看到父親母親身體還算健朗， 自然會很開心，這是一。當時年輕人對參軍都很向往，記得二妹小鳳為了參軍，咬破指頭寫血書要去黑龍江軍墾農場，最終因政審不及格而未被批準。三妹進了總政文工團，我們家出了個軍人，春節前夕，裏委會小組長送來了一張紅彤彤的“光榮人家”的條幅，說是允許我們貼在大門上，這對我們家來說確實是件大喜事呀，這是二。再仔細想想，我是1968年到黃山茶林場去的，至1973年已是四個年頭了，對於農村的辛苦勞作已經習慣，心情已不像剛去時那般陰鬱憂悶，何況那年我已開始嚐試寫作，先是給農場文藝小分隊寫節目，我們農場文藝小分隊的節目還參加了農場局的匯演，如此想來，那一年我回家探親時心情恐怕是會開朗許多的了。姐妹們天各一方，一旦相逢，必定歡喜，有說不完的悄悄話，大家必定輪流著試穿小鷗的棉軍大衣，暫且過一把癮。我想，也許我穿了棉軍大衣，戴了棉軍帽，走到父親跟前，讓父親看看我像不像個軍人。那一刻叔叔肯定也在場，便笑道：來來來，我給你們拍一張。於是便有了這張珍貴的照片。當時為什麽其他妹妹沒有穿上棉軍衣跟父親合影呢？為什麽母親沒加人這張照片呢？大家都記不清了，連叔叔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了。那個想象中應該是歡樂的場景便掩埋在歲月的長河底下了。

然而我是幸運的，偶爾的一張照片留下了我與父親在一起的那個瞬間，而且我臉上的笑容是那樣的滿足，必是我品嚐到了合家團聚的天倫之樂？可是……？為什麽父親的麵容會顯出疲憊和憔悴？或許是五個女兒都聚齊了，嘻嘻哈哈嘰嘰喳喳，鬧得他煩了累了？不，絕不會的。我知道父親是非常愛我們的，奶奶有時埋怨母親隻生女兒不生兒子，父親便會笑道：“五個女兒最好，五朵金花五千金嘛。”早些年，父親很忙，總是外出采訪或到什麽地方去體驗生活，我們很少見到他，“文革”開始後，除了隔離審查和下幹校，他在家的時間反倒多了。有空，他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遊戲聊天，聽我們天南海北地講農村、工廠、部隊和學校裏的種種大道小道新聞。記得他從幹校回來，繪聲繪色地把豬如何吃食如何拉尿如何睡覺的形態描摹給我們看，令我們捧腹大笑（他在幹校的飼養班勞動）；他還用誇張醜化的姿勢將造反派教他們做的“鬥私批修”操演繹出來，嘲問道：“你們也做做看，是否私心就會鬥光啦？”父親是個真正的藝術家，性格熱情純真，他怎麽會厭煩他親愛的女兒們呢？再細細揣摸，父親那一年是53歲，正值壯年，按常理，應是他的思想最成熟，他的藝術生命力最旺盛的時期，而自“文革”以來，他和千千萬萬個藝術工作者一樣被剝奪了創作的權利。那個年代，在所謂的革命風潮脅裹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個人命運像洪水中的一顆泥丸，時而被拋至浪峰頂，時而被沉沒人波穀底，一眨眼或許就被淹沒了！父親心中肯定鬱積著許許多多的憤慈和委屈，以至於在和親愛的女兒們團聚之時都無法將內心的苦楚掩藏得幹淨。看著照片上我的明朗的笑容和父親疲憊的麵容，兩者形成的反差像一把利刃刺痛著我，使我時時地自責：那時的我真是幼稚借懂得可笑，也是二十五六歲的人了，卻一點不體諒大人們的心情，隻顧自己傻大姐似地笑！每次從農場回來探親，總是我羅哆嗦嗦把自己的苦惱和希望說給父親聽，而父親總是用他藝術家詼諧而帶哲理的話語為我寬心，為我出許多點子，鼓勵我在逆境中自尊自愛自立地生活。我總是貪婪地汲取父親對我的關愛，卻不懂得問問父親有些什麽煩惱，說些寬慰的話讓父親的心稍微輕鬆一些，讓父親的麵容稍微舒暢一些。後來，我從農場回到了上海，在機電設計院做描圖工；後來，我結婚了，搬到公婆家去住了；後來，我考上大學了……這一步一步走過的路，父親一直是我的知心朋友和良師。我卻是太自私了，依賴著父親寬厚而有力的肩膀，隻顧著自己向前走啊走啊……突然有一天，父親不堪心理重負地倒下了，再也沒有睜開他慈愛的眼睛，任我們五個女兒喊啞了嗓子，父親他聽不見了。可是在他聽得見的時候，我們卻沒有許多時間來陪他說話，我們總是以自己個人的前程為重，忙東忙西。倘若我們能多抽一點時間回來陪陪父親，跟他談談他的詩歌他的畫畫他的苦惱他的希望，或許，父親的心情會豁朗許多；或許，父親就不會突發腦溢血而過早地離開我們了！

這是我不可饒恕的過錯。

父親，將來有一天，我們在天堂相會，我一定用全部的時間陪著你說話聊天，為你排優解悶，那時我們再拍一張照片，你一定會笑得明朗，笑得舒心的。

1997.8.18追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