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丈夫
寫過這麽多小說，還沒想到過會去寫自己的丈夫。
一天，在《上海文學》工作的小姑楊曉敏從河南回來，拿了瓶杜康酒找我們，說是那裏一位青年作者送給她哥哥的，那位作者的作品我讀過，可又怎能平白受酒？丈夫卻不間緣由早已收下，可見是“好酒之徒”。
曉敏告訴我，他們的刊物想約寫我們的家庭，我的丈夫。我思忖，找人來采訪，東盤西問，會把夫妻間的私事都套得去大做文章，多別扭，還不如自己寫，竟神差鬼使地應了這篇稿。真有些後悔，拿起筆無從落，太熟悉的人反而覺得沒啥好寫。然而是非寫不可的了，為了那遠方的朋友，也為了那杜康酒。
有一天，幾個文友突然上我家吃飯，我愛人開了那瓶杜康酒，大家喝個痛快。他這人從小便這樣， 自家再珍愛的東西也舍得拿出來“共產”，家中的阿婆叫他“憨大”。
他大名叫王毅捷，聽他父親說，這名字是為了悼念兩位烈士而取的，兩位烈士名叫錢毅、胡捷，一個在敵人掃**時被殺害，一個在攻城中被抱火擊中。父親曾作贈兒詩一首，日：“……蘇北敵後賡戰急，攜子漂海歸心切，取名毅捷悼烈士，長大成人要殺敵……”並有小序：深夜憶往事，枕邊作小詩，書寄黃山麓，兒立鬆柏誌。那時，毅捷在黃山茶林場勞動，因為反對過張春橋，屬“內控”對象。他父親在“五七”幹校的牛棚裏，被隔離。即使在那時，他們也能做出這般“豪言壯語”，父子兩代都是理想主義者。
他的小名叫“小胖”，據說小時候壯實得可以，榮獲合肥市兒童健康比賽第一名。可惜我沒眼福觀賞他那時的尊容，隻見過幾張模糊的照片，頭大頭發少，傻愣愣的，一副憨大樣。如何現在就長成一米八○的大個了呢？高大，但並不見胖，頭發竟變得又濃又密。我站在他身邊，隻及他胳肢窩，走在路上，倘若挽著手，熟人便笑話我是吊在他的胳膊上的。幸虧如今時興高跟鞋了，稍稍可以彌補一些這樣的懸殊。
他逢人總說，我和小鷹從搖籃裏就開始談戀愛了，同一個小學，同一個中學，又一同上山下鄉，一同上大學……
說得漂亮，在中學裏你是團幹部、三好學生，青年報上登過大照片，我認識你，你壓根兒不認識我。
下鄉時，你把頭埋在你父親最珍貴的藏書裏，馬、思、列、斯、魯迅全集、普列漢諾夫、費爾巴哈、毛澤東選集……連女友陸華也很少說話，哪兒顧及上我這個“小妹妹”。
陸華她們十一個人在山洪暴發時，搶救木材犧牲，你把陸華和你的通信交給我，隻身跳上木筏，衝出六十多裏，找回了陸華的遺體。你把你喜愛的像章佩在她的身上，卻因此成了“反革命。”他們批判你，我衝上台哭喊，“你們怎麽可以這樣理解他？”就是那時，你還時時躲著我，遠離集體獨自在荒涼的山頂琉伐毛竹林。你遠避我，不和我說話，我又對著你哭喊，“不，我偏要和你說話。”
也許，從那時你才“注意”了我……
陳祖芬寫過一篇關於他的報告文學，《當代青年》，敘述他考大學―研究生―留學生的經過，讀一年半大學他考上了研究生，又一年多，他出國留學，在美國又是一年半獲了碩士學位。有了這般的“三級跳”，許多人認為他是個雄心勃勃的人，其實，他隻是愛讀書，他並沒有很大“野心”，是個普通的人。
最初從農場回上海，他在傳染病院當炊事員，我以為他會怨氣衝天，他卻幹得賣力，樂嗬嗬的。後來又當采樣工，采集水樣每天要走幾十裏路，還別出心裁，怕水樣不全麵，潛到水底取水樣。也許因為這些，他又調到衛生局辦公室，處理群眾來信來訪，他又異想天開地想為民排優解難，認真得近乎迂腐。若不是恢複了高考製度，我想他會在那些信裏埋一輩子的。他終究抵擋不住讀書的吸引力，他考上了上海師院曆史係，隨即又考上了複旦大學曆史係研究生，再後又赴美留學去了。
他在美國讀書，我們曾經通過六次長途電話，三分鍾，三十八元七角人民幣，或者十三美元。愛情比鈔票價值高得多。隔著大洋，時差十幾個小時，有時我下午掛電話，他那兒是半夜裏，話筒裏他的聲音非常清醒。
“喂，把你從夢中吵醒了吧？”我很抱歉。
“哪裏，我還沒睡呢，在做PaPer……”
我這才知道他讀書讀得艱難，每天都要到淩晨二、三點才睡。兩年來，經常的夥食是熟泡麵和三明治。他從美國剛回來的時候，又瘦又黑，簡直比在黃山茶林場砍柴開荒時還蒼老，叫人難以相信他是從被許多人想象成天堂般的美國回來的。
“我在那兒是拚命。”他說。他必須取得最優秀成績以獲得最高助教金，他規定自己要在兩年之內完成學業，結果是花了一年半時間取得碩士學位的。他到餐館裏千了兩個月的零工攢了一些錢，便開始了橫跨北美大陸的旅行。當他返回祖國，走下飛機的時候，已經是身無分文，連貼身穿的短褲汗衫都替換不下來了。我記得他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上街替他買短褲汗衫。不過，他帶回的東西夠多了，有二十八箱書籍，單寄費就花了三百多美元。還有一千多張幻燈片，真實而詳盡地記錄了他在美國的生活和許多有價值的資料。
回國時，過海關，海關檢查人員看看他的護照，問。“回來探親了”
“不，回家了！”
“噢―”非常吃驚，就變得非常友好，行李都不檢查了。 自費留學回國的，很少，很少。
許許多多人說他傻，為什麽不再繼續攻讀博士？為什麽不把小鷹接出去伴讀？為什麽……還要回來？為什麽……？
我知道他這個人，不是傻，也並不是想老婆，我了解他，他是個理想主義者，是個民族自尊心很強的人。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是隨醫療隊第一批趕到唐山的，當時他還在衛生局工作。別的救災隊員十天一輪換，他可是去了三個十天還不回來，我急得睡不著吃不下，生怕他被餘展震死。我急中生智，每天寫一封信去，謊說我得病了，要開刀……他托人帶回一封信，一本正經地批評我“動搖軍心”，說：“唐山人民在流血流淚，你還一直為個人著想，不感到羞恥嗎？”
有時，我和妹妹在一起談天，說起社會上存在的不正之風，常常要發些牢騷。牢騷發得過火了，他聽了就會發怒，會製止我們，會和我們辯論。
“大姐夫，中國共產黨不吸收你加入組織，真是一大損失。”我妹妹常常不無譏諷地說他。
從讀中學起，他前前後後共打過七次入黨報告。
如今，他並不諱言自己對黨組織的向往，然而他並不著急。
他現在在交通大學社會科學及工程係任教，開“當代美國概況”的選修課，他口才好，所以每堂課教室總是擠得滿滿的，加了許多位子，窗台上門口都站滿了人。我去聽過他一堂課，課堂上總是笑聲不斷。有個學生遞條子問：“王老師，你是共產黨員嗎？”
他就讓同學們猜，有一半同學舉手認為他是黨員，有一半同學舉手認為他不是黨員，他回答：“不是。”教室裏揚起一陣掌聲。他接著說：“可是，我打過七份入黨報告！”教室裏頓時爆發出更熱烈更長久的掌聲。
關子這些事我正在構思一篇小說，題目叫“黨外布爾什維克”，我想，我也許能把它寫得布良生動。
他是個隨和而厚道的人，愛說笑話，有點幽默感。我們和他父母住一起，還有弟弟、弟媳、外婆、表姐，是個大家庭。凡有他在場，家庭氣氛總會很熱鬧。當然，他也有和家人爭吵的時候，凡是一時對長輩發了脾氣，過不久他便會去認錯。阿婆總誇他：“小胖跌得倒爬得起。”
他愛管閑事，凡有人求他辦事，他總是盡力而為。我是常常嫌他“殷勤過度”的。自從他留學歸來，我們家便成了“出國留學的谘詢站，。時常有人來找他，同學、親戚，同學的同學、親戚的親戚，打聽如何辦理出國留學手續？到了國外應當注意些什麽？國外人最喜歡什麽小禮品？等等、等等。他是有問必答，有求必應的，這類事占據了他許多時間。
他喜歡買書，我們上街，倘若我要進布店，他說：“我在門口等你。”可一見書店他鑽進去就不肯挪身了，不帶幾本書回來是不肯罷休的。倘若他身上有二十元錢，他就一定把這些錢統統買成書。逼得我不得不控製他的零用錢。他也有對付的辦法，與書店營業員熟了，讓人家把書存著，回家間我要錢，這叫先斬後奏。
他極愛看球賽，無論大球小球，凡球賽都看。看時全神貫注，天塌了也不管。倘若是中國的球隊輸了，他會氣得訓人，睡不著覺，好長時間不跟你說話。
他有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學不會“含蓄”，我常常要提醒他：什麽什麽事不好說給人家聽的。他點頭稱是，然而一出去就忘了，咕嚕咕嚕地兜底翻出來，有得罪人的，也有引起人家猜忌的，他從不後悔，我卻為他操透了心。
別看他到當今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美國去啃過兩年洋麵包，他卻始終有點封建主義的大丈夫派頭，他不讚同我有過多的社交活動，還半真半假地說：“什麽理事？就是幫我理家務事！”
最近，他寫的紀實體小說《信從彼岸來―一個中國學生的留美劄記》在《小說選刊》上轉載了，許多人說：“嗯，寫得比小鷹好！”他不免得意，卻對旁人說：“是小鷹幫我修改的。”
在人前，他希望我表現出對他百依百順的樣子，倘若我當人麵批評他，他會非常生氣以致於和我吵起來。其實，他還是非常愛護我的。有一次，我病了，肚泄，他急得心神不寧，到處找藥給我吃。他拿出一瓶黃澄澄的藥片，說是黃連素，止泄最有效。又是倒水又是遞藥，哄我吃下了。還是泄，又吃了兩片。我隻覺得頭暈目眩，牙關下須都發麻了。他見我神色不對，再細看藥瓶，藥的標簽落在瓶底了，原來那藥不是黃連素，而是顱痛定―一種鎮靜安眠藥，嚇得他魂飛魄散，急忙陪我去掛急診，醫生說了不要緊，藥量還不大，他還是不放心，讓我喝發苦的濃茶解藥性。我對他說：“幸虧我倆感情好，否則人家要當你謀害我呢。”
這就是我的丈夫，一個不稱職的丈夫，卻是一個稱我心的丈夫。也許，我將來會為他也是為我寫一部自傳體的小說的。寫我們自己，也是寫我們這一代人，這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