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第一節課，咱們中國人的課堂表現有多Low 留學夢：衝動？還是走投無路？

我的留學設計最初就是在悖論中打圈圈：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一個一個試驗，又一個一個打消。今天想讀MBA，明天想讀財會。一會兒看看托福，一會兒翻翻雅思。開始信誓旦旦非名校不去，之後處心積慮能出去就行。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大學畢業生，也就是被時代邊緣化的70後族群中的那一夥，趕上了“從包分配向供需雙向選擇”的過渡期。那時候北京的政府機關隻有外地同學會考慮，麵試的名額經常報不滿。

憑借在文科院校中的諸如性別等優勢，我很快擺脫了係裏的內鬥，沒費太大周折，不屑地連續pass掉兩個部委的第二輪麵試後，便鑽進了一家大型國企，並洋洋自得於“自己的選擇”。

但還沒等笑出聲，剛剛興起的市場經濟馬上作用於教育：雖然是最後一屆公費生（每年個人負擔學費500元），但還是在畢業前被母校強行征收了2,000元的莫須有費用，換取了畢業證和學位證。

市場經濟作用於工作的力度同樣不小：很少關心時事的我突然發現，自上而下的國企改革原來是為了“脫困”，我所在的這個著名企業直到2001年才扭虧。“自己的選擇”一樣會“站錯隊”，後來等國企東山再起、日進鬥金的時候，我早已離職了。

從工作伊始就是等待。等待國外出差（補助高），等待晉升，等待漲工資，等待年終獎，等待公派出國學習……想到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六七十年前的荒誕劇如今怕是無人問津了，但人們卻還是每天宿命般地扮演著那個離奇而乏味的角色——迷茫守望者。

偶然瞥了一眼報紙，看到“國內MBA缺口30萬人”的消息。在死水微瀾的境遇中，這條來路不明的資訊竟連帶出留學的念頭，與欲望和衝動產生共振後，信念被放大了，像湖麵上激起的水暈，無限地擴張開去。抉擇的一刹那可能是熱血沸騰，也可能是心如死灰，但抱定的那個信念頗有些“邪念”的味道：功利的世界沒有平凡的位置，功利的人生沒有平淡的理由。

那時的所謂“留學夢”，不過是擺脫國企和體製的替代形式，是衝動，也是走投無路的掙紮。

那時候，我的留學想法是功利的，隻是為了逃離現實。我表現得相當急躁，幾乎有些“不擇手段”——到處谘詢中介（那時的中介沒有現在規範，顧問中的騙子很多，手段也令人發指），道聽途說，比如美國簽證太難，新加坡環境太中國，德國教學太嚴苛……

總之最初我的留學設計最初就是在悖論中打圈圈：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一個一個試驗，又一個一個打消。今天想讀MBA，明天想讀財會。一會兒看看托福，一會兒翻翻雅思。開始信誓旦旦非名校不去，之後處心積慮能出去就行。

無序、困惑到了極點，反而冷靜了許多。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留學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被普遍接受，首要的屏障還是錢。而且那個時候，我完全沒有融資觀念，“借錢”兩個字說不出口，也確實沒地方去借。

家裏自不用說，向銀行借貸，要求是抵押同等金額的房產。我自然是沒錢買房的，盡管那時的商品房價格隻相當於現在的十分之一。跟家裏同住的那50平米房子是父母單位分的，還沒有產權證，抵押不了不說，就算能抵押，基本上也是押上了爹媽的老命。就算他們樂意，我可下不了手。

又是“錢說話”（Money talks!）的邏輯，這是硬道理。心目中的那些耳熟能詳的“名校”很快被“現實”掉了，這樣一來，標準清晰了很多。我很快發現，英國MBA才一年，總價肯定低於之前查過的幾個國家，性價比是最高的。

不過即使如此，把自己的積蓄全算上，也還差好幾萬。當一切矛盾歸於經費問題的時候，我突然從一個北京人，變成了來京務工人員。

背著單位，我幾乎身兼三職。忘不了幫出版社校對英文字典的那兩個月中從辦公室到宿舍之間漆黑的林蔭道，忘不了為寫書撰稿在公共汽車上失神過了站，忘不了業餘教課時滿手的粉筆灰。“瘋狂撈錢”的我終於迎來了一場二十年未遇、持續一周的40度高燒。鏡子中的皺紋刻下了心靈的折痕，昏黑的眼袋儲備了經久的疲勞。

留學對人的鍛造從準備階段就開始了。當自己憧憬並為之鼓吹的理想變成附體的魔咒，此時更需要的是一些偏執。

2002年底，我遞交了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申請。這是個老校，老得讓人有些不敢相信：1451年建立。國內稱得上大學的，無論是京師大學堂（1898年）還是北洋大學（1895年），充其量不過一百年出頭。

教育當然是越老越值錢（當時這種想法非常片麵，但也能自圓其說），而且查過曆史才知道，亞當·斯密竟然是這個學校畢業的，MBA的學費也合適，雅思成績要求不算太高，哪裏找這樣的性價比？

郵寄申請材料的當天，郵箱裏轉發來一條消息：廣州那邊出現了怪病，病人高燒不退，呼吸困難，已經死了100多人。我當時毫不猶豫地把它刪除了，對這種官方以外發布的小道消息，我向來不信，還用瑞星殺了兩遍毒，擔心是“木馬”。

2003年春節過後，北京的氣氛愈發詭異起來。人們開始搶購消毒液、口罩，人大開會期間的新聞發布會證實了廣州出現了罕見病毒SARS（“非典”）。而一個月後，形勢嚴峻到衛生部部長下台，北京的消毒液、口罩已經脫銷，廠家表示要24小時不間斷生產。

單位也開始無限期放假，平時擁擠不堪的街道此時幾乎可以用冷清來形容。那時隻要是高燒就要被送往指定的醫院隔離起來，據說唾液的飛沫都很可能導致傳染，於是出入京城的航班、列車不斷取消，使館的簽證業務也中止了，瘟疫橫行的北京幾乎成了與世隔絕的孤島。

閑在家裏的我，在二十九歲生日前後，收到了格拉斯哥大學的錄取通知，隻能慨歎“人算不如天算”。

歲月又要翻篇兒了。那個孤獨的夜晚，不會喝酒、不會抽煙、不會打麻將、沒有女朋友的我，百無聊賴。

曾仕強教授講《易經》中的“否卦”時，解釋說，“泰卦”變成“否卦”很容易，而從“否卦”到“泰卦”很不容易，必須要“否極泰來”，壞到極點才能有轉機。我的經曆可能應驗了這個乾坤倒轉。

煉獄般挺了兩個月後，北京的危機局麵總算有了轉機，航班和簽證業務也隨之逐漸恢複。我在7月23日拿到了簽證——鬼使神差，若幹年前的這一天，我開始了職場生涯。如今，第一份工作就此結束了，我又重新回爐成了學生。自己的選擇，這一次，沒有絲毫的得意，走一步看一步吧。

坐在BA038航班上，看著空乘手持噴霧劑嫋嫋而過，白霧中消毒液的細小顆粒滴在我的臉上，滴在鄰座的口罩上，滴在一片謹慎呼吸的寂靜中。終於，飛機起飛的轟鳴帶走了所有的失落，一轉頭，不經意間瞥見了窗口那靜靜的藍色，這應該是留學夢的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