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多年以前，我被迫放棄了音樂創作後，便迷上了中國的曆史與文學。在曆史變幻其側的演進中與無數風雲人物沉浮不定的命運麵前，我生出無限感概，也萌發了一股強烈的創作衝動。之所以選擇了“蔣介石和他的密友與歡敵，這個命趁，是因為這些人物的一生，對於我國近現代史的發展演變，有著極為t要的影響。尤其是這套叢書的貫穿人物蔣介石，他的一生幾乎湯蓋了我國近現代史的方方麵麵。不僅如此，在他的身上，還集納若我國幾千年以來的傳統文化―特別是治國平天下的治國之術。因此，我試圖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未用較為靈活的小說體的紀傳文學的形式，學習太史公“以人為史“的手法，在塑造人物的同時，盡可能真實而生動地拐示這段極為複雜的曆史，希冀人們能從中體會到更為豐宮的曆史文化的內酒，而有所感悟。

具體而官，我投入了幾乎十年的時問，是想達到以下三個目的：

其一，蔣介石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始，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由成都飛往合清止，在這二十多年的曆史中，他在軍事、歡治、文化、外交諸方麵一立企圖扮演主者的角色。但是，在這個頗為複雜的曆史舞合上，蔣介石演得是異常艱難的。除去要與中國共產黨角逐天下外，他不僅借要戰勝資深位顯的國民黨黨魁汪精衛、胡漢民等人，還要擊敗擁兵自重的地方實力派張學良、馮玉樣、閣錫山、李宗仁、龍雲、盧漢、劉湘、劉文輝等將領，他們是蔣介石欲要完成剛落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的主要政敵。因此，中國這段曆史，尤其是這段國民黨史，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蔣介石和這些政敵們鬥法的曆史。

中華民族自鵝片戰爭開始，遂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杜會，陷入了多災多難的深淵；辛亥革命之後，中華大地依然處於外郊支持或幹預下的新興軍閥的混戰之申。國家，要統一，人民思盼居安，蔣介石作為一個政治家，自覺或不自覺地意識到了這點，有意地接過孫中山先生的旗幟，采用政洽的、軍事的，成兩者相結合的手段，力圖完成國家一統。件如北伐戰爭，就可說是順應曆史發展的。然而，蔣介石為什麽在戰勝一個個政敵，消滅一個個地方實力派之後，不僅沒有獲得國民的支持，反而成為人民的公敵，最後偏安於台清。隻能在典國炮艦的保護下荀廷殘嘴，企圖t&舊夢呢？這就是我希望能在這套叢書中所場示出的第一個內容。

如果說，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長河中，少的是哲學大師，多的是縱橫家，那末蔣介石耽是一位集大成的縱橫高手。用周恩來同誌的話說：蔣介石“用人的方法是製造矛質，利用矛後，操縱矛質”。例如他在處理與汪精衛的矛盾時，就是先利用很左派汪精衛擊垮國民黨右派元老胡漢民，然後又利用胡漢民迢迫汪精衛拱手讓權，下野出國，從而使他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國民黨最高的軍歡大權。再如蔣介石在發動蔣馮閻大戰的過程中，先利用馮玉樣作壁上觀，取得蔣桂之戰的勝利，繼之策動肺複集、石友三例戈，取得蔣馮之戰的勝利，最後又利用張學良，離問馮玉祥和閣錫山，進而取褥了中原大戰的完全勝利，其運用縱橫之術堪稱登峰造極。而蔣介石的外交策略就更不例外。“九一八加事變之前，他與日、美兩國之間采取的是等距離外交，奉變之後才逐步過渡為聯美杭日，這就是典型的因時而異的遠交近攻的外交手段。在處理與史迪威、陳納德的關係時，則是以夾製夾，從而通迫羅斯福增加軍援，並違心地免去了史迪威戰區參謀長的職務。這也算是蔣介石的傑作。全麵地、實本求是地拐示蔣介石的曆史，使人們能夠曆史地而又形象地認識蔣介石的手段謀略，這是我希望達到的又一目的。

我一向以為一切歡治的和軍事的角逐，其背後大多程度不間地存在著文化的角逐。從傳統文化的視角分析蔣介石和他的密友政敵們也許不僅可以從中看出曆史發展的必然―為什麽中國人民先選擇了蔣介石，隨之又無情地撇棄了他；而且還可能斌予這些影響我國曆史發展的人物以全新的麵貌。這是我希望達到的第三個目的。 因此，我在描寫宋美鈴和蔣介石的時候，耽特別注，從這方麵著筆。宋美讚是一位受教於歐美文化的政治家。正如她自已所說：“我身上恨一可稱是中國的東西是我的麵孔。”而蔣介石不僅麵孔是中國的，他作為歡治家的思想、文化結構、民族意識也都是地道的中國的。在漫長的中國曆史進程中，他們夫妻之間就一定會演出非同常人的戲劇來。同時，在他們夫妻的共同生活中。這兩種對立馮玉樣和蔣介石文化的相互硬扭、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也會給人以啟迪。

寫張學良將軍時，也是如此。張將軍出生在草莽之家，這種馬上英雄的傳奇行為，必然影響他的成長，使他好義樂施，共有板強的個人英雄主義。另外，其父張作霖深知自己文化根基淺，難以成就大業，遂把帝王之業的政治拖負寄托在張學友的身上。因此，他不惜，切，延推名師，按服他的理想立造張學民。結果，張學巨自幼接受傳統文化的落陶，忠君愛國的思想成為他悲劇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張學良成長於封建社會解體，各種西方文化浦入中國的動**時代，又很自然地接受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 因此，當他收到孫中山先生魔對的“天下為公“的吐領，激動不已，終生格守。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他毅然發動了西安事變，把天“彼了一個大窟窿”。這無疑是他悲劇性格的另一麵。在被軟禁之後，煉獄之火把他身上同時並存的兩種文化融為一體，如同風且涅梁一樣，他的思想升華到了更高的境界，既能終生不忘周恩來的友情，也不簡單地嫉恨蔣對他的，管束”，他肴重的是祖國的統一兩岸人民的團泉。

以上是我在寫作這套叢書時心中存有的願望，然麵實現這些願望卻是頗為艱難的。數百萬字寫下來，甘苦自知。誠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史傳文學的自身是有若界定的範躊的，它要求作品既有史傳的價位。又具有文學的品格，追求的是史傳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的完美統一。一般來說，取材於曆史久遠的史傳作品，寫作自由就大些；反之，其寫作自由枕相對小些；如果取材不僅是現當代的，而且傳中的主人公或有爭議，或無定論，它給予作者的自由就更小了。這套叢書的主人公們，大多是國民黨中主要的黨政軍要人，知名度很高，多數雖蓋棺但尚無定論，加之距離今天很近，受到方方麵麵的側約，因而其寫作難度就可想而知了。正因為是在這樣界定的有限的空間進行寫作。這套叢書無貶是有其局限性的，對此，我希望讀者能夠給予理解。

由於文學體裁的不間，其陳述形式也通異。尤其是史傳文學，似乎沒有像其他文學樣式那樣明顯的特征。要想達到曆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的完美統一也更不容舟。我自己是生張文無定法，非驢非馬也不錯的。隻要有助於展現我寫這套叢書的立意，並有助於讀者認識蔣介石等曆史人物一切文學手段―乃至於其他非文學的手段我也都不排斤。比如，既然汪精衛和蔣介石是兩位有爭議的曆史人物，而且在不間曆史時期的曆史作用也不盡相同，這就要求作者必須引用史有定評―或史有爭議的文字，以使讀者能客觀地了解和認識那段曆史和汪、蔣兩位人物。這些原始的史料文字裏然與文學的要求是風馬牛不相及了。結果，這套叢書中就產生了如馮牧同誌所指出的缺點：“在葬重曆史真實的同時，也盡可能尋找藝術真實……，在尋找這兩種真實時的敘述、引用和發揮就顯得不那麽圓滿自如。”到目前為止，我仍無法突破一些曆史的和今天的諸方麵的製約，使作品充分達到史傳文學應有的藝術品格的統一美，這是我感到不無遺錫的。

關於蔣介石等人物的曆史資料浩如煙海，由於歡治上的原因，海峽兩岸對同一題材、同一人物的評價也大相徑庭。好在我不是站在史學家的立場上著史立說，給我運用這些資料帶來了相對的自由。況且史有先例，像《三國演義》那樣，允許作者用自己的觀點去評說曆史和人物，並未因“揚劉抑曹”而影響其本身的價位。

在寫作這套叢書的過程中，我參閱了大量中外有關的專著、史料和回憶文章，還錄了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有的指出引文的出處，有的化入行文之中，這都是應以說明的。在此，謹向所有切助我完成這套叢書的專家、學者、前宋和用友們表示誠攀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