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多年以前，我被迫放棄了音樂創作後，便迷上了中國的曆史與文學。在曆史變幻莫測的演進中與無數風雲人物沉浮不定的命運麵前，我生出無限感慨，也萌發了一股強烈的創作衝動。之所以選擇了”蔣介石和他的密友與政敵”這個命題，是因為這些人物的一生，對於我國近現代史的發展演變，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尤其是這套叢書的貫穿人物蔣介石，他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我國近現代史的方方麵麵。不僅如此，在他的身上，還集納著我國幾千年以來的傳統文化—特別是治國平天下的治國之術。因此，我試圖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采用較為靈活的小說體的記傳文學的形式，學習太史公”以人為史”的手法，在塑造人物的同時，盡可能真實而生動地揭示這段極為複雜的曆史，希冀人們能從中體會到更為豐富的曆史文化的內涵，而有所感悟。

具體而言，我投了幾乎十年的時間，是想達到以下三個目的。

其一，蔣介石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始，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由成都飛往台灣止在這二十多年的曆史中，他在軍事、政治、文化、外交諸方麵，一直企圖扮演主宰耆的角色。但是，在這個頗為複雜的曆史舞台上，蔣介石演得是異常艱難的。除去要與中國共產黨角逐夭下外，他不僅需要戰勝資深位顯的國民黨黨魁汪精衛、胡漢民等人，還要擊敗擁兵自重的地方實力派張學良、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龍雲、盧漢、劉湘、劉文輝等將領，他們是蔣介石欲要完成”削藩裁軍，一切杈力歸中央”的主要政敵。因此，中國這段曆史，尤其是這段國民黨史，在很大的程庹上，就是蔣介石和這些政敵們鬥法的曆史。

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開始，遂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陷了多災多難的深淵辛亥革命之後，中華大地依然處於外邦支持或千預下的新興軍閥的混戰之中。國家需要統一。人民思盼居安，蔣介石作為一個政治家，自覺或不自覺地意識到了這點，有意地接過孫中山先生的旗幟，采用政治的、軍事的，或兩者相結合的手段，力圖完成國家一統。譬如北伐戰爭，就可說是順應曆史發展的。然而，蔣介石為什麽在戰勝一個個政敵，消滅一個個地方實力派之後，不僅沒有獲得國民的支持，反而成為人民的公敵，最後偏安於台灣，隻能在美國炮艦的保護下苟延殘喘，企圖重溫舊夢呢？這就是我希望能在這套叢書中所揭示出的第一個內容。

如果說，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長河中，少的是哲學大郯，多的是縱橫家，那末蔣介石就是一位集大成的縱橫高手。用周恩來同誌的話說：“介石用人的方法是製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縱矛盾”例如他在處理與汪精衛的矛盾時，就是先利用假左派汪精衛擊垮國民黨右派元老胡漢民，然後又利用胡漢民逼迫汪精衛拱手讓權，下野出國，從而使他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國民黨最高的軍改大權。再如蔣介石在發動蔣馮閻大戰的過程中，先利用馮玉樣作壁上觀，取得蔣桂之戰的勝利，繼之策動韓複穸、石友三倒戈，取得蔣馮之戰的勝利，最後又利用張學良，離間馮玉祥和閻錫山，進而取得了中原大戰的完全勝利，其運用縱橫之術堪稱登峰造極。而蔣介石的外交策略就更不例外。”九一八”事變之前，他與日、美兩國之間采取的是等距離外交。事變之後才逐步過渡為聯美抗日，這就是典型的因時而異的遠交近攻的外交手段。在處理與史迪威、陳納德的關係時，則是以夷製夷，從而逼迫羅斯福增加軍援，並違心地免去了史迪威戰區參謀長的職務。這也算是蔣介石的傑作。全麵地、實事求事地揭示蔣介石的曆史使人們能夠曆史地而又形象地認識蔣介石的手段謀略，這是我希望達到的又一目的。

我一向以為，一切政治的和軍事的角逐，其背後大多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文化的角逐。從傳統文化的視角分析蔣介石和他的密友政敵們也許不僅可以從中看出曆史發展的必然——為什麽中國人民先選擇了蔣介石，隨之又無情地拋棄了他；而且還可能賦予這些彩響我國曆史發展的人物以全新的麵貌。這是我希望達到的第三個目的。因此，我在描寫宋美齡和蔣介石的時候，就特別注重從這方麵著筆。宋美齡是一位受教於歐美文化的政治家。正如她自己所說：“我身上唯一可稱是中國的東西是我的麵孔。”而蔣介石不僅麵孔是中國的，他作為政治家的思想、文化結構、民族意識也都是地道的中國的。在漫長的中國曆史進程中，他們夫妻之間就一定會演出非同常人的戲劇來。同時，在他們夫妻的共同生活中，這兩種對立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也會給人以啟迪。

寫張學良將軍時。也是如此。張將軍出生在草莽之家，這種馬上英雄的傳奇行為，必然影響他的成長，使他好義樂施，具有極強的個人英雄主義。另外，其父張作霖深知自己文化根基淺，難以成就大業，遂把帝王之業的政治抱負寄托在張學良的身上。因此，他不惜一切，延欖名師，按照他的理想塑造張學良。結果，張學良自幼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忠君愛國的思想成為他悲劇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張學良成長於封建社解體，各種西方文化湧中國的動**時代，又很自然地接受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因此，當他收到孫中山先生題贈的”天下封公”的匾額，激動不已，終生恪守。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他毅然發動了西安事變，把天”捅了一個大窟窿”這無疑是他悲劇性格的另一麵。在被軟禁之後，煉獄之火把他身上同時並存的兩種文化融為一體，如同鳳凰涅盤一樣，他的思想升華到了更高的境界。既能生不忘周恩來的友情、也不簡單地忌恨蔣對他的”管束”他看重的是祖國的統一，兩岸人民的團聚。

以上是我在寫作這套叢書時心中存有的願望，然而實現這些願望卻是頗為艱難的。數百萬字寫下來，甘苦自知。誠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史傳文學的自身是有著界定的範疇的。它要求作品既有史傳的價值，又具有文學的品格，追求的是史傳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的完美統一。一般來說，取材於曆史久遠的史傳作品，寫作自由就大些；反之，其寫作自由就相對小些；如果取材不僅是現當代的，而且傳中的主人公或有爭議，或無定論，它給予作者的自由就更小了。這套叢書的主人公們，大多是國民黨中主要的黨政軍要人，知名度很高，多數雖蓋棺但尚無定論，加之距離今天很近，受到方方麵麵的製約，因而其寫作難度就可想而知了。正因為是在這樣界定的有限的空間進行寫作，這套叢書無疑是有其笱限性的。對此，我希望讀者能夠給予理解。

由於文學體裁的不同，其陳述形式也迥異。尤其是史傳文學，似乎沒有像其他文學樣式那樣明顯的特征。要想達到曆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的完美統一也更不容易。我自己是主張文無定法，非驢非馬也不錯的。隻要有助於展現我寫這套叢書的立意，並有助於讀者認識蔣介石等曆史人物。一切文學手段一乃至於其他非文學的手段我也都不排斥。比如，既然汪精衛和蔣介石是兩位有爭議的曆史人物，而且在不同曆史時期的曆史作用等也不盡相同，這就要求作者必須引用史有定評一一或史有爭議的文字。以使讀者能客觀地了解和認識那段曆史和汪、蔣兩個人物。這些原始的史料文字顯然與文學的要求是風馬牛不相及了。紹果。這套叢書中就產生了如馮牧同誌所指出的缺點：“在尊重曆史真實的同時，也盡可能尋找藝術真實……在尋找這兩祌真實時的敘述、引用和發揮就顯得不那麽圓滿自如。到目前為止，我仍無法突破一些曆史的和今天的諸方麵的製約，使作品充分達到史傳文學應有的藝術品格的統一美這是我感到不無遺憾的。

關於蔣介石等人物的曆史資料浩如煙海，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海坎兩岸對同一題材、同一人物的評價也大相徑庭。好在我不是站在史學家的立場上著史立說、給我運用這些資料帶來了相對的自由，況且史有先例。像《三國演義》那樣，允許作者用自己的觀點去評說曆史和人物，並未因”揚劉抑曹”而影響其本身的價值。

在寫作這套叢書的過程中，我參閱了大量中外有關的專著、史料和回憶文童，還錄了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有的指出引文的出處，有的化行文之中，這都是應以說明的。在此，謹向所有幫助我完成這套叢書的專家、學者、前輩和朋友們表示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