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毛澤東對於李宗仁與蔣介石的暗中鬥法了如指掌！就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抵達北平的第三天——二月十五日，毛澤東公開發表了《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麽還要空喊“全麵和平”》的評論。該文指出：“國民黨反動派從今年一月一日開始搬起的一塊名叫‘和平攻勢’的石頭，是原想用來打擊中國人民的，現在是打在他們自己的腳上了。”雖然國民黨已經沒有一個“全麵”的“政府”，“但是國民黨死硬派卻在反對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謂‘全麵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戰；他們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動蔓延起來，至於不可收拾。”
翌日——二月十六日，毛澤東又發表了《國民黨反動派“由呼籲和平”變為呼籲戰爭》的評論。該評論針對國民黨死硬派所謂“政府與其無條件投降，不如作戰到底”之類的叫嚷，嚴正指出：“這些口口聲聲‘以拯救人民為前提’的人們，在自己‘呼籲和平’幾個星期之後，又不再是‘呼籲和平’，而是呼籲戰爭了。”國民黨死硬派“堅決地反對人民，站在人民的頭上橫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寶塔的尖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幾天就會從寶塔尖上跌下去，一個人民的中國就要出現了。”
時人以及後人一看便知：第一篇評論文章——《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麽還要空喊“全麵和平”》主要是戳穿以李宗仁為代表的假和平的本質；第二篇評論文章——《國民黨反動派“由呼籲和平”變為呼籲戰爭》，主要是揭露以蔣介石為首的軍事集團，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動本質。一篇打在李宗仁的心上，一篇打在蔣介石的身上，對全國人民認清李宗仁、蔣介石的反動本質而言，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伴隨著李宗仁高喊重開和談的同時，上海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也開始向共產黨放出試探性的氣球。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國輪船業聯合會董事長杜月笙、上海市輪船業公會理事長魏文瀚，於二月七日聯名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擬派船行駛華北並派人前來接洽有關的事宜。對此，毛澤東了若在心，就在二月十三日江庸在機場答記者問“已受郵局委托，與共方解決華北與華南通郵問題”之後，遂以他和周恩來的名義起草了回電。略謂；
恢複華北、上海間航運，以利生產之發展，極為必要。大上海、唐山兩輪北駛，並派員至華北接洽，極表歡迎。此間已囑北平葉劍英市長、天津黃敬市長準備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號駛抵塘沽，係屬臨時性質，並非事前洽定。所謂華中、華南中國船舶開往華北口岸，將不許其駛返原地，純屬報紙造謠，流言止於智者，先生等不應置信。
與此同時，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並轉唐山市委並告總前委、華北局、北平市委電，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電毛、周稱，擬派船行駛華北並派員接洽，同時與開灤礦局洽妥以煤十萬噸南運俾交換麵粉三十萬噸，由大上海、唐山兩輪往返分運，並隨帶郵件。另據中央社十一日稱，魏文瀚等此次隨大上海輪北上，洽商華北通商事宜。進而又指示：“恢複華北、上海間船運極為重要，大上海輪到後你們應妥為辦理這批生意，對魏文瀚等來訪應予接待，並與洽商恢複船運事宜。”
毛澤東由處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聯想到了戰亂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對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國統區的各類資產階級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給彭真、葉劍英等複電：
為了（一）恢複南北商業聯係，發展生產；（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資產階級了解我黨的政策措施，便利我們在占領南方各大城市時孤立國民黨，順利地接收、管理和發展大城市的生產；（三）使輪船、飛機、郵政、電報從國民黨手中轉入我們手中等項目的，我們對於不論何種輪船業、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應當允許其先在平、津、秦皇島恢複通航。北平電信局未停，天津電信局亦應準備恢複通電。平、津與南方郵務交通亦應恢複，銀行、錢莊、郵局及商家的匯兌，亦應恢複。在通船、通航、通郵、通電、通匯之後，我們的檢查，不可過嚴……你們對於南北通船、通航、通郵、通電、通匯諸事，應當看做一件大事去做，而不應當采取消極態度。
毛澤東以上的指示，無論是對南北兩地人民恢複正常的生活，還是對南方資產階級開展所謂業務，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澤東為了進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國民黨反動陣營，他還親自給潘漢年發去密電，指示戰鬥在敵人心髒中的同誌：“你可以和左恭、鍾天心見麵，告訴左、鍾，戰爭罪犯隻有蔣介石及其死黨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們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孫科、薛嶽、餘漢謀、張發奎等在內，隻要他們在將來某種緊張時機能夠站在有利於人民事業的方麵，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願受中共領導，則他們過去的罪惡行為可能取得人民的諒解而予以赦免，並給以新的出路。你應乘此時機抓緊對孫科、薛嶽、餘漢謀等人的工作。”
雖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是李宗仁一手組成的，但是選誰充任代表團成員則是得到毛澤東認同的。另外，由於中共派駐上海，以及潛伏在桂係中的同誌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澤東隨時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況。為此，毛澤東審閱、修訂中共中央關於對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等談話方針問題給葉劍英並告林彪等人的電報時指出：
招待要周到，談話要懇切。談話以葉劍英負主責。林彪、羅榮桓、董必武、聶榮臻等四人都應和他們見麵。……如他們願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談話，你們應允許和介紹……傅作義、鄧寶珊和他們見麵，應允許。如他們想單獨談，不願我們的人參加，我們亦可不參加……如他們要求到石家莊和中央的人見麵商談，你們應允許轉達中央請求……談話時應強調八條，特別是第一條。
由於毛澤東在審閱、修訂這份文件之前，剛剛處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問題，他為了回應代表團成員江庸提出的通郵等事，遂又在此電的末尾加寫了這段文字：
對南北通船、通航、通郵、通電四事，你們應表示關切。津、滬通船現已開始，北平通電未停，天津亦可恢複通電，平、津民航及通郵，均可考慮恢複。估計彼等對此四事，必感興趣。
毛澤東為什麽選擇葉劍英負責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四位成員呢？首先，葉劍英是北平市市長，理應盡地主之誼；其次，葉劍英早年跟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後在黃埔軍校任教，與邵力子等人熟稔，由他出麵歡宴這四位年長的賢者比較合適。由於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飛機在青島出了點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於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時安抵北平機場。葉劍英等奉命趕到，給予熱情歡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長葉劍英、副市長徐冰到六國飯店拜會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江庸及黃啟漢等，相互之間進行了朋友式的交談。是日晚，葉劍英設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全體成員。林彪、羅榮桓、董必武、聶榮臻、陶鑄、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時，應邀出席的還有傅作義、鄧寶珊等起義將領。葉劍英在與顏惠慶等人的談話中，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對和談的誠意，“強調堅持八項條件的必要性，並指出第一條戰爭責任問題必須區分清楚，戰犯名單並非不可改變，並以傅作義為例”。
顏惠慶是我國政壇耆宿。早年留學美國，獲文學學士學位；旋即回國，是清朝第一次應試中的譯科進士。從此步入政壇，官運亨通，自袁世凱的內閣總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總理、外交部長、交通總長以及駐外國大使，他幾乎都任遍了！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中的長者，所以他第一個代表同行者發言，大意謂：“希望不要拿他們做談判代表，他們真心想做共產黨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過急，提出可否將戰犯一條移後一點。”最後，他很坦然地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讓我說句心裏話，中共調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中，章士釗從年齡到社會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從事反清革命，是當時很有些名氣的《蘇報》主筆。但是在這期間，他拒絕參加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後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一度成為北京學生攻擊的重點對象。史家一提到女師大學潮、“三一八”慘案，都少不了要評說章士釗幾句。有意思的是，他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的摯友，同時還幫著毛澤東籌措巨資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灘有名的大律師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說話是頗有些影響的。因此，他接著顏惠慶的話茬引發開來，略謂：“現在是楚漢之爭，桂係正起著當年韓信那樣的作用，韓偏楚則漢不能成功，爭取桂係實屬必要。”接著，他又明裏暗裏告誡中共，“中共的所作所為，不要讓人害怕，不要逼走桂係，更不要逼得美國武裝日本來對付中共，進而引起外國幹涉等等。”
據史記載：毛澤東獲悉他的老鄉章士釗抬高桂係勢力和作用，以及懼怕帝國主義幹涉的想法不以為然，指出他們的“共同立場是使革命帶上溫和色彩”。同時，毛澤東又認為這四位長者的確是很有影響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們的工作對國統區是有很大作用的。為此，他又給葉劍英等同誌發去電文：
（一）如果四人問及李濟深時，可以告訴他們，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來北平。並勸四人多住幾天，待李到了，大家談談。（二）我們的政策是要拉攏李（宗仁）、白（崇禧）、張（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資產階級（顏惠慶、杜月笙等為代表），打擊國民黨死硬派，便利我們向南進軍。但李宗仁在上任後的和平吹噓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蔣介石及CC係的和平攻勢並無區別，故我們必須揭露和回擊。此種和平攻勢，今後還是一樣，不管什麽人，隻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勢，我們必須回擊並粉碎之。但最近時期李、白等人的態度好了一點，我們亦可以考慮對他們緩和一點。但必要的批評還是不可少的，李、白還是應當列在戰犯名單之內。一則因為桂係是堅決地參加了內戰的，不列李、白顯得不公道；二則列了李、白並不妨礙和談，不列李、白則李、白反不便於應付蔣黨。
葉劍英遵照毛澤東的上述指示，分別和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進行個別談話。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飯店舉行盛大宴會，歡迎南來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葉劍英市長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略謂：“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這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實現這一偉大目標，基本上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裝力量，粉碎負隅頑抗的反動軍隊，掃除和平民主統一的障礙，在這方麵，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具有足夠的力量……另一種是北平方式，就是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問題……從我們的願望來說，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減少人民的損失，但這取決於國民黨是否以民族利益為重，以人民利益為重，改弦易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義將軍能做到的事，別人也應該能做得到。”
接著，邵力子先生被請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上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見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礙得以掃除。我此來不能代表任何方麵，唯江南人民切盼和平，並且寧選北平式的和平，不選天津式的和平。一周來在平觀光，覺得很好。這種力量，工作長久下去，一定成績可觀。”
在這緊張的會談期間，四位老人都提出拜見毛澤東主席的願望。對此，毛澤東當即答複：歡迎他們來談，時間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同時，他還致電葉劍英市長：歡迎傅作義、鄧寶珊和顏、邵、章、江一道來此一談。就這樣，他們在劉仲華的陪同下於二十二日飛抵石家莊，並隨即乘車前往中共中央駐地平山縣西柏坡，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熱烈歡迎。
毛澤東深受古國文明的影響，向以尊老敬賢為美德。因此，他首先看望了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並和他們上下五千年，縱橫八千裏，洋洋灑灑地談了兩個多小時。最後，他又很是實在地說道：“你們幾位老人為了國家統一、和平而來，我首先代表共產黨感謝你們。其次，我們的答複是肯定的：共產黨一向是愛好和平的，什麽事盡可商量，隻是重開和談的時間、地點、人選值得考慮。再其次，說到南北通航、通郵、通電等具體事項，那是沒有問題的。你們四位老人有什麽需要我答複的，盡管提問。”
顏惠慶一生不知出席過多少次各類名目的會談，但從未像今天這樣愉悅。當他想到此行的目的，遂又客氣地問道：“我們雖然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但畢竟是受李代總統所委托，回去後應當向他有個交代吧？”
“你們可以明確地告訴李宗仁先生：我們同意與他的政府談判，但必須以我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同時，還可以告訴他：要當機立斷，速議速決，留給他的時間是有限的。”毛澤東講話的分量是很重的，但他的語氣卻是和緩的。
“潤之，”章士釗是毛澤東的老鄉長、老熟人，故直呼名字問道，“可否根據你的講話精神，共同整理一份雙方認同的材料呢？”
“可以，可以。”毛澤東邊說邊指著邵力子說道，“行嚴老，您和邵老都是老報人，又都是行文高手，我看先由四老討論，然後由您二人代勞。最後，我過過目就行了。”
“我看就由行嚴老一人執筆，我可以充任敲邊鼓的角色。”邵力子客氣地說道。
就這樣，由章士釗執筆起草了一份協議要點，經討論，遂達成如下這八點秘密協定：
（一）談判以中共與南京政府各派同數代表為之，地點在石家莊或北平；（二）談判方式取絕對秘密及速議速決；（三）談判以中共所提八條為基礎；（四）談判協議發表後，南京政府團結力量與中共共同克服可能發生之困難；（五）迅速召集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參加新政協及參加新政府之人選，由中共（包含民主人士）與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業按照原來環境，依據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實施；（八）有步驟地解決土地問題，一般先進行減租減息，後行分配土地。
據史記載，毛澤東在會見顏惠慶等四位老人之後，又在劉仲華的陪同下單獨拜見了章士釗先生。那天，章士釗分外高興，請毛澤東上座。毛澤東執意不就，並以章士釗是自己的老鄉長，又對中國共產黨有過大恩大德等為由，請章士釗上座。接著，毛澤東又笑著對劉仲華說道：“仲華同誌，你當年的大媒人——任弼時同誌在等你。趁著我和行嚴老談話的時機，你也去會會老上司吧！”劉仲華很是高興地告辭離去。
章士釗一聽毛澤東說話的內容，頓感大為驚詫；但是，他轉念一想，毛澤東把他當做自己人，遂又感到欣慰。他望著走去的劉仲華的背景，難以置信地問道，“潤之，這位李宗仁的高參是你們的人？”
毛澤東聞聲笑了，接著又說：“行嚴老，您知道嗎？您的老朋友，我的另一位老鄉長楊度先生也是我們的人。”
章士釗聽後隻有下意識地感歎“老蔣豈能不敗”！但是，在毛澤東看來，“老蔣是敗定了，但天下還不能說就是我們的”。他正是出於這種原因，想請老鄉長章士釗為共產黨得天下幫個忙。
“行嚴老，您是上海聞人杜月笙府上的客卿，他曆來對你是很尊重的。回去後，可以告訴他：上海解放以後，隻要他和他們的青幫弟子站在人民一邊，我們是歡迎的。”
章士釗是浮遊宦海的老人了，一聽就知道毛澤東已經在考慮解放上海之後，如何妥善地處理黑社會的事情了。為此，他當即答說：“我一定盡力而為之！”
誠如前文所述：在毛澤東的戰略棋盤上，他預伏了一枚很重要的棋子，那就是爭取湖南政壇耆宿程潛起義。在他看來，如果能把桂係分化出來，使之走傅作義的道路，那麽駐節武漢的白崇禧就很自然地把湖南、廣西連成一片，斷掉了蔣介石退守大西南的退路；如果白崇禧冥頑不化，堅拒解放軍在湖北一線渡江南下，隻要程潛能在湖南率部起義，那麽就會構成對桂係退守廣西的威脅。所以，他對章士釗說道：“我深知行嚴老和湖南家鄉的父母官程潛老是多年的好友，請代我轉告他：為家鄉和平解放多做些工作。”
對此，章士釗心裏是有數的。他不僅欣然同意，而且還明確告知：“我想程頌雲是會按照你說的辦的。”
“另外，我再告訴您一個消息，”毛澤東有意停頓一下，“你的老朋友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等幾十位誌士仁人，已經到達了北平。回去後，可以多聽聽他們的意見。”
顏惠慶等四位為和平奔走的老人，對毛澤東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記憶。事後，他們都在不同的場合說到了對毛澤東的印象。其中，江庸老人還寫了專文記述這次西柏坡之行：
這次談話約一二個小時，毛主席並未說到目前時局，隻是自由自在地漫談，但從漫談中，也很可以窺見毛主席的思想、抱負、學問、性格。我當時忽然聯想到曆史上一個故事，就是馬援從隗囂那邊去見漢光武帝。他一見光武帝，就五體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廓大度。我見到毛主席時，也一樣有此感想。拿此後的事實來證明，對杜聿明、康澤等人既往不咎；起義的傅作義、程潛諸人無不受到重用；從前參與國民黨政權的一些人，因對國家有功，又身居要職；新中國一成立，就擴大統一戰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廣攬各黨各派、無黨派人士來參與政治，其規模之恢廓，豈是漢光武所能比擬。
傅作義到達西柏坡之後，首先會見他的是周恩來。他望著周恩來那熱情洋溢的樣子，十分感動地說：“我戎馬半生，除抗日戰爭外，我是罪惡累累，罪該萬死。今後我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立功贖罪，以求得人民寬恕。”
周恩來通情達理地講了傅作義的曆史功過之後，明確表示歡迎他對自己的態度。接著，他又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我已經和他交談過了，看來情緒還好。”毛澤東聽後很高興，說罷“我去看他”，遂穿上皮大衣，戴了皮帽子，坐上吉普車前往後溝招待所去會見傅作義和鄧寶珊。
毛澤東與鄧寶珊是老相識了，加之北平和平解放的主角是傅作義，因此，此次會見的中心人物自然也是傅作義。毛澤東親切地握住傅作義的手，十分風趣地說：“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麵，清清楚楚，今天我們是姑舅親戚，難舍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碼頭，最後還是你把他甩掉了。”
這是傅作義第一次見毛澤東。過去，他從收聽毛澤東的雄文中經常猜測：毛氏很可能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但是，實出他所料的是，一開口就把他們之間的距離拉得這樣近，遂油然生出一種敬慕感，同時還夾雜有某種愧疚感。但是，當他想到自己的地位時，又負荊請罪似的說：“毛先生，你好，我是四十六名戰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澤東斷然地答說，“謝謝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遠也不會忘掉你的！”
毛澤東這幹脆的回答，打消了傅作義凝聚在心的所有疑慮。接著，毛澤東與傅作義走進會客室，分主賓落座，遂又很隨便地說：“傅將軍不愧是位軍事家。對北平的和平解放當機立斷，決心下得很快，沒有拖泥帶水。傅將軍，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們預料之外，我們本來打算是想讓傅將軍在解放軍攻城時，能夠裏應外合，配合解放軍攻城就可以了。我原來估計中央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而傅將軍不屬於蔣介石的嫡係，我想中央軍可能鬧事，不聽傅將軍指揮。現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況，比我估計的要好得多。”
由此，毛澤東與傅作義進行了無拘無束的交談。在總評和平解放北平的意義的時候，毛澤東講道：“傅將軍，北平和平解放，可以歸納三點好處：第一點，你們準備了幾百萬發炮彈，我們也準備了幾百萬發炮彈，這樣雙方打起來勢必會把北平這個文明古都打得稀爛，北平和平解放沒有打仗，北平城裏那些文物古跡都完整地保存下來了。第二點，你們準備了幾百萬發炮彈，我們也準備了幾百萬發炮彈，雙方要是打起來，北平城裏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就要遭受嚴重損失，北平問題和平解決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完全保住了。第三點，你們準備了幾百萬發炮彈，我們也準備了幾百萬發炮彈，要是雙方硬打，雙方的軍隊就會有很大的傷亡，北平問題和平解決了，雙方的軍隊也都保存下來了，雙方千八百萬發炮彈也全保存下來了。這三點也就是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傅將軍立的三大功勞。”
毛澤東深入淺出，且隻講功勞的談話，的確打動了傅作義的心，使他不能不又想起自己一生走過的路。當他想起那年打下張家口，自己口吐狂言，說“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中共不可能在中國取得勝利，如果中共真的取得了勝利，我甘願給毛澤東當個小小的秘書”以後，更是愧悔難當。故說道：“我從前對毛先生進行過直接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罵毛先生，像我這樣一個舊軍閥，罪惡嚴重的人，實難挽回，實難寬恕。”
周恩來聽罷一笑，從旁解釋道：“過去兩軍對峙，互動幹戈，那是難免的事，現在已經坐到一起來了，這樣就很好嘛。我們的朱總司令和賀龍同誌，在舊軍隊中幹過，現在他們都是我們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作為一段曆史就算過去了。”
“既往不咎嘛，”毛澤東進一步解釋道，“以前，傅將軍的屁股坐在國民黨反動派一邊，打內戰是壞事，這是事實。但是，傅將軍你現在的屁股已經坐到中國人民一邊來了，這是好事。我們歡迎你，人民也歡迎你，你就不必多慮了。”
毛澤東再次打消了傅作義的疑慮。接著，他們又天南海北地縱論天下大事。同時，毛澤東對鄧寶珊在和平解放北平中所起的作用，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當談到對傅作義部隊原有人員的政策時，毛澤東顯得是那樣輕鬆地說：“我俘虜你的人員，都給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見他們。我們準備把他們都送到綏遠去。”
“給我？我怎麽處理？還要送到綏遠去，這是為什麽呢？”傅作義很是不理解地問道。
“國民黨不是一貫宣傳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嗎？”毛澤東沉吟片時又說，“他們到了綏遠，可以現身說法，共產黨對他們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幫助在綏遠的人學習學習，提高認識嘛，這些人我們以後還要用哩！”
傅作義恍然大悟，遂微微地點了點頭。
由此，毛澤東談到了綏遠問題：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問題就好解決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們的起義。最後，他又關切地問到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傅作義願意做什麽工作？對此，傅作義似有所想，他答說：“我想，我不能在軍隊裏工作了，最好讓我回到河套一帶去做點水利建設方麵的工作。”
“你對水利工作感興趣嗎？”毛澤東邊問邊看到傅作義微然點首，遂又說道，“那河套水利工作麵太小了，將來你可以當水利部長嘛，那不是更能發揮作用嗎？軍隊工作你還可以管，我看你還是很有才幹的。”
對此，傅作義還能說些什麽呢？唯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二月二十五日，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以及傅作義、鄧寶珊等人懷著依依惜別之情告別了西柏坡，告別了毛澤東。
毛澤東送走客人之後，周恩來又小聲說道：“主席，陳雲同誌奉命由東北趕到了西柏坡，你什麽時間接見他？”
“我馬上就見他！”毛澤東有些著急地說。
毛澤東為什麽從東北局調陳雲來西柏坡呢？那是因為隨著我黨在軍事上的節節勝利，新老解放區又出現了嚴峻的經濟問題。
自從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之後，蔣介石為了消滅心腹之患共產黨和解放軍，遂發動了大規模的內戰。隨著戰爭不斷的升級，他的軍費開支日益增多，財政赤字越來越大，為了彌補巨額赤字，蔣介石隻有下令他的印鈔廠趕印紙幣。結果，如以抗戰初期的物價為基數，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就上漲了六萬倍。如果再與一九四九年一月的物價相較，那就真的是連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數字了！自然，人民，無論是國統區還是新解放區的人民生活，就更是苦不堪言了！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我們不僅沒收了國民黨官僚資本這個爛攤子，同時也接收了城市中苦不堪言的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們一方麵必須麵對因“長年的戰亂，使得本就不發達的中國疲憊不堪，民不聊生，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的局麵，另一方麵又要解決數以億計的人民的吃飯問題。與此同時，我們龐大的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費用，以及越來越多的脫產幹部的生活費用從何而來呢？主要也是靠發行鈔票來解決。結果，使得國民黨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通貨膨脹不僅沒有得到控製，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怎麽辦呢？毛澤東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要物色一位懂經濟的帥才，統帥全國的經濟工作，以迅速恢複經濟，發展生產。
誰是統帥全國經濟的帥才呢？周恩來向毛澤東推薦了陳雲。
周恩來早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的時候就知道陳雲了。大革命失敗之後，周恩來受命回到上海，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作為分管組織工作的中央常委，自然就十分了解在上海市委工作的陳雲了。那時，為了籌募黨中央的活動經費，陳雲在上海開辦了一些商業機構，他的出色工作受到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表揚。抗戰勝利之後，陳雲來到剛剛光複的東北，他善於理財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並受到黨中央的表揚。
毛澤東與陳雲相識於中央蘇區，在具有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陳雲投票支持毛澤東出山，重掌紅軍的指揮大權；接著，毛澤東讚成陳雲離開長征隊伍，回到上海重建黨的組織並恢複與共產國際的聯係。由此可知，毛澤東十分信任陳雲。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曾派陳雲兼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之職，並對陳雲出色的經濟才能給予高度的評價。遼沈戰役結束之後，陳雲作為沈陽軍管會的負責人寫了《關於接收沈陽經驗簡報》，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並將它批給全黨學習。接著，毛澤東又提議東北局將陳雲組織接管沈陽、長春兩個城市的人員組成兩個班子，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前不久，由黃克誠、黃敬接管天津的骨幹成員，也是從陳雲管轄下的沈陽抽調的。所以，當周恩來力薦陳雲執掌經濟帥印的時候，毛澤東當即說道：“我讚成，立即調陳雲同誌來西柏坡！”
初春的滹沱河已經開始解凍，清清的河水繞過正在融化的冰塊向前流去。山上的柏樹一片連著一片，那濃密的綠色開始吐露生機；河岸兩旁的楊柳已經抽出嫩黃的枝條，眼看著就要迎來柳絮飛滿天的季節了！太陽剛剛從東山頭上冒出，橘色的光輝溫暖著山河大地。就在百鳥雲集比賽晨歌的時候，毛澤東和陳雲沿著滹沱河岸邊的人行小路緩緩走來。毛澤東或許是走累了，抑或是想起了什麽，他就像是西柏坡當地的農民蹲在滹沱河邊，信手撿起一塊石頭，輕輕擲向緩慢解凍的滹沱河裏，若有所思地說道：“陳雲同誌，我為什麽要安排在滹沱河邊和你交談呢？這使我想起了當年我們在延河邊作竟夜談的往事。”
陳雲從毛澤東的話語中感到了濃濃的戰友之情，一時之間心湖中湧動起一股熱流，他也深情地說道：“我與主席在延河邊一別，轉眼快四年了。”
“那時，我隻請你管陝北的經濟。今天請你來，是要你這位共產黨的趙公元帥升賬，開始管理全國的經濟。”
“中央的經濟方針是什麽呢？”
“現在還沒有。隻是為了適應戰爭，提出了‘抓住華北，依靠東北，支援前方’的十二字方針。當恩來向中央推薦你的時候，我就想起了你在這方麵的特長。”
“我有什麽特長呢？”陳雲聽後一怔，忙問道。
“有啊！而且是很大的特長。”毛澤東說罷喟然長歎了一聲，“小的時候，我曾幫著父親管過賬，會打算盤。但是，當我在延安看到你打算盤的時候，我就暗自說，陳雲同誌是我黨幹部中打算盤打得最好的一位。”
“這是因為當年我在商務印書局當過學徒的緣故。”陳雲淡然地答說。
“後來，我同意你去管一管陝北的經濟工作，你當時提出的三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還記得。”
毛澤東所說的這三句話，是陳雲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針對財會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傾向，提出的三條基本原則：
一、要做“掌櫃”，不要做出納。“我們是‘掌櫃’態度還是出納態度？每一個同誌，局長、科長、科員，都要有‘掌櫃’態度，當家的態度，應該把責任心提到這個高度。”
二、“先小人後君子”。“要說老實話。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先小人後君子’，在同誌麵前點錢不是丟臉的事情。不該給的東西，一定不含糊；許可了的東西，則大體不能變更，空頭支票不要開。”
三、“豆腐裏挑出骨頭來”。“檢查要嚴格。俗話說，‘豆腐裏挑出骨頭來’，要仔細核算。窮會使工作被動。但是有了東西不仔細核算，人家要什麽就給什麽，工作也會成被動。因為要求是無止境的，你放得寬些，人家就要得多，來得勤。總之，在算賬時，項項都必須看一看，雖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實這才是負責的態度。這是對革命負責。”
陳雲沒有想到毛澤東主席還記得他當年總結的這些話，因此，他微微地笑了笑說：“主席，這都是當年有的放矢的經驗之談。”
“我看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管經濟的原則！”毛澤東沉吟有頃，問道，“陳雲同誌，你有什麽想法嗎？”
“還是那句老話，聽黨的安排。”
“何時走馬上任呢？”
“我和周副主席談過了，為了總結東北接管城市的經驗，也為了把東北變成中央可依靠的後方，我想盡快趕回去。”
“不參加七屆二中全會了？”
“我想那邊的工作更重要一些。”
毛澤東想了想，再次從地上撿起一塊石頭擲向滹沱河裏，啪的一聲，砸碎了一塊正在融化的冰塊，遂又說道：“好吧！等華北的冰雪全部融化，大地完全回春的時候，你可一定要入關上任！”
毛澤東送走陳雲之後，遂全身心地投入到準備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工作中去了！在這期間，他不僅需要親自起草報告文件，而且還要和書記處的同誌們研究會議的內容和進程，再加上國內外瞬息萬變的政治、軍事諸方麵的情況也要他即時解決，真是忙得不可開交！
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是一次承前啟後，並帶有戰略轉移性質的重要會議。這是一次製定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後的各項方針政策極其重要的決策性會議。在召開七屆二中全會之前，或許毛澤東從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感悟到了什麽，抑或是他從中國的現實，當然也包括共產黨的作風中發現了什麽，他對黨的未來不僅有著許許多多的擔心，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或規定了不少規矩。僅就開會作報告鼓掌一事來說吧，這在國內國外，包括過去和現在那是天經地義都要鼓的。更有甚者，那些由他人起草報告的人，還要起草者在不同的段落刻意地寫上鼓掌的長短和熱烈的程度，以便供他在報告的時候好運用何種腔調，借以達到所謂應有的效果。請問有哪位報告者或聽報告的人提出過疑義呢？據筆者所知，唯有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了類似的話：
“不知從哪個朝代發明了這個傳統，聽報告，一定要鼓掌。當年，我聽到人家為我報告鼓掌，感到有些不自然；後來，報告作多了，我聽到大家的掌聲也習以為常了；可是今天，我聽了你們的掌聲，心裏覺得很不是個滋味。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了魯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告誡評論家：捧，是可以捧殺初露鋒芒的青年文學家。我們共產黨人，尤其是那些感謝我們是大救星的人民的掌聲，會不會鼓得我們這些就要執掌政權的共產黨人暈頭轉向呢？我的結論是肯定的；一定會的！”
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的同誌給毛澤東的這段講話鼓了掌，並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作了六條規矩：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誌同馬恩列斯平列。
七屆二中全會於三月五日在西柏坡召開了！後人，乃至於時人都不會想到開會的會場，竟然是中央工委時期的一個大夥房。就說主席台吧，也僅僅是擺著一張普通的長條桌，上麵鋪著質地很粗的毛毯。但是，毛澤東就是在這樣一個簡陋的會場中，作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首先，毛澤東向全黨指出：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之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經被大部消滅。今後我黨、我軍在軍事戰線的作戰任務，是要解決分布在從新疆到台灣的國民黨尚存的一百多萬作戰部隊。同時，他發出指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是先占城市，後占鄉村。”人民解放軍不僅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又是一個工作隊。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以便開展新解放區的廣大地區的工作。這對中國人民解放軍而言，它所麵臨的也是一次重大的戰略轉移。
我軍的戰略轉移，是為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向城市服務的，毛澤東明確地向全黨指出：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今天，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當然，城鄉必須兼顧，絕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但是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未來的城市鬥爭中，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共產黨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鬥爭。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開展，並為之服務。
接著，毛澤東詳盡地分析了中國的經濟狀況：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的現代性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後的。在現代性的工業經濟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手裏。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至於占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對於它們決不可限製太死，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規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餘地。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實行“對內的節製資本和對外的統製貿易”，是我國在經濟鬥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毛澤東在講到對外政策的時候，指出：我們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製對外貿易，改革海關製度。“在做了這些以後，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麵前站立起來了。”同時，毛澤東對建國後的外交原則、外貿政策等作了明確的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正確的外交方針。
最後，毛澤東基於曆史的經驗，提醒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防止因勝利而驕傲，以功臣自居、停頓起來不求進步、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等情緒滋長，要警惕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如下這段講話，至今還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隻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作了專題發言，從不同的側麵闡述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意義，其中，周恩來還專門講了有關分散和統一問題，對未來新中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作了科學闡述。他說：“由於地區的不平衡，因而又產生了區域性的問題，分權的問題。中國不是聯邦，但是帶區域性的。這麽大的中國，如果過分強調集中，會辦不好事。所以在組織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權，一定要授權地方，才能發揮積極性。但中央必須成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據過渡時期的特點，統一的方針是：在分區經營的基礎之上，有步驟有重點地走向統一。”
在會議期間，毛澤東利用一切空隙找有關同誌談話，了解各地的情況。同時，他也為會後的工作和人事等問題，與有關的同誌交換意見。
毛澤東與王稼祥是老戰友了！早在長征前夕，王稼祥就與博古等教條主義者逐步劃清界限，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長達十五年的曆史中，毛澤東對王稼祥是十分了解的。新中國就要誕生了，毛澤東很自然地想到王稼祥的工作安排問題。因此，在會議期間，他找王稼祥單獨談了話。
“稼祥同誌，我想會後你就不必回東北局了，就留在中央工作吧。你願意做什麽工作呢？一個是宣傳部長，一個是首任駐蘇聯大使。”
“稼祥同誌，你選定了哪個呢？”毛澤東追問。
用王稼祥事後的話說：“宣傳部的工作，我完全可以勝任，我有經驗。外交工作呢？我進入中央蘇區，一九三一年就兼任外交部長。我在共產國際任過中共代表，對蘇聯黨的情況熟悉，俄語不成問題。目前，從黨的需要出發，出任大使比黨內宣傳工作更有意義。此外，我了解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心，王明是不能勝任的。康生呢？不叫他去。張聞天呢？毛主席也會想到的，獨獨叫我去，這是對我寄予高度的信任。”王稼祥已經猜到了毛澤東希望他出任駐蘇聯大使。但是，他卻說了這樣一句話，“兩個工作都是義不容辭的，我請主席定。”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決定，依然是以商量的口氣說：“不急，你考慮好後再告訴我。”
就這樣，王稼祥果真成了中國駐蘇聯的首任大使。
再如陳毅的工作。毛澤東說：“上海解放後的第一任市長，應當選一位能文能武的同誌來當，我的意見，是陳毅同誌。”就這樣，陳毅自西柏坡返回前線以後，他就一邊參與指揮渡江戰役，一邊籌劃接管上海的班子了。
接著，毛澤東相繼會見了鄧小平、彭德懷、賀龍等同誌，對未來向西南、西北進軍作了重要指示。另外，羅瑞卿主動找到毛澤東，希望跟著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南下，多打幾個漂亮的戰役，因毛澤東對羅的工作旱有安排，沒有批準。總之，毛澤東作為一代知人善任的大政治家，似乎對每一位戰友和屬下都提前安排好了工作。但是，他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發言中，卻說了這樣一段話：“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員配備，現在尚不能確定，還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
正當毛澤東一邊緊張地主持召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一邊籌劃新中國的藍圖的時候，華北京劇團趕來西柏坡，為參加會議的同誌和中央機關作慰問演出。毛澤東聽後十分高興，前後看了兩次，並對高派的入室弟子李和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李和曾是華北京劇團的團長，原是冀南軍區京劇團的主角，在冀魯豫解放區很有些名氣。今天晚上的壓軸大戲是《失空斬》，李和曾飾諸葛亮。毛澤東一邊看戲，一邊禁不住地為李和曾的精彩演出鼓掌。同時，還對周恩來等同誌講：“唱得真好啊！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就有這樣高超的京劇藝術才能，真是前途無量，大可稱讚呀。像這樣的藝術人才，應當多培養一些。他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點，就是唱腔激昂，熱情奔放。看了這出戲，給人一種剛強奮力的感覺。”
“那好啊，我們在這裏看他們的演出，演得不錯；我們進北平以後再看他們演，一定會更好。”當毛澤東看了李和曾主演的《哭秦庭》之後，他認為“李和曾真不愧為高派的門徒。他唱戲、做戲、文武功夫都很紮實”。接著，他又對京劇的流派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戲劇界的流派，都有他們自己的獨到之處，不一定打亂仗鬧獨立。越是自成一派的，越是注意總結經驗。”
三月十三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舉行閉幕式，毛澤東作總結講話，他指出：自黨的七大以來，中央、地方和軍隊的工作及經驗，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他告誡全黨：“凡是自己沒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問下級。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先向下麵請教，然後再下命令。這不會影響自己的威信，而隻會增加自己的威信。”關於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係，他鄭重指出：“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人類第一個最偉大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德、意、日帝國主義是第二個最偉大的勝利，中國革命是第三個最偉大的勝利。”關於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他說“畢其功於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這一點上說的，就是說，流血的革命隻有這一次，將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決。但這隻是可能，將來是否不流血，還要看我們工作的努力。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至於說，“政治上、經濟上都畢其功於一役”，那是不能這樣說的。
毛澤東的這段講話整整過去五十周年了！半個世紀以來，共產國際運動的發展，恰恰證明了毛澤東是當代最了不起的政治戰略預測家！
七屆二中全會結束之後，黨中央就悄然準備進北平的事情了。然而作為戰略大家的毛澤東卻在思索如何與南京重開和談，以及必須確保在雨季到來之前勝利渡江。從某種意義上說，“和”與“戰”又有著內在的關聯。換句話說：隻有“戰”做後盾，“和”才能有根基；一旦“和”不成，“戰”能確保渡江成功。因此，毛澤東在“戰”字上開始預做了數篇文章：
三月十九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委的名義致電陳毅、饒漱石、鄧小平、粟裕、譚震林、張震：“是否攻占兩浦（即浦口、浦鎮），要待談判接觸數天才能決定。如談判有成功希望，則不要攻占兩浦，以利和平地解決接收南京問題。如談判沒有成功希望，則看軍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兩浦。如攻占兩浦為渡江作戰所必須，則攻之；如無此必要，則可置之不理。”同時，還電告中央決定四月一日為南京代表到達北平並開始談判之期，大約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談判有無希望。“你們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實行奪取北岸據點（不一定包括兩浦）之作戰，四月十日實行渡江。”
此後幾天，毛澤東與華野、中野為渡江問題數度電報來往，但他要求在雨季到來之前必須完成渡江作戰，並指出“全軍可於四月十三曰或十四日可以開始渡江，這樣對於談判有利”。盡管由於和談的需要，我軍渡江時間也僅僅拖後了一個星期。
毛澤東就要告別西柏坡了，他的內心是十分不平靜的！在他看來，積二十八年革命之經驗，用無數烈士的鮮血換來的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已經結束了。為此，他不能不想到當年在井岡山吃著紅米飯、喝著南瓜湯，創建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日子；他也不會不想起當年在延安吃著小米飯、喝著白菜湯，在一盞如豆的油燈之下，撰著指導中國革命的雄文的時代；當然，他更不會忘記在西柏坡的三間土房中，親自指揮了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然而，這畢竟已經成為勝利的過去，入主北平後的歲月又將是怎樣的呢？這才是毛澤東思索的重心！
毛澤東對中國曆史，尤其是曆代農民起義的曆史是爛熟於心的。他十分清楚漢劉邦、明朱元璋借農民起義得天下的原因，他也知道唐朝黃巢、明末李自成兩支農民起義軍失敗的教訓。或許是李自成入主北京而失敗的緣故，抑或是李自成失敗的原因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他對同誌們講了這樣一段話：“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麽行？”
周恩來的這句話，的確說出了毛澤東的憂慮和擔心。但是，毛澤東是一位敢於向任何困難挑戰的勇士，遂又當即說了這段話：“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接著，毛澤東登上一輛中型吉普車，向著趕來送行的西柏坡人民不停地揮手、致意，暗自說著“再見了！西柏坡的親人，為了你們世世代代過上好日子，我們也要考個好成績”。不知何時，毛澤東乘坐的車子緩緩地啟動了，淚水模糊了他的視線，但是我們從他那堅定揮手的樣子，似可想到他仍然在說：
“為了你們世世代代過上好日子，我們也要考個好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