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是美國國務院公布的對華關係的所謂“史書”。自然，所謂“史書”就應是真實的，但是讀過這部“史書”之後發現，通篇卻是充滿了謊言。
然而，美國政府為什麽要編織這樣一部長達千餘頁、通篇又充滿了謊言的《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呢？隨著中國內戰的結束，遭到失敗的蔣介石逃往台灣，院外援華集團認為，“是美國的貽誤造成了中國的丟失。”國務院為了回擊院外援華集團的挑戰，同時為了掩飾美國百年侵華曆史的真實麵貌，得出所謂中國的丟失，“它是中國局勢本身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國務院的什麽人作了什麽或沒有作出什麽”的結論。對此，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致總統杜魯門的長信中開宗明義地說：
這是關於一個偉大國家的經曆中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的坦白記錄，這個國家早就和美國有著友好聯係……這份記錄表明，美國一直堅持了，並且仍然堅持著我們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中那些根本原則，其中包括門戶開放、尊重中國的行政和領土完整，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遺憾的是，在編纂這份記錄的時候，為了尊重事實，必須公布一些表明這個國家的可悲局麵的事實。……我們派去幫助中國人作戰的政府代表，不管是軍人還是文職人員，很快都發現……中國政府和國民黨已經失掉了贏得人民效忠的戰鬥精神。根據許多觀察家的看法，他們腐敗了，醉心於爭權奪勢，依靠美國為他們贏得戰爭的勝利，維護他們自己在國內的統治地位……
這部長達千餘頁的《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是如何出籠的呢？據史記載：最先想到要搞白皮書的是政客梅爾比，他把“自己的想法對當時的國務院政策計劃處處長凱南和這個內部智囊團的成員戴維斯談了，他們兩人都支持這一想法”。接著，梅爾比向國務卿艾奇遜、總統杜魯門作了報告，“這兩位大人物也表示讚同。總統在四月中旬甚至說，他希望白皮書能在八月份起草出來並發下去”。總統下了令，國務卿立即著手組織寫作班子，“梅爾比奉命擔任這一工作的統籌人。筆杆子斯普勞斯被要求起草其中的一部分。政府中的老手傑賽普沒有在中國工作過，因而能以不偏不倚的態度研究那裏發生的事情，所以，艾奇遜要他審閱第一稿，最後的潤色工作由艾奇遜、梅爾比和傑賽普做”。為了借公布這部《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開脫美國侵華的罪責，艾奇遜懷著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給總統杜魯門寫信：
中國內戰不祥的結局超出美國政府控製的能力，這是不幸的事，卻也是無可避免的。在我國力所能及的合理的範圍之內，我們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無法改變這種結局。這種結果之所以發生，並不是因為我們少做了某些事情。這是中國內部各種力量的產物，我國曾設法去左右這些力量，但是沒有奏效。這種局麵是中國國內局勢決定的。
毛澤東作為一代政治戰略家，當他聽說司徒雷登奉命離開南京，並於八月二日登上返回美國飛機的消息以後，他的直感是：司徒雷登成為美國侵華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因為毛澤東早就看破了司徒雷登不是通過與中共聯係，“為建立新的中美關係而努力，而是想要通過他的努力，保持美國在中國舊的基礎和造成一種反共新的努力，他的意圖不能實現，便隻好悻悻地回國去了”。為此，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麽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麽事做了，隻好夾起皮包走路。
正因如此，毛澤東的結論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接著，毛澤東認真地審閱了這部洋洋數十萬言的白皮書，他認為這是用來教育中國人民的一次極好的機會。為此，他公開撰文寫道：
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曆史上的偉大意義。就中國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麵的相互關係。這種討論是必要的，現在並已找到了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的白皮書。
緊接著，毛澤東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討論《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的號召，新華社於八月十二日發表了經毛澤東審定的評論《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這篇評論就像是號角，吹響了討論《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的序曲，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在這場大討論的戰鬥中，毛澤東最看重的是以黃炎培為領袖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長》的聲明。他看過之後，當即函告新華社社長胡喬木：“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好，請予全文廣播、口播，並播記錄新聞，當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起很大作用。”或許是出於同一目的，抑或是表示對老朋友黃炎培的敬重，當天，他給這位民主建國會的領導人寫了一封信，稱讚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
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
黃炎培收到毛澤東的來信，讀後很是興奮，遂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親筆信，再次闡述了以自己為首的民建對《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的態度。毛澤東閱後再次複信黃炎培，首先表示“大示敬悉，很高興”的心情，旋即又寫了如下這段文字：
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於今後的合作。民建辦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種方式，看似緩慢，實則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
毛澤東為了“利用白皮書做揭露帝國主義陰謀的宣傳”，同時當做教育中國人民，尤其是一些民主個人主義者的極好機會，從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連續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和《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五篇文章。首先，他對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經驗作了曆史性的總結：
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民想一想，究竟是怎麽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革命精神發揚起來，從鬥爭中團結起來。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
無論是時人還是後人讀了上述這段文字，都會發出這樣的感慨：毛澤東講得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其次，毛澤東為了追述一個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奮起的曆程，他帶著十分沉重的心情說：
中國人沒有什麽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時下，就要成立的新中國是如何而來的呢，毛澤東又自豪地說：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孫中山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毛澤東親自領導發起、並親自動口動筆對《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的討論和批判，是對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逐漸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的一場大清算。自然，也是為了新中國的誕生在上層建築領域中的一次大掃除。毋庸置疑，毛澤東在清算美國侵華罪責的同時，也有意給那些對美國抱有幻想的個人民主主義者敲響了警鍾，切勿沿著所謂第三種人的道路滑向人民的對立麵！
就在美國政府準備公開宣布對華政策失敗，並計劃調回司徒雷登的前夕，毛澤東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取得了勝利，那就是秘密出訪蘇聯的劉少奇獲得了完全的成功。對此，《劉少奇傳》一書作了記述：
……
第三，外交問題。斯大林認為中共在報告中所說的外交原則是對的。要利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發展中國同各國特別是同蘇聯及東歐各國的通商貿易。斯大林說：你們不要急於要求各帝國主義國家承認，以便加以觀察，了解情況，看他們表現如何。你們有很好的法寶，就是帝國主義要和你們做買賣。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已經開始了。我想列強很快就會要承認你們的，你們可以先和他們做買賣，再談承認問題。
第四，中蘇關係問題。斯大林說：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立刻承認你們。一九四五年簽訂的中蘇條約（與國民黨政府）是不平等的，因為那時是同國民黨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國在日本駐兵很多，蔣介石又勾結美國，蘇聯在旅順駐兵是抑製美蔣武裝力量的自由行動，保護蘇聯，同時也保護中國革命的利益。當時聯共中央內部已有決定，即在對日和約訂立，美國從日本撤兵後，蘇聯可以考慮立刻從旅順撤兵。如果中共要蘇聯從旅順立即撤兵，蘇聯軍隊現在就可以從旅順撤退。這個條約等毛澤東來莫斯科時解決。
關於毛澤東來莫斯科的問題，斯大林說：中國政府成立，兩國關係建立後，毛澤東就可以來，如果毛澤東還不便來，蘇聯可以派代表團到中國去。……
就在司徒雷登離開南京的前後，我國各地暴雨成災。據史記載：“四川境內長江、岷江、涪江等江河暴漲，成都低窪之地，淪為澤國，對外交通停頓，宜賓、瀘縣、樂山、簡陽、內江、綿陽、遂寧等七十七縣受災。湖南資、沅、澧流域及濱湖地區幾成澤國，為一八八七年大水以來所未有，五十二縣市成災，已有報告的二十三縣市，共衝毀五百萬餘畝農田、房屋五千餘棟，受災人民二百萬，二萬餘人死亡。兩廣地區、柳州、桂林洪水泛濫，二十多年所未見，西江水位超過粵省過去水患的記錄，西江的鶴山、高要、三水，北江的清遠，東江的河源、東莞，圍堤崩決，淹斃人口七萬以上。長江大水，蕪湖七月二日洪水漫進市區。”等等。麵對以上這突發的天災人禍，時時把人民的安危放在心上的毛澤東，他不得不考慮推遲向中南、向西南進軍的部署。
另外，我第四野戰軍指戰員多為北方人，絕大多數的作戰部隊初到南方，不熟悉水網稻田地和山地作戰特點，也不習慣南方氣候水土，加之沒有配發蚊帳、雨具，一般連隊發病率占百分之二十五，嚴重者達百分之七十，極大程度地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為此，第四野戰軍前委經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的批準，從八月一日起全軍轉入休整。他們一邊總結前一段行軍作戰的經驗，一邊根據山地水網稻田地作戰特點，進行適應性訓練。同時，在全軍廣泛開展以治病、防病和增強部隊體質為中心內容的“兵強馬壯”運動。因此，我中南戰場暫時出現了相對無戰事的時期。
正因如此，毛澤東把主要精力轉移到批判《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以及籌建新中國的方麵來。
說到籌建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盼望已久的希望，也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浴血奮鬥二十八年的理想。誠如前文所述，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以及《論人民民主專政》等雄文中，對新中國的性質、國家的政體以及人民的權利等作了周密的論述，並為未來的新中國勾畫出了藍圖。自打六月新政協籌備會議的召開一直到新中國的建立，都是在毛澤東的這一建國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
毛澤東在參加完新政協籌備會議之後，以他為主席的常務委員會之下設立了六個小組，要求分別完成以下六項任務：（一）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協組織條例；（三）起草共同綱領；（四）起草宣言；（五）擬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綱；（六）擬定國旗、國歌及國徽方案。盡管上述文件凝聚了全體政協委員的心血，可以想見，這其中也包含了毛澤東的聰明和智慧。另外，在這期間，毛澤東就新政協會議所要討論的各項問題，繼續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進行交談。他先後會見了張瀾、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何香凝、馬敘倫、柳亞子等人。就連上述那六項任務所完成的六件曆史性的文件，也都是經他審定並在他主持召開的會議上通過的。
在講到籌建新中國這件偉大的曆史事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都貢獻了自己的聰明和才智。其中，周恩來作為毛澤東的戰友和主要助手，為新中國的誕生則更是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新中國籌建的道路上，無處不留下他的足跡。在新政協籌備會議結束之後，周恩來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兩件事上，一件是協商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一件是起草《共同綱領》。對於前一件事，《周恩來傳》一書作了如下的述評：
協商代表名單，需要包括廣泛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區域、人民解放軍、國內兄弟民族、國外華僑及愛國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需要顯示出全國人民力量的大團結。人少了，便不能完滿地代表全國各階層的人士。但又必須有嚴肅的要求，照顧到相互間的協調平穩，並能為各方麵所接受。取舍恰當，十分不易。這可以說是整個籌備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
各單位的代表名單，一般先由單位提名，聽取各方麵的意見，反複磋商，再確定下來。在這個過程中，常常為了某一個代表的適當與否函電往還，斟酌再三，費時達數周之久……因為這方麵的問題既複雜又重要，許多事情是由周恩來親自處理的。
即便如此，就是像周恩來這樣細心的領導者，也難免有疏漏之處。但是，他已經發現，或聽到正確的建議，立即就擇善而從之。如陳毅就曾經建議，在討論新政協代表的時候，應該照顧到老解放區的開明士紳。第二天，周恩來就給時在上海的陳毅複電：“所提建議甚好，當引起注意。”
自然，在周恩來親自出麵協商新政協代表名單的過程中，毛澤東不僅利用與各民主黨派領袖人物談話之便，幫助協調方方麵麵的關係，而且還從全局出發，親自向有關的人物發出邀請。如他曾在八月十八日致電新疆伊犁特別區人民政府阿哈買提江，邀請他們派代表參加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電文說：
我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中國的勝利。包括全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各解放區，國內各少數民族及海外華僑在內。新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經過慎重籌備之後，即將在九月內召開全體會議。……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隨著西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為期不遠，你們的奮鬥即將獲得最後的成功。我們衷心地歡迎你們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來參加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如蒙同意，請趕於九月上旬到達北平。
阿哈買提江收到毛澤東的邀請電之後，經和有關人士協商、決定，遂於八月二十七日派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主席阿哈買提江，新疆省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民族軍總指揮伊斯哈克伯克，民族軍副總指揮達力立汗，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員阿不都克裏木，新疆中蘇文化協會羅誌五名代表，搭乘蘇聯的飛機，繞道西伯利亞前來北平出席新政協會議，途中因飛機失事不幸全部遇難。對此，毛澤東非常悲哀。為了新的政協會議中有新疆少數民族代表參加，他又電邀賽福鼎等同誌趕來北平出席會議。
也就是在毛澤東親自關心湖南長沙起義的前後，周恩來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起草《共同綱領》的工作中。對此，《周恩來傳》一書作了如下的述評：
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是籌備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這個《共同綱領》以明確而概括的語言，規定了新中國的國家性質、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政權機關、軍事製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凡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
周恩來擔任負責起草《共同綱領》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三小組組長。六月十八日，第三小組舉行第一次會議，決定由中國共產黨起草《共同綱領》的初稿，組員分為政治法律、財政經濟、國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等五個小組討論，分別寫出具體條文，供起草者參考。
為起草《共同綱領》，周恩來六月下旬在勤政殿“關”了一個星期左右，親自執筆，寫出全文。以後又經過七次反複討論和修改，其中包括先後到達北平的政協代表五百多人分組討論兩次、第三小組本身討論三次、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討論兩次，然後再把草案提交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可以想見，像《共同綱領》這樣重要的文件，毛澤東不僅參與了討論，而且也一定和周恩來單獨談議過多次，並提出了很多可資修改的意見。
正當毛澤東一邊為籌備政協會議審閱有關文件，一邊與有關民主黨派的領袖人物交換意見的時候，周恩來非常高興地向他報告：宋慶齡將於八月二十六日離開上海，乘火車來北平參加政協會議。毛澤東聽後很激動地說道：“一定要確保宋先生沿途的安全！她到達北平的時候，我們都要到車站歡迎。”
誠如前文所述：早在西柏坡的時候，為即將在北平召開新的政協籌備會議，毛澤東與周恩來曾給宋慶齡寫過邀請信，希望她能在地下黨的同誌們的安排下，前來北平出席這次有曆史意義的會議。宋慶齡閱過來信很興奮，但當時她正在就醫，不能北上，遂於二月二日複信說明：
但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曆史——那是早已開始了，不幸於二十三年前被阻——將於最近、將來光榮地完成。
這時的宋慶齡很自然地會想起令她悲憤的過去，也使她不能不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憧憬著美好的時光。但是，就在上海解放前的這段時光中，她卻承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重壓，為時人和後人所不知。對此，跟隨她多年的外國老朋友——愛潑斯坦作了如下的回憶：
國民黨最後的倒行逆施之一是企圖剝奪宋慶齡作為孫中山遺孀的身份——不久前他們還想利用她的這個身份使她充當有名無實的首領，被她拒絕。為了這個目的，他們把孫中山與之早已離婚的前夫人盧慕貞抬出來（她本人並不知情也未參與），說盧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孫夫人。但這套把戲很快也就銷聲匿跡了。
當時流傳宋慶齡說過這樣一句相當憤懣的話：“他們可以說我不是孫夫人，但沒有人能夠否認我是父母親的女兒。”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的她的一種想法，這種想法使她在病危時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處的要求。
另外，據說有過把她劫持到台灣的陰謀。
上海終於獲得了新生，宋慶齡也終於獲得了作為政治家的自由。從上海解放那天開始，她安詳地住在孫中山留給她的那座樸素的樓房中，時而讀書看報，時而聽聽廣播，時而坐在鋼琴前彈奏一曲貝多芬的《黎明》，或演奏肖邦的《革命練習曲》，她終於在自己的祖國過上了自由而幸福的生活。在六月末的一天上午，和她多年做伴的李燕娥引鄧穎超走進了她的琴室，分別已有三年的兩位偉大的女性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鄧穎超給她講述解放區的情況，向她介紹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盛況，自然也詳細地向她報告了新政協籌備會議經過。最後，鄧穎超取出兩封信，雙手捧到宋慶齡的麵前，說道：“這是毛主席和恩來寫給您的信，他們懇切希望您能出席在北平即將召開的政協會議，共商建國大計。”
宋慶齡作為政治家，當然知道這兩封信的分量。她認真地看完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思索了很長一段時間，方慢慢地告訴鄧穎超，這事容她再仔細想一想。因為孫中山在北京逝世，那裏是她傷心之地啊！
“這事不忙馬上定下來，先生可以從容考慮再作決定。”鄧穎超通情達理地說道。
中國共產黨建黨二十八周年紀念日到了。宋慶齡在鄧穎超、陳毅等同誌的陪同下來到會場，受到與會者熱烈的歡迎。接著，她請鄧穎超代表她宣讀祝詞。誠如史家所說：“這是一首熱情的讚歌，宋慶齡誠摯的心聲通過鄧穎超充滿**的朗誦表達出來。”請聽吧，這就是當年回**在會場中的讚歌聲：
“這是我們祖國的新光明。自由誕生了。它的光輝照耀到反動勢力所籠罩的每一個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宋慶齡曆經兩個月的縝密思考，終於決定接受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先生的邀請，去北平出席政協會議。
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去的客車。她沿途不時張望車窗外的大地，被一派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景象吸引，用她自己的話說：“在每一個表示進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國迅速複興建設的另一個希望。”她作為一代與祖國共命運的革命家，又很自然地聯想到未來中國所需要的教育、現代技術、社會改組和改善人民生活。她在一次廣播講演中說了如下這樣一段話：
“我想到孫中山的一句話：‘行易知難。’我所看到的，證明中國人民是會‘行’的。我也看到，隻須具備技術知識，我們是能夠克服困難的，我們是會‘知’的。是的，我們對於人和自然的勝利是光榮的。但是其他景象又告訴我這些勝利必須增加，並且不斷地增加。我們的人民，尤其是農村裏的人民，是窮苦的。我們需要住屋，我們需要醫藥照料和衛生設備。我們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種種設備，我們的人民需要無數的東西。”
宋慶齡的專車緩緩地駛出了前門車站，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以及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柳亞子、郭沫若、廖承誌等相繼走上專車，與宋慶齡一一握手問候，令宋慶齡那顆偉大的心激動不已！……
事情又是這樣的湊巧，正當宋慶齡在上海乘車北上的時候，蔣介石偕蔣經國等隨從由廣州飛抵山城重慶，整日接見西南有關軍政所謂首長張群、錢大鈞、王陵基等人。
為此，已經搬進中南海菊香書屋居住的毛澤東請來了周恩來，以商議的口吻問道：“恩來，蔣氏父子山城之行的目的是什麽呢？”
“我認為有這樣幾個：一、公然取李宗仁而代之；二、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三、屠殺西南各省，尤其是關在重慶白公館中的共產黨和誌士仁人。”周恩來答說。
“我認為嘛，”毛澤東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道，“取李宗仁而代隻是名位與形式，因為蔣介石在任何時候都是國民黨的中心；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也隻是蔣某人一相情願的事，劉鄧大軍一進川，不出三個月，他就會帶頭放棄這一想法。”
“那主席的意思呢？”
“蔣介石此行所能做的事，隻有你講的第三條，屠殺西南各省，尤其是關在重慶白公館中的共產黨和誌士仁人。”
周恩來沉重地點了點頭。
毛澤東大口地吸著香煙，許久沒有說一句話。最後，他聲音極低地說道：“要知道蔣某人要殺的這些人，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之士，他們就要看到為之奮鬥的新中國了，卻又要慘死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我……”
毛澤東再也說不下去了！周恩來急忙接過話茬，堅定地說道：“我一定通知有關的同誌，盡最大的努力，營救這些坐穿敵人鐵牢的同誌！”
毛澤東微微地點了點頭。他想了片刻，又說道：“千萬不要忘了，一定要設法營救發動西安事變的千古功臣楊虎城將軍啊！”
周恩來沒有說什麽，隻是微微地點了點頭。
……
蔣介石究竟為什麽突然飛抵山城重慶呢？容筆者扼要地回溯幾筆。
雖說《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是美國侵華政策的自供狀，但是美國政府為了欺騙美國人民並混淆輿論的視聽，也被迫公布了很多對華關係的文件。其中，有不少文件公然批評了蔣介石的獨裁和無能，這對蔣介石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為此，他曾通過外交途徑阻止白皮書的發表，未果。
就在《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發表的第二天——八月六日，蔣介石從定海飛往韓國訪問。行前，蔣氏為壯聲威，特發表聲明：“餘自將借此訪問之良機，與李承晚總統充分交換意見，不僅商談有關中韓兩國當前重要諸務，並將討論遠東各國籌組反共聯盟問題。”蔣氏在韓訪問兩天，於八日飛回台北，與李承晚總統發表聯合聲明：“吾人對於季裏諾總統暨蔣總統於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瑤所發聯合聲明中，關於聯盟之主張，完全表示同意。吾人更進而同意，應請菲律賓總統采取一切必要步驟，以促上述聯盟之實現。”
蔣介石回到台北不久，黃紹竑、賀祖寒、龍雲等四十四人在香港聯名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的聲明，公開號召國民黨人：“我們應該徹底覺悟，我們應該立刻與反動的黨權政權決裂，重新團結起來凝成一個新的革命動力，堅決地明顯地向人民靠攏，遵照中山先生的遺教，與中國共產黨徹底合作，為革命的三民主義之發展而繼續奮鬥，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共同奮鬥。”這對蔣介石而言，無疑又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另外，由於這則聲明是在香港發表的，對岌岌可危的華南戰局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俗話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在美國政府發表對華關係白皮書不久，美國駐廣州公使館代辦路易士.克拉克訪問李宗仁，“談到美國戰後的對外政策，在歐洲原以馬歇爾計劃為核心，在亞洲則以援助蔣介石為支柱，前者是成功的，而後者卻失敗了。因為蔣介石政府貪汙無能，究竟扶不起來。說到這裏，克拉克喟然歎曰：‘中國隻有共產黨的勢力和蔣介石的勢力，卻沒有一個介乎兩者之間的第三勢力，難道地大人多的中國沒有主張自由民主的中間分子嗎？’克拉克的意思是十分明顯的，大有讚助第三勢力的味道”。以此為契機，組織“第三勢力”的呼聲甚囂塵上，頗負時望的顧孟餘於八月十五日應李宗仁之邀，從香港到達廣州，就組織第三勢力問題與各方人士會商。結果李宗仁主張：由顧孟餘出麵領導，而由他從旁予以支持，並指定程思遠負責居中聯係。就這樣，由美國人倡導、由李宗仁支持、由顧孟餘領導的“第三勢力”粉墨登場了！這對蔣介石而言，無疑又是一個不小的震動。
接著，蔣介石又相繼收到了所謂邊陲各省不穩的報告：綏遠的董其武近期降共，新疆的包爾漢、陶峙嶽也圖謀不軌，西藏當局在英帝國主義的支持下驅趕駐藏官員，雲南王龍雲在香港公然策動盧漢起義，時在雲南的楊傑將軍決計北上出席毛澤東召開的政協會議，四川諸地方實力派也有異動，等等。在蔣介石的心目中，綏遠問題已經無能為力了，西藏的事情也隻好聽之任之，新疆的問題嘛，他認為那裏還有近十萬人馬，雖然不能阻止人民解放軍西進，但是如果將其調到青海、蘭州一線，與所謂五馬的部隊合兵一處，起碼可以消耗共軍的有生力量，滯遲西北數省的丟失。簡之，上述綏遠、西藏、新疆等三省已經在他心中的地圖上一筆勾銷了！由於他在這期間仍然做著一個夢，那就是希望利用穩定西南大局為他爭得時問，以便借國際大勢的猝變再卷土重來。為此，他決定於八月二十三日偕蔣經國、黃少穀等親信隨員由台北飛赴重慶，用他個人的所謂威望安定西南諸省的政局。
蔣介石的專機於當天飛抵廣州，出於所謂禮貌決定暫留一日，並僅與李宗仁、閻錫山等少數人見麵，會商所謂保衛廣州的戰略。由於這時李宗仁的老本快要吃完了，蔣介石愈加不把李氏放在心上，因而蔣、李這次會商不僅是一種所謂形式，而且還必然發生爭吵。最後，蔣介石因要求李宗仁收縮兵力防衛廣州未果而飛離廣州。
蔣介石坐在機艙中，他無意臨窗鳥瞰逶迤似蛇的五嶺，也沒有情緒與同機的侍從談論時局，獨自一人微閉著雙眼在凝思什麽。如用文人騷客的話來形容，蔣介石滿臉掛著一副敗亡之君的失意相！
交戰雙方的政治家，尤其是敗走麥城的政治家是注重實力的，因為他看到的不是長袖善舞的美女，而是硝煙不散的戰火；他聽到的不是絲弦輕奏的樂聲，而是沙場激戰的槍炮轟鳴。時下，蔣介石作為敗得一塌糊塗的政治家，他已經失去了與對手毛澤東談什麽實力的資格了。就說他此次西南之行吧，也隻有用中國的兩句俗話來形容：空口說大話，白手套野狼。換言之，他所能做的也就是用他那張嘴做些安撫工作。使他更為悲哀的是，當年出巡，前簇後擁，無限風光；而今追隨在他身邊的隨從呢，就剩下長子蔣經國和少數幾個親信了！再者，每當他想起固守西南時，就必須有忠誠於自己的將領；然而當他再細心挑選愛將幹才的時候，又禁不住地潸然淚下，因為退守西南的也僅僅剩下胡宗南和宋希濂兩員敗將了！為此，他禁不住地暗自喟歎：“真是到了蜀中無大將的地步了！……”
蔣介石飛抵山城重慶之後，約見宋希濂這員敗將，聽其對川鄂湘邊區有關的軍事報告；召見敗將胡宗南，研討穩定川局的方案。最後，在蔣介石這位敗帥的主持下，他們三人又一起暢談了固守大西南的防務大計。
胡宗南和宋希濂的意見是一致的。據宋希濂的軍事報告記載，他們的意見是，“為了保存實力，靜待時機，必須設法避免部隊被共軍包圍殲滅。在共軍未向西南采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前，應設法將主力轉移至滇緬邊界。”
蔣介石捺著性子聽完了這兩員敗將的報告，當即批評胡宗南、宋希濂對局勢和前途的看法太悲觀，並且否定了他們的意見。接著，他提出了如下的設想：
一、華南喪失之後，在大陸上必須保有西南地區，將來才能夠與台灣及沿海島嶼相配合，進行反攻；
二、如果把大陸完全放棄，則“國民政府”在國際上將完全喪失其地位；
三、西南地區地勢險要，物資豐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很充足，必須保持這一地區；
四、四川的實力派劉文輝等雖不可靠，但由於利害關係，隻要他們不在後方搗亂，應設法拉攏。
結論是：胡宗南和宋希濂兩員敗將所統率的殘部，不應該主動退到滇緬交界的地區。
奴才式的弟子，是難以悖逆獨裁者之命的。接著，他們又根據蔣介石的所謂戰略意圖，重新部署防守西南的計劃。
接著，蔣介石在重慶主持西南軍政人員會議，國民黨政府川、黔、康政府主席，以及川、陝、甘、鄂、湘邊區將領均到會。或許蔣介石與到會的所謂封疆大吏都預感到這是最後一次軍事會議了，大家如喪考妣，誰也不和誰說話。蔣介石在會上部署死守四川的作戰計劃，力爭在川境之外抵抗解放軍的進攻，即以隴南與陝南為決戰地區。抑或與會的封疆大吏和高級將領給蔣介石出難題，大家強烈要求蔣介石常駐重慶指揮，與共軍作最後的決戰。聰明的蔣介石以百分之百的信任諸位的能力為由，堅拒了這些貌合神離的部屬的請求。蔣介石在大陸主持的最後的軍事會議就這樣結束了，與會的封疆大吏和高級將領也無聲地離去了，蔣經國走到跟前小聲地問道：“父親，今夜在什麽地方下榻？”
黃山別墅位於山城南郊的一座叫黃山的小山上。這座小山既沒有安徽黃山所具有的“山峰劈地摩天，雲疑碧漢”的萬千氣象，也難享有“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的美譽，但它的名聲曾一度小震山城。究其原因，或許這座小小的黃山正是應了“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這句古語。十二年前由於抗日軍興，時稱委員長的蔣介石一撤金陵，再撤武漢，最後把山城重慶選作陪都，加之重慶南郊這座小小的黃山具有避暑、防空的雙重優勢，遂成了蔣氏獨享其成的別墅勝地，因而它也就成了中外矚目的政治中心了。
是日夜，蔣介石驅車來到黃山別墅，夜幕籠罩，滿目愴然，一股寂寥的冷風迎麵吹來，令他不寒而栗。他或許是為了尋找當年的感覺，也或許借舊地重遊激勵自己的所謂鬥誌，他堅持要到青鬆翠柏的山坡中散步。突然，他駐步凝思，旋又眺望山城的萬家燈火。最後，他低沉地說道：“經兒，你我父子就在四年以前，長駐這黃山別墅整整八個年頭，終於迎來了抗戰的勝利；而今，你我父子又來到了這黃山別墅，真是大有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之慨啊！”
蔣經國自然清楚此時此刻父親的內心感受，他為了能使蔣介石高興些，遂違心地說道：“父親，我想在此住不了多少時間，國際反共的大勢就會形成，我們也就會在此東山再起了！”
知子莫若父，蔣介石當然知道蔣經國說這番話的用意。他沉吟片時，微微地搖了搖頭，無限悲涼地說道：“我不是當今圖川的劉玄德，毛澤東也不是時下的曹阿瞞，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啊！”
“那父親的意思……”
“盡人事。或者說，借毛澤東之手，徹底消滅桂係以及西南諸地方實力派的軍事力量；也或許說，假借桂係以及西南諸地方實力派的力量，消耗毛澤東的軍事實力，為他建國製造更多的困難和麻煩。”
“進而實現父親經營台灣，為其最後的根據地的戰略目標。”
“當然，這不是說父親不想經營大西南，萬事都有偶然性嘛，而我們所企盼的偶然性，一是建立在毛澤東的失誤上，再就是要作出防禦共軍進攻大西南的軍事部署。”
“我懂了。”
“這就是我為什麽要求以胡宗南部捍衛川北、宋希濂部屏障川東、華中所轄的黃傑兵團調援貴州策應宋部作戰，其餘兵團則分防黔湘粵邊區的目的。”
蔣介石回到客廳不久，大特務頭子毛人鳳奉命走了進來。蔣氏和他的這位“軍機處”總管閑談了一些國情大勢之後，又以教師爺的口氣問道：“人鳳，你知道我們為什麽失敗的嗎？”
毛人鳳是一個聰明絕頂的特務頭子，自然對國民黨的潰敗也有著他的看法。然而他不僅清楚自己的地位，而且還知道蔣介石是想借此對他說教，進而滿足失敗的獨裁者依然具有的較高的虛榮心。所以他立即雙腳並攏，成立正狀，謙卑地說道：“報告總裁，我們這些學生，尤其是我，沒有盡心盡力地完成好總裁交給的任務。”
“是！”毛人鳳知道所謂庭訓結束了，遂從皮包中取出一遝材料，雙手呈上，“這是卑職根據總裁的旨意，擬定的四川、西康、雲南和貴州第一批處決的名單，請總裁批示。”
蔣介石接過這份材料，一頁一頁地審閱，最後，他把這份材料往茶幾上一放，問道：“怎麽沒有楊虎城的名字啊？”
“報告總裁，楊是大政治犯，是不是和張少帥一樣，將他押解台灣收審呢？”
“台灣地小，留他做什麽？”
“那我就命令周養浩，讓他在貴陽幹掉楊虎城。”
“不，不！當地人知道我們殺了楊虎城，對全局是很不利的。懂嗎？”
“懂！那總裁的意思……”
“立即押回重慶！記住，處決的地方要保密，處決的方法不準公開槍斃。”
蔣介石殘酷殺害楊虎城將軍，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樁公案。為惜墨存史，現摘錄當事人沈醉的有關回憶文字以代拙筆：
毛人鳳奉令後，又派周養浩去貴陽接楊，行前並召集西南區長徐遠舉、白公館看守所長陸景清，以及周養浩等仔細研究辦法，並決定用刀殺害，以免發生驚擾。當時陸景清還推薦白公館看守所看守長楊進興和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行動組長熊祥等著名劊子手參加。第二天楊、熊兩人還把準備的鋒利匕首送給毛人鳳看了，並決定執行地點在中美所內鬆林坡“戴公祠”內，因為那裏最僻靜。……
周養浩到貴陽後，仍舊欺騙楊說，蔣介石到了重慶，要見見他。楊屢次受騙，這次也不敢相信。周養浩向他道喜，說這次很有希望。楊卻心中有數，因為自從回國後，蔣介石就從來沒有見過他。現在眼看全國要解放，蔣介石還會釋放他？所以他這次態度很冷靜。周養浩在動身前，先向毛人鳳報告了到達重慶的時間。毛人風便下令先一天……派交通警察總隊一個中隊，把鬆林坡團團圍住，不讓任何人進入這個區域。當楊所乘汽車第二天中午到達貴陽和四川交界的鬆坎後，周養浩一看天色尚早，到重慶過輪渡時怕人看到，便勸楊在鬆坎小客棧內睡了一個午覺……到下午四點才由鬆坎出發，到重慶天已黑下來。毛人鳳已派楊進興準備好輪渡，等候他們過江，並隨車一同到鬆林坡……楊等下車後，兩個特務攙扶楊走上三百多級石階到戴公祠去。他的兒子也被兩個特務夾持著一同上去。宋綺雲夫婦和楊、宋兩個孩子便被安置在汽車間附近的平房內，相距有三百多級石階。楊父子到達目的地，又被特務引向左右兩邊正房。這一切布置，使楊很感驚疑。特務們這時最怕這位二十多歲的楊公子會有所反抗，決定先解決他。當他剛一踏進臥室，預伏在門後的特務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慘痛地驚叫了一聲“爸”，正要掙紮，便被特務們連著幾刀刺倒在地。當他叫出第一聲時，楊心知有異。老先生……愛子心切，想轉身看個究竟，剛一掉頭，劊子手的利刃已刺進他的腹部。他大聲叫了一聲“喲”，痛極倒在地上。凶手將他們再補上幾刀，認為沒有問題了，便向山下飛奔。
當時，宋綺雲、徐林俠、“小蘿卜頭”及楊將軍的幼女拯貴正待在一間剛進入的屋子裏，對外麵的情況全然不知。兩個孩子在一起玩耍時，突然楊進興帶著幾名劊子手闖進屋來。宋綺雲、徐林俠看到劊子手們的凶殘模樣，知道敵人要下毒手。徐林俠憤怒地對楊進興說：“你們不能殺害這兩個孩子！”這夥滅絕人性的禽獸一言不發，逼向宋綺雲、徐林俠身邊，劈胸就是幾刀，兩個孩子被嚇哭了。特務們一邊殺害大人，一邊號叫：“不許哭！”兩個孩子嚇壞了，緊緊摟抱在一起。接著，敵人又逼向兩個孩子，首先對準楊拯貴胸部捅了一刀。“小蘿卜頭”緊緊抱著血流如注的夥伴，高聲喊著“我沒有罪，我要出去……”他的話還未說完，就被楊進興殺害了。
在此前後，毛人鳳再次向蔣介石報告：楊傑將軍利用自己的威望，不久前趕來重慶策動劉文輝、鄧錫侯等川中高級將軍棄暗投明，叛蔣投共。最後，他嚴肅地請示道：“總裁，可否殺掉這個楊耿光？”
蔣介石聽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如若川將聽信這個楊傑的話，他此次山城之行就真的成了自投羅網。但是，他相信時下的川將尚未下決心投共，遂又表麵上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低沉地問道，“有什麽證據嗎？”
“有！”毛人鳳雙手呈上一封信，“這是楊耿光寫的策反信，請總裁審閱。”
楊傑，字耿光，雲南大理人。他早年投筆從戎，後畢業日本陸軍大學，並參加同盟會。自打北伐起始，遂與蔣介石共事，升任國民黨中央陸軍大學校長、總司令部參謀長。後因反對蔣氏獨裁，遂一步一步地與蔣決裂。迨至三大戰役結束之後，他奔波於大西南，策動盧漢、劉文輝等人與蔣分道揚鑣。就在蔣介石飛赴重慶前夕，楊傑收到了出席在北平召開的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邀請。行前，他又寫密信給劉文輝、鄧錫侯等人，希望他們看清形勢，盡快站到人民的一邊來。不幸的是，這封信落到了特務之手，並很快轉到了毛人鳳的手中。
蔣介石看完楊傑這封策反信後皺起了眉頭，許久沒有說一句話。他想到楊傑是國民黨部隊中的軍事戰略權威，中央軍中的中上級軍官多為楊傑的學生，在此軍心離亂的情況下，殺了楊傑不僅會動搖部分軍心，而且還會削弱他殘留大陸的部隊的戰鬥力。為此，他聲音極低地說道：“不可冒昧從事。先派人潛入昆明，將楊耿光扣起來，他日視情況再定。”
接著，毛人鳳又雙手呈上一份材料，是有關雲南盧漢不穩、行政院長閻錫山力主扣押盧漢的報告。蔣介石閱後沉吟有頃，請來了時任西南最高行政長官的張群等人，密議處置盧漢的辦法。一時間，興兵用武，除掉盧漢的意見甚囂塵上。恰在這時，蔣介石卻意外地說道：“對雲南興兵之見是錯誤的，結果必然是親痛仇快，為共軍滅亡西南創造條件。時下，我們隻有精誠團結，共同禦侮，才能把西南變成複仇興國的大後方。”
“所見甚是。我也準備親自對盧漢申之以道義，動之以利害。你代我草擬一份急電，請盧漢即刻來渝，麵商國是。”
盧漢，彝族人，與龍雲不僅有親緣關係，而且還是一道在雲南打出了天下。幾十年以來，龍雲為兄，在雲南主政；盧漢為弟，統率滇軍。就在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以權力為釣餌，在軟禁龍雲的同時，又把雲南的第一把交椅交給了盧漢。隨著國內大勢的急轉驟變，盧漢也開始考慮自己的前途。就在不久以前，龍雲在香港公然發表促盧漢通電起義的聲明，搞得盧漢在政治上十分被動。為此，他曾對親信說：“我一個人的問題很簡單，搞得好就多搞幾天，搞不好拍拍屁股坐上飛機就走了，到美國過一輩子根本不成問題。但是這麽多部屬怎麽辦呢？都是幾十年槍林彈雨中同甘苦共患難過來的人，怎麽能丟下他們不管呢？要替他們找條出路才行。”
盧漢及其部屬的出路在何方呢？盧漢認為在北平。為此，他秘密派遣和中共有關係的宋一痕北上，探聽一下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態度。就在蔣介石飛赴山城的前夕，宋一痕由北平回到昆明，向他報告在北平見到了周恩來，當麵請示了有關雲南起義的事宜。首先，周高度評價了雲南起義的設想，接著又說：“在解放軍尚不能直接支援時，最好不要輕舉妄動，以免糜爛雲南地方。”
盧漢聽後非常讚賞周恩來的指示，同時也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蔣介石突然電邀他飛赴山城，顯然是禍不是福，遂又陷入了進退維穀之中。怎麽辦？他經過深思熟慮，秘密召集緊急會議，共商赴渝以及雲南安危等事宜。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盧漢最後發表了意見。
首先，盧漢認為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蔣介石對雲南的基本方針是安撫不是用兵，如果他膽敢扣留自己，勢必波及劉文輝、鄧錫侯等人，也必將影響西南人民的歸向之心，其結果是加速蔣家王朝的覆滅；其次，盧漢指出現在還不到與蔣分道揚鑣、公開打出反蔣旗號的時候。原因之一，人民解放軍尚未向大西南進軍，這樣做違背了周恩來“在解放軍尚不能直接支援時，最好不要輕舉妄動”的指示；原因之二，蔣介石在西南集結的各種部隊尚有近百萬，這些殘兵敗將雖然不是解放軍的對手，但對付滇係的軍隊卻綽綽有餘，一旦戰事重開，雲南人民必將生靈塗炭。最後，他深沉地說道：“我已經決定，明天——也就是九月六日飛赴山城，麵見蔣總裁。”
盧漢在權謀上畢竟不是蔣介石的對手。經過一番交談，盧漢就解除了精神防衛的武裝。當蔣介石痛快地答應了他擴軍、爭餉的要求之後，張群從旁突然插話道：“總裁，盧主席還有一件為難之事不好出口，那就是不知如何應付雲南的學潮。您看怎麽辦呢？”
“是啊，幾十年來，我們也沒有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來。”蔣介石有意停頓了片時，用眼角掃了一下盧漢的表情，遂又接著說，“關於這件事，我和有關的人士交換了意見。說出來，請盧主席看看是否可行？”
蔣介石早已有了既定的方針，那就是要求盧漢回到昆明之後進行“整肅”。所謂“整肅”的內容：（一）解散省議會；（二）查封進步報刊、私營廣播電台和進步學校；（三）逮捕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和進步人士；（四）撤換民政廳長安恩溥。
盧漢聽後毛骨悚然，至此他才明白蔣介石召見他的真實目的。也就是在這刹那間，他感到了自己責任的重大，因為隻有他才能避免這無謂的流血。為此，他故作鎮定地說道：“我完全同意總裁的整肅方針，可是在昆明進行這次整肅的權力……”
“當然由你出麵坐鎮了。”蔣介石又掃了一眼盧漢的表情，遂嚴肅地說道，“不過，為了盧主席此次整肅徹底，我已經命令毛人鳳派專人去昆明打前站了。另外，楊耿光在昆明嗎？”
盧漢聽後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他依然鎮定自若地說道：“我和他政見不合，素無往來，不知他到底在什麽地方。不過，我回昆明一查……”
“不用查了，我告訴你吧，他現在昆明。”
“總裁，這次整肅耿光將軍……”
“當然是重點！”蔣介石惡狠狠地說道，“我與耿光相交有年，深知他像魏延一樣有反骨。在這次整肅之中，我也送你一個智收耿光的錦囊妙計，好嗎？”
盧漢自然不清楚蔣介石送的是什麽錦囊妙計，他頭重腳輕地告別了蔣介石，回到自己的下榻處暗自思忖應對之策。
也就是在這天夜裏，毛人鳳突然走進了蔣介石的客廳。蔣介石下意識地問道：“人鳳，又有什麽重要的消息報告嗎？”
“立即命令潛伏人員，凡能刺殺程潛、陳明仁者重賞！”
“是！”
“傳達我的命令：有暗殺毛澤東、周恩來成功者，我給他頒發青天白日勳章！”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