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四月十三日一早，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手持一份《國內和平協定草案》趕到六國飯店，交給國民黨首席代表張治中，並通知南京國民黨代表團：今晚九時正式舉行和談會議。
張治中匆匆閱畢，心情十分沉重，他的“第一感覺是全篇充滿了招降書和罪狀的語氣，第二感覺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實在說，這個草案在國民黨頑固分子看來，不啻是‘招降書’、‘判決狀’，和他們那種‘劃江而治’、‘平等和平’的主觀幻想固然相差十萬八千裏，即就我想象中的條款來說，也實在覺得‘苛刻’了些。固然，和談是以毛先生元月十四日所提的八項做基礎，而且我事前也明知這次和談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於自己主觀上對和平的癡心夢想所驅使，仍然期望‘奇跡’一旦會出現。現在是完了，在我當時尚且認為‘苛刻’的條款，在國民黨反動派又豈有接受的可能？”怎麽辦？他“馬上召集各代表、顧問和秘書長開會，加以研究”。
雖說南京國民黨和談代表的思想基礎不盡相同，但他們看完《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之後的感覺卻與張治中類同：那就是即將開始的和談是沒有希望了。因而，他們依照多年從政的經驗，個個木然以待，誰也不主動開口打破僵局。一時間，室內的空氣凝重了許多，壓迫得大家喘氣的聲音都似大了些許。最後，張治中分外沉重地把方才的感覺說了一遍：“那好吧，我先談。說句老實話，我是一口氣讀完的。第一感覺是，全篇充滿了招降書和罪狀的口氣，第二感覺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
“我也有文白先生的感覺。”章士釗聽後心裏有了底數，遂坦然地說道，“這個草案在國民黨中的頑固派看來，不啻是招降書，是判決狀。單從措辭上看，我也覺得實在是苛刻了些。”
這時的黃紹竑的心態是超然的，尤其他在毛澤東邀談之後，對和談的前景就更加悲觀。因此，他操著近似調侃的口吻說道：“豈止是苛刻了些啊！這和那些主張劃江而治、口口聲聲叫嚷要平等和平的人來說，實在是相差十萬八千裏喲！”
劉斐是一位冷靜的軍事戰略家，他取出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發來的那五條和談指示，與《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兩相對照，諸一比較，最後他說：“對於即將開始的和談，我這位代表是沒有信心的。”
邵力子決計不回南京了，而且他的夫人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已經飛到了北平，沒有了所謂的後顧之憂，故坦誠其言：“請諸位再研究一下這份草案的內容，其基本精神，並沒有遠離毛潤之先生一月十四日的八點聲明嘛！”
“那邵老的意見呢？”張治中問。
“我個人的意見：一、如大家對和談依然抱有誠意，且讚成毛潤之先生的八條為基礎，那就對草案所提出的條件加以研究，再提出我們的修改意見，二、會後我們把討論這份草案的意見如實電告南京，請當權者心中有數。”
與會者認為邵力子言之有理，相繼微微地點了點頭。張治中沉吟片時，低沉地說了一句：“好，就按邵老說的辦！”
誠如當事人所說：“事已至此，還不得不逐條研究下去，提出一些初步的修改意見。”作為和談代表——無論思想基調有多大的差異，以和平解決國是的責任心卻是共同的。因此，“一種強烈的緊迫感壓在大家的心頭，時間如箭般飛逝，大家懷著沉重失望和苦惱的複雜心情在晚上九點前到達會場——中南海勤政殿。大廳中間橫放著一排長桌，兩端分坐雙方代表。長桌兩端的後側還各有三張小條桌，是雙方列席和記錄人員的座位。布置簡樸，但空氣則顯得異常嚴肅。”接著，周恩來正式宣布：北平和談第一次正式會談開始。
會議一開始，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提出《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並作一個概括的說明。他說：這個草案是根據毛澤東所提的八項條件為基礎而草擬的。他回顧了戰爭發展的曆史過程，指出：事實是很清楚的，戰爭的全部責任應該由南京國民政府擔負。因為這是一個曆史性的協定，是保證今後國內和平的一個文件，所以必須在條款的前言裏明確這個責任。
接著，他對《協定草案》各個條款的具體內容逐項作了說明。關於懲辦戰爭罪犯問題，他說：“這次戰爭中主要的戰犯必須懲辦。如果他們能‘認清是非，幡然悔悟，出於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可以取消戰犯罪名，給予寬大待遇。”
關於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問題，他說：“反動軍隊就是壓迫人民的工具，也就是禍根的所在。我們今天都希望獲得永久的和平，就必須消滅這一禍根。如何消滅它？我們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改編，而不用軍事的方式來解決；同時必須給他們以出路，使他們感到不會像過去國民政府所謂的裁兵，其實是按照派係觀點去裁並，或者以複員退役的口號使他們流離失所。”同時，周恩來還闡述了改編計劃的階段和內容。
關於接收問題，他說：“國民政府和它所屬政府的一切權力必須接收。我們和平解決的目的，就是把國家的一切擔負起來，進行偉大的生產建設。在接收中，乃至於在將來全國範圍內，我們應該對國民政府所屬的廣大的公教人員負責，有如要向國民政府所屬的軍隊官兵負責一樣。絕不能使他們有國事和平解決而我們反流離失所的感覺，甚至使他們覺得毫無出路。在和平協定簽字之後，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還要暫時維持下去，尤其他的首腦部分——府、院、部、會等機構，應該保留到聯合政府成立以後，實行交代，宣告自己的結束。”
最後，周恩來說：“中共代表團願意在這裏提出保證，當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以及在籌備開幕時，接受南京愛國分子的參加，同時也參加聯合政府。”
周恩來講完之後，由南京方麵首席代表張治中發言：對國民黨的錯誤，有誠意承認；對國民黨的失敗，也有勇氣接受。他把《協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各點逐一提出。最後表示願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提出修正案。
張治中發言之後，經討論，“雙方同意再作會外協商，然後定期召開第二次會議。”周恩來看了看表，說道：“現在是十一時五十五分，我宣布散會。”
就在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等與南京政府代表團張治中等舉行第一次會談的時候，毛澤東作為一代政治、軍事戰略家，獨自在香山雙清別墅思索下一步棋的走法。在毛澤東看來：按照慣例，對方在審閱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之後，一定會提出一些修訂的意見。同時，他又清楚就是按照和談代表的意見全部進行修改，南京方麵的李宗仁也不一定能當得了溪口蔣介石的家。因此從某種意義說，不僅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代表團是盡人事，而且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所做的一切努力，也是向全國人民說明：破壞和談的是南京國民黨政府，中國共產黨發起渡江戰役是被迫而為之的。當然，毛澤東請周恩來主持寫出這份《國內和平協定》還另有用處，那就是成為未來與尚未解放的省、市——以及還沒有消滅的國民黨軍隊進行局部和談的依據。
另外，毛澤東作為一位極度同情災難深重的人民的革命家，他的靈魂深處又的確希望“奇跡”——用和平的手段結束舊中國能出現，因此他在雙清別墅一邊處理來自全國的戰情通報，一邊在等待周恩來帶來第一次會談的消息。也許是基於同樣的原因，當周恩來向他匯報了第一次會談的結果之後，他還是希望在聽取南京代表團的意見的基礎上，對《國內和平草案》進行修改，或曰作盡可能多的讓步。同時，他還指示周恩來：在四月十四日這一天，再向張治中等人做工作，力爭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南京國民黨代表團全體同意修訂後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告訴全國人民，也包括關心蔣家天下的美、英帝國主義，是蔣介石推翻了他們派出的代表團簽訂的《國內和平協定》。
但是，毛澤東畢竟是一位理智型的政治家，他絕不會把希望當做現實，因此，就在四月十四日——也就是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團成員繼續做南京國民黨代表團成員工作的時候，毛澤東向各個戰場通報了北平和談的進展，並指出有關渡江南進的策略等問題。請看致總前委並告第二、第三野戰軍電：
昨（十三）日起談判已至正式階段，我方協定草案已交張治中代表團，並由雙方代表開了一次正式會議。張治中等表示原則上接受我方草案，僅在個別問題上有意見。唯南京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等是否能拒絕美蔣幹涉（此種幹涉現已加緊）願意接受，則尚無把握。我們要李、何、於右任、居正、童冠賢等五人來北平共商。如彼等不來，則由張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見。如南京根本拒絕不願簽字，則爭取張治中代表團簽字，然後由我軍渡江，威迫南京批準。如南京因受美蔣脅迫不敢批準，並逃往桂林，則將協定公布，號召一切國民黨主和派分子（單南京立法院即有一百多個立法委員認為無論如何要和，並謂非共軍渡江不能解決問題）擁護協定的執行。萬一連張治中也不敢簽字，則其曲在彼，我方可將草案公布，爭取人民及國民黨中主和分子及愛國分子的同情，對我軍南進，甚為有利。
同日——四月十四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總前委、粟裕、張震、劉伯承、張際春、李達電，摘錄如下：
為著準備渡江的直接行動，為著給南京一個打擊，促使他們接受我們的條件起見，請你們準備於卯哿（四月二十日）攻占從安慶至南通一線除安慶及兩浦（浦口、浦鎮）兩點以外的一切你們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敵人據點及江心洲（包括揚中縣）。接電後請速即部署，以便於卯哿一舉攻占。而在卯哿以前則保持平靜，一聲不響。
就在毛澤東下達有關上述電令的四月十四日，南京國民黨代表團在張治中的主持下開會，逐條審議中共代表團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並完成一份修正案。對此，張治中事後作了回憶：
這個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點是：詞句力求緩和，避免刺眼的詞句。同時對軍隊改編、聯合政府兩項也有若幹的修正。目的完全在希望南京方麵或者能夠接受，使和平不至於破壞。因為當時代表團同人有這樣的一些共識：對國民黨方麵，認為失敗是肯定的，我們既然注定失敗，何必還一定拖累國家和人民。對中共方麵，認為是必然勝利的，但如果在達成成功的途徑上，能夠減少國家元氣的凋喪、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不是更好嗎？其實，即使這個修正案為中共方麵所接受了，南京特別是溪口和廣州方麵也是不會接受的。
當天——十四日晚上，張治中把他們的修正案交給周恩來，二人又深談了很久。對於張治中而言，他是希望中共方麵能夠盡可能多地接受他們修正案中的意見；對於周恩來而言，他是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做張治中的工作：萬一南京方麵不簽字，張治中能夠簽字。
周恩來與張治中談完話後，立即趕到香山別墅，與毛澤東一道研究了南京國民黨代表團提出的修正意見四十餘條，他們認為絕大多數意見是可以接受的。同時，他們作出決定：為了能使會談盡快取得結果——自然也是要趕在雨季到來之前完成渡江戰役，由周恩來負責在十五日搞出一個最後的——不允許對方再提出修正意見的協定，於十五日晚上舉行二次會議的時候通過。
四月十五日，周恩來親自主持修訂《國內和平協定》最後文本，其他的中共代表分別與南京的代表進行私下交談，而毛澤東呢，他在關注北平和談的同時，又給總前委、粟裕、張震、劉伯承、張際春、李達發去了電文：
（一）和平談判決以四月二十日（卯哿）為限期，本（十五）日即向南京代表團宣布，彼方是否簽字必須在該日以前決定態度，該日以後我軍即須渡江。（二）和平協定草案最後修正稿本（十五）日交付南京代表團，彼方明（十六）日派黃紹竑飛寧請示，南京是否願意簽字尚難預料，有可能拒絕簽字。（三）你們接到此電，請立即準備好，於二十日（卯哿）確實攻占除安慶、兩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據點，勿誤為要。
毛澤東發出上述電令之後，收到了粟裕、張震發來的急電：“敵人正沿江加強工事，如二十日同時攻占橋頭堡，包括揚中縣，則二十軍必須提前四天攻占永安州，才便於船隻入江。”接著，毛澤東又於十八時複電粟裕、張震並告總前委、劉伯承、張際春、李達：“為著充分準備二十二日大軍渡江，同意你們迅即攻占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據點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二十號。請總前委通知譚震林。”
四月十五日下午，毛澤東審閱了周恩來改定的《國內和平協定》稿本，操著他那特有的口氣說道：“以此定稿，隻好委屈南京方麵接受了！一句話，想借口有意見，達到拖延時間的目的，那是不行的！”
是日晚，周恩來把《國內和平協定》稿本雙手交給張治中，遵照毛澤東的指示鄭重地說道：“文白先生，這是《國內和平協定》最後的文件，請你先發給你的代表討論，晚上九時，我們舉行第二次會議。”
張治中雙手接過《國內和平協定》文本，再一思忖周恩來的話意，愕然沉吟片時，嚴肅地問道：“恩來，所謂最後的文件，是不是解釋為最後的通牒？是不是隻許我們說一個對或者不對？”
“是的，這是我們最後的態度。”
“也好，幹脆！”
可以想見，張治中說這句話時的心態是異常複雜的，因為他畢竟與國民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且存有通過談判為南京國民政府——或說為國民黨、為蔣介石爭得更多“體麵”的念頭，因此他雖然說了“幹脆”二字，但依然又當著周恩來的麵下意識地打開了《國內和平協定》文本，匆匆翻閱有關的內容。當他看到渡江的時間預定在四月二十日的時候，又本能地問道：“你過去說在和平協定簽字後三兩天就渡江的話，我是沒有同意的，現在和平協定還沒簽字，你怎麽說就預定四月二十日渡江呢？”
周恩來自然理解老朋友張治中這種特殊的心態，但是他們二人又都是政治家，且又各為一方的首席代表，非常明白在這種場合私人交情是不足惜的。因此，周恩來嚴肅地解釋道：“你們代表團派人把這個最後文件帶到南京去請示，如果來電報說可以簽字，當然渡江的日期和辦法是可以商量的。”
“如果我們帶回南京請示不能簽字後，中共就預定四月二十日渡江，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是的！”
接著，張治中心情沉重地召集南京代表團全體成員會議，審閱周恩來提交的《國內和平協定》文本。全體代表閱後沉默不語。張治中清楚自己的地位，也知道其他代表視自己為蔣介石的代表，因此他對《國內和平協定》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他看了看諸位代表的表情，首先說明這是中共最後的立場，旋即又鄭重地說：“我認真地研究了這份《國內和平協定》最後的文本，它已經接受了我們提出的半數以上的意見，特別是關於戰爭罪犯一項，刪去了首要次要的字樣；把南京政府和所屬部隊置於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統轄之下一句也換了，我看基本上可以接受。”
邵力子一聽張治中的表態為之一振，遂嚴肅地說道：“如果能了然於敗戰求和、天下為公的道理，不囿於一派一係的私利，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那麽，就隻有毅然接受。”
章士釗是社會賢達，沒有黨派色彩，自然他有著自己的政治主張，因而他沒有其他代表的精神負擔。另外，他與中共領袖人物，尤其是與毛澤東有著深遠的私誼，就更不擔心自己的後路。所以，他爽快地說了這番話：“事到如今，唯有以誠心承認錯誤，以勇氣接受失敗，則對國家、對人民，乃至於對國民黨保全者甚多。極而言之，總比頑固到底、失敗到底的好！”
其他的代表、顧問也都是政治上的聰明人，麵對中共的最後“通牒”，也唯有附和上述發言講了自己的意見。最後，張治中再次看了看與會者的表情，愴然地說道：“如果諸位沒有不同意見，我們就本著戰敗求和的心情，去出席這最後的議和吧！”
第二次會議依然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會議一開始，還是由周恩來先把定稿的修改之點，也就是接受南京方麵代表團所提修改之點，作了說明。猶如張治中所述，改動最大的是戰犯問題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權力。用周恩來的話說：這是我們一個重大讓步。接著，周恩來又說明曾經討論而不能接受的也有兩處，那就是關於軍隊改編程序和人民解放軍開往江南接受一部分地方政權之事。他說：
“以上兩點我們決不能讓步，若讓步就失掉了毛澤東主席所隊項條款的基本精神。至於劃分時期我們不會急躁，急躁反而生錯誤，招致亂子，所以我們對軍隊改編要分期而且分區，初步設想隻能在江、浙、皖、湘、鄂、贛、陝、隴東這些地區先接收，其他地區則後一步。聯合政府大概可在接收中或接收後成立，或還一點，隻要不出別的亂子。”
周恩來再次聲明：“這個《國內和平協定》，當然是中共代表團最後的定案，現在提交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我們期待南京代表團同意這個協定，接受這個協定，簽字在協定上，使全國人民所熱望的所關切的偉大和平事業，能在我們雙方代表團合作如同一家人的精神上搞好。……不然我們解放軍就會向前推進，因為他們正在等待著向江南推進的命令。……我們今天正式地告訴文白先生，請南京代表團回南京的先生轉告李德鄰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們隻能約束到本月二十日為止。到那時還不能獲得協議簽字，那我們就隻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後了。”
接著，張治中隻是簡短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和感想，並聲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請示，再行答複。但是，出乎張治中所料的是，他如下這段帶有很重的感情色彩的話卻引來周恩來的反對：
“國共兩黨的鬥爭，到今天可以說是告一個結束了。誰勝誰敗，誰得誰失，誰是誰非，當然有事實作證明，將來也自有曆史作評判。不過要是打個比方來說，我想國共兩黨之爭，好比是兄弟之爭。我們同是中國人，同是一個民族，俗話說‘便宜不出外’，今天誰吃了虧，誰討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認真的。國共兩黨等於兄弟一樣，大哥管家管不好，讓給弟弟管，沒有關係，‘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對於弟弟的能幹，有這個能耐來擔當重責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興，而且要格外的幫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當不好，你來當；希望你當得好，一定當得好。這不僅是站在兄弟的立場應該如此，就光是基於人類之愛、同胞之愛、民族之愛，也應該如此。……”
周恩來聽後當即嚴肅地作了如下的駁正：
“剛才文白先生說的幾句話，我不能不辯白一下。就是對於‘兄弟’的比喻。假如文白先生說雙方的關係等於兄弟一樣，是指兩個代表團的立場，那麽我們都是為和平而努力的，我們很願意接受。過去大家雖有不對，今後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過去國民黨二十多年來，尤其是最近兩年又九個半月的蔣介石的朝廷來說，這就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孫中山先生當年革命的時候，對清那拉氏進行的鬥爭，就不是兄弟之爭；對袁世凱的討伐，就不是兄弟之爭；對曹（錕）、吳（佩孚）的聲討，就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如果說是兄弟之爭，孫中山先生是不會同意的。對於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不能不表示它的嚴肅性。說兄弟之爭，如果把蔣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進去，就失掉了它的嚴肅性。孫中山先生過去領導的多少次革命的失敗，這也是教訓之一。”
會議結束前，周恩來談到文件為什麽采取最後方案的做法。他說：“如果我們沒有最後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團無以說服南京當局；沒有這個最後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慮同意與不同意的問題。我們認為，一個問題一定要有一個結束。我們提的最後方案，南京代表團乃至南京當局都有它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第二次會議於十時二十分結束之後，張治中又立即召集南京代表團全體成員會議，一直開到午夜——已是四月十六日一點多鍾了！最後，“大家表示隻有接受這個《國內和平協定》為是。並決定在十六日派黃紹竑代表和屈武顧問帶了文件回南京去，勸告李、白接受。”
會議一俟結束，章士釗就把劉斐拉到一邊，疑慮地問道：“劉斐鄉弟，你是桂係的大將，據你看，這個《國內和平協定》李德鄰簽字嗎？”
“他可能不簽。”劉斐答說。
“為什麽？”章士釗聽後—怔，“他原來不是說在不利的條件下也要簽字的嗎？”
“他的一生充滿著個人名位思想，絕沒有為國、為民負責的誠意和魄力。”
“這麽好的條件，還不簽字，那是太沒有良心了！”章士釗有些失望地搖搖頭，遂大步走回自己的住處。
時間雖然已經是十六日淩晨一點多鍾了，但是周恩來為了希冀《國內和平協定》能夠多一分簽字的可能性，他一直等待南京代表團散會，並請就要返回南京的黃紹竑代表留步，說道：“黃先生，此次南行的任務很重啊！”
周恩來的行為的確是感動了黃紹竑，然而當他想到自己此次南行的任務時，又很動感情地說：“周先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隻能憑著我的良心，回到南京盡人事而已。”
“你是很了解李德鄰先生的，他看了這份《國內和平協定》文本後，會有什麽結果呢？”
黃紹竑望著真誠希望和談取得成功的周恩來，當即說了如下這番話：“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對五十的希望，或者說更少一些。請周先生放心，我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就是了！”
周恩來做完黃紹竑的工作，再驅車趕到香山雙清別墅已經是東方破曉的時候了，當他步出汽車，抬頭一看窗上依然映照著燈光的時候，知道毛澤東也是一夜沒有合眼。接著，他走進毛澤東的辦公室，如實匯報了第二次會議的情況，問道：“主席，你看成算有多少？”
毛澤東站起身來，隔窗向院中一看，方知天已經亮了，他隨手關上室內的電燈，沉吟良頃，說道：“看來，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談判破裂上！恩來，這些天來，真是辛苦你了，快回去休息吧！”
“不行，等一會我還要趕到西苑機場，為南返的黃紹竑先生送行。主席，你也應該休息了！”
“不行啊！”毛澤東走到桌前，拿起毛筆，微微地搖搖頭，說道，“我必須趕在八點以前，給總前委發去要他們做好用戰鬥方法渡江的電令。”
周恩來離去之後，毛澤東起草了《立腳點應放在談判破裂，用戰鬥方法渡江上麵》的電令：
總前委，粟（裕）張（震），劉（伯承）張（際春）李（達）：
（一）總前委刪辰電悉。（二）對敵北岸及江心據點，凡能於一夜奪取又利於奪取後第二夜即南渡者，則於渡江前一夜奪取之；凡不能於一夜奪取，又於奪取後需要較長時間做；準備工作方利於南渡者，則應提前奪取之，望按實情處理。（三）和平協定最後方案已於昨（十五日）夜提交張治中代表團，今（十六）日上午黃紹竑飛南京請示。南京是否同意簽字，將取決於美國政府及蔣介石的態度。如果他們願意，則可能於卯哿簽字，否則談判將破裂。（四）你們的立腳點應放在談判破裂用戰鬥方法渡江上麵，並保證於二十二日（卯養）一舉渡江成功。（五）現請你們考慮者，即假如南京願意於卯哿簽字，但要求於簽字後給他們幾天時間以便部署，在這種情況下，我軍是否可能再推遲三天，即由卯養改至卯有（二十五日）渡江。這種推遲是否於我軍士氣及渡江任務之完成上發生妨礙。你們作此種考慮時，仍應假定南京雖然簽了字，但湯恩伯等反動將領仍然不願執行，我軍仍需用戰鬥方法渡江。在此種假定上，如果你們認為不應再推遲，則我們將拒絕南京的請求。隻有你們認為推遲至卯有（二十五日）實行戰鬥渡江並無妨礙，我們方準備允許南京的請求。如何，請考慮電複。並將近日渡江準備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完成全軍渡江等項見告為盼。
毛澤東起草完這則電令，看了看手表，然後在電報的末端——軍委的下邊，寫上十六日八時。
這時，朱總司令走了進來，被蔣介石罵了二十多年的朱、毛二人談了有關情況之後，朱總司令感慨地說道：“蔣介石一直叫喊殺朱（豬）宰毛（貓），沒有想到他這個在南京鬧了二十多年的老鼠，就要被你這隻禦貓給轟下台來。”
“就要轟下台，還不等於轟下台。”毛澤東喟歎不已地說道，“在北平唱的文場戲結束了，下邊恐怕就要你我在此指揮唱它一出史無前例的武場戲了！”
如果說最關心北平和談的是李宗仁，那麽真正左右北平和談的則是溪口“退休老人”蔣介石。
蔣介石坐鎮溪口，早已把政治焦距集中到北平國共和談方麵。多年之後，我們從蔣氏父子公開出版發行的日記、文電中可知，北平和談進展情況，南京李宗仁的一舉一動，全都在蔣氏的掌握之中。
蔣介石“為使個人精力、智慧能以高度發揮起見，擬組織一個‘設計機構’，以備對國家重要問題和政策之谘詢，同時並準備發動‘民主救國’和‘自由中國’兩個運動，擬定領導與宣傳計劃”。為使北平國共和談納入蔣記的軌道，連連指示：“（一）和談必須先訂停戰協定；（二）共軍何日渡江，則和談何日停止；其破壞責任應由共方負之。”當他仔細研讀了李宗仁致毛澤東的電文之後，遂與侍奉身側的患難老友張群進行磋商，認為“共黨得寸進尺，節節逼人，無非要求政府做‘城下之盟’，無條件投降而已”。在這期間，他曾動議“準備對李宗仁坦直示意利害”。但是，為了借和談達到拖延時間的目的，又不得不對李宗仁采取如下立場：“彼能站穩本黨立場，認清國家民族利益，共同對共，則無論和、戰，必全力予以支持。”
四月十二日下午，朱蘊山和劉仲容乘飛機飛返北平之後，蔣介石很快就獲知了這一消息。當他得悉同機的還有邵力子的夫人傅學文女士，立即就意識到：南京政府的和談代表邵力子再也不會回到南京了。由此，他這位坐鎮溪口的“退休老人”又想到了章士釗、黃紹竑、劉斐……尤其當他想到追隨自己有年的張治中的言行，遂下意識地倒吸了一口冷氣。這時，也隻有在這時蔣介石才完全斷定：南京政府派出的和談代表團，不僅不會替他蔣某人說話，而且也絕不會利用和談為他敗中取勝爭得最為寶貴的時間。
四月十三日深夜，或許已經是四月十四日淩晨了，蔣介石收到了電傳的中共周恩來提交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文本，他連夜精心研讀了這八條、二十四款“和平協定”，感到問題比自己想象的要嚴重得多！他與老友張群密商其對策，一致認為應該立刻與李宗仁麵商。為此，張群奉命於十四日飛赴南京，要李宗仁、白崇禧於十七日飛赴杭州會晤，共商國是。
誠如前文所述：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和”、“戰”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因此，他們在對待中共《國內和平協定草案》的態度上也產生了對立。白崇禧認為該草案斷不能接受，李宗仁則認為仍有商量的餘地。當張群問及白崇禧飛赴杭州與蔣介石麵商國是的時候，白有感於國共和談必然失敗，借口回武漢布防，斷然答說：“我不去，但德公應當去！”李宗仁收到張群的電話之後，他認為這是蔣介石要他“朝聖”之舉，遂以正候北平和談消息為由，拒絕前去“麵君”和“聆訓”。對此，蔣介石隻有自語一聲“娘希匹”了事。
四月十四日溪口之夜萬籟俱寂，隻有遠近的林濤和偶爾送來的幾聲犬吠。蔣介石獨自駐步窗前，黯然無聲地凝視夜幕中所熟悉的景物。他是在想國共和談的大事嗎？是的。但是他此時此刻卻盡力用理智控製自己不去想；他是在總結自己戎馬大半生的政治得失嗎？這是任何一位敗走麥城的政治家、軍事家所不能不回首的大事，可是今天晚上，他的確沒有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這方麵來……他究竟在潛心思索什麽呢？明天——四月十五日就是自己的長子蔣經國四十歲生日了，按照祖宗傳下來的規矩：人到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說，已經人情練達，可以洞察世事，從此可以做一番事業了！但時下的蔣介石應該如何給兒子做四十大壽呢？又應該對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兒子說些什麽呢？……他的確為這件事犯了大愁！
蔣經國作為長子，是蔣家王朝理所當然的接班人。由於蔣介石和經國的生母離異，蔣經國的心靈中刻下了很深的情感傷痕；事母到孝，隨父如賓。加之蔣經國在蘇期間，曾公然撰文譴責蔣介石背叛革命，他們父子之間的情感鴻溝愈發地加深了！隨後，他留居蘇聯十年，在嚐盡異國他鄉的人生五味的過程中，對斯大林搞的那一套社會主義相當熟悉了。也就是說，在他的文化結構中，是有著蘇聯社會主義的文化品位的。“西安事變”之後，蔣經國回到了祖國，他在贛南搞的那一套實驗，也無不打上某些蘇聯社會主義的烙印。但他這種實驗很快就失敗了！從此，他認識到：在時下的中國唯有遵奉蔣介石的治國之道才有出路。他回到蔣介石的身邊，潛心研究中國傳統的帝王之術，觀察父親蔣介石處理內政、外交的策略，在其後的十年中，他的文化結構中又融進了傳統和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品位。因此，他對父親蔣介石的言行不僅能夠理解，而且在執行中還能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父子之間的情感鴻溝漸漸地彌合了，到他就要步入不惑之年的時候，他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已經成為未來希望的所在了。
時人皆知：蔣介石是靠民主、共和這兩麵旗幟起家的。但是，世代相襲的帝王思想卻深深根植於他的心底。他視蔣經國不僅是自己的兒子，更為重要的是，他把蔣經國還視作蔣家王朝的當然接班人。這些年來，他的所作所為在陳布雷的筆下早已化作為黨、為國、為民的偉大形象，可他在潛意識中卻是為蔣經國要留下一份可代“繼位”的遺產。老天無情，時下他精心創下的這份遺產就要送給共產黨了，就連他自己未來的政治下場也不堪設想。在此危機四伏的特殊時期，他這位父親真的不知該如何為太子蔣經國操辦四十壽日！他想了許久，最後端坐桌前，展紙揮毫，一氣嗬成“寓理帥氣”四字匾額。
蔣介石手握狼毫緩緩站起身來，用心地端詳了這四個字的結構和神韻，似比較滿意地微微地點了點頭。他是言未盡意呢？還是深恐傳統文化底蘊較淺的太子蔣經國不諳此意？遂又附白，文白：
每日晚課，默誦孟子“養氣”章。十五年來，未嚐或間，自覺於此略有領悟。又常玩索存心養性之“性”字，自得四句曰：“無聲無臭，唯虛唯微，至善至中，寓理帥氣。”為之自箴；而以寓理之“寓”字，體認深切，引為自快，但未敢示人。今以經兒四十生辰，特贅此“寓理帥氣”以代私祝，並期其能切己體察，卓然自強，而不負所望耳。
蔣介石握筆看了一遍附白，沉吟良久，遂又揮毫題寫“主敬立極，法天自然”八字。他擲筆默思，認為自己找到了送給蔣經國四十壽日最好的禮物，遂釋然脫衣入睡了。
翌日——四月十五日清晨，蔣經國於天色微茫中起床，因為今天是自己的四十華誕，首先“至祖堂拜祖。六時上慈庵，八時侍父作禱告，並向父禮拜報恩”。蔣介石看著“可教”的經兒如此而為，真是感慨係之，喟歎不已。但他為了做父親的——或曰當一國之主的尊嚴，他把這種為父、為人的情感深深埋藏心中，指著寫字台上那幅“寓理帥氣”的匾額，低沉地說道：“經兒，在你步入四十不惑之際，這是為父送給你的生日禮物。”
蔣經國聽後的第一感覺是：“可憐天下父母心！”他轉身走到桌前，肅立矚目，畢恭畢敬地看完“寓理帥氣”的匾額和附白，激動得險些溢出熱淚，他感情極其複雜地說：“父親！這比什麽生日禮物都好，我今後一定要按照‘寓理帥氣’的教導行事。”
是日夜，蔣經國把父親送的“寓理帥氣”的匾額帶回自己的臥室，向俄國妻子蔣方良講解“寓理帥氣”的意義。旋即，又取出日記本，十分沉重地寫下了這段文字：
凡此所言，希望我於愈深，亦鞭策於我愈力，此後修養治事，定以此為準繩。孔子說：“四十而不惑。”我已至不惑之年，一事無成，且常感情用事，不能“持誌養氣”，細想起來，真是慚愧萬分！
事有湊巧，也就是蔣介石為長子蔣經國過四十不惑的生日的這一天——四月十五日晚九時，國共兩黨在北平舉行了第二次正式會議，並通過《國內和平協定》。自然，蔣氏父子於四月十六日清晨不僅獲悉黃紹竑於上午飛返南京，而且也知道了如下結論：談判以四月二十日為期限，南京代表團是否願意在協定上簽字，須於四月二十日以前表示態度，四月二十日為最後簽字期。蔣介石再次駐步窗前凝思，似在自語：“我看你李德鄰如何走下一步棋？……”
李宗仁自打接到中共提交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起始，他就被搞得舉棋不定了；至於說到他如何應付中共的最後通牒文本《國內和平協定》，那就更是六神無主了！就說四月十六日下午吧，如果不是礙於自己是代“總統”，他也一定會趕到機場去迎接南來的黃紹竑與屈武。就在何應欽、白崇禧等趕去機場迎接黃紹竑與屈武的時期，他獨自一人在客廳中踽踽踱步，猜想著中共向他提交的最後通牒式協定的內容，以及南京、溪口、廣州三方閱後的態度，一句話：真是心亂如麻。啊！他好不容易挨到何應欽、白崇禧、程思遠、黃啟漢等人把黃紹竑、屈武領進客廳，他“和一幫桂係頭目，帶著焦急的心情望著黃紹竑，等待他拿出《國內和平協定》來，先睹為快”。也許白崇禧是一介武夫，抑或是他近水樓台，他第一個搶走了黃紹竑帶回的《國內和平協定》文本，獨自認真地研讀起來。黃紹竑無奈，他看了看李宗仁等那一雙雙企盼的目光，隻好先對《國內和平協定》作一番說明：“在北平談判中，南京去的代表已盡了最大努力，經過激烈的爭論，三番五次的修改，才力爭到如今比較好的條件。”他舉例說，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中的第一條懲辦戰爭罪犯問題，是最棘手的問題，經過多次討論，決定一切戰犯如能認清是非，確有事實表現，有利於和平解決國內問題的，都準予取消戰犯罪名，得到寬大處理。他又舉關於改編軍隊問題為例，商定由雙方派出人員組成全國性的整編委員會，分兩個階段進行整理改編軍隊，而且沒有時間限製；關於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問題，中國共產黨負責保證南京政府派代表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保證在民主聯合政府中，包括南京政府方麵的若幹人士，在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各院、部、會，仍暫行職權。黃說，能取得這樣的協議，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這時，白崇禧業已把《國內和平協定》文本粗粗地翻了一遍，和他的“劃江而治”的框架構想相去甚遠。尤其他聽說四月二十日為限，否則解放軍就渡江南下，這無疑又刺激了他作為軍人的所謂自尊心。另外，“當時的白崇禧低估了人民解放軍的渡江兵力，高估了國民黨殘餘部隊的力量；並且幻想江南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可能同廣西部隊合作，以保衛長江。”所以，他不僅接受不了《國內和平協定》所開列的條款和內容，而且對黃紹竑如此的說明情況尤其反感。他怒氣衝衝地把《國內和平協定》文本往茶幾上一摔，說：“虧得你，像這樣的條件也帶得回來！”遂起身向外走去了。
由於白崇禧憤然提前退場，影響了與會者的情緒，客廳中氣氛陡然緊張，隨之出現了冷場。接著，李宗仁等相繼研讀《國內和平協定》的文本。當時，由於李宗仁閱罷文本也難以接受有關的條款，使他不能不由白崇禧拂袖離去聯想到蔣介石的態度，因此他當時的直覺是：不能批準南京代表團在該協定上簽字。等到在座的人把這份《國內和平協定》傳閱完畢，他情緒低沉地說道：“這是事關黨國命運的大事，請諸位發表意見。”
何應欽清楚李宗仁如此而為的目的是：不承擔任何責任，把牌攤給了他。何氏是國民黨中有名的“武甘草”，自然懂得該如何處置這一事件，他說道：“既然這事關係到黨國命運，我個人的意見是：先將和平條款經行政院開會研究，然後送請在溪口的總裁蔣先生過目，才能最後作出答複的決定。”
對此，李宗仁不表示態度。
是日夜，何應欽與有關人士協商，決定以國民黨和談指導委員會的名義派國民黨元老居正偕吳鐵城、朱家驊帶上《國內和平協定》及和談記錄飛往溪口，請示蔣介石裁奪。據史記載：蔣氏閱後，他當即表示：“真是無條件的投降處分之條件。其前文敘述戰爭責任問題數條，更不堪言狀矣。黃紹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轉達，是誠無恥之極者之所為；可痛！”
在這種氛圍中，居正與吳鐵城、朱家驊誰也不發一言，隻有聽命的份兒。有頃，蔣介石於盛怒之下擬定了如下三種所謂對應方案：
（甲）提出具體相對條件複之；
（乙）不提出對案，僅以不能接受其所謂條件而願先訂停戰協定，以表示和談之誠意。如其在此和談期間，進行渡江，則其戰爭責任，就由“共匪”負之；
四月十八日，在蔣介石的授意之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例行公事地發表對和談的聲明：重申必須以該黨中常會本月七日關於和談“五項原則”的決議為依據。換言之，背離其“五項原則”的一切協議無效。
同時，國民黨中央授權宣傳部部長程天放舉行記者招待會，向中外宣布，“和平的希望暗淡，如果共產黨渡江，國民黨不會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還是失敗，要靠我們的努力。”他還說，“反對渡江是國民黨決策者一月前就在這裏決定了的。這種立場到四月十八日才公開宣布，因為在這以前發表可能會危及和談。”
是日，吳鐵城也公然答記者問，聲稱“廣州集團與南京集團的意見，現在實際上是一致的”。
在這種氣氛之中，李宗仁真的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寢食難安！恰在這時，北平的張治中等和談代表又一日三問，對《國內和平協定》有沒有結果？無奈，他隻好再召集桂係核心人物進行秘密會議，商談應對策略。
對於李宗仁如此的表演，黃紹竑真是十分的惱火！使他不由得想起了許多往事——尤其當他想到自己近年來為李宗仁的升遷所盡的力的時候，他真是對李宗仁的表現失望極了！另外，黃紹竑作為政治家也清楚地知道：“一年以來，李宗仁所以能當選副總統，以及能迫使孫科把行政院從廣州遷回南京，完全是得自國民黨和立法院內主和分子的大力支持。今議和已到了轉折關頭，後者竟未受到谘詢，反而聽命於溪口，不智孰甚。”因此，他在十八日晚上八時在李宗仁召集的這次會議上，充滿感情地講：“有人認為《國內和平協定》是無條件投降的條件，這就看我們從什麽角度來對待它。當前在軍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勢，從而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取得絕對的平等地位。吾人迫於形勢，絕不能同蔣介石共呼吸、同命運，蔣介石還可以退守台灣，苟延殘喘，我們形格勢禁，沒有別的道路可走，隻有和局才是以自保。……如果德公同意簽字這一‘協定’，則將來可選為聯合政府的副主席，即廣西部隊亦因此得到安全的保障，共方已同意健生（白崇禧）所率領的部隊可以繼續留駐武漢，也可以開到兩廣去，兩廣在一年內將不實行軍事管製和土地改革。這些條件對我們是十分有利的，也是非常寬大的。”
誠如前文所述，由於李宗仁的內心之中，已經暗自下了不簽署《國內和平協定》的決心，因此他聽到黃紹竑說到這裏的時候，急忙插話道：“我對個人問題無所謂，而唯有為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著想，我是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應該去職，以謝國人。所以我們現在要談的應以大局為重，以國家前途為重。”
白崇禧最後作了發言，他說：和談代表團北上時，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團沒有堅持我們的基本立場，實有負付托之重。至於說兩廣在近期內不至於有大變動，那也不過是時間遲早問題。這種局麵，好像吃雞一樣，好的部分先吃，其後雞頭雞腳也要吃光。
黃紹竑雖然認為大局已定，無可更改，但是當他想到周恩來在百忙之中趕到機場，為他送行以及那句句至誠的托付，遂又強打起精神發言，並引用了一些在北平的國民黨起義將領對國家前途看法的話來加強他的觀點，同時也希望能盡最後一點努力。令他震愕的是，白崇禧再次不耐卒聽就走了。因此，會談終無結果，時已深夜一時。
由於江南人民都在關心北平和談的進展，再加之敗亡之秋無秘事，因而，南京政府欲要拒絕和談的消息很快傳到社會上，使得京、滬、杭以及江南各大中城市的人民走上街頭，公開反對南京政府，強烈要求接受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爭端的主張。就在四月十八日這一天，如下的消息震撼了李宗仁的心靈：
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發致科技人員號召書，指出“無論目前和談的結果怎樣，人民解放軍總是要向江南進軍了。號召全上海一切科技工作者和學生知識分子，協助解放軍接收管理上海，迅速恢複與發展上海的工業生產，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上海與新中國而共同努力”。
湖南省主席程潛在省府舉行的例行月會上講話，公開表示走和平的道路。他說：“現在全國人民要和平，我們政府，隻有排除萬難，力謀真正和平之實現，還有什麽瞻顧的餘地呢？如果還有什麽人夢想借武力來壓製全國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國人民都會有一個製裁。到那時，凡是窮兵黷武的人，一定逃脫不了‘千夫所指’的慘痛教訓。”同時，他還分外鄭重地勉勵與會同僚：“應該拿出良心來，爭取真正的和平，為國家，為民族留一線生機。”
與此同時，留在北平的南京和談代表團再電李宗仁、白崇禧，嚴肅指出：“和談至此階段，萬無遊移可能”，“如待共軍行動後，補簽協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難收拾。”希望李、何“當機立斷”，或“親來北平一趟”。
李宗仁麵對來自方方麵麵的巨大的壓力，他這位爭來的代“總統”的確過起了受夾板氣的日子。麵對這千鈞一發的關鍵時刻，誰是他的救命菩薩呢？他又想起了美國人，遂決定請司徒雷登大使出麵，以開茶會的方式，邀請英、法、澳、加諸國大使參加。李宗仁此舉的終極目的，是敦促以司徒雷登大使為首的外國使團發表聯合聲明，“對目前中國國民黨、共產黨之間的談判表示深切的關懷，我請三國政府表示他們衷心的希望，希望談判會導致和平的解決。這樣中國和全遠東的和平能維持住，他們發表聯合聲明將會給予共產黨談判的政府代表團相當大的鼓勵，也將充分警告國際共產主義分子不要插手中國。”
四月十九日，李宗仁被通知出席國民黨和談指導委員會召開的會議。由於黃紹竑不知臨時組成的和談指導委員會的組織成員，他的感覺是“這種會議形式，好似蔣未下野以前的最高黨政軍聯席會議，但李代總統坐在一邊旁聽。其他各院院長也未到會，實在有些不倫不類”。何應欽講了幾句開場白之後，遂請黃紹竑作關於北平和談經過的報告。黃紹竑奉命講了大約一個小時，最後他很有感情地說：“代表團的全體代表認為，中共這個和平條款與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和平談判八項條件，沒有什麽出入，李代總統以前也曾發表聲明，承認中共提出的和平談判八項條件，所以全體代表認為中共提出的和平條款是可以接受的。”
黃紹竑報告過後，與會者近似一邊倒地作了發言。對此，黃紹竑事後作了回憶：
吳鐵城首先代表國民黨中央黨部發言。他說，中央常務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決策機關，中常會並未承認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的八項和平談判條件。他的話表麵似為李宗仁開脫責任，而實際上又是責備李宗仁。他說，李代總統的聲明，也隻是說可以商談，並不是完全承認。他指責代表團應隨時請示中央，何能遽然認為可以完全承認。他尤其指出廢除憲法和法統那兩項最要不得。他說，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法統是實行憲法的保證，如果都廢除了，中國將成為什麽樣的國家呢！他說的話很長，無非是對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的和平談判八項條件作根本的否定。黃少穀當然是代表行政院發言的。他把我帶回的中共提出的和平條款，逐條分析駁斥，認為萬不能接受。參謀總長顧祝同把前方情報，人民解放軍的調動情形說了一番。照他的判斷，人民解放軍正在部署渡江攻擊，中共和談絕無誠意。
何應欽最後問閻錫山有什麽意見，閻錫山低聲地說了幾句。他說這個條款實質上是難以完全接受的，即使接受了，以後也很難解決問題。他短短幾句話，好似楔子一樣深深打入反共人們的心坎中。……
李宗仁這個代“總統”完全被放在了被告席上，他“坐在那裏很為難，一句話也不說”。對此，黃紹竑作了如下分析：
他反對和平條款，等於自食其言，因為他以前發表過聲明，承認中共提出的八項和平談判條件為基礎，然而他內心中卻覺得那個和平條款與他既得的利益（指代理總統）是有矛盾的。當然，他還有更大的顧慮，如果表示讚成代表的意見，就要與黨方（中國國民黨）軍方發生衝突，很可能被拘禁或被轟下台，所以他坐在那裏沒有一句話支持代表團的意見。
四月二十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發表聲明，拒絕接受中共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號召所謂全黨、全民準備做好戰鬥到最後的準備。
接著，國民黨和談指導委員會通過給南京國民政府和談代表的訓令，堅拒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
時下，李宗仁知道自己這位“盡人事，而聽天命”的代“總統”的曆史使命就要完結了，他時下的任務就是在等待蔣介石的抉擇，以他和行政院院長何應欽的名義致電北平，通知由他派出的和談代表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實事求是地說，他此時此刻的心情，雖說有著難以言述的苦悶和失落，但比起前一階段企盼和談結果的焦急心情而言，輕鬆了許多！
李宗仁這種窩裏窩囊的行為，不但使白崇禧瞧他不起，而且也令黃紹竑非常失望。黃紹竑是一位文人氣十足的政治家，他眼見“和談”破裂，大規模的內戰再起，這不僅要埋葬他深惡痛絕的蔣家王朝，就連他親自參加創建的新桂係集團也將隨之消失。因此，他的內心是極其矛盾和痛苦的。他就要辭別南京了，懷著愴然依依的心情邀程思遠陪他到往日舊遊之地走走，程思遠事後說：“隻看到‘蔣山青，秦淮碧’，末朝殘照，滿目荒涼！”
四月二十日中午，李宗仁、黃紹竑、程思遠三人在傅厚崗吃飯，彼此心情沉重，終席無一言。飯畢，黃紹竑同北平的張治中通了長途電話，隨後對李宗仁說：“張文白先生要我通知德公，中共中央拒絕延期簽字的要求，決定今夜發出進軍江南的命令。我將於下午三時搭吳鐵城的專機飛廣州轉去香港。”
從此，李宗仁與黃紹竑各奔前程，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李宗仁從海外回到祖國，他們才在首都機場重新見麵。此乃後話，略。
是日夜，李宗仁閱罷與何應欽聯名致電北平的南京和談代表團——並要求斷然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的文稿，他的腦海中頓時出現了一片空白。有頃，他走到窗前，望著陰雲密布的夜空，茫然自問：“明天等待著我的是什麽呢？毛澤東真的會向解放軍下令渡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