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建業開“六代豪華”之都

《三國演義》第二十九回回目是“小霸王怒斬於吉，碧眼兒坐領江東”，孫吳盤踞的地方古稱江東。因為從湖口到南京這一段長江是向東北方向斜流，所以這一段長江兩岸不稱江南、江北，而稱江東、江西。古時以左為東，以右為西，故江東亦稱江左。三國東吳所據江東，主要指江東六郡，亦即會稽、吳、丹陽、廬江、豫章和廬陵，大致包括今江蘇南部、浙江、福建大部、安徽長江以南、湖北東南長江以南部、江西中東部等地區。

《六朝事跡編類》卷一雲：“吳孫策以會稽為根本，大帝嗣立，稍遷京口，其後又嚐住公安，又嚐都武昌，蓋往來其間，因時製宜，不得不爾。”的確，在孫權掌權的前期，江東的大本營總是沿著長江上下來回遷移。赤壁之戰前，為了鞏固長江下遊的江東根據地，把大本營設在京口（今江蘇鎮江）一帶。建安十七年（212），孫權把大本營遷到了秣陵，在石頭山上修築了石頭城堡，並將秣陵改名為建業，亦即要建立一番事業之意。重占荊州後，孫權於黃武元年（222）把統治中心遷到鄂州，並改名為武昌，意思是說東吳“以武而昌”。孫權在此建都，不僅因為這裏龍蟠鳳集，風景優美，更重要的是這裏是軍事要衝之地。鄂州地理形勢險要，是長江南岸的重要渡口，西麵有長江支流，可以停泊水軍船隻。鄂州的樊口是東吳最重要的水軍根據地，四周皆山，南有洋蘭湖，西南有較大的三山湖和梁子湖，富有銅、鐵等礦藏，可鑄造兵器、錢幣和高級日用品。也就在黃武元年農曆八月，孫權修築了武昌城，亦即俗稱的吳王城。

到了黃龍元年（229），孫權即帝位後，隨即做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決定，將首都從武昌搬回建業。

建業即今南京，地處長江下遊，東距入海口約三百公裏，西為皖西丘陵，北有江淮大平原作屏障，南有太湖水網作後盾。境內綿亙著寧鎮山脈的西段，長江橫臥於北，秦淮蜿蜒於南，形成了古人所說的“龍盤虎踞”的優越地勢。此地原名越城，春秋時越王勾踐所建。戰國時楚威王因此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稱金陵。秦始皇也認為此王氣妨礙他的統治，下令鑿斷山脈，以泄王氣，改名秣陵以抑之。後來，孫權還都建業，先是住在孫策舊邸，後來拆除武昌宮殿的舊材，由長江順流而下，運抵建業，建成太初宮。

孫權之所以還都建業，有內因，亦有外因。

內因是東吳政權的支柱江東大族強烈要求定都建業。當時有一首民謠流行於建業一帶：“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這首民謠反映出以建業為中心的長江下遊人民，不願用大量的人力和物資，逆流而上供應武昌的東吳朝廷。而作為東吳政權支柱的江東大族，如吳郡的顧氏、陸氏、朱氏和張氏，陽羨（今宜興）的周氏，吳興（今湖州）的沈氏等，也不願離開他們的勢力範圍過遠。這樣，舉國上下，強烈呼籲還都建業。

外因，是智者從風水學角度的力薦。這一點現在視為迷信，當時則視為雄辯的定論。如相傳著名政治家諸葛亮過此，不勝豔羨地對孫權說：“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金陵有以鍾山為首的山脈像龍一般地蟠繞在東麵，又有石頭山像猛虎一樣地雄踞在西麵，是一處理想的政治軍事中心。據考證，諸葛亮本人並沒有到過金陵，但是劉備在前往京口（今鎮江）途中，確曾留宿於金陵，觀察過地理形勢，他到京口後，便力勸孫權徙都金陵。（《晉書·王導傳》載王導雲“古之金陵，聖皇所居，孫仲謀、劉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可作參證。）東吳的謀士張紘也進言：“秣陵是楚國所置的金陵邑，石頭山一帶崗阜相連，秦始皇東巡會稽時過此，認為有王者之氣，宜為都邑。”

這些話，都極大地增強了孫權還都建業的決心。更何況當年石頭城緊靠大江，江水直抵城下，形勢特別險要。靠水軍起家的孫權見此讚歎道：“秣陵有小江百餘裏，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於是決定還都建業。

孫權定都建業是影響深遠的。毫不誇張地說，定都建業開啟了一個新時代，那就是六朝時代！

張敦頤說得好：“（孫權）及東南已定，遂還建業，保有荊、揚，而與魏、蜀抗衡，其宏規遠略，晉、宋而下不能易也。”（《六朝事跡編類》卷一）從孫吳開始，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都以建業為首都，曆史上合稱“六朝”，時間跨度大約是222年至589年，計三百六十餘年。

為什麽東晉和宋、齊、梁、陳均建都於建業（東晉後改稱建康）呢？

建業當然是當時我國最繁華的都市，在西晉左思令洛陽紙貴的《三都賦·吳都賦》中，作者追憶道：“開市朝而並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並都鄙而為一。士女佇眙，商賈駢坒。衣服，雜遝傱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帆而過肆。”建業繁華，活色生香！我以為除了建業是當時我國最繁華最巨大的城市以外，除了世家大族（中原士族與本土士族）多聚居於此以外，地理環境的險要應是一大原因。

建業緊鄰長江，在靠舟楫劃渡的古代，長江是大部隊難以逾越的天險。前敘《三國誌·吳主傳》載建安十八年曹操軍迫濡須卻見春水而撤軍，以致南宋詞人薑白石在《滿江紅》中冷峭地指出：“卻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又按《三國誌·吳書·魏文帝傳》載，曹丕有渡江之誌，吳將徐盛從建業築土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曹丕軍馬到廣陵，遠遠望見圍子感到驚愕。當時隻見江水盛長，彌漫數百裏。曹丕歎道：“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也！”於是命令撤軍。又按《江南野史》雲，周世宗向孫忌打探江南虛實，孫忌回答：“長江千裏，險過湯池，可敵十萬之師。”世宗聽了很忌憚。（見《六朝事跡編類》卷五）正因為此，《六朝事跡編類》卷一雲：

故孫皓舍建業而之武昌，吳因以衰；梁元帝舍建業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嗣主舍建業而遷洪府，南唐遂不能以立。王導斷然折會稽、豫章之論，而以建業為根本，自晉而下三百年之基業，導之力也。

從正反兩方麵縱論建都於建業之得失，也是從軍事防務上著眼的。

唐代偉大詩人李白《金陵歌送別範宣》開頭六句雲：“石頭巉岩如虎踞，淩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秀色橫分曆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跡隨東流。”我以為，可以作為對孫權定都建業的禮讚。書末所附《六朝年表》，也正是以孫吳始，以陳朝終，我正是懷著對曆史的深深的敬畏而編撰的。

談到這裏，附帶說說正朔問題。因為《六朝年表》遭到幾位專家的質疑，而他們正是拘泥於對正朔的理解。

所謂正朔，就是一年的第一天為正，一月的第一天為朔。中國上古時期改朝換代時，新王朝常重定正朔，表示舊朝的結束，新朝的開始，所謂“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初始，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史記·曆書》）。至此正朔超越了製定曆法的本義，演變為合法政權的代指，有正統、正宗的意思。而且，正朔觀念是漢族政權特有的，是指漢族政權的合法性和對漢族文明的繼承。如東晉朝廷與前涼、成漢、前趙、後趙並存，而唯一自認為和被後人認為是正朔的隻有東晉。這當然反映了漢族封建士大夫偏執、狹隘的曆史觀，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然而，就算是執傳統正朔觀看曆史，到了三國也會眼花繚亂的。

三國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分裂時期，魏、蜀、吳三個國家都是漢族政權。曹魏政權從名義上說是漢獻帝自動禪讓的，有理由被認為是正朔，而且晉代在魏後成為當時的唯一政權，從這種傳承關係上，也可以把曹魏視為正朔。而蜀漢政權的建立者劉備是中山靖王嫡派子孫，自認為是漢室的當然繼承人。於是三國正朔之爭圍繞著魏、蜀而纏鬥。如西晉陳壽《三國誌》以魏為正朔，而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則以蜀漢為正朔。後來，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以曹魏為正朔，南宋朱熹《通鑒綱目》則以蜀漢為正朔。對中國社會各階層影響巨大的《三國演義》也以蜀漢為正朔。

孫權既非漢室血統，其帝位又不是漢室禪讓，所以，曆來談三國正朔，都沒有東吳孫權的份。

我以為，在三國中強定正朔是荒誕不經的。從漢族文明的傳承上來看，魏、蜀、吳都是地位相當的，它們共同繼承發揚了這一時期的漢族文明。隻要考察此一時期的學術、文學、藝術，就可以證明這一點。此其一。另一方麵，就江東這一區域而言，開啟六代豪華的孫吳與其後的東晉、宋、齊、梁、陳文明上是一脈相承的。宋朝張敦頤考察了六朝舊址後，發現“六代宮室門牆雖時有改築，然皆因吳舊址”，就是一個雖小而信實的例證。（見《六朝事跡編類》卷一）

基於以上考證，我的《六朝年表》就是以孫吳領起的，這不是表示正朔，而是從地域文化的角度考慮的。

清代詞人黃仲則《滿江紅·吳大帝廟》下闋說得好：“垂珠冕，翹華履。睛點碧，髯掀紫。問生兒誰道，不應如是？半壁江山成夜火，一生事業憑春水。小朝廷血食尚千秋，誰能此？”以學者之雋思，借詩人之才華，肯定了孫權繼業之艱、守業之苦，是足以引人發千秋之浩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