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朔：痞子的純情

其實，痞子精神在張賢亮那裏已經具備著了。當他筆下的章永璘一門心思要返回到原點、回歸到原始本能和性與死的同一時，甚至更早，當他在馬纓花麵前操起糞叉忍無可忍地和海喜喜幹仗（《綠化樹》）時，他內心根深蒂固的痞子意識就已經覺醒了。表麵上，他是在社會最底層受到社會渣滓和勞改犯們的痞性的熏陶濡染，而具有了看破一切的痞子眼光；實際上，這隻不過是他從小受到的文化教養中所包藏的隱秘麵在適當的氣候環境下的自然滋長。章永璘正如其他許多文化人一樣早已被文化造就了“才子加流氓”的秉性。隻不過他自以為，80年代他的流氓本性的大暴露是一種文化上的提高和升華（如他說：“把相愛僅僅等同於**，人類的愛情在我們這個時代得到了升華。”《習慣死亡》第71頁）。他自始至終不認為也不承認自己生來有流氓性、痞性，而一直都以一個受過傷害但仍然儒雅而深刻的文化人自居。所以他“渴望墮落”而不能。“他隻想去哪裏尋副真正的人的麵具來戴上，使他能像一個真正的人腰板挺直地活著或死去”（《習慣死亡》第l84頁），因而他沒有真正看透中國人、至少是中國文化人的這種完全無望的絕境，隻好用自欺來糊弄自己。

相反，王朔則是真正絕望了。他開始突破了張賢亮的自欺。在他看來，一切漂亮美麗溫柔儒雅的“真正的人的麵具”都是偽善，藝術家的真實使命在今天首先就是要揭穿偽善。他對一切能夠燃起人對人性的些微希望的言詞都懷有高度的警惕，並報以辛辣的嘲諷，以至於人們認為他甚至根本就不想再成為人，因為他寫下了《千萬別把我當人》。他破除了傳統知識分子對自身文化還具有某種人性因素的最後一點信念。在這種意義上，我把他放在世紀末靈魂的高於張賢亮的一個層次上來討論。他展示了90年代文學的另一種生存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