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真見了海，他和她哭跪不起
因為人類的生命是從海那裏“走”出來的，所以人們對海的感情超越了萬物。然而一次次的滄海桑田之後，一次次的人類自身“文明”之後，許多人離大海越來越遠，於是漸漸對海開始陌生，開始不識，甚至不知海是何樣。
海到底是什麽樣的？現在的人不用到有海的地方，就可以通過各種傳媒新技術知道海的樣子，然而沒有真正到過海邊的人所了解的“海”絕對不是真正的海……
所有第一次見到真正的海的人，都可能會有發瘋般的興奮和難以抑製的驚恐之感，因為海之大，海之寬，海之壯觀，海之奇妙，海之夢幻，海與地“接吻”時的那種驚天動地、攝人心魄或纏綿難舍，以及海與天融為一體時那般或絢麗奪目、廝磨雄渾，或霞光似火、落日如血的絕美……
走到海邊的人，都想去撫摸一下海——用手或腳，去輕輕地碰一下那些拍岸而起的浪濤，去追逐那些爬沙而行的卷波，或者用有些鹹涼的海水拂一下臉頰……這大概是初識海者常有的動作，之後，這些初識大海的人就會有進一步的欲望：讓自己的肉體去與大海融為一體，去親切擁抱，甚至想把全部的情感與靈魂的世界放在大海之中，讓其永遠永遠地沉寂與靜默下來，最後再來一次世俗的輪回。
這是在海邊和有過海的觀感的人對海的欲念與行為。可對那些把“海”視為一種神聖與夢想和夢想盡頭的寧夏人特別是西海固人來說，他們第一次見到海的時候會是怎樣的景況呢？沒有與他們交流和同行的人是無法想象出來的。
但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他們為什麽就突然有了去看真的大海的想法和機會——
“因為渴得時間太久了！渴得太厲害了！再不想渴了！”寧夏人如此直白地告訴我。
沒有水，說什麽都沒用。想脫貧別窮，沒有水就是一句空話。
太久遠的往事，今天的寧夏人記得也不是特別清楚。那就從40多年前的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那年說起吧——
在南方的廣東，已經有人偷偷托香港的親戚往家裏帶日本電子手表和照相機了；而江蘇、上海一帶的農村，有人則把家裏織的毛衣、做的襯衣和小五金擺到城鎮的汽車站、馬路邊開始做起買賣了……甚至有的村莊（那時稱生產隊）的農民蓋起了小洋樓！
然而，同是1978年的新年，西海固所在的固原地區的幹部在元旦後上班的第一天就向自治區領導哭訴：“救救我們這裏的百姓吧！去年又是大旱，許多家庭已經無法度過這個年關了呀！”
“秋收至現在也才兩個來月，就揭不開鍋啦？”自治區領導一聽同樣心急如焚。
“可不是！至少一半家庭這個春節裏揭不開鍋……”固原地委的幹部是哭著向自治區領導訴說的。
“馬上！你們……馬上把報告打上來，看看我們區裏和國家能不能再救急一下！你們這已經是連續好幾年求救了呀，自己也得想想法子，自治區還有其他地方也很難哪！”
“知道知道，我們也一定想盡辦法的。”
這是地區領導與自治區領導之間的對話。這種對話現在聽起來有些天方夜譚似的，可40多年前，在寧夏、在固原，這是常有的事。
求救的報告請求自治區回銷糧食2460萬斤……自治區政府的領導們是喘著粗氣下筆批準的，因為他們手中實在沒有更多的糧食給西海固了，而這2460萬斤糧食又能分給全西海固每人多少斤呢？能度過多少天呢？
不敢有人去想。所以也沒有人敢去想這個時候的西海固人的生活景況如何。
次年，即1979年，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作出了一個大膽而又似乎“違禁”的決定：對山區每人平均口糧不足140斤的農戶免征農業稅。要知道，國家免征農業稅是在27年後的2006年1月1日才開始的，自治區黨委對西海固的農民們真是發了“慈悲心腸”。那個時候，交公糧、交農業稅可是中國農民身上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可想而知，西海固百姓的貧困與生活的艱難程度是如何讓自治區黨委和政府下這般決心的！因為西海固的窮與苦太出名了，所以中央政府完全理解寧夏作出的相關決定。中央也從來沒有忘記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198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到延安視察，之後專程到了西海固。這裏的百姓生活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據說他在聽取這些山區人民生活狀態的匯報時，臉色異常凝重，“比在延安還要凝重”（隨行工作人員說）。直到最後離開前，胡耀邦總書記對幹部說話了，說得非常激動，也非常沉重，提的要求也非常嚴厲。
1981年春，世界糧食計劃署官員到西吉縣實地考察，提出了援建132.75畝防護林的計劃。胡耀邦專門就這件事重重地指示給相關部門和領導：“這是你們的一件大事，又是關係國家名譽的重要問題。隻許為國家爭光，不許為國家出醜——這兩句話要使西吉黨組織人人都明白，並為之奮鬥。”黨的總書記說這樣的話，實屬罕見，也足見西海固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心目中的分量。
俗話說，冬天將至，春天還遠嗎？改革開放的春風此時已經從沿海慢慢吹向西部，吹到寧夏和寧夏的西海固……
機會來了——這個曆史性的時間應該是1982年年中。這個時間點與一個人有關，他叫林乎加，中國扶貧工作的重要奠基者，時任農牧漁業部部長。
在共和國的建設史上，林乎加這人名聲很大，因為他在改革開放前都是中央高層中的“實幹者”“能幹者”。粉碎“四人幫”後，各地和各條戰線百業待興，林乎加在中央和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屢次“救火”，到上海、天津、北京這幾個直轄市當領導，抓難題，幹扭轉局麵的重要工作，而且每每“能夠解決問題”和“把問題處理得井井有條，並讓這些地方恢複了秩序，走上了正常的發展軌道”。中央對林乎加的肯定足以說明此人的才幹與務實作風。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始注意到扶貧工作，開始高度關注那些貧困地區的百姓生活與發展，所以又將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林乎加調任農業部部長和黨組書記，任命時間是1981年2月。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當時的農民有9億多人。林乎加接手的是一個9億多農民基本上都處在“少部分人能吃飽飯，一部分人能吃上飯，一半以上的人吃飯成問題”的這麽一個貧窮的農業大國的農業部。
“他每天拚命地工作，像台開足馬力的機器，每天不舍得浪費一分鍾時間。”其秘書賈幼陵曾這樣回憶說。
農業部在北京農展館旁的長虹橋東側。林乎加當時的家在西單文昌胡同11號院。這是一座三進四合院，一進院的左側兩個房間，是秘書的辦公室。林乎加住在中院正房，兒女住在東西廂房。那個時代許多領導是在家裏辦公的，林乎加也習慣在家裏辦公。部辦公廳主任曾兩次請林乎加去部裏坐班，林乎加怒道：“每天來回的路上至少花一個小時，一年下來要浪費多少時間？你賠得起這些時間嗎？”林乎加依然不從，隻有部裏開會時才去部裏。
林乎加有一個“計算機的腦袋”，這是出了名的。他對數字極為敏感，有出入能馬上聽出來。一位領導幹部曾批示，要在呼倫貝爾養殖1000萬頭乳牛，林乎加聽後當即說道：“完全不識數！”同時他又是一位愛憎分明、不說假話的領導。一次在部裏討論貴州的畜牧業發展，一位領導提議發展養驢業，因為“黔之驢”很有名，林乎加聽後回道：“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
在林乎加上任農業部部長之後，有一件事始終牽動著他的心，這就是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時刻牽掛的扶貧問題。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中，鄧小平提到：“我們的政治路線就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四人幫’提出寧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當時全國農村的貧困人口約2.5億。中央當時確定的國家發展宏偉藍圖是要在2000年前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在中央全會上，那些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中共元老們感歎十年“**”耽誤了國家發展的大好時光，同時又為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仍然沒能基本消滅貧困而慚愧。
“你這個農業部部長啊，我希望你到甘肅的河西、定西去看看，那裏的百姓仍然有一家人合蓋一條破被子、姐妹倆換著穿褲子出門的情況啊……太苦了！跟舊社會沒啥兩樣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有代表這樣對林乎加說，“我們總該讓那裏的女孩子出門有條褲子穿吧！要不我們共產黨哪對得住百姓嘛！”
這樣的話深深地刺痛了林乎加這位老革命家的心。“我要親自去甘肅的河西、定西看一看，馬上準備行動！”雷厲風行、說幹就幹是林乎加一向的作風。
就這樣，1982年春天，在西北地區仍在飄著雪花的日子裏，林乎加一頭紮到了甘肅的河西、定西調研與考察。林乎加走得很細，也走得很實，不要當地幹部做任何準備地走訪了那些最貧困的農民家庭，也到了孩子上學的學校、收養流浪人員的收容所等，之後又風塵仆仆地趕到蘭州，同甘肅省的領導和有關部門連續開會，商討幫助河西、定西扶貧的措施。與此同時，他又親自向國務院領導匯報，建議國家專門確定支持甘肅這兩個特貧地區扶貧工作的方案與措施。
“那些日子，蘭州的這些事迅速傳到了遠在銀川的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機關幹部耳朵裏，並且有人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時任自治區黨委書記李學智。李書記馬上作出反應，說甘肅河西、定西貧困不假，可我們的西海固緊挨著這兩個地方，貧困的程度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中央要研究幫助河西、定西地區，可不能擱下我們寧夏的西海固呀！於是我們這邊就按照李學智書記的指示，迅速派出幾名重要的自治區領導專程趕到蘭州，想向林乎加作專題匯報……”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扶貧辦二級巡視員的馬振江是寧夏扶貧幾十年的見證者，他這樣向我講述當年這一段曆史。
“寧夏來的？林部長是到我們甘肅搞調研的，而且他們開的是閉門會，我可不能隨便放你們進去！”蘭州方麵根本不讓寧夏來的同誌見到林乎加部長。
“見不到林部長？見不到你們就別回來！”李學智書記給前方的人下了死命令。
這下幾個從銀川來蘭州的領導幹部著急了，於是到處想法子打聽如何與林乎加部長接上頭。“秘書找秘書，啥事不用跑。”後來身在蘭州的寧夏領導幹部與北京的林乎加部長的秘書接上了線。
“行行，你們等著，我跟部長報告一下……”林乎加的秘書很快把寧夏同誌“未見”的情況報告給了林乎加。
“行嘛，那我就到西海固走一趟！”林乎加見了寧夏同誌並聽他們初步介紹了西海固的貧困現狀後，神情異常凝重。片刻，他立即表了態。
這一趟西海固實地考察，給林乎加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以前隻聽說那裏的百姓苦，地幹旱，走了一趟，才真正知道啥叫西海固之苦。苦啊，苦得叫你心發痛，眼淚會不自覺地往外流……新中國成立也有30多年了，我們對不住那裏的人民啊！”據說，回到北京的林乎加在向中央領導匯報西海固的所見所聞時，老淚縱橫，幾度哽咽。
“看來我們確實有些官僚主義啊！那個地方我是要再去看看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感歎道。許多中央領導同誌在聽林乎加介紹了甘肅定西、河西及寧夏西海固的情況後，內心同樣泛起了巨大波瀾。
這一年年底，國務院召開專門會議，製定了“三西”（甘肅的河西、定西和寧夏的西海固，簡稱“三西”）地區扶貧計劃，並設立國家支援“三西”地區專項資金，那時叫“農業建設補助資金”。“開始是2億元，我們寧夏3000萬元，其餘都是甘肅的；現在這項資金達到了6億元，至今從未間斷過。”馬振江說。
次年1月，國務院“三西”地區農業建設領導小組第二次（擴大）會議分別在蘭州和銀川召開（11日至18日在蘭州，23日至25日在銀川），林乎加出席並主持了會議。兩個月後的3月24日，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有關會議精神，自治區政府正式成立了寧夏西海固農業建設指揮部和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自治區副主席馬英亮為指揮部主要負責人和自治區第一任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馬振江等一批寧夏“老扶貧”就是在這個階段先後到扶貧辦工作的。“那時扶貧工作的對象主要是西海固，我們的辦公室門口掛了兩塊牌子：西海固農業建設指揮部、自治區扶貧辦公室。”大學一畢業便到扶貧辦報到的馬振江對此曆曆在目。
林乎加在寧夏考察之後，中央對寧夏人民尤其是對西海固人民的溫暖也由此開始——1983年春節前後，許多西海固人穿上了沒有領章、帽徽的綠色軍服，許多家庭也蓋上了軍棉被。這是中央軍委響應中央號召動員海陸空部隊為“三西”貧困地區的百姓捐衣捐物的行動所致。綠軍裝成為當時西海固的一道美麗風景線，無論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如果獲得了解放軍的衣物捐助，他們就把軍裝穿在身上，那時西海固人第一次感受到格外的溫暖……這裏的人由此也特別熱愛親人解放軍，特別期待冬天有人從四麵八方上門送來中央和各地的溫暖。
“中國政府有組織的開發式扶貧的曆史性序幕拉開了。”馬振江這樣說。自參加工作就在自治區扶貧辦工作的馬振江明年就到了退休年齡，他說他的一生基本上見證了寧夏的扶貧曆史，他說寧夏的扶貧比任何地方的扶貧都具有典型意義，因為在清朝時左宗棠上書朝廷說過一句大家熟悉的話，叫作：隴中苦，瘠苦甲於天下。而今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包括當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這句話已變成：隴中甜，甜到你我心底……
馬振江有資格說這樣的話。一個西海固之子，一個從農業學校畢業出來就走上扶貧工作崗位的“老扶貧”的親曆，應該是最真實和最有說服力的。
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對包括寧夏西海固在內的“三西”地區的扶貧指導方針是：有水走水路，無水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另找出路。沒有路，“另找出路”就是指移民或整體搬遷移民。
當時甘肅有甘肅的方案，寧夏西海固的方案是：以川濟山，山川共濟。寧夏不是沒有一點水，北部的黃河就是有“水”之地，“山”當然是指西海固一帶的幹旱山區。
寧夏老一代扶貧工作者認真地告訴我：這段曆史不能忘卻，因為它是中央對寧夏特別是對西海固扶貧工作打下的基礎，也可以說是十分重要的基礎工作。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塞北江南”——銀川一帶的新黃河灌溉區的“水韻北國”和南部山區的“掘井工程”都是其成果。老寧夏幹部心頭有筆賬一直記得清清楚楚：
從1982年到1989年的7年時間，因為中央對西海固的關心，這個地區的前後有個對比：到1989年時，與1982年相比，人均產糧從185.6斤增加到509斤，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2.4元增加到211.5元，糧食回銷從2.55億斤減少到0.5億斤。
這個進步與變化，對富裕地區來說可能不算什麽，可對貧困的西海固而言，絕對可以用“巨大”兩字來形容。這期間，寧夏還做出了一件在扶貧史上具有曆史性影響的創新工程，這就是在寧夏人人都知道的“吊莊”移民。
然而，寧夏的扶貧之路並非那麽簡單，尤其是極度貧困的西海固一帶的脫貧攻堅之戰，可謂每一次前進之路，都如徒步上一次高高的六盤山……那滔滔東去的黃河之水因為地勢原因，無法灌至南部山區，黃河揚水工程雖被水利部門列入寧夏和西海固扶貧計劃的最重要的項目之中，水利專家錢正英為此不知白了多少頭發，但終未能在那個年代夢想成真。山地上掘井，即使下挖幾十米，甚至百米，水仍然難維人畜日常所需，更不用說澆地灌溉……
“四個現代化”的曆史車輪在滾滾向前，中國東部和南方的現代化建設令世界矚目，這些地區發生了巨大變化。此時，我國製訂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爭取用7年時間，到2000年，完成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脫貧任務，並提出“不能把貧困人口帶到下個世紀”。
8000萬貧困人口的脫貧舉世矚目！能不能完成這一偉大任務，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的行動和做法。
“東西部結對子，進行對口支援！”鄧小平提出了一個戰略性的行動方案，從此真正吹響了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一場脫貧攻堅戰役的號角……
根據鄧小平同誌的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於1996年9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召開了我黨曆史上規格最高的一次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會議的目的是統一全黨的認識，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加大扶貧開發的力度，為實現國家扶貧攻堅計劃作出具體部署。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別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作了重要講話。中央根據當時國家的實際情況，提出到2000年年底基本解決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按照那個時候的貧困標準，當時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為6500萬人，約占世界貧困人口的1/20。
“今後五年扶貧任務不管多麽艱巨，時間多麽緊迫，也要下決心打贏這場攻堅戰，啃下這塊硬骨頭……”麵對僅有的5年時間，江澤民這樣說。他在此次會議上第一次將加快貧困地區的發展步伐、解決貧困農民的溫飽問題，上升到“關係國家長治久安的政治問題，是治國安邦的一件大事”這樣的國家戰略安全高度。
在之前，國務院已經製定出“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並確定了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其中寧夏有8個。中央扶貧工作會議實際上是落實這一攻堅計劃的動員會，也是第一次提出具有中國智慧和世界意義的中國方案，即從傳統的“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全麵邁進的全新行動。而這個中國方案，正如習近平同誌後來所言的那樣，它是“在世界上隻有我們黨和國家能夠做到，充分彰顯了我們的政治優勢和製度優勢”的人類偉大舉措。“江澤民同誌在此次扶貧大會上共提了四點，其中有兩點我至今仍能背出來。”馬振江隨後**滿懷地給我背誦：“江澤民同誌說：‘堅持開發式扶貧的方針，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由救濟式扶貧轉向開發式扶貧，是扶貧工作的重大改革，也是扶貧工作的一項基本方針。’他又說：‘發達地區對口支援貧困地區，是動員全社會力量扶貧的重要舉措。各經濟發達省市要作為一項政治任務，省主要領導同誌親自抓，切實抓出成效。要把幫扶任務落實到縣（區），落實到企業，明確目標任務，並作為考核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不達到目標不脫鉤。’”馬振江說：“正是由於中央的部署，後來才有了我們寧夏與福建兩省區之間長達20多年的閩寧對口扶貧協作，以及它所盛開出的鮮豔花朵和豐碩成果。”
“我說領導啊，聽說北京方麵正對東部幾個較發達的省市與我們西北的幾個欠發達省區安排分配方案呢！不知道我們寧夏跟哪個省市對接？……”這年5月底，自治區扶貧辦有人跑來跟扶貧辦主任郭占元說這事。
已經在主任崗位上4年的郭占元笑了笑，說：“你消息還挺靈通啊！從哪兒弄來的‘情報’？”
人家告訴他：“上回我們不是在北京參加扶貧工作會議嘛！國務院扶貧辦有‘內線’透露的，說就這兩天要定方案了！”
“這事很重要。咱們寧夏雖小，但窮兄弟窮姐妹不少，最好找到富裕一點的跟我們結對子，這很關鍵！”
“對啊，要是像富得流油的上海、廣東來支援我們，就等於天上掉餡餅給咱寧夏了，江蘇也行！”
“不行，我得馬上向自治區領導匯報，讓他們立即到北京找找國務院領導……”郭占元認為這是未來寧夏扶貧的“關鍵環節”，必須請自治區領導親自出麵，而且要立即行動。
但是郭占元到主管扶貧的領導麵前一說，沒想到不僅沒受到表揚，反而被批評了一頓：“中央這麽關心我們寧夏的扶貧工作，已經在很多方麵給予我們自治區關照和支持了，我們怎麽可以向上麵提這種要求呢？啊？你這政治紀律哪兒去了？這事絕對不能做，不能做！一句話：我們要聽中央的安排。”
“那好吧，聽中央安排……”郭占元挨了一頓批評有些灰心，但又一想領導的話也確實有道理，我們下麵怎麽可以隨便去幹擾和打擾中央的事呢？
不幾日，北京方麵來電，是國務院扶貧辦的同誌通知自治區扶貧辦的人去領取《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關於組織經濟較發達地區與經濟欠發達地區開展扶貧協作的報告〉的通知》，並且聽取有關對口單位的具體工作安排。
“我們就去了北京。到那兒才知道，新疆、甘肅等同樣是欠發達地區的幾個省區早就‘搶’走了上海、廣東、江蘇等富裕省市作自己的對口單位了。國務院扶貧辦的同誌笑著對我們說：‘誰讓你們來晚了，現在就隻剩下你們和福建配對了……’我們當時一聽愣了半天，啥話都說不出來。怪誰呀？怪我們自己唄！”早已退休在家頤養天年的郭占元回憶當年的情形時說，“說實在的，當時我們一聽說是福建，心頭有些涼巴巴的，因為在東部較發達的省市中，福建應該屬於‘小弟弟’，他們自己也有好幾個國家級貧困縣，這麽一個並不太富裕的省份來對口扶貧我們寧夏，我們當時確實有些擔心人家的幫助會不會有心無力呀！”
“但這跟你做其他事一樣，你老老實實排了隊，輪到你該什麽樣就是什麽樣……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我們寧夏人安分、老實。”郭占元說這話時有些自嘲，另一方麵也說明寧夏的同誌幹什麽事尚不夠開放和大膽，用東部地區的人說的話，這叫作“腦子不夠靈光”。
一群“腦子不夠靈光”的人，代表寧夏回族自治區第一次到福建這個對口的“親家”家探探虛實，名曰“寧夏回族自治區赴福建考察團”，郭占元自然是考察團人選之一，並任這個團的秘書長。臨離開銀川時，自治區政府領導向他交代：你要先行一步，一是與福建省扶貧辦對接上，摸摸人家對對口的底，也就是人家到底準備怎麽幫助我們寧夏，熱度如何，哎，說白了，就是看看人家準備給我們送什麽樣的“蛋糕”，“蛋糕”有多大！二是為自治區領導正式到福建訪問和召開第一次對口協作會議作準備。
“我就是肩負這樣的使命，作為自治區領導訪問的‘先頭偵察兵’，提前到福建打前站。”現年80多歲的郭占元老先生對此次福建行記憶猶新：“因為工作關係，我以前不是沒有去過我國東部的沿海省份，也見過海，但可能以前都因為時間關係，對大海僅一眼掠過而已，沒有真正注意大海到底是什麽樣的。這回到福建屬於第一次踏上閩地，而且我年輕時就知道那邊是海防前線，與台灣隔海相望，所以到了福州，就有了特別想到海邊去看看的強烈願望……”
來到大海身旁，來到海水撲湧到雙腳邊的海灘時，年近花甲的郭占元竟然熱淚盈眶……因為他看到的大海，大得無邊無際，與遠方的天連在一起。那種寬闊，是壯麗的，是能讓你心胸跟著一起擴張、擴張、再擴張的，能夠讓你感覺自己的胸膛瞬間變大了，大到可以裝下整個世界，裝下人間所有的一切！是的，人在此時此刻，會把過去積存的所有苦與怨、憎與恨、愁與惱，統統扔到一邊，因為與大海相比，這些算什麽，包括榮譽、進步、金錢等各種身外之物！唯有無私，唯有無限，唯有壯麗，唯有眷戀這個世界的愛在心胸、在眼裏奔湧……
此刻，老郭看到那疊疊層層的海水，正滿盈盈地朝自己湧來，它們在夕陽的照耀下，宛如自己頑皮的小孫女、小外孫似的一邊跳躍、一邊歡笑著朝他簇擁而來。它們的身上披著一片金光，嘴裏喊著又脆又亮的“爺爺”“姥爺”……那一刻，他醉了，心與神思一起醉了……
突然，他的眼睛潮濕起來，開始有些模糊，甚至有些恍惚……他看到一個赤著腳的自己，獨自在一丘又一丘的沙地上奔跑，他跑啊跑，就是跑不出那個隻有沙粒、沒有水滴的“海”……後來他倒下了，嗓子眼在冒火，他吃力地抓起身邊的一把沙粒，想往嘴裏塞……可手在半空中停了下來，他突然嘶啞地喊了一聲：“水——我要水！”
沒有水，也沒有人回應，隻有兩滴眼淚從他的眼眶中流出……
後來，他發現躺在他身邊的還有許多許多人……他們與自己一樣，都是被沙的“海”迷糊了生命，迷糊了判斷，甚至連眼淚都不再流出了。他們想著同一個問題，為什麽自己家鄉的這個“海”雖然有“水”的偏旁，卻連一滴眼淚般的水都沒有……
於是，他和家鄉的人們都在吟歎中夢想著真正的海該是什麽樣。
海是什麽樣的呢？海是不是特別特別的大，特別特別的偉大，是不是可以裝進我們整個寧夏那麽大，是不是可以裝進我們整個缺水的西海固那麽大的水的世界？
是，這才是海，福建就是大海……我們寧夏有福氣了！因為我們要與“大海”結親了。與“大海”結親的寧夏，將會擁有海一般的深情和厚誼，海一般的豐饒與美麗，沙漠和幹丘都將能夠變成綠洲……
嗬，大海無垠，福建和福建人對我們寧夏的愛同樣如大海般無垠……福建，“福——見”，我們寧夏人要在新世紀見——福了呀！
這一次見到大海讓郭占元的人生和靈魂甚至生命都發生了質的變化，用他的話說，是認了一個“親”——為寧夏人民認了一個特別特別合適的有著與海一樣壯美、遼闊和深厚之愛的“親”……
而這以後的20多年歲月，證明了郭占元這一擁抱大海之後的夢想成了真！
“開個記者招待會介紹一下寧夏？這個主意好啊，太好了！我們許多福建人隻知道寧夏這個地名，其實寧夏到底是啥樣並不知道……需要有人介紹介紹呀！”沿大海走了一圈的郭占元回到福州，找到了自己的對口單位負責人——時任福建省扶貧辦主任林月嬋——談了自己的想法後，風華正茂、辦事幹脆利落的林月嬋一口答應：“行，我來幫你張羅。”
“那次活動非常成功，來了100多個新聞記者，一下子把我們寧夏的情況特別是貧困的現狀給福建方麵做了一個大體的介紹……我估計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領導們都看了。”郭占元對自己打前站的這一招甚為滿意，因為當時的《福建日報》都以“寧夏專題介紹”的形式作了大篇幅的報道。
“寧夏方麵的同誌來後不久，我們福建方麵便成立了由省委副書記習近平任組長的福建省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我是這個領導小組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主任由省委秘書長兼任，具體工作就落在我頭上。有一天，習近平同誌對我說：‘你也帶些人到寧夏那邊看看，然後再商量商量我們如何與他們那邊對口……’這是1996年中央決定我們福建與寧夏對口幫扶之後，習近平同誌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向我交代的第一件事情，而從這時開始，我就跟寧夏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一邁步，就是20多年。我也從一個幹啥事都風風火火的40來歲的女同誌，變成了今天這樣一個老太婆、半個植物人……”
到福建采訪，是在寧夏之行後。在寧夏從北到南的一路上，隻要說起福建與寧夏的扶貧對口工作，林月嬋這個人幾乎無人不曉，她在寧夏扶貧幹部和寧夏人民心目中近似女神。為什麽？因為20多年的閩寧對口扶貧協作，給寧夏人帶來的好處實在太多，太深刻。可以用這樣的話說：如果把這種對口扶貧協作比作一座連接福建與寧夏之間走向小康社會的幸福大橋，那麽林月嬋就是這座橋的一個堅實的橋墩……
“問我……去、去過……多、多少……次？起、起碼……有4……40多次……吧！”這是我從事寫作40餘年第一次遇到一位被采訪對象竟是這般說話的。每說一句話，她都會在坐著的椅子上像鯉魚打挺似的撲騰、撲騰……這就是寧夏人心目中的那個“女神”嗎？這就是當年風風火火，“隻要是寧夏的事，就會去衝鋒陷陣”的那個福建省扶貧辦主任林月嬋嗎？
是她。但過去照片和新聞上看到的那個林月嬋與眼前相比差別太大了！看著眼前這個患有嚴重帕金森病的林月嬋，我的心頭異常意外並且有些疼……
“我、我……退休……好、好幾年了……你、你還來……采訪我呀！”她顯然非常激動和興奮，因而也比平時病態的反應更強烈——一旁的保姆這樣對我解釋。
“我這、這一輩子……就是、就是幫……窮人……做、做事……”林月嬋的話停不下來。同樣停不下來的，還有她半打挺式的顫動。
我很不習慣，甚至感覺自己這樣采訪太不夠人道。
“沒、沒關係……”她坐著的椅子顫動得更加厲害，“我的……後、後半輩子……的心……就、就給了……寧、寧夏！”她笑了，眼裏閃著晶瑩的光。
這是我所采訪到的一位扶貧幹部，一位為了兩個遠隔千山萬水的省區的對口扶貧協作而傾注了自己全部智慧與熱情的女扶貧幹部。采訪之後我才明白寧夏人為什麽那樣愛戴林月嬋，也知道了閩寧對口扶貧協作的初始與後來。
福建是革命老區、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一片曾經為了中國革命作出過重要貢獻而經濟卻一直不發達的貧困地區。福建省革命老根據地建設委員會公室（簡稱“福建省老區辦”）就是專門從事幫扶老革命根據地貧困人民發展的一個部門。林月嬋原來就在這個機構工作。愛和必須去愛，成為這位女幹部的全部工作內容。後來她成為省民政廳副廳長，幹的工作仍然是與“愛”有關的工作。之後“老區辦”和新成立的“扶貧辦”合並，她便成了福建省扶貧辦主任，直到退休。
1996年5月底，國務院扶貧辦通知林月嬋到北京開會，她才知道是讓她與寧夏來的同誌商議兩個省區對口幫扶的具體事宜。
“相比東部其他幾個經濟較發達省市，你們福建的個頭小，給個大的貧困省區背怕你們吃力，寧夏‘個頭’小，就由你們福建來背吧。”國務院扶貧辦的負責人把中央的決定告訴了林月嬋，這時她才知道原來是這麽回事，也是在這時她才知道其“親家”是寧夏……
沒的說，接唄。林月嬋心想，這是中央對我們福建的信任，是中央交給福建的重任。
寧夏的貧困到底是什麽樣？最貧困的縣大概有幾個？林月嬋第一次與寧夏的同誌見麵後，最關切的就是這件事。
“最貧困的基本集中在西海固，加上中部地區的，共8個縣。”寧夏的同誌這樣說。
“那我回去向省裏匯報，我們爭取準備8個比較好的縣市與你們那8個縣作為對接單位。”
“太感謝了！”
這是閩寧對口扶貧協作的最初意向。這個意向後來很快獲得了兩個省區領導的認可，並成為之後長達20多年的對口幫扶的基本路線……
1996年10月，寧夏和福建分別成立了對口幫扶領導小組，福建方麵由時任省委副書記習近平任組長。也正是因為這一機構的成立，20餘年的閩寧對口扶貧協作，才可能成為偉大的中國扶貧史上一個閃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光芒的特別樣本。
“他、他派我……去……去寧夏看看，我就……去了。”林月嬋為我回憶起她接受習近平的指示後，第一次到寧夏的全過程。
林月嬋說，她在崗位上時，屬於那種要幹事就必須要幹成、幹好的人。當接受習近平的指示後，她就琢磨起來：既然是對口幫扶，那就得兩個省區之間的有關部門，比如農業、工業、科技、教育、衛生、交通等部門之間作深入細致的了解，之後才能細化對口幫扶方案。於是，風風火火的她，帶著“近平同誌”的指令，很快調集了包括她自己在內的一行14人，組成對應郭占元他們“寧夏回族自治區赴福建考察團”的“福建赴寧夏回族自治區考察團”。
到寧夏怎麽走啊？1996年年底的福建，已經是非常開放的地區，可這十幾位省直機關各部門的負責人，竟然沒有一個人去過寧夏，也沒有人知道去寧夏該怎麽個走法。
一查，有人就伸舌頭了：“林主任，那個地方跟我們福州沒通飛機呀！”
林月嬋也沒有想到堂堂一個自治區，寧夏與福建之間竟然還沒有一條省際的空中通道啊！這事在她心中烙得很深，也因此她後來大力促成了這條省際“空中走廊”。這是後話。
辦公室的同誌告訴林月嬋，從福州到銀川，可以走兩條線路：一條線路是先從福州到北京，再從北京到銀川；另一條線路是先從福州到西安，再從西安到銀川。後者線路短些，快一點。但林月嬋選擇了前者。“賀國強省長正在北京開會，我要向他報告一聲，並聽聽他有什麽指示。”就這樣，林月嬋一行從福州抵達北京，然後由她去麵見賀省長。
“好家夥，你一下帶這麽多人，他們那邊可還是比較窮啊！可別給人家添麻煩呀！”賀國強一聽林月嬋帶了一個十幾人的學習考察團，便這麽說。
“我、我想應該是需要全麵了解一下寧夏各方麵的情況，所以就……”林月嬋感到壓力很大，心想：此次學習考察團必須遵照賀省長的吩咐，絕對不能給寧夏方麵添麻煩，尤其是接待方麵，要體現出革命老區人民的本色。
為了不給寧夏方麵添麻煩，林月嬋一行竟然從北京出發時沒有通知寧夏方麵到機場迎候，一行人下飛機後自己找住處。
從北京搭乘的那班飛機到銀川時已經很晚。“我們坐出租車吧！”林月嬋心頭裝著賀國強的話，所以雙腳一踏上寧夏大地，時刻想著“不要找當地麻煩”，於是學習考察團找來機場的出租車，向銀川市內駛去。
“寧夏人太好，又實在。”第一次到寧夏，第一次坐了寧夏出租車後的林月嬋，從此見人都會這樣說。
“我們想先去銀川最繁華的地方看看，然後再到目的地……到時我們多給你幾塊錢！”林月嬋坐上出租車後，很客氣地對出租車司機說。
“不是別的意思，是我們麻煩你了，所以……我們都是第一次到寧夏來，特別想看一看銀川的繁華夜景……”林月嬋趕緊解釋。
“噢——明白了！”司機馬上高興起來，熟練地將油門加大了一檔，邊掌著方向盤，邊熱情地跟林月嬋聊了起來：“我一聽你們口音就知道你們是從福建那邊過來的！”
“你去過我們那邊？”林月嬋有些驚訝地問。
“不是，以前我給在這兒做生意的福建老板開過車……”司機說。
“這兒也有福建來的老板？！”這讓林月嬋十分意外。
“不是有沒有的問題。我們這兒除了浙江來的老板外，就你們福建來的老板多，而且我很喜歡你們福建人，跟我們寧夏人一樣——實在！”
“哈哈……”這個司機的話給林月嬋的印象太好了，於是她把自己一行人的真實身份亮了出來，並說她很想見見這些在銀川的福建老板們。“家裏人來了，想跟他們見見麵、聊聊天，請他們給個麵子！”她說。
“這事包在我身上！”出租車司機豪爽地答應。後來這位出租車司機真的把40多名在銀川做生意的福建企業家都叫到了一起。“謝謝你們，想不到這麽遙遠的地方還有我們福建人哪！敬佩！敬佩！”林月嬋一番寒暄後對這些福建老鄉說明了自己一行人的來意，並提出希望這些福建老鄉以後能參與到福建省支援寧夏的扶貧工作中。
“我有個建議：你們這些人在外麵做生意也不容易，如果能夠歸入我們省裏的統一工作之中，把與寧夏的合作做好了，讓這裏的百姓富裕起來了，也就給諸位做好生意營造了一個好環境，所以我想你們應該成立一個組織，比如在這裏成立一個福建扶貧企業家協會什麽的，你們覺得行嗎？”
“好啊！林主任這個意見好。我們以前都是各幹各的，有了事情也找不到‘娘家’，要是成立了這個組織，就可以不用回福建，也能回‘娘家’了！”眾福建老鄉立即響應。
“我也舉雙手讚成成立這個協會，但是不是把‘扶貧’二字去了？我們主要是做生意嘛！”有人提出。
林月嬋笑笑解釋：“有這個‘扶貧’意義就不一樣了，一是我們福建人要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做生意也要為扶貧和脫貧攻堅戰服務，也就是說你們在寧夏做生意，要做有利於為當地百姓解決貧困問題的生意，做薄利生意，不做黑心生意；二是我們做好生意的同時還要盡自己的愛心，貢獻我們福建人的無私和仁愛之心，要做我們的華僑前輩陳嘉庚一樣的人。你們說我講得對不對？”
“太對了！經林主任這麽一說我們全明白了，‘福建扶貧企業家協會’這個名字好，意味深長！”這些企業家們紛紛舉雙手讚成。後來事實也證明林月嬋的這個建議為福建人在寧夏更好地做生意創造了讓企業家們意想不到的好環境。自然，20多年來這些企業家中有許多人成為閩寧對口扶貧協作的典範和傑出貢獻者。
我們再說林月嬋他們當晚從機場坐上出租車駛入銀川市區後，應林月嬋的請求，司機把他們帶到當時銀川最繁華的華聯商場街頭轉了一圈。“我一看那裏的情況，就知道了寧夏基本是個什麽生活狀態：大街上很少有人，雖然那個時間是晚上八九點鍾，但如果在我們福建，廈門就不用說了，即使在下麵的市縣城市，肯定也會是燈火輝煌，比銀川熱鬧許多……但銀川這裏的夜市基本沒有。除了最繁華的華聯商場門口那條街外，其他街道基本上都冷冷清清的。從街景可以看出寧夏這裏還沒有市場意識，百姓的生活水平顯然與我們那邊差距不小。”林月嬋這樣感慨道。
後來的十幾天，除了在銀川與自治區扶貧辦等單位進行對接外，她還馬不停蹄地南下到了最貧困的西海固及另外兩個地區的8個貧困縣考察。
“那一次給我的內心觸動太大，太震驚，實地看到當地貧困百姓的生活真的可以用‘觸目驚心’‘聞所未聞’來形容。”林月嬋後來回到省裏向習近平等領導如此匯報道。
那天我采訪林月嬋是在她家。說到這一段情形時，她坐著的椅子震顫得咚咚響，說話的間斷頻率讓人心疼與心酸。我隻能改用平常的文字來記錄她對當時所見所聞的描述：
“我走進百姓住的那種又黑又掉土的窯洞後，揭開他們的鍋想看看他們吃什麽，有沒有存糧……可大多數的鍋是空的，偶爾有幾塊已經涼了的土豆。再看看窯洞裏還有沒有其他存糧，但基本上看不見。一般家庭就隻有那麽一小堆生土豆放在一邊，這就是一個家庭全家四五口人的口糧。窯洞裏隻有一盞油燈，燈芯很小，即使點亮後仍看不清整個窯洞裏人的臉。有不少家庭的孩子甚至是大姑娘需要輪流起床或外出，因為他們家裏可能隻有一身部隊捐助的軍裝，所以隻能輪流著穿……”
林月嬋也看到了一汪汪顏色黃澄澄還爬著蛆蟲的窖水……甚至也看到了傳說中的在炕頭上挖了幾個坑作為飯碗的家庭。
“有一天住在縣上的小招待所，我早早就被外麵的聲音吵醒了，推開窗戶一看，下麵是排著長長的隊伍賣土豆的農民。當時天已很冷了，有的人隻穿著單薄的衣服，肩上披著麻布袋，我看著直掉眼淚……”
西海固山村舊貌
那一天在林月嬋家，她跟我說了許多她在寧夏所看到的讓她流淚的情景，也正是因為這位善良、富有同情心的福建省扶貧辦女主任對寧夏人民的特殊感情，她在寧夏考察十幾天後回到福州，立即向習近平等領導作了專題匯報。之後她又在省委、省政府研究對寧夏對口支援工作方案時不停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她甚至不怕有人說自己：“怎麽嘴上一天到晚掛著‘寧夏那邊’‘寧夏那邊’，你就不想想我們這邊也有不少難事嘛！”每逢這個時候林月嬋就會毫不退讓地回擊：“咋啦？我們‘寧夏那邊那邊’的難道不是為了我們福建‘這邊’嗎？沒有西部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強盛與富裕，我們福建和東部就能永遠飛速發展嗎？”
作為福建省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組長的習近平更是直接指導與領導林月嬋他們的工作，每每見到林月嬋或在電話裏跟她通話時，他都會親切地問問“那邊”的情況如何了，“那邊”還有什麽事需要多下點力氣，等等。
“那邊”的事從此成為林月嬋至今一直肩負和惦念的責任與心事……從1996年冬天那一次受習近平委托到寧夏起，林月嬋每年都會去寧夏，有時一年一次，有時一年幾次……到底去過多少次“那邊”，連她自己都記不清了。
2016年7月，習近平在銀川主持召開了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林月嬋應邀專程出席，這是她已經從扶貧工作崗位上退休後被邀請的一次寧夏行，也是她患病前去的“那邊”……
“我、我……現在……走、走……不動了……可我、我……一直惦、惦記……那、那邊……啊……”那天采訪結束，離開林月嬋家時，她堅持要讓保姆扶著送我走到樓梯口。
“你替我……向、向那邊……的父……父老……鄉親們……問好，看……看他們……還有、還有什麽……需要我們……幫助的……”我已經幾次到林月嬋身邊，勸她回屋子裏去，別再送我了。可她仍然顫顫巍巍地站在那裏，吃力地向我說著斷斷續續的話……我無法不再加快步伐，迅速離開她的家，因為我不忍回頭再看一眼這位為“那邊”的扶貧、脫貧工作而傾注了全部感情與心血的女扶貧幹部那弱不禁風的身影和她無限眷戀的眼神。我隻能低著頭，加快步子，嘴上說著：“放心，林主任，到‘那邊’後一定會把你的心意帶給他們的……”
我怕再不走我的眼眶裏會溢出熱淚。
“你是……何、何建明同誌嗎？我、我要跟、跟你……說話……說說‘那邊’……‘那邊’的事兒……”在福建采訪完回到北京五六天後的某一日，我突然接到電話，一個陌生而又非常不順暢的聲音在我手機裏響起。
“你是誰呀？能說清楚點嗎？啥事？”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問對方。
“‘那邊’……你去了嗎？我、我……還有許多事……可以跟你說說……”我終於反應過來這是讓“那邊”牽走了全部心思的病在家中的林月嬋。
“那邊”離福建很遠，“那邊”是遠方的寧夏，“那邊”是無數福建人心中的遠方，“那邊”也是後來成為我們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的習近平時常惦念的遠方……
“那邊”到底是什麽？去了一次林月嬋家，親自訪問了這位心係“那邊”的福建省扶貧辦女主任後，我才明白為什麽寧夏人都稱林月嬋是“寧夏的女兒”，我似乎也懂了重病在身的林月嬋為什麽隻要一聽到“那邊”來電話，即使顫抖著身子、邁著搖晃的雙腿也要親自去接。保姆告訴我，有一次林月嬋接電話時倒在了地上，她竟然雙膝跪地很長很長時間，一直等“那邊”的電話打完才讓保姆扶她起來。
“唉，我、我……現在……啥都、都……幹不了啦……心裏……就惦念著……那邊的……那些事，那……些人！”林月嬋的這句話，經常在我耳邊響起，她說這句話時的那般情形也常常在我內心泛起陣陣波瀾。
有人說海大無邊際勝於天。大海確實如天一般大，我們人類幾乎沒有一個人有能力在一生中把大海的旅程走完；但我要說，還有比海更寬闊的，那便是人的心。
20多年來，林月嬋和福建人民對寧夏扶貧、對寧夏人民的脫貧之情，就是這般無限寬闊和激**的“海”……這“海”，在習近平的直接關懷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照耀下，變得那樣深情與絢麗，那樣壯美與激**；這“海”中的每一滴水，都飽含著一代中國共產黨領袖和一個東部較發達地區的千百萬人民的深情厚誼，它滋潤了華夏西部的一塊貧瘠土地，並書寫成中國扶貧史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光輝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