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讀時代 知識，如何才是力量
在社會人文領域，經濟學看上去已最像“科學”，至少最接近“科學”。這一學科在邏輯化、數理化、實證化等方麵都努力向理科看齊，且走得最遠，表現最為突出，動不動就有統計、民調、量化、實驗的硬數據支撐，各種數學建模相當酷炫，不懂高等數學的人根本沒法在圈子裏混，一般文科生也讀不懂他們的文獻。但可惜的是，對2008年始於美國華爾街的全球金融海嘯和經濟地震，這個學科一直麻木不仁，發出預警的吹哨人極為罕見。差一點就囊括了本世紀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大神們，盡管團購批發一般摘金累累，各有驕人建樹，從總體上看，卻也從未拿出有效對策，來標本兼治產業空心化、不平等加劇、氣候變化等危急趨勢。兩位諾獎得主受聘到華爾街操盤，甚至在匯市、股市裏炒得自己大栽跟頭[10]。
相比麵目老派一些的哲學、史學、人類學……這個已用數學武裝到牙齒的學科，是不是更像一門低能學科？
政治學也越來越像理科了，一直擺出高冷姿態，客觀、嚴謹、中立、拒絕感情和價值觀，但從業者們消耗了天文數字般的學術經費後，在2016年幾乎異口同聲斷言：特朗普根本不可能當選！他們後來眼睜睜看到事情偏偏就那樣，看到2021年初“勤王大軍”暴力衝擊國會，其憋足了勁的精英反應，也隻是發表一份兩千多位學者聯名的公開信，聲稱他們“隻求理解政治而不參與政治”，呼籲捍衛民主和趕走時任總統，然後了事——是的，了事。如此不痛不癢的半紙雞湯文，到底“理解”了什麽？理解來理解去的結果，不過是一枚油膩和萬能的“民主”標簽？他們就不能比街頭小販或乞丐說出更多一點智慧？
心理學也好不到哪裏去，已越來越依靠藥片、儀器、實驗室、數據庫、模糊數學，其理論前沿已推進到神經元、基因、人機係統、大腦圖譜的縱深。與此同時，當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全球嚴重抑鬱症數目一路狂增，將在十至十五年內成為第二大致亡疾病（2019年）；當法國國家衛生院的德斯穆格（Michel Desmurget）報告，以十多個國家的數據，證明人類的平均智商竟第一次出現隔代下滑（2020年）；心理的“學”在哪裏？能否告訴我們對策和出路何在？隨著心理學的產業化，那日益火爆的心理診療有償業務，到底是證明這一學科的成功還是失敗？
社會人文“科學”的很多現狀就是這樣。
這不僅僅是哪一國的現狀，全世界似乎都程度不同、特點不同的麵臨同樣的窘境，麵臨同樣的精英危機。
也許，袞袞諸公的研究並非一無是處。蚊子也是肉，鋼鏰也是錢，眾多局部的發現和創見，積累於人類文明的長河，均可望助益新文明的成長。隻是從總體上說，從實效上看，這些學科的“科學化”，即向理科的靠攏和模仿，離預期目標還十分遙遠，至少尚未出現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領域裏劃時代的牛頓和愛因斯坦，並未在人類重大的困難和挑戰麵前，有效履行科學家“整理事實、找出規律、並做出結論”（達爾文語）的職責。
他們是在哪裏偏離、遠離甚至背離了“科學”？
或者，我們是否一開始就誤解了“科學”本身？
一個科學的低穀期
Science（科學），中國俗稱“賽先生”，在嚴格意義下限指16世紀以來的近代自然科學，即“牛頓時代帶著唯理論浪潮、也帶著經驗論浪潮呈現在我們麵前”（賴欣巴哈語）[11]的一係列認識成果。在這裏，如賴欣巴哈指出：一是唯理論，一是經驗論，兩大浪潮的匯合，即數理工具和實驗工具的並舉，演繹法和歸納法的兼備，才構成了“科學”的成熟形態和清晰邊界。
愛因斯坦有類似看法。1953年，他給一位叫斯威策（J. E. Switzer）的人寫信，談到“西方科學的發展以兩項偉大的成就為基礎”：其一是“源於古希臘歐氏幾何學的形式邏輯體係”；其二是“文藝複興以來依靠係統的實驗以發現因果關係的可能。”他說“人類居然做出了如此發現，（這）才是令人驚奇的。”[12]
在這個意義上，如不少前人所指出，科學是近代以來的特定產物，並不等同於“知識”（否則傳統藝人、哲人的所有知識都可算作“科學”，中醫理論更是如此）；也不等同於“正確”（托勒密的地心說，哥白尼的日心說，在後人看來都不算“正確”；熱力學、活力學等在將來肯定也這樣）。科學隻意味著一種並非萬能、不會完結的新型知識生產機製及生產過程。不過，這已夠激動人心的了。作為歐洲啟蒙運動的核心，這種科學，即數理與經驗（演繹與歸納）的雙引擎發力，緣聚則生，修成正果，貢獻了一輪空前的全球性知識爆炸，帶來了生產方式與生活形態的翻天覆地——特別是物質層麵的巨變，把人類送入現代文明。以致當今太多人，會情不自禁地把“科學”等同於“知識”，再等同於“正確”，一個詞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無限越位，無限升格，視之為可解決一切問題的神器。
這不是不可理解。
——即便這已類似神學家的態度，即很多科學家強烈反對過的態度：以為上（ke）帝（xue）可搞定一切的妄自尊大。
文科一窩蜂向理科看齊，覺得自己不懂“數理”的紛紛內疚，怎麽也得“實驗”起來的萬般焦灼，如此“科學化”潮流，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這也許沒什麽不好。文理之間的互鑒純屬正常。事實上，這也有望克服不少文科著作中常見的空疏、虛玄、零散、模糊、偏好、獨斷、大而不當，還有過於依賴比喻的抖機靈或耍滑頭——出於職業習慣，科學家最反對這樣做。
不過，真正懂一點科學，真正學來科學的精神和方法，並且在運用中增強而不是削弱文科自身的所長，克服而不是包裝文科自身的所短，並不那麽容易。比如，不太好的消息是，文科生所熱烈追求的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在20世紀卻不幸陷入停滯。有心人已發現：1970年，第一架波音747飛機從紐約飛往倫敦用了八小時，而五十年後，類似飛行的時間未見任何縮短。1969年的載人航天器著陸月球，但接下來的半個多世紀裏，人類足跡未能延展得更遠，太空探測器也無質的更新，如火箭仍依賴化石燃料。1927年的列克星敦號航母，最高航速已達33節，而七十多年後投入現役的核動力戴高樂號，艦重減輕，航速卻隻有27節。上世紀的60年代，很多人認為有生之年可實現星際旅行，但眼下連他們的孫輩，也隻能用遊戲機去火星。上世紀50年代，教授告訴學生們，五十年內人類將實現可控核聚變，清潔能源、人造太陽、海底城市、汽車飛天也不是夢想，但眼下學生的學生告訴學生，再等五十年吧，也許，可能，大概，是外星人遠程鎖控了我們的大腦（網友語）……
爽約不勝枚舉，也令人困惑。回望1915年（廣義相對論提出）、1927年（量子力學形成）、1928年（《基因論》發表），現代科學最重要的幾大基石，竟在短短的近二十年間相約而至，高峰迭起，砍瓜切菜一般——那是多麽輝煌的狂飆時代嗬，後來的人類怎麽啦？學製越來越長，經費越來越多，隊伍越來越大，論文越來越厚，但悠悠百年過去，科學界仍活在前輩巨人的陰影之下，即便在一些枝枝葉葉的項目那裏，很多人也不過是為賽道上毫米級的勝出而畢生嘔心瀝血。
1900年4月27日，一位物理學泰鬥在英國皇家研究所的報告會上，對歐洲科學家們宣布，物理學已走到盡頭，人們隻能遠望“天邊令人不安的兩朵小小烏雲”——這還是指相對論與量子力學，指二者所構成的分裂僵局。2011年，美國經濟學家泰勒?科文在《大停滯》一書中斷言，人們已經摘完了科學“所有低垂的果實”。2013年，《自然》發表一篇更悲觀的文章：《愛因斯坦之後，科學天才滅絕》。美國量子物理學家瑟奇（Christopher Search）認為：“理論粒子物理絕對是一門死學科。”“幾十年來我們對物理學的理解沒有任何根本性的新發展。”其證據之一是：“現在的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同我讀研究生時用的完全一樣……如果某個領域取得了根本性突破，難道你不認為教科書會過時，必須被全新的取代嗎？”[13]
好容易，一線機會終於出現。2011年，歐洲“超光速中微子”實驗團隊（奧普拉）大喜，宣布他們已兩次捕捉到這種粒子，打破了愛因斯坦關於光速是極限速度的論斷。全球科學界為之一震：顯然，這對科學的顛覆將超乎想象，幾乎意味著因果律的轟然坍塌，時光機、時間隧道等觸手可及。但接下來，各路科學家匯集於白雪皚皚的意大利格蘭薩索山，十多萬人通過視頻日夜觀看實驗現場，最終隻等到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烏龍：法國籍和瑞士籍的兩位團隊領導引咎辭職，因為“超光速”並未實現，團隊此前的兩次假成功，不過是掉鏈子——“GPS接收器與電腦之間的光纜鬆動了”。以致一位意大利同行自嘲：這就對了，我們不可能打破自然界的一條基本法則：在意大利，沒有任何事情是準時的。[14]
研究生們的教材看來還是無法更新。
這是新科學臨盆前一時的屏息寧靜？還是科學在微觀和宏觀兩大鐵板之間已脫困無望？沒有人知道。當然，基礎科學的大體封盤，並不妨礙近幾十年來應用科學、應用技術的長足發展，甚至日新月異，遍地開花。人們畢竟迎來了抗生素、電視機、計算機、互聯網、核動力、太空望遠鏡、人工智能……這一切在媒體上眼花繚亂熱浪滾滾，正在全麵定義新的業態與生活——不過，稱之為“科學革命”讓人猶豫，換上“技術革命”“技術繁榮”之類用詞顯然更合適。不是嗎？技術受惠於科學——特別是其基礎與核心的原理，總是比後者慢一拍，不過是科學的傳導、應用、衍生、物態化以及潛能釋放，是科學這棵大樹上晚來的開花結果。
人們享受果實時，希望確保果樹根係的強旺活力，確保下一輪種苗的萌發，大概不會是一份多餘的關切。
理性工具大不如前
人的知識從哪裏來？
一個中國人可能這樣回答：實事求是，因實求名，格物致知，知行結合，能抓老鼠就是好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中國傳統中的這一套實踐大法，接近西方的“經驗論”，在古希臘主流學界那裏卻基本上行不通。
相反，古希臘學者雖不排斥實踐，但不覺得實踐是多大的事——也許那些宗教精英、貴族精英們成天翻著羊皮書，對出門幹活流汗一類本就不大擅長。在他們眼裏，“真理”（true）高於“真實”（fact），是世界固有的內在性邏輯，是以數學為範本的抽象體係。人類不是靠觀察、而是靠洞見才能一步步進入那個普遍、絕對、神聖的公理化秘境——為此，你哪怕成天閉門造車，也沒什麽關係。
有一個根號2的故事。畢達哥拉斯是古希臘偉大的幾何學家，最先證明了直角三角形中，“兩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這叫“畢達戈拉斯定理”，又稱“勾股定理”或“百牛定理”——因為他的團隊曾宰殺一百頭牛，歡慶這一偉大定理的誕生。不料，他的學生西伯索斯卻發現一個疑點：如果一個正方形邊長為1，那麽根據該定理，其對角線的長隻能是根號2；然而這既不是整數，也不是整數的比，在無理數概念尚未產生的當年，完全是一個怪物。畢達戈拉斯對此也百思不解，守著一條真真切切的線，麵對一個邏輯漏洞，驚駭不已痛不欲生。為防止整個公理體係的崩潰，他惱羞成怒，下達封口令，嚴懲學派“叛逆”，不惜派一群打手出海追擊，把那個倉惶出逃的家夥五花大綁，丟入大海喂魚。這就是說，解決不了問題，就把提出問題的人解決；若事實抵觸公理，那就把事實幹掉！
事實算什麽呢？事實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嗎？在他們看來，觀察和經驗一再欺騙我們。想想看，水中折棍、海市蜃樓等，都是這樣差點騙過人們眼睛的事實幻影。那麽根號2肯定也是！
畢達戈拉斯學派就是帶著這一股唯理論的狠勁，一種癡迷和一根筋，不管不顧，**，倒是在演繹法上別有所長——這是事情的另一麵。從“萬物皆數”（畢達哥拉斯語），到“數學是一切知識中的最高形式”（柏拉圖語），到“自然之書是用數學語言寫就的”（伽利略語），到“一切科學均可最終轉化為數學”（萊布尼茲語），到“數學是科學的皇後”（高斯語）……歐洲的數學狂們層出不窮，創造了埃及、印度、中國等古文明中都不曾有過的一種知識理想和知識類型。習風所染，亞裏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窮究五花八門的本質屬性：人有人性，貓有貓性，樹有樹性，火有火性，三角有三角性，連普遍與具體本身也各有其“性”，自然與理念本身也各有其“性”。這些“性”，或者說這些“是”（Being），在中國人讀來很陌生，特別扭，太燒腦，簡直沒法準確漢譯。[15]其實，作者不過是想編繪出一冊數學式的公理大全，把滿天下的抽象本質一網打盡，讓它們從不甚完美的“事實”表象中顯現出來。
不得不承認，這種準神學家式的執抝，使一種強大的數理工具源遠流長。當東方的實踐家們有了算術，有了算術就大體夠用，能應付春種秋收、治國安民一類俗務，歐洲的唯理派卻收獲了數學——包括歐氏幾何、無理數、對數法、虛數、微積分等，為“科學”勃興提供了重要基礎。
一旦與發端於英國的經驗主義思潮兩相匯合，互為依托，便如虎添翼，牛頓時代的噴薄而出就隻是遲早問題。人們或是靠實驗采集知識，然後用數理加以組織；或是靠數理推測知識，然後用實驗加以印證，似乎怎麽走都順，哪一條腿邁在前麵都行。以至從某一個節點孤立地看，有時知識還可以跳過實踐，在學者密室裏以先知預言的方式“先驗”地發生——上帝就是這樣幹的吧？海王星的故事就是這樣：先是有人推算出它的空間位置，當天文學家後來架起望遠鏡，對準夜空中的那個位置時，果然發現了一個小小白點，與預估點位竟相差無幾。化學元素周期表的故事也是這樣：門捷列夫依據原子質量大小，對元素予以排列和推導，發現了一些先有數據、而無實證的空白格子，而這些當時尚未發現的元素（镓、鈧、鍺等），事後果然被發現，由實踐家們一一捉拿歸案。
正因此，愛因斯坦在晚年《自述》一書中談及真理的標準，除了“外部的證實”，即經驗派所擁戴的實踐檢驗，還加上另一條：“內在的完備”，包括邏輯的簡潔和美（比如他愛不釋手的E=mc2）——這其實是延續唯理派一脈遺風，深切懷念演繹法永遠要求的嚴密與純淨。
“上帝不會擲骰子。”他的另一句名言，顯示出他對因果律篤信不疑，相信世界就是笛卡爾心目中那種精密運行的鍾表。
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唯理派在牛頓時代的好運氣，並未延續太久。一旦遭遇現代科學的衝擊，一旦觸及更深廣的未知領域，“鍾表”之喻漸漸不合時宜。
不妨耐心回顧一下。源自古希臘的理性主義，一種普遍、絕對、神聖的世界因果秩序，首先在康德等人那裏撞上辯證法，陷入正題、反題、合題的迷陣，形式邏輯讓位於辯證邏輯，“自相矛盾”從此有了合法性。接著，它在貝葉斯等人那裏撞上概率論，必然邏輯讓位於或然邏輯，等號幾乎都成了略等號，“差不多”和“大概是”從此有了正當權。再後來，它在哥德爾等人那裏撞上“不完全性定律”，發現公理的一致性與完全性不可兼得，數學的自洽和相應證明不可兼得，看似完美的邏輯體係原來一直處於帶病的狀態，不能不讓人驚醒和沮喪。與此同時，它被歐氏幾何與非歐幾何的分裂炸了個半暈，發現在高斯、黎曼等人那裏，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此真理和彼真理居然互不通約，統一邏輯變體為多重邏輯。它還在普朗克、海森堡、玻爾、薛定諤等人那裏，被量子力學拖入一片泥沼，發現在亞原子層麵的微觀世界，與常規世界不同，幾乎一切都“測不準”。A也是B，有也是無，到底是什麽，其隨機結論隻是取決於人們采用何種觀察方法和觀察工具，因此因果認知的客觀性被釜底抽薪。
連因果律的堅信者愛因斯坦——如果不是在實證層麵，至少在假說層麵，也對自己伏下了潛在威脅。所謂因果，隻能是前因後果吧，隻有在時間軸上才有意義吧。然而，恰恰是根據他的相對論，時空不可分割，均在運動中變化。運動的尺在相對變短；運動的鍾在相對變慢，達到光速時則時間消失。這就相當於說，一切因果鏈在那時都會潰散，在超過光速時則會倒置。一個鄉下老漢可能因此萬分驚駭：照這樣說，人豈不會先死而後得病？孫子還會出生在兒子以前？
顯然，要安撫老漢，確信這種驚駭大可不必，隻能靠一條：宣布時光機之類是無聊的科幻，宣布愛因斯坦就是物理學的終點，關於光速是極限速度的判斷永不可動搖。所有後來者都得趁早死心，不要像“奧普拉”團隊那樣，再去打光速的主意。
人們都會同意這一點？
很多人也無法證偽這一點。一切還是疑霧重重，構成了眼下知識生產的重大困難。換句話說，作為科學遠航的雙引擎之一，唯理論看上去已透支和冷卻，數理工具的有限邊界日顯，對實驗工具引領和支撐的作用遠不如昨，即便——如前所述——數理革命的餘熱還熱在應用技術的另一頭，包括成為某些文科研究領域的新時尚，包括“數字經濟”啟爆革新大潮，“大數據”“雲計算”風起雲湧，算法工程師和獨角獸企業拿走了業界最豐厚的年薪或利潤。
實踐也多方麵變味
愛因斯坦以後的科學發展，看來主要依重經驗路線和經驗方法。可望成為科學最新主角的生物學據說就是這樣。黑洞、暗物質、希格斯粒子等前沿研究，也多是依據海量的觀察和實驗，靠的是科學家們務實苦幹、摩頂放踵、大海撈針、集沙成塔——發現海王星的那種先知式奇跡，已十分少見。
這其實很對中國知識傳統的胃口。中國古人講究急用先學，僅靠區區算術就鼓搗出了“四大發明”，還鼓搗出算術因素更弱更少的中醫成果。中國人摘取諾貝爾科學獎尚少，但世界上最多的理工科大學畢業生、最多的技術專利申報、最多的科技論文發表、最高增速的新技術產業規模……都洶湧而來蔚為大觀。中國人重應用、重實據的務實風格，在一些人看來，不過是儒家傳統中“實用理性”（李澤厚語）或“實用主義”（安樂哲語）的一脈相承。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知識風氣遠歐陸，而近英美。英國人培根就狂讚過“三（四）大發明”；同是英國人的李約瑟認為中國知識水平遠超西方直至13世紀。孔夫子則最像美國實用主義的理論旗手“杜威先生”（蔡元培語）。當唯理派走下神壇，英美經驗派更願意強調，畢達哥拉斯的幾何學其實源於古埃及修水利、建金字塔的工地，同樣是幹出來的學問，其人間煙火氣不應被掩蓋。中國人對這樣的說法最可能鼓掌。
這沒什麽不好。實踐確實是真理之母，哪怕在愛因斯坦的那裏，也是檢驗真理的唯二標準之一，響當當的。隻是作為科學遠航中的另一台引擎，進入現代以來，實踐也麵臨新的故障。
至少可注意下麵三點：
1.實踐盲區
這麽說吧，前人的觀察和實驗都較為簡易，便於操作，花費不大，也比較個人化。阿基米德靠一盆洗澡水，就可以發現浮力原理。牛頓靠一個枝頭掉下的蘋果，就可以構想重力學說。伽桑地在一條航行的船上，從桅頂落下一塊石頭，就能檢驗地心說的真偽……那時的科學家都像草根“民科”，多是單槍獨馬，小打小鬧就做出大學問，在知識的荒原上到處開疆拓土。
相比之下，隨著日常環境和常規層麵的科學發現接近飽和，特別是在物理學領域，易啃的骨頭已啃完，科研就不再以米為單位、以克為單位、以秒為單位，而是一頭指向亞原子層麵的微觀，另一頭指向深空星際的宏觀。這時候，觀察和實驗的成本急劇升高，“民科”風格就行不通了，絕大多數聰明的人和機構被排拒在機會之外。大型球麵射電“天眼”，隻有一兩個國家可做。一台高能粒子對撞機，動不動就數百億甚至千億的投入，連美國、日本都供不起，誰還能玩？故楊振寧建議中國根本不要去搞。在高預算、高設備、高薪酬、高技術產業、高質量教育等配套條件缺位時，發展中國家的很多創新也無從談起，幾乎“被貧窮限製了想象”。很多國家的理科大學近乎奢侈品，既缺財務保障，又缺就業空間，於是重文輕理，甚至棄文從戎，實屬學子們的無奈之選，諾貝爾獎這事不必想得太早。
進入一個市場經濟時代，若無公權力的大手筆合理調控，很多實踐總是缺乏後援。投資商以贏利為目的，隻會青睞那些周期短、見效快、有購買力的應用科學和應用技術，寧可對奇巧**技砸下重金，也不會對荒漠化、農田土質修複、非洲地方病等投入情懷；寧可“山寨”“接湯”“做下遊”，到處撿一些邊邊角角的業務，也不會對基礎科學長期的冷板凳和可能的投資黑洞，多看上一眼。“軍工聯合體”通常成為拚搶戰略紅利的優先投入部門。依據同樣的利益邏輯，早在1976年，美國的一半醫療支出都用於照顧病人生命的最後60天，加上另一大塊用於性無能和脫發謝頂，相關研發顯然不是為大麵積窮國和窮人所準備的[16]，也不會顧及商業意義太小的數千種罕見病（且不包括誤診、無名的類似病患）。全世界用於寵物、化妝品、奢侈品的研發投入，隻要拿出百分之一，牙縫裏省下一點點，培訓四十多個極貧國家的脫貧技能也綽綽有餘。
長此以往，知識與利益捆綁，知識生產中的一部分，即零收益或收益不確定，卻可能是人類迫切需要、乃至整個知識生態中至關重要的那部分，倒可能受到市場擠壓，退出人們的視野。
一種知識的失衡不易補救。
2.實踐窄道
一個前輩觀察當下的生活，也許也會覺得現代人太無能，在越分越細的現代分工體製下，隻能打拚在生產鏈的一個小小節點，隻能是偏才，隻能是人形零件，放在相鄰工序就是廢才，比如醫院裏的胃博士不可代班腸大夫，管結腸的與管直腸的也各管一段相互袖手。這遠不如從前：醫生多是全科醫生，教師多是“全科”教師（至少可打通文史哲，或打通數理化），連一個農民也可能是“全科”農民（農林牧副漁樣樣上得手），如此等等。
現代人回到家裏也許就更笨了，即便是高學曆的白領，也可能煮不好一碗麵，洗不好一件衣，更不懂如何修桌子或出門挖草藥。他們被“傻瓜化”的各種家用自動設備，被發達的電商配送服務，寵成了一個個“巨嬰”，屁股常在沙發裏生根，不時靠旅遊、八卦、表情包來打發閑暇，還以為自己操弄傻瓜相機就懂得了攝影。
專業細分是知識增長的勢所必然，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不就得這樣嗎？何況日子過好了，有錢人無須什麽事都自己幹，很多過時的知識和能力，要丟那就丟了吧。不過，如果他們的實踐麵過分收窄，“零件化”的職業狀態疊加“原子化”的心理狀態——某種個人主義的自戀和自閉，就很可能失去走出自我的能力，失去對父母、親戚、鄰居、朋友、服務者、合作者、庶民大眾的興趣和了解，失去在困苦、焦慮、情義、背叛、絕望、鬥爭、虛偽、犧牲中的曆練，欠缺作為一個群居生命不可或缺的社會閱曆。如果事情是這樣，“巨嬰”們就真的長不大了。
經驗蘊積不夠，必有感受機能的退化失敏，一如赤道居民對“冰雪”一詞無感，即便翻字典讀懂了，但肌膚、神經、情緒上還是無感。到這一步，任何優秀的文化和思想都不易與他們的心智接軌，更談不上共振。“**樂”（Titty Tainment）的亞文化潮流便會應運而生，取而代之，找到最合適的生長土壤，找到興風作浪的資本吸金神器。娛樂為王，刺激為王，搞笑搞怪就是一切。因一味遷就受眾輕淺的理解力，各種“神劇”都能成為熱劇，“狗血”與“雞湯”最容易成為頭條。即便偶爾涉及曆史和政治話題，有幾枚流行標簽就夠了。他們一通嘴炮打下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記得的恒記，不願記的恒不記。碰到不順耳的看法，有條件時要踩，沒條件時創造條件也要踩——事情就這麽簡單！
這就說到文藝和時論，回到文科知識了。據說“**樂”是出於冷戰對手的陰謀，是刻意製造娛樂快餐，意在填滿弱者心智，消解反抗既得利益者的意願和能力。其實，即便沒有外部輸入，即便也不如另一些人所憂，可諉責於父母、學校、社會的“嬌慣”和“過度保護”，就更深原因而言，隻要前述條件和趨勢不變，隻要人們對社會實踐的疏遠麵、絕緣麵、無知麵不斷增大，這些人想離開文化奶嘴，恐怕也難——這裏既有知識的失衡（多表現於理科），也有知識的失真（多表現於文科）。
最日常的現象是，一些大學生居然被小無賴忽悠，一些碩士或博士被校園貸、高消費、假網戀、出國夢、成功學、邪教組織無謂吞噬生命，悲劇時見報端。他們的學業高分，他們的超長網齡，都不足以擺脫“利令智昏”的古老魔咒，不足以換來連古人也不缺乏的基本判斷力，無法健全自己成熟和正常的人格。
3.實踐浮影
延續前麵的話題，這是指現代人特別容易重知輕行，以知代行，使自己的實踐日益虛浮，知識生產“脫實向虛”。
這也是說，牛頓和愛因斯坦那個時代尚屬正常，資本主義拉動生產力，知識多服務於實業；然而自後工業化時代以來，正如金融玩起了體內循環，知識也開始服務自己。金融（投機）與知識（自肥）兩大產業，已構成新資本主義的雙“虛”。事情起碼是這樣。
讀書當然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在古代，交通和通信工具不發達，人們的活動半徑小，知識多是親曆性的直接知識，所謂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親自吃上一口。由此產生的知識量顯然不夠，非常不夠，人們急需用書本補充間接知識，不能不羨慕“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盡管莊子對書本並不特別信任，在《秋水》中警告：“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陸遊也對書本一直警惕，在《冬夜讀書示子聿》中感慨：“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但畢竟那時間接知識極度稀缺，讀書人都是寶貝疙瘩，直到20世紀前期，中國軍隊裏的連長或營長，身邊能有個識文斷字的文書官，能看懂公文和地圖的那種，還相當稀罕和要緊。
變化的拐點很快到來。中國的文盲率已從七十年前的80%降至4%，高校毛入學率接近五成，這意味著印刷機、網絡服務器開始熱得發燙，謂之“信息”的間接知識出現瘋長和爆炸，反過來大規模擠壓和取代直接知識。在很多人那裏，“知識”已等同於書本知識，“良好教育”已等同於完整學曆，“知識就是力量”無異於文憑就是身價和話語權。一百本書產生一百零一本書，一千本書產生一千零一本書，知識的自我繁殖和次生、再生鏈條無可遏止。知識的分支也無比龐雜，以致同科倆博士也可能互為聾子，因分支不同就聽不懂對方的概念。從學前班到博士後，從鼻涕娃到白發生，很多人半輩子或大半輩子都在讀讀讀，如果入職院校或媒體，更可能成為終身“書蟲”——這種情況在文科領域特別多見，也特別令人擔心。
書本有什麽不好嗎？能因此見多識廣、旁征博引、集思廣益，充分吸收前人和他人的成果，不正是人類智商提升和文明興旺的最大優勢？
這話沒錯。不過，美國電影《心靈捕手》（1997年）裏，一個稟賦過人的學霸，一位叛逆的天之驕子，曾被老師的一段話震擊：
你從未離開過波士頓，是吧？所以你說到藝術，隻有一些藝術書籍裏的粗淺論調，關於米開朗基羅，關於他的政治抱負，關於他與教皇的故事，關於他的性取向和他所有的作品，你知道得很多，對嗎？但你不知道西斯廷教堂的氣味，你也從未站在那裏久久凝視美麗的天花板。
如果我說到戰爭，你會說出莎士比亞的話：共赴戰場，親愛的朋友，如此等等。但你從未接近過戰爭，從未把好友的頭抱在膝蓋上，看他呼出最後一口氣，向你絕望地呼救。
如果說到女人，你八成也會說出個人偏好的謬論，你上過幾次床，如此等等，但你說不出你在女人身旁醒來時那種幸福的滋味。你也許會引述十四行詩，但你從未看到過女人的脆弱，也從未看到她能擊倒你的雙眼，讓你感覺到上帝的天使為你而來，把你從地獄裏救出。你也並不了解真正的失去，因為唯有愛別人勝過自己的人才能體會，你大概不敢那樣愛吧？
……
不明書本之短，便有上述電影中的書本學霸，便有“知識最大的敵人——不是無知而是知識的幻覺。”（霍金語）
這些大量冒出的“知道分子”（網友語），與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最大差別，在於前者缺少現場性的感受和經驗，缺少實踐的重力與活性。采訪、座談、參觀、視察、實習……當然也是實踐，聊勝於無，但如果沒有足夠和深度的做，便不足以激活、消化、修正、補充間接知識——更不要說發展了。永動機的空頭理論，看似環環縝密、甚至合得上能量守恒定理，做起來根本沒戲，就是這樣來的。文科裏的“口舌之學”而非“心身之學”（王陽明語），也是這樣來的。筆者曾在一篇文章裏說過：一位從未做過任何生意的在教經濟學，一位從未參加過任何實戰的在教戰役學，一個從未當過記者或編輯的居然開講新聞學，一位既未當過官也未造過反的居然把持政治學，而一位個人品行很糟糕的家夥則可能一再發表倫理學論文……你就那麽相信？把他們的學問不斷學舌和複製下去，人們就那麽放心？
讀書充其量隻是半教育。積弊日深的全球現有教育體製延綿數百年，經新資本主義的塑造升級更為根深蒂固，需要一種大體檢，需要一場大手術。這包括設計和推出一種新製度，視工齡與學曆同等重要，更鼓勵師生雙方對險難崗位工齡、研發工齡、多崗工齡的積攢，以重建人才評價標準體係，大大提升實踐的地位，從根本上打掉應試教育、論文生涯所組成的荒唐閉環。如此等等，也許是所有社會改革議程中更具有基礎意義的改革——至少是之一。問題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不可能接受這一點。文憑工廠、論文生意等已把他們養得夠肥，好日子還得過，知識利益的等級化和壟斷化還得加固。哪怕“花錢買版麵”在眼下很多地方已見多不怪並寡廉鮮恥，哪怕“SCI數據庫”“JCR報告”“影響因子”充滿貓膩，不過是出自一家私人公司的生意經，業內不少人心知肚明，但還是會被奉為國際科研評價體係的超級指揮棒。[17]寄生於現有體製的大批教育商、學術商、傳媒商、知識官僚已不習慣讓實踐家——特別是底層的實踐家，帶著汗水和手繭闖入他們的專屬殿堂。。
“行萬裏路”也好，“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語）也好，這類話也會被他們說一說，出現在什麽演講詞裏。不過其意思很可能被理解為旅遊的消費賬單，或看一眼平板電腦裏的專題紀錄片。如果能成為社會公益的形象工程，三兩點綴於履曆表，那更屬難能可貴。
這樣，很多企業和事業機構常感到無人可用，而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卻對社會感到畏懼，不願畢業離開安全的校園，也不願結束“宅男”“宅女”的日子。教育與社會的裂痕日漸擴大，知識的信用度一路下滑。“我喜歡沒受過什麽教育的人！”特朗普這一口白，迎合了相當一部分底層人對精英階層的戒心和憤怒，竟助其收割了史上選票第二高的政治人物光環。美國學者尼古拉斯·卡恩斯對全球22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統計和比對，發現政治家中，平均學曆高的反而比學曆低的治理成績更糟。[18]連麥肯錫這個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谘詢管理公司，其老板的用人標準，也是一要hungry（饑餓），即絕不要富二代、官二代；二是要street smart（街頭聰明）：即灰頭土臉摸爬滾打一路拚上來的，切不可是高學曆的書呆子。[19]
這類跡象通常會被主流媒體閃過去。不用說，實踐主體意味著人民主體，意味著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將嚴重冒犯某種隱形的政治機心與倫理禁臠。不少媒體人對此心照不宣，不會去鬥膽冒險。
下要接地，上要接天
2020年的美國讓人看得步步驚心，一些中國文革的過來人大概還有幾分眼熟。很多城市在砸雕像、打招牌（大破四舊），遊行示威不斷衝擊政府和議會（炮打司令部），燒汽車、搶商店、槍擊案的暴力呼嘯說來就來（文攻武衛），種族壓迫的老賬與暗中通俄的現行一起查（深挖階級敵人），家人之間因政治反目並公開舉報（親不親，路線分），連基本防疫措施也被視為政治陷阱（寧要資本主義的病，不要社會主義的醫）……憤怒者幾乎把一部曆史劇異地重演了一遍。
兩相比較，一個中國女孩穿條花裙子被指責為資產階級的遺毒，與一位西方老婦戴口罩被指責為對自由主義信仰的背叛，實為異曲同工。中國當年並無貧富分化，也沒外來移民群體，不存在具體利益衝突，也鬧得那麽凶，似乎不好理解。當這種失控出現在經濟、教育高度發達的地方，出現於“山巔之國”和“上帝選民”，也是一種不好理解。可見，不論東方還是西方，不論在窮國還是富國，人類的理性啟蒙成果都不宜過於高估。意識形態教條化、極端化的失控，可隨時擊潰人的智商和溫良，集體犯暈是一個持久的隱患。
其實，意識形態是利益博弈的思想工具，在其早期大多爭之以理，多少要照顧到證據與常識；一旦進入教條化、極端化的狀態，才會滑向非理性，通常表現為信仰狂熱，思維僵硬，脫離實際，無視事實，求助假新聞，成為一種不由分說和不可冒犯的神主。
馬克思在原則上同樣寸步不讓，卻也至少五次宣稱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見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385頁、第2l卷54l頁附錄、第37卷432頁、第37卷446頁、第22卷81頁。這無非是他擔心自家學說也進入教條化、極端化的理解，失去生動活潑和包容開放的應有之義。他的自信表現為一再鼓勵他人向自己發動質疑。
事情看來是這樣，人們隻要深入實際，來到現場，麵對具體問題，由於各方都熟悉問題的來龍去脈和上下左右，有信息的充分溝通與分享，達成共識是大概率事件。要排澇就排澇，要修車就修車，要包產就包產，要反腐就反腐，誰會同自己的眼睛和錢過不去？除非白癡，很少人不通情理。因此，常見的情況是，越是到工人、農民、商人、基層官員、科技人員那裏去，就越少聽到意識形態化的口水仗。相反，一旦遠離具體現場，一腦子事實換成一腦子理論，人們活得高雅和高深起來，閃耀著這種或那種“政治正確”的神聖光環，事情才會陷入危險，連“花裙子”和“口罩”也能通過“上綱上線”項刻間變得易燃易爆。到那時，書本左派對抗書本右派，書本激進對抗書本保守，書本效率對抗書本公平……在書本知識的混戰危機中，再好的道理都沒法說了。
這並不是說“讀書越多越反動”，不是說大老粗具有天然優勢。事實上，無論學曆高低，人們談“主義”時都容易崩，談“問題”時都不難磨合，與穿不穿草鞋沒關係。這也不是說書本一定會惹禍，而是說這世界上，所有知識最終都需要落地實用。唯實踐能清醒所有“永動機”式的理論空想和邏輯迷信，唯實踐能給神主知識退燒、脫敏、活血、解毒，是知識重獲解釋力和引領性的前提，是一切偉大理論活的靈魂。
毛澤東1937年撰寫《實踐論》。一個極窮、極弱、極亂的大國在當時幾無發展前例可援，各種洋教條讓國人左右皆誤一再迷路，若無《實踐論》的喚醒，沒有一場大規模的知識生產自主解放，全社會行動力的不斷凝聚和增強簡直無從想象——那是一個並不遙遠的生動故事，可為今人借鑒。
這就是“下要接地”的意思。
如果說神主知識不可取，碎片知識同樣讓人頭痛，是時下求知者們的另一大災情。這樣說的背景，是當代的知識產能實在太強了，未來的知識更可能多得令人望而生畏。嚴格地說，對每一塊石頭都可考古，給每一個人都可寫傳記，而天上每一顆星星都值得成立N個研究院去探索……但我們需要那麽多知識嗎？太多信息讓電腦死機。太多知識讓人不堪其累，會不會反有多方喪生之虞，讓人們不是更善於行動，而是更難於行動？
這事暫且從略，不妨以後再說。物理學家霍金稱：“21世紀是複雜科學的世紀。”他是指理科。如果以物為認知對象的理科尚且如此，那麽文科（還有醫科等）以千差萬別和千變萬化的人為認知對象，當然更是複雜加倍——也許比微觀和宏觀的物理世界更複雜，即現有數理工具一時難以駕馭的複雜。這樣，在一段時間內，一方麵是識字率越來越高，知識產能馬力全開，各領域、各層級、各門派、各分支、各種方法和風格、各種利益背景和實踐細節，都無一不在盛產知識；另一方麵卻是再建“大敘事”確實困難重重，眼看著散化的知識一散到底，很多人已習慣於各說各話，自說自話，頭痛醫頭（甚至隻醫頭毛），腳痛醫腳（甚至隻醫腳皮），知識封閉、內卷化的程度日深。
國學派同工業黨談不攏，多元派同法律黨談不攏，這還算好理解。反核圈同勞工圈談不通，女權派與自由派談不通，就有點費解了。更讓人奇怪的是，同是動保人士，寵物派和野生瀕危派可能勢不兩立。同是原住民維權的同道，修路派和拒路派可能不共戴天。同是在抗議超級跨國公司的資本全球化，新左派、同性戀、民族主義者、黑客、素食人士、**主義者倒可能自己也鬧成一團，甚至打上一場。有關瑞典“環保少女”的爭議不過是最新一段插曲。在筆者記憶中，有兩位文學朋友曾靠三五句話一見如故，立刻撇下我等庸常之輩，另擇一室親密深談。可沒過幾分鍾，大概也就是七八句話的工夫，兩人又破門而出各奔東西，一個大罵“騙子”，另一個斷言“那家夥屁都不懂！”可見隔行如隔山，不隔行同樣可能隔了萬重山！
不是要百家爭鳴嗎？爭一爭也許不錯。既然都有理有據，那麽任何人都有權發聲。但如果人們都是用高音喇叭拚命發聲，都希望別人張大耳朵聽好，卻缺少耐心、興趣、時間聽別人發聲，失去了理解和包容他者的能力，大概不是一種正常。即便把杠精們擋在門外，都端起學術架子，拿出紳士風度，開出一個個優雅的高端研討會，然而隻要小題目路線和“牛角尖”癖好繼續當道，互相屏蔽者的合影與碰杯也不正常。
長此以往，眾聲喧嘩，誰也聽不清誰。沒有統領小真理的大真理，真理便讓位於形形色色“我”的真理。換句話說，“大敘事”潰散，其意外代價是大“三觀（世界觀、價值觀、認知觀）”隨之缺位或曖昧，碎化了浮躁而低效的心智，使碎片知識無法得到一種知識方法、知識倫理的黏結與組織，離可操作性已越來越遠。這一情形離爭奪資源的難看吃相，與惡俗的知識利益，倒可能越來越近。
作為知識失能的正常反應，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在此時的入場便不可避免。很多人無奈之餘，最容易把解決亂局難題的希望寄托於一些強人，那些根本不要知識、不講道理、作風粗魯而強悍的可疑救星——比如指望一兩個政治梟雄來痛擊疑點重重的“全球化”。“劉項原來不讀書”（毛澤東引用的章碣詩句），那意味著曆史再一次把知識擱置和冷藏，大棒再一次成為最有效語言，知識分子目瞪口呆暫時退局旁觀。
以上就是“上要接天”的緣起。
科學史家庫恩說過：“在公認的危機時期，科學家常常轉向哲學分析……為新傳統提供基礎的一條有效途徑”，包括借助“直覺”“意會”“無意識”，以革命的方式共約新的“知識範式”，[20]共建一個新的思維共惠平台。這差不多是說，在不同專業之間，靠嗅也能嗅出一種有關知識的知識，向上升維，分中求合，以結束各自的畫地為牢，結束各自專業可能的死局和不安全感。
這種哲學高瞻，需要對人類實踐實現大規模的修複，需要來自實踐前沿的睿智，既貫串於各自的專業自信，也體現於及時的專業自疑，永葆自疑這一求實求新者的必備能力之一，以促成新思維的蓄勢待發。這種哲學高瞻也需要人格與胸懷。康德是一個兼職數學家，終身蜇居偏僻小城，過著清貧的日子，其墓碑上卻刻有這樣一句：“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越來越曆久彌新，一個是我們頭頂浩瀚燦爛的星空，另一個就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則。”這一墓誌銘體現了一個偉大時代眾多求知者的風貌，也蘊積了當年知識之所以成為力量的磅礴心誌。那時候的人們並非說話句句在理，但天地和心靈是多麽廣闊！人們握有經驗方法與數理方法兩大工具，差不多就是握有理科版的“接地”“接天”之道，就能把整個天下真正揣在胸中。
2021年1月
最先發表於2021年《文化縱橫》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