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加藤
一
加藤四歲的時候就到了北京，進了一所幼兒園，是班上唯一的日本孩子。他與同學們一同學習毛主席語錄，一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同看電影《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孩子們玩戰鬥遊戲的時候，他的日本人身份似乎使他最適合扮裝日本鬼子，但他決不接受這種可恥的角色，吵鬧著一定要當地下武工隊員，當八路軍政委。
有的人可能覺得這很有趣：八路軍裏怎麽冒出一個日本政委？母親遇到了幼兒園的阿姨，說你看這孩子就是要強，老師，拜托了，你就給同學們做做工作，讓他當上政委吧。
其實，日本母親用不著拜托。小夥伴們都喜歡加藤，一再把戰鬥的指揮權優先交給政委加藤。
加藤的父母是在中日建交前來到中國的。當時居住北京的外國人很少，也鮮有專門招收外國小孩的幼兒園。但加藤的父母很樂意讓孩子與中國娃娃打成一片，加藤一口純正的京片子普通話就是在這時學會的。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來加藤家做客，順便給加藤帶來一點禮物，包括一麵小小的日本國旗。沒料到八路軍小政委在家裏也堅守抗日陣地，一見太陽旗便怒從心頭起，將小旗摔在地上，跳上去跺了兩腳。
瑞典朋友大驚失色，不知道一個日本孩子怎麽可以這樣。
直到加藤的父母解釋了孩子在幼兒園看過的電影，客人才驚魂稍定，理解了一個孩子反常的激憤，理解了一麵日本國旗在當時純正北京腔裏的含義。要知道，這個國家的國歌就是抗日動員，是一首戰爭年代裏燃燒著悲憤和仇恨的出征之歌。
二
現在，加藤在東京大學讀博士學位，開著德國汽車出沒於東京的車水馬龍之中。他不會再那樣粗暴地對待日本國旗了，不會再那樣簡單地理解日本了。但他仍然在繼續學習中文，研究中國穆斯林的曆史，希望成為中國人民的朋友。
這種願望也許是他父母的心理遺傳，甚至是他外祖父、外祖母人生經曆的延伸。外祖父很早就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像他的幾位青年朋友一樣，離開那個顯得較為狹小的九州島，來到新大陸傳播知識和技術，希望在這裏尋找和建設自己的理想。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此時的日本政府高層也移目西望，看上了中國東北乃至華北豐饒的礦產、森林、大豆以及黑土地。為了爭強於世界民族之林，也為了抗拒西洋大國的擠壓，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間必須擴展—這成為那個時代啟蒙邏輯的自然結論，不會讓任何新派人士驚詫。民主幾乎與殖民兩位一體。“大東亞主義”等說辭就是這個時候湧現於日本報端的。日本民主運動主將和早稻田大學的創始者大隈重信，同時成為當時挾“二十一條”以強取中國山東的著名辯家。人們在諸多說辭下即便伏有不同的情感傾向和利益指向，卻基本上共享著一種躊躇滿誌的向外遠眺和帝國理想。
理想主義青年自發的援外扶貧，最終被納入官方的體製化安排，納入日本軍部對偽滿洲國的政治策劃。加藤的母親後來說，加藤的外祖父當時“受蒙蔽了”，同意出任偽滿洲國的公職，成了一名副縣長，位居中國人出任的傀儡縣長之下，卻是實際上的縣長。他忙碌於繁雜政務廢寢忘食，真心以為東亞共榮能在他的治下成為現實。為了抵製無理的強征重賦以保護地方權益，他甚至常常與日本關東軍發生衝突，好幾次麵對武夫們氣勢洶洶的槍口。他沒料到中日戰爭的爆發，在戰爭現實麵前對日本疑慮漸多，但他無法擺脫曆史大勢給他的定位，差不多是一片隨風飄**的落葉。
悲劇結局終於在這一天匆匆到來：蘇聯紅軍翻過大興安嶺，勢如破竹橫掃東北全境。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他理所當然地被捕入獄，接著被槍決，踉踉蹌蹌栽倒在一片雪地裏。他是一個敵偽縣長，似乎死得活該。沒有人會對這種判決說半個不字。也沒有人在戰爭非常時期苛求勝利者的審慎：那些俄國軍人沒有足夠耐心來辨察官職之下的不同人生，也不習慣囉唆的審判程序。
這是新政權的判決。與舊政權一樣，中國人此時仍然隻是黑土地形式上的主人。一些以前流竄到西伯利亞的中國流民乃至盜匪穿上蘇軍軍裝，跟隨蘇聯人的坦克回來了，被宣布為臨時執政者。但這種宣布是用俄語完成的。
很多年後，日本天皇為一切在境外因公殉職的日本官員授勳，撫慰死者親屬。加藤的外祖母拒絕了勳章。她曾經帶著三個年幼的女兒在中國的戰俘營裏苦熬多年，回國後一直以低級職員的微薄薪金拉扯大孩子，以一個女人的非凡力量扛住了生活的全部重壓，有太多的理由獲得政府的獎賞和補償，但她還是堅決地拒絕了勳章。在中國的經曆使她的眼光常常能夠越過大海，對“國家”和“民族”這類神聖大話下的一切熱鬧保持戒意。她說她永遠也忘不了一家四口從中國回到日本時，她們日夜企盼日夜思念的祖國，竟是一些粗暴的日本小吏，在碼頭上命令乘客脫下衣服，劈頭蓋臉撒來一把把滴滴涕藥粉，防止他們帶回肮髒和病菌。她護住三個嚇得哇哇大哭的孩子，在凜冽的寒風中突然覺得，她真真切切地回來了，但一片嗆人的藥粉撲來之際，故國反而成了一個模糊的概念。
她熱愛日本，但拒絕了天皇授勳，而且讓女兒師從於魯迅的研究專家竹內好先生，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她希望女兒們繼承父親遺誌，將來再返中國，續寫父親在黑土地中斷了的故事。
三
拒絕天皇授勳的並非加藤的外祖母一人。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和日本處於冷戰時期的對峙，還未建立外交關係，在法律意義上甚至還未結束戰爭狀態。但日本社會各界形成了一股反省戰爭和親善中國的潮流。各黨派和民間團體紛紛組團去中國訪問，毛澤東的書和周恩來的畫像在書店、大學裏流行，甚至成了不少知識分子爭相擁有的前衛標誌。“打破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包圍圈！”“堅決捍衛社會主義中國！”“無產階級**萬歲！”……很多日本青年頭纏布條，手挽著手，在駐日美軍基地前抗議“安保條約”時高喊這一類口號，履行自己神聖的職責。
加藤的父母親就是在這股潮流中重返中國的。他們如願以償地發現了一個新中國：婦女真正獲得了解放並且在社會各個領域意氣風發，往日卑賤的工人農民成為文藝舞台的主人，留洋歸國的教授隨著醫療小分隊深入窮鄉僻壤，政府官員滿身泥巴並且累死在鹽堿地上，奇跡般的“兩彈一星”在日新月異的大地上陸續騰空……對比日本社會那些令人窒息的等級森嚴和金錢崇拜，中國確實讓他們興奮不已。毛澤東思想哺育出來的針刺麻醉法甚至使加藤的父親親身受益，他在北京親曆針麻的外科手術過程，既無痛苦又價格低廉，由他撰文在《讀賣新聞》介紹，引起了一片驚訝和轟動。中國政府放棄對日軍侵華的戰爭索賠，相對於日本政府在甲午戰爭後從中國狠狠刮走的整整三年全部國庫收入的巨款，紅色大國的國際主義慷慨情懷更使他們倍覺溫暖。
在當時很多日本知識分子看來，中國是一個神話，實施了剛好是日本所缺位的社會大變革。雖然這個國家還較為清貧，但它代表著最優越的製度和最崇高的精神，是一片燃燒著人類希望的社會主義聖土。不難理解，當慶祝“四人幫”下台的鑼鼓鞭炮在北京爆響，當中國諸多問題隨後在媒體上曝光，海峽那邊很多日本人，與其說是震驚，不如說更多一些絕望和迷茫。他們一時無話可說。
他們再一次與中國失之交臂。如果說多年前，中國眾多知識分子曾把日本視為模範和老師，一批批漂洋過海去求取啟蒙和維新的救國之道，後來卻被日本的大炮轟隆隆迎頭痛擊；那麽現在，眾多日本的知識分子也曾把中國視為模範和老師，一批批漂洋過海來尋找獨立和革命的救國之道，最終卻被中國突然亮出來的累累傷痕嚇得渾身冰涼。
曆史再一次在這兩個民族之間開了個玩笑：繼中國誤解“先進”的日本以後，日本也誤解了“先進”的中國。一個維新夢，一個革命夢，先後在很多人那裏破滅。雙方不得不從頭開始，不得不重新開始相互認識的漫長過程。
一個世紀以來的中日關係，不同於英、美之間的關係，不同於印、巴或希、土之間的關係，相互之間除了正常的利益摩擦，同為亞洲國家，其交往動機中更暗伏一種發展道路、社會製度的尋優和競比。意識形態曾帶來各種玫瑰色的浪漫幻想，一旦幻想破滅，意識形態放大器便會大大膨脹怨恨或者輕蔑，加劇兩國關係的震**。從“停滯落後的支那”（津田左右吉氏語）到“一無是處的日本”（竹內好語），資本主義的價值尺度可以更換成社會主義的價值尺度，窮人革命可以取代富人維新；但這種取代，往往隻是使“先進／落後”的視軸來了一個上下倒置，源自歐洲的單元直線曆史觀一如既往，一心追趕先進文明的亞洲式焦慮與迫切也一如既往。
向西方看齊的意識和潛意識是如此深入人心，自卑的亞洲人免不了有點慌不擇路，免不了一次次心理高熱後隨之而來的驟冷酷寒。
加藤的父母親向我講述他們在北京目睹1976年的中國，目睹北京市民連夜慶祝遊行時激動的淚水，當時感受十分複雜。他們既無意擁護日本一些左派朋友對江青的崇拜和聲援，也無法認同一些右派朋友對中國革命的幸災樂禍，還有對中國文化的順手誅殺。他們幾乎再一次聽到了當年中日戰爭爆發的炮聲，一時頗有些手足無措。
中國革命的這次重挫，不能不啟動思想和情感上的地殼運動，中日關係再一次山重水複。幾年或十幾年後就可看得明白，“進步／落後”的標尺在上世紀兩度失效之後仍未廢棄，且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更增神威，正迅速比量出各種歧視的最新根據。某些日本人的“侵略有功”論和中國人的“殖民不夠”論，都重新複活了。日本政府可以就殖民和戰爭問題向韓國正式道歉，而至今一再閃過中國，厚此薄彼的反常，一直受到日本國內輿論主流的縱容。這裏的潛台詞十分清楚：赤色支那無權受此大禮。
有意思的是，被輕蔑者有時也能熟練運用輕蔑的邏輯。很多中國人此時雖身處十年動亂後的貧困，但即使在全中國泛濫著豐田汽車、索尼電視、本田摩托、尼康相機、富士膠卷、東芝電腦以及卡拉ＯＫ的時候，不少人對“小日本”的輕蔑也暗中儲備，常一觸即發，與他們對歐美的全心愛慕大有區別。他們崇美而貶日，厚西洋而薄東洋，能忍美國之強霸，卻難容日本之錯失。他們模糊的曆史記憶裏，不便明言的潛台詞耐人尋味。他們不過是流露出一種日本人同樣熟悉的法則，不過是覺得自家鄰居的黃皮膚和黑頭發不足為奇，也不足為尊，無法代表最先進的文明和人種，因此必須扣分降級。“小日本”不就是有幾個臭錢嗎？日本的現代化雖讓人眼紅，但仍不足以改變“假洋鬼子”的二等身份，有什麽資格在我們麵前牛皮哄哄？
這樣，自以為已“脫亞入歐”的很多日本人覺得無須再高看中國，而渴求“全盤西化”的很多中國人從另一個層麵上，把輕蔑目光奉還給日本，不接受日本的高人一等。歧視“落後”的飛去來器，傷人最終傷己。兩個文化相近、經濟相依的鄰國，兩個地理上僅一水相隔的鄰邦，反而麵臨著越來越遙遠的心理距離。
加藤的父母無法改變曆史，他們複雜的感受看來隻能深埋內心。他們擁抱中國的努力，包括他們翻譯的毛澤東文選和其他中國著作，還有對中國技工赴日培訓等各項友好事業的全身心投入，無法不承受著越來越多的譏嘲：這些傻書生，他們當時不是可以享受日本的富足繁榮嗎？不是可以吃香喝辣、披金戴玉、“條條大路有豐田”嗎？他們為什麽跑來中國瞎折騰？
何況他們對於中國似乎無恩可報，倒是有傷難愈。加藤母親的童年是在中國監獄裏開始的。加藤外祖父是在中國被處決的。中國東北的檔案館裏至今還保存著他的罪案卷宗，其中指控他聚斂民財和三妻六妾之類均屬不實之詞，但這些舊賬不可能得到重審甄別—檔案館的官員這樣冷冷地告訴他們。
哈爾濱，外祖父屈辱的葬身之地。加藤一家今後是不會再去那個地方的。那麽中國呢，外祖父沒有寫完的故事在這裏再一次麵臨無限空白。加藤一家在北京打點行裝，是不是該再一次告別這片大陸？
四
我沒有見過麵的一位姐姐和一位哥哥，死在日機轟炸下的難民人流裏。我嶽父的堂兄也是在日軍湖南南縣大屠殺時飲彈身亡，屍骨無存。這使我在東京成田機場聽到日本話和看到日本國旗時心緒複雜。
新千年的第一天竟在日出之國度過，是我沒想到的。由於漢文化的農曆新年已退出日本國民習俗，得不到法律的承認，西曆亦即公曆的新年便成了這個國家最重要而且最隆重的節日。政府、公司、學校都放了一周左右的長假，人們紛紛歸家與親人團聚。街上到處掛起了紅色或白色的燈籠，還有各種有關“初詣（新年）”的賀詞。但一個中國人也許會感受到喜慶之中的幾分清寂，比如這裏的新年沒有中國那種喧鬧而多一些安靜，沒有中國那種奢華而多一些儉約，連國家電視台裏的新年晚會，也沒有中國那種常見的金碧輝煌流光溢彩花團錦簇，隻有一些歌手未免尋常的年度歌賽。如果說中國的除夕像一桌豪華大宴，那麽此地的除夕則如一杯清茶，似乎更適合人們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靜靜品嚐。
我在沉沉夜幕中找到加藤一家，獻上了一束鮮花，意在表達一個中國人對他們無言的感激。我知道我們之間橫亙著將近一個世紀的紛亂曆史，紛亂得實在讓人無法言說唯有長歎，但人們畢竟可以用一束鮮花，用一瞬間會意的對視，重新開始相互的理解。
讓我們重新開始。
加藤的母親請我吃年糕，是按照外祖母的吩咐做成的，白蘿卜和紅蘿卜都切成了花。用中國人的標準來看，這種米粑煮蘿卜的年飯別具一格，堪稱素雅甚至簡樸。其實日本料理雖有精致的形式，但大多有清淡的底蘊。生魚、大醬湯、米飯團子，即使再加上荷蘭人或葡萄牙人傳來的油炸什錦（天婦羅），也依然形不成什麽菜係，不足以滿足富豪們的饕餮味覺。這大概也就是日本菜不能像中國菜、法國菜那樣風行世界的原因。
同樣用中國人的標準來看，日本傳統的服飾也相當簡樸。在博物館裏，女人足下的木屐，不過是兩橫一豎的三塊木板，還缺乏鞋子的成熟概念。男人們身上的褲子，多是相撲選手們掛著的那種兩條相交布帶，也缺乏褲子的成熟形態。被稱作“和服”或者“吳服”的長袍，當然算是服飾經典了，但在18世紀的設計師們將其改造之前，這種長袍尚無衣扣，隻能靠腰帶一束而就，多少有些臨時和草率的意味。
日本傳統的家居陳設仍然簡樸。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曾指出，家具的高位化/低位化是文明成熟與否的標誌，這一標準使榻榻米隻能低就，無法與中國民間多見的太師椅、八仙桌、龍鳳雕床比肩。也許是空間窄逼的原因，日本傳統民宅裏似乎不可能陳設太多的家具，人們習慣於席地而坐，席地而臥，習慣於四壁之內空空如也。門窗棟梁也多為木質原色，透出一種似有似無的山林清香，少見花哨富麗的油漆覆蓋。
我們還可以談到簡樸的神教，簡樸的歌舞伎，簡樸的宮廷儀軌，簡樸得充滿泥土氣息的各種日本姓氏……由此不難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遺址發掘中，覆蓋數平方公裏的搜尋，隻發現了一些相當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任何有藝術色彩的加工品，或稍稍精巧一些的器具。對比意大利的龐貝遺址，對比中國的漢墓、秦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幹淨大地不能不讓人掃興和心驚。正是在這裏，一個多次往地下偷偷埋設假文物的日本教授最近被揭露，成為轟動媒體的奇聞。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位考古學家也許是對日本的過去於心不甘，荒唐中雜有一種殊可理解的隱痛。
從西漢雄鍾巨鼎旁走來的中國人，從盛唐金宮玉殿下走來的中國人，從南宋畫舫笙歌花影粉霧中走來的中國人，遙望九州島往日的簡樸歲月，難免有一種麵對化外之地的不以為意。這當然是一種輕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爛，曆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在人類漫長的曆史上，山姆挫敗英倫，蠻族征服羅馬，滿人亡了大明，都是所謂成熟不敵粗糲和中心不敵邊緣的例證。在這裏，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還是日本的崛起反過來要求國民們節衣縮食習慣清苦。但日本在20世紀成為全球經濟巨人之一，原因方方麵麵，我們麵前一件件器物或能提供部分可供偵破的密碼。這樣一個島國，確實沒有過大唐的繁榮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貧乃至清苦。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奮發之誌，苦能生尚智勤學之風，苦能生守紀抱團之習，大和民族在世界東方最先強大起來，最先交出了亞洲人跨入工業化的高分答卷，如果不是發端於一個粗糲的、邊緣的、清苦的過去，倒可能成為一件不合常理的事。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內有糧荒，外有敵患，但教育法規已嚴厲推行：孩子不讀書，父母必須入獄服刑。如此嚴刑峻法顯然透出了一個民族臥薪嚐膽的決絕之心。直到今天，日本這一教育神聖的傳統仍在慣性延續，體現為對教育的巨額投入，教師們的優厚待遇，每位讀書人的浩繁藏書，還有全社會不分男女老幼的讀書風尚：一天上下班坐車時間內讀完一本書司空見慣，一個少女用七八個進修項目把自己的休息時間全部填滿純屬正常，一個退休者不花點錢去學點什麽，可能就會被鄰人和友人側目──即便這種學習有時既無明確目的，也派不上什麽用場。日本人似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危機感，恨不得把一分鍾掰成兩分鍾過，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知識一股腦學完，永遠不落人後。
這種日本的清苦成就了一個武士傳統。“士農工商”，日本的“士”為武士而非文士，奉行王道而非儒學，與中國的文儒路線迥然有別。日本的武士集團擁天皇以除（德川）幕府，成功實現明治維新，一直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並且主導著武士道的精神文化，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吸收“漢才”以及“（荷）蘭學”（即當時的西學），在很多人眼裏幾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征。這個傳統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日本現代的軍人政治和軍國主義，導致了“神風敢死隊”之類重死輕生的戰爭瘋狂行為，直到二戰結束，才在“和平憲法”下被迫退出曆史舞台。然而這一傳統的影響源遠流長，在後來的日子裏，修憲強軍的暗潮起伏不止，無論是極左派還是極右派，丟炸彈、搞暗殺的恐怖行為也層出不窮，連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也在和平的70年代初切腹自裁，采取了當年日軍官兵常見的參政方式。他們的政治立場可以不同，但共同的激烈和急迫，共同的爭強好鬥、勇武剛毅甚至冷酷無情，都顯現出武士傳統的一線遺脈。
日本的清苦還成就了一個職人傳統。職人就是工匠。君子不器，重道輕術，這些中國儒生的飽暖之議在日本影響甚微。基於生存的實用需求，日本的各業職人一直廣受尊重，在江戶時代已成為社會的活躍細胞和堅實基礎。行規嚴密，品牌穩定，師承有緒，職責分明，立德敬業，學深藝精，使各種手工業作坊逐漸形成規模，一旦嫁接西方的貿易和技術，立刻順理成章地蛹化為成批的工程師和產業技工，一直延伸到日本60年代後的經濟起飛。直到今天，日本企業的終身製和家族氛圍，日本企業的森嚴等級和人脈網絡，還有日本座座高樓中員工們在下班後習慣性義務加班的燈火通明，都留下了封建行幫時代職人的遺跡。日本不一定被人視為世界上的思想文化大國，但它完全具有成為技術強國的傳統依托和習俗資源。造出比法國埃菲爾鐵塔更高的鐵塔，造出比美國通用汽車更好的汽車，造出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幹線、機器人、高清電視等，對於職人的後代來說，大概都無足稱奇。從這個角度說，與其說資本主義給日本換了血，不如說日本的人文土壤，使資本主義工業化得以紮根，且發生了變異性的開花結果。
有趣的比較是：中國自古以來沒有武士傳統，卻有龐大的儒生階層；缺少職人傳統，卻有浩如海洋的小農大眾。因此，中國曆史上少見武士化的職人和職人化的武士，日本曆史上也少見儒生化的農民和農民化的儒生。儒生+農民的革命，武士+職人的維新—也許，撇開其他條件不說，撇開外來的意識形態影響不說，光是這兩條，就足以使兩國的現代形態生出大差別。與其說這種差別是政治角力的結果，不如說這種差別更像是受到了傳統勢能的暗中製約，受到地理、人口、發展機遇、人文傳統等一係列因素的綜合作用。
事情似乎是這樣，種子在土地裏而不能在石塊上發芽，在不同土壤裏也不可能得到同樣的收成。人們在差不多一個世紀以來的製度崇拜，包括有關姓“社”還是姓“資”的簡單化糾纏，常常遮蔽了所謂製度後麵更多隱形的曆史因緣。
整個90年代，日本的經濟在徘徊蕭條中度過，讓很多中國人也困惑不已。想一想，是不是日本武士和職人的兩大傳統在百年之間已能量耗盡？或者說，是不是這些文化能量已經不再夠用？
情況在變化。科學正在被自己孕育出來的拜物教所畸變，民主正在被自己催養出來的個人主義所腐蝕，市場正在被自己呼喚出來的消費主義巨魔所動搖和殘害。情況還在繼續變化，包括綠色食品的原始和電子網絡的銳進並行不悖，全球化和民族主義交織如麻。進入一個技術、文化、政治、社會都在深刻變化和重組的新世紀，日本是不是需要新的人文動力？比方說，是不是需要在武士的激烈急迫之外多一點從容和持守？是不是需要在職人的精密勤勉之外多一點想象和玄思？
還比方說，日本是不是需要在追逐“先進”文明的狂跑中冷靜片刻，重新確定一下自己真正應該去而且可能去的目標？
五
加藤說，東京各路地鐵每天早上萬頭攢動，很多車站不得不雇一些大漢把乘客往車門裏硬塞，使每個車廂都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擠得密不透風，西裝革履的上班族鼻子對鼻子，幾乎都被壓成了人幹。但無論怎樣擠，密密人海居然可以一聲不響，靜得連繡花針落地好像都能聽見，完全是一支令行禁止的經濟十字軍。這就是日本。
我說，中國各個城市每天早上是老人的世界，扭大秧歌的，唱京戲的，跳國標舞的，打太極拳的，下棋打牌的，無所不有。這些自娛自樂的活動均無商業化收費，更不產生什麽GDP，但讓很多老人活得舒筋活絡，心安體泰，鶴發童顏。當年繁華金陵或者喧鬧長安，市民們的盡興逍遙想必也不過如此。這就是中國。
加藤說，很多日本人自我壓抑，妻子不敢冒犯丈夫，學生不敢頂撞老師，下屬更不敢違抗上司，委屈和煩惱隻能自己一個人吞咽。因此日本的男人愛喝酒，有時下班後要坐幾個酒店喝幾種酒，喝得領帶倒掛，眼斜嘴歪，胡言亂語，完全是一種不可少的發泄。提供更多解悶的商業服務也就出現了，你出錢就可以去砸東西，出錢就可以去罵人，客人一定可以在那裏購得短時的尊嚴和痛快。這就是日本。
我說，很多中國人處世圓滑，毫無原則但也不拘教條，包括日本軍隊侵華時，中國偽軍數量之多和易幟之快一定創世界之最。這些偽軍中當然有附強欺弱的人渣，但也有不少人不過是脆卵避石，屈辱降敵並不妨礙他們後來明從暗拒陽奉陰違，甚至給日軍使陰招下絆子，私通八路見機舉義，直到最後投靠安全和實惠的真理。這些人似有多重人格，當不成烈士卻也不一定全無心肝。他們到底是見風使舵投機自保，還是借力用力以柔克剛？連他們自己也不一定能明白。這也是中國。
加藤還說了很多。他說到加藤家先人是德川幕府的重臣，因而是明治維新中的反動派；說到東京禁用廉價汽油，名為加強環保實則是欺壓窮人；還說到最近東大學生發明了一種軟件，可把任何文章都轉換成校長大人可笑的文體……說得我不免大笑。
但他和我都知道，無論怎樣說下去，我們都是瞎子摸象，無法把中國或者日本完全說清楚。
加藤還是操一口純正的京片子。他帶我去參觀東京博物館。我們在這裏遇到一群日本少男少女，像中國的很多同輩人一樣，他們中也有好些人把頭發染成黃色，以宣示新人類或新新人類離經叛道的美學，更宣示他們對歐美文明的向往。有意思的是，就是跟著這些向往，跟著這些化學工業造就的黃頭發，我們走到博物館最後一個展區，突然看到美軍飛機在二戰後期對東京等日本城市的轟炸。這裏沒有解說員，簡略的幾張圖片下也沒有詳盡的說明文字。博物館似乎對那一段曆史既無法回避，又須盡量保持沉默，對當年十幾個城市的遍地廢墟閃爍其詞──美國畢竟是當今日本最重要的盟國。但館內揚聲器裏，持續不斷地傳出當年的實況錄音，有警報的尖嘯，有戰機的俯衝和射擊，有炸彈的爆炸，隱約可聞樓房坍塌和日語形成的哭喊，然後又是連綿不絕的嘈雜音響。
這種令人驚悚的錄音在這裏已經回響了多年，看來還將永遠地在東京這一角飛繞盤旋下去，成為很多日本人偷偷咽入內心的永恒淒泣。
我不知道設計者當時為什麽安排了這樣一個錄音館。設計者是要讓人們記住什麽？而眼前這些黃發少年，對這種地獄聲效又有何感受？
我們就要分手了。
我對青年加藤說，海南三亞也有穆斯林居住，歡迎他以後來海南做調查研究。我希望他能在海南或別的地方留下加藤家第三代人的中國故事。來日方長，這個故事才剛剛開始。
2001年2月
最初發表於2001年《天涯》雜誌，已譯成日文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