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忽然

我以前很少照相，總覺得留影、留手稿、留交往記錄，是作家自戀和自大的壞毛病，無非是哪個家夥一心要進入文學史和博物館，時刻準備著捏住下巴或目光深沉的姿態—累不累啊？

因此，我總是年少氣盛地一再避開鏡頭，無意積攢那種狗狗撒尿“到此一遊”式的留影，即便有過海鷗或尼康的相機，也多是給別人照。

沒想到近一二十年，電子數碼技術使攝影的成本大降，全民攝影蔚然成風，一個“讀圖時代”悄然到來。有關文字退場的預言雖過於誇張，但影像的五光十色琳琅滿目，重塑了人們對生活的感受，其巨大的衝擊力、感染力、影響力非同小可。好幾次，我給學生們上課，發現自己哪怕講出了滿堂的驚呼或大笑，他們也並未記下多少，倒是PPT的一些影像更能在他們那裏入腦入心，引來一次次議論和回味。一隻枯瘦的手，一位前賢的冷目，一堵斑駁的鄉村老牆，一段雪域森林的清晨航拍……似勝過千言萬語，向他們傳達了更多說不清甚至不用說清的概念與邏輯。

古人說：“有諸內者必形諸外。”這不僅是說人體，也是說世界。一個世界本就是形貌多變的世界。一種對世界的真切認知，必是記憶中有關影像鮮活與豐饒的認知，決不止於文字—對於實踐者們來說，對於相信“眼見為實”和“有圖有真相”的很多人來說，恐怕尤其如此。所謂有內必有外，有品必有相，有義理必有聲色，我的一本長篇隨筆《暗示》（2002年），曾集中記錄和整理了自己在這方麵的感想。也是在那時，回望自己多年的文字生涯，我相信獨尊文字的態度無異於半盲，差一點後悔自己大大辜負了相機，暗想自己若能年輕一二十歲，恐怕會從頭開始，去兼任一個“讀圖”的影像工作者。

可惜自己已扛不動那麽多攝像器材了，很多事隻能留給年輕人去幹。說起來，我這一輩子雖留影甚少，雖匆匆撇下太多無影無形的往日，但親曆、見證、參與了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大風大雨，天翻地覆，驚心動魄，又何其有幸。沒想到的是，承蒙遼寧美術出版社誠邀，這一次我倉促應召，不得不臨時找幾位朋友幫忙，好歹收集一些零落舊照，勉強編印一本—盡管我自己不知道這樣做於讀者是否有些多餘，一次事後彌補是否也來得太遲。

我想起多年前去拉薩一朋友家，未見他家有任何已故親人的舊照。那位藏族朋友說，按照他們的習俗，銷毀亡人舊照以及所有遺物，有利於轉世輪回，讓他們回到一個幹幹淨淨的陌生世界。那麽，依這種說法，我的這本影冊豈不是還自棄“輪回轉世”？就不準備下輩子再與這個世界重逢了？

好吧，就這一輩子吧，我其實並未打算日後再來。

是的，我的親人，我的朋友，我所有牽掛的世間生命，我曾在20世紀和21世紀到此人世間一遊，陪伴了你們這些歲月，幸福已經足夠。

一次性的生命其實都至尊無價，都是不可重複的奇緣所在。且讓我們相互記住，哪怕記不了太久，哪怕一切往事都在鴻飛雪化，盡在忽然瞬間。

2018年12月

* 影像集《到此人間一遊》自序，遼寧美術出版社，2020年。

[1]引自《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加萊亞諾著，王玫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2]見《全球通史》，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吳象嬰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麥當娜出生於美國，但作為意、法移民後裔，全家信奉天主教，有更多拉丁傳統的背景和元素。

[4]見戴錦華、劉健芝主編《蒙麵騎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引自《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著，於曉、陳維綱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

[6]引自《全球通史》，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吳象嬰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7]R.巴克斯特（1615—1691），著名清教神學家。

[8]見《信徒的國度》，V.S.奈保爾著，秦於理譯，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

[9]見《鮮花的廢墟》，張承誌著，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10]1997年諾頓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默頓和斯科爾斯，後來操盤暴虧42億美元。

[11]見H?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12]見愛因斯坦：《走近愛因斯坦》，許良英編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3]見2020年2月16日《科學美國人》雜誌。

[14]見2012年4月17日《南方周末》。

[15]可比對中文版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與1965年的Pengquin Books 英譯版。

[16]李尚仁：《現代醫學的興起、挫折與出路》，載金觀濤等：《賽先生的夢魘》，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

[17]江曉原：《SCI神話早該破了》，瞭望智庫公眾號，2020年2月25日。

[18]見Nicholas Carnes，White-Collar Government: The Hidden Role of Class in Economic Policy Making，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19]陳平：《羅傑斯破解市場迷霧的經驗之談》，觀察者網，2017年12月29日。

[20]見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1]見俄羅斯2016年12月28日《共青團真理報》。

[22]見凱文·凱利著《失控》，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23]赫拉利語，轉引自2017年1月6日《環球日報》。

[24]分別見赫拉利著《未來簡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年版；《人類簡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25]轉引自賀樹龍《人工智能革命：人類將永生或者滅絕》，載waitbuywhy.com。

[26]見凱文·凱利有關前注。

[27]庫茲韋爾著《靈魂機器的時代》，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28]見《自殺論》，塗爾幹著，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

[29]參見《文化論中人與自然關係的再認識》，載《費孝通九十新語》，重慶出版社，2005年版。

[30]參見《中國文化史導論》，錢穆著，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

[31]參見《人的境況》，阿倫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2]參見《政治中的理性主義》，歐克肖特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

[33]見《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彼得·沃森著，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

[34]霍爾多布勒和威爾遜所著《螞蟻》，獲1990年美國普利策獎。

[35]參見《人類的由來》，達爾文著，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

[36]參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施蒂納著，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

[37]見《鳳凰周刊》2006年第8期。

[38]參見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Human Society（《人類社會中的生存競爭》），赫胥黎，1888年版。

[39]《鄉下人的悲歌》，J.D.萬斯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

[40]參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陶希聖等著，載1935年1月《文化建設》第1卷第4期。

[41]參見The Myth of Freedom（《自由的神話》），赫拉利，載2018年9月14日《衛報》。

[42]見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Oxfam)2017年1月16日《99%民眾的經濟》報告。

[43]比如股市眾多小散戶以辛苦積累的薪資剩餘入市，其資本從最初形態看，顯然是一種勞動的沉澱和凝固；至於在動態過程中，後來是否演變為剝削性的資本，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44]引自《經濟導刊》2016年第6期張雲東文。

[45]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另譯名《創意階層的崛起》，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46]比如他認為歐洲現代史中更有決定性作用的，是超越階級的新教/天主教差異。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

[47]很多教科書描述文學史時，更願意用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一類美學印象，或革命、進步、落後一類政治用語。

[48]當地人常把男人喊成“妹子”，來曆與理由不明。

[49]當時地方政府均稱革命委員會，下設政工組、生產指揮組、保衛組等部門。

[50]公社茶場有製茶車間，用柴油機發電，因此能季節性的順帶提供照明。

[51]丙崽後來成為筆者小說《爸爸爸》（1985年）中的人物原型。

[52]指知青梁預立，後為筆者之妻。

[53]當時圖書館關閉，知青讀的書多靠私下裏互通有無，其中不少流散自圖書館、書店。

[54]1972年後，全國因政治運動而沉寂多年的文藝創作逐漸恢複，得到官方的支持和倡導。

[55]農村勞動隻記工分，年底才決算分配，包括扣除糧款。一般來說，這種常常隻在兩位數內的“年薪”，也要分多次才能兌現。

[56]智利1970年當選的社會主義左翼總統，後來在軍事政變中殉職。

[57]在這個知青、工人、教師的讀書朋友圈裏，有人建議組建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團體。鑒於當時政治氣氛，這種事不會寫入日記。

[58]阿爾巴尼亞一電影裏遊擊隊員見麵時的口令，被一些中國青少年模仿。

[59]一篇有關前麵5月17日討論的後續文稿，後佚失。

[60]1972年後有些雜誌陸續出版或複刊，其中上海的《譯文》專介紹國外的思潮和文學。

[61]指民間開始出現繼續堅持或開始質疑“文革”的不同思潮。

[62]全稱是“四類分子”，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屬於人民的敵人。

[63]當時地方各級革委會由軍隊代表、地方幹部、群眾代表“三結合”組建，其中軍方全麵參與地方工作，是主導性力量。

[64]對這一類方言詞的興趣，後來成為筆者小說《馬橋詞典》（1995年）的緣起。

[65]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即1966年“文革”的掃**對象。

[66]幾十年後，筆者發現這個李玉求已任村黨支部書記。

[67]1966年前，汨羅尚未建縣，隻是湘陰縣的一部分。

[68]指一些隻經過簡短培訓的鄉村醫生，仍是農民身份。

[69]同某些前紅衛兵一樣，筆者當時仍相信“文革”是改造社會的良藥，隻是需要更徹底、不變形的革命而已。對這一盲從的動搖、疑惑及自我否定，直到1975年後才逐漸完成。參見筆者長篇隨筆《革命後記》（2013年，《鍾山》雜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70]筆者最早發表的《紅爐上山》等，確為一些不入流的應景跟潮之作。

[71]此人後來成為筆者小說《西望茅草地》（1980年）中的人物原型。

[72]該知青後來成為了移民香港的地產商。

[73]出於失望，筆者當時既懷疑造反派，也對農民抱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啟蒙者心態。

[74]城市裏監管相對嚴一些，因此當時某些拿到不到生產許可證和質檢證的民間小企業，更願意以曖昧的“社隊企業”為名，轉移到偏僻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