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學”與“人民學”

回望曆史，在19世紀那些作家筆下，冒險家（傑克·倫敦）、暴發戶（巴爾紮克）、灰姑娘（夏洛蒂·勃朗特）、鳳凰男（司湯達）、心機姨（福樓拜）一類生動形象令人難忘。大動**催生了大文學。作家們鮮活、敏銳、廣博地表現世俗人間，富有煙火氣，不避重口味，實現了認知的一時井噴。以至不少讀者至今還感歎：要說小說，還是19世紀的好看得多—他們的文學趣味，至少是小說趣味，大體定型於那一輪“井噴”盛況。

從總體上說，那一過程將文學從神學狀態（想一想《荷馬史詩》《山海經》《聖經》等），從稍後時期“神怪+王侯”的半神學或後神學狀態（想一想司馬遷的紀傳、莎士比亞的四大宮廷劇等），最終推向了Humanism，即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間主義，或者說“文學即人學”的廣闊大地。

人成為文學中最燃、最爆的主題。不過，當時流行的人性論和善惡模式，作為文學的聚焦區，作為現代啟蒙思潮的重要部分，在進入20世紀的前後數十年裏卻出現了分化。

這同樣是借助了曆史的推動。

情況之一，“人學”成為“自我學”，或者說出現了“自我”路線。這種現象多來自發達國家的都市，發生在資本主義體係的內部危機中。尼采的“酒神”說、弗洛伊德的“本我”與“無意識”說，為這種自我的沉迷和發現，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引導。盡管弗洛伊德因臨床數據不實，後來在心理醫學界光環不再，但陰差陽錯，正如彼德·沃森在《思想史》中指出：“現代主義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無意識的美學對應物。”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伍爾夫、卡夫卡等這些西方作家，差不多不約而同，把文學這一社會廣角鏡，變成了自我的內窺鏡，投入了非理性、反社會的“向內轉”，讓作品紛紛彌漫出孤絕、迷惘、冷漠、焦慮甚至晦澀的風格。“他人即地獄”，薩特的這一名言，打掉了人道主義的樂觀與溫情，鼓舞了多少人進入一種“原子化”的高冷幽閉或玩世放浪。在整個20世紀裏，他們不一定引來市場大眾的歡呼，卻一直是院校精英們的標配談資，構成了不安的都市文化幽靈。

情況之二，“人學”成為“人民學”，或者說出現了“人民”路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學成就時，使用了“人民性”這一新詞，闡明了有關的三大內涵，即表現“人小物”，吸收民眾和民族的語言，代表民眾的利益。後來，托爾斯泰、果戈理、契訶夫等俄國作家，大多成為這種憂國和親民的文學旗手，一直影響到中國以及東亞“為工農大眾”的“普羅文藝”，乃至影響大半個地球的“紅色三十年代”。這一幕出現在資本主義體係的底部和外部，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難理解，深重的人間苦難，非同尋常的階級撕裂和民族危亡，作為弱國和窮人的尖銳現實，構成了文學新的背景和動力。魯迅懷疑抽象的人性，說流汗也得分“香汗”與“臭汗”，已有階級理論呼之欲出。托爾斯泰不讚成“西歐主義”，貶斥莎士比亞不道德的“肉欲**”，也與早期歐洲的人道主義拉開了距離，其激烈態度甚至被列寧懷疑為過了頭。若比較一下後來東西方的經典書目即可發現，哪怕像狄更斯的《雙城記》、托爾斯泰的《複活》，更不要說高爾基和魯迅了，都因社會性強，下層平民立場彰顯，通常會在西方院校那裏受到無視或差評。這與它們在東方廣受推崇，形成了意味深長的錯位，從而比對出東西方不同的主流精英視角。

“人民學”和“自我學”，大概構成了20世紀兩大文學遺產。[47]

其實，不論是哪一種遺產，都沒有高純度，且一直充滿爭議，在傳播中也可能遭遇曲解和誤讀。一般來說，在正常情況下，“自我”與“人民”，作為微觀與宏觀的兩端，不過是從不同角度拓展對“人”的認知和審美，差不多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種生活催生一種文字，釋放了不同的感受資源和文化積澱。在良性互動的情況下，雙方構成了“人學”的一體兩麵：真正偉大的自我，無不富含人民的經驗、情感、智慧、願望以及血肉相連感同身受的“大我”關切；同樣道理，真正偉大的人民，也必由一個個獨立、自由、強健、活潑、富有創造性的自我所組成。

可惜的是，庸才總是多於英才，曆史實踐總是泥沙俱下，任何一種遺產都可能被有些人學偏和做壞，包括出現教條化、極端化、投機化的自我挖坑。當年魯迅批判過“留聲機器”和“招牌”式的高調“革命文學”，“文革”時期也出現過“造神”化的文藝宣傳，直到當下廣受非議的“抗日神劇”之類，“人民”的形象在這些文字泡沫中屢遭扭曲，一再變得空洞而幹癟。另一方麵，非理性、反社會的獨行者們也並非靈感大神，其自戀、自閉、自大的文字，其幽閉或放浪的風格，無論是“沉默的”（布朗肖語）、“零度的”（羅蘭·巴特語），還是“無意義的”（昆德拉語）寫作，都讓後來文學中的諸多“自我”越來越麵目雷同，離真正的個性更遠，離複製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為另一種高發性都市心理病—以至“文青”“文藝腔”“文科生”這些詞，不知何時已在互聯網上聲名狼藉，已是輿論場上嘲諷和同情的所向，成為文學及其相關教育的負資產。

更重要的是，時代在變化，文學不能止步於20世紀。“人民”與“自我”也都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隨著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撲來，舊時的階級圖景正日漸錯雜，文化的、族裔的、宗教的、性別的等更多剖麵，正在更新政治的定義，展現更為豐富的社會縱深，那麽各種視角該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統一，重新熔鑄成一個個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又比如，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很多“自我”，或者說“自我”的很大一部分，其實都是可以格式化、數據化，甚至能精確預測和管理的—哪有作家們以前想象的那麽天賦異稟？當人的部分智能被機器接管，眾多專家發現，人類最後的差異性，恰恰表現於人的情感、精神、價值觀、創造力—而這一切，恰好是共生環境和群體關係千變萬化的產物，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語），大大超出了“自我”的邊界，不再那麽“自我”，不是什麽人成天照鏡子可以照出來的。

換句話說，進入21世紀以後，“人民”與“自我”，都進入了新的陌生水域，都需要注入實踐和理論新的活血。

可以說，文學可能仍是“人學”—至少到目前為止，不大可能回歸神學或半神學。那麽，在認知“人”的漫漫長途上，隨著科學理論的刷新和社會現實的演變，文學的21世紀該是一個什麽新模樣，可能會是一個什麽模樣，還需寫作人進一步體會和探索。

2019年3月

最初發表於2019年《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