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詭異之夏》出版於1991年，在我收到的所有信件、電子郵件和評論中，關於這本書的內容超過我的其他任何一部小說（可能除了《海伯利安》以外）。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這些反饋主要來自世界各地和我年齡相仿的讀者，本書背景設置在1960年的夏天，這也正是他們的童年時代；這些讀者滿懷感動地告訴我，他們記憶中自由自在的童年和小說中的兒童角色何其相似。然後他們又感慨說，他們的子孫輩已經失去了這樣的自由。但一直讓我覺得奇怪的是，在法國、俄羅斯、日本或者以色列——我收到的信件的確有一些來自這些地方——長大的孩子，他們的童年經曆怎麽會和我描寫的1960年美國的鄉村夏日如此相似呢？
雖然從表麵上看，《詭異之夏》是一部恐怖小說，但實際上它是獻給童年時代所有秘密和緘默的一曲頌歌。除此以外，它也是一部關於孩提時代另一個世界的傳說，如今的我們已經失去了那個世界，或者正在失去它。這本書之所以能喚起那麽多人的共鳴，或許正緣於那個世界的諸多元素。
是什麽讓世界各地的人們與麥克、戴爾、勞倫斯（別叫我拉裏）、凱文、哈倫、科迪以及《詭異之夏》裏的其他孩子產生了那麽深的共鳴呢？
哎呀，我知道了！
我相信，引起共鳴的秘密元素正是20世紀60年代的孩子在他們自己的世界裏享有的自由……在那個遠離父母和其他成人但仍真實存在的鮮活世界裏，孩子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孩子。而且我真誠地相信，在21世紀的今天，這個屬於孩子的富饒王國已經不複存在。
每個夏日的清晨，吃完早餐的戴爾、勞倫斯、麥克、凱文和哈倫揮別媽媽（如果吉姆·哈倫的媽媽在家的話）以後就從大人的視線中消失了，直到晚飯時分甚至天黑以後，他們才會回來。
在《詭異之夏》第一版精裝本第29頁裏，我看到“自行車巡邏隊”的五名隊員在伊利諾伊州這座名叫榆樹港的小鎮上展開了例行的晚間“巡邏”。
“走吧。”麥克一邊低聲招呼，一邊站起來奮力踩著腳踏板。他的身體微微前傾伏在車把上方，轉動的車輪揚起一陣細小的沙礫。
戴爾、勞倫斯、凱文和哈倫跟在他身後。
他們在昏暗柔和的暮光中沿著第一大道向南騎去。男孩們穿過榆樹的陰影，很快重新出現在黃昏的曠野中。他們的左邊是低低的田野，右邊則是漆黑的房屋。
想象一下，如果是在今天，一群11歲的孩子在黃昏時騎車出門，一直玩到天黑以後，那會發生什麽。電視開始播放安珀警報，直升機的探照燈劃破夜幕，孩子們的父母在晚間新聞裏一邊哭一邊接受采訪。
夏天的夜晚，要是麥克、戴爾、勞倫斯、凱文和哈倫直到10點才騎著車回到榆樹港的家裏，那他們可能受到責罵——凱文的媽媽有點神經質，所以他可能是被罵得最凶的；哈倫的媽媽多半出去約會了，於是他大概會逃過一劫——但一般來說，這樣的責罵不會太嚴重。
正如《詭異之夏》第三章的第一段所說：
人的一生中——至少在男人的一生中——很少有什麽事能像11歲那個暑假的第一天那樣自由，那樣生機勃勃，那樣廣闊無垠，充滿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整個夏天鋪展在你眼前，就像一場即將開場的盛宴，每一天都充盈著悠長富饒的時間，值得慢慢享用。
我當過十八年的小學老師，在此期間我讀到過全國不少學區發出的倡議，他們認為應該廢除暑假，讓孩子們全年上學，這些論調讓我覺得惡心透頂。
當然，時至今日，三個月的暑假已經顯得不合時宜，這是過去的時代留下的遺俗。那時候每到播種和收獲季節，大大小小的孩子就成了家庭農場和牧場裏的免費勞動力。
當然，離開學校兩個多月以後，孩子們在8月底或者9月初返校時總會忘記上一個學年學過的一些概念，老師們隻能重新再教一遍。
但我隻想說，那又怎樣？什麽樣的人才會剝奪孩子們充盈著悠長富饒的時間、值得慢慢享用——自由——的夏日盛宴，隻為了讓他們多記住幾張乘法表？
再說了，作為一個曾經從業十八年的小學老師，我可以證明，孩子們在暑假裏忘記的那些知識，隻需要新學年第一個月的幾個星期就能全部補上。（我還可以證明，那些被忘記的知識多半無關緊要。）
雞舍收音機：
自行車巡邏隊的孩子喜歡在麥克·奧羅克家的雞舍碰頭。在這本小說裏，1960年暑假的第一天早上他們就去了那裏。
這間雞舍早就不養雞了，但你還能聞到一點氣味。有人拖來了一張彈簧都露在外麵的舊沙發和幾把破爛扶手椅，又有人——大概是奧羅克先生——在雞舍角落裏塞了一台又大又老的短波落地式收音機的空殼子，看起來像是20世紀30年代的款式。暑假第一天，趁著別的孩子，包括聰明的胖男孩杜安·麥克布萊德在雞舍裏廝混的時候，吉姆·哈倫鑽到後麵爬進了落地式收音機的殼子裏。他模仿了老式收音機預熱的靜電聲，然後——
“他回來了！回來了！他奔向了柯敏斯基公園球場右側的界牆！他試圖跳起來接球！他跳上了牆頭！他……”
“啊，這個台沒什麽好聽的，”杜安咕噥著說，“我試試國際頻段。嘟、嗒、嘀……來了……柏林。”
“啊，親愛的聽眾朋友，這裏是費希圖吉內球場！”哈倫立即從芝加哥棒球解說員歇斯底裏的腔調換成了低沉的日耳曼口音，“導遊似乎不太高興。嘖！嘖！他喝醉了，醉得厲害，而且十分沮喪。”
“也沒什麽好聽的，”杜安抱怨道，“我再試試巴黎。”
近年來，每次讀到或者聽說線上“社群”的報道，我總會想起麥克、戴爾、勞倫斯（別叫我拉裏）、杜安·麥克布萊德、凱文和自行車巡邏隊的其他成員。他們總在麥克的雞舍裏廝混，然後跳上自行車，騎往某個地方。對我來說，所謂的“線上社群”不過是玻璃屏幕上多到擁擠的文字和超鏈接，今天的孩子和成人躲在家裏吸著這樣的玻璃**，全然忘記了真實世界裏沐浴真實陽光的感受。現在的孩子為什麽說得這麽多，做得那麽少？
因為我們從他們手裏偷走了很大一部分真實的世界，或許這就是答案之一。
偷走孩子空間的賊：
1960年夏天，榆樹港男孩（和大部分女孩）的遊玩半徑其實取決於他們的自行車：
隻需要騎上1英裏，他們幾乎就能走遍榆樹港鎮的每一個角落。如果繼續向東，越過鎮子邊緣的黑樹酒館，沿著山坡上的石子路騎到小山腳下樹林裏的屍體溪畔，再趕往下一座山頂的骷髏地墓園，這段路程大約是1.5英裏出頭。亨利叔叔和麗娜阿姨的農場比墓園再遠一點，差不多得騎上兩英裏，但路比較好走；杜安·麥克布萊德的家還要再往前騎半英裏；過了骷髏地墓園以後，往前再走1英裏就到了樹林裏的老采石場，現在人們叫它“比利羊山”；穿過茂密的樹林，前麵兩英裏左右就是神秘的吉卜賽小徑。
石頭溪離鎮子差不多有4英裏，這條路基本都是石子鋪的。孩子們可以在自行車道高速橋下的深水區裏遊泳——順便抓幾隻蝲蛄。完全沒問題。過了石頭溪以後，沿著這條路往前再走四五英裏就是朱比利州立公園；要是打算在外麵待一整天，你可以在這座大公園裏玩個痛快，比如說，爬到“情人泄”（這個綽號是男孩們起的，因為哈倫站在崖頂上撒過尿）高高的懸崖上麵假裝要往下跳。
每天早上，父母不會追問孩子們打算去哪兒，孩子也不會告訴他們。這是一件大好事。
所以在1960年暑假裏的任意一天，榆樹港的孩子們無人看管的有效玩耍半徑大約是單程10英裏，往返20英裏。相比之下，今天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過去三四十年來，前青春期兒童的自由活動空間到底縮小了多少，關於這個問題，我一直在尋找可靠的社會學證據，但是，盡管我在線上論壇認識了幾位比我懂行得多的研究者，這方麵的數據還是少得可憐。我隻能仰仗於個人的觀察和旁人的口述，綜合下來，大家普遍認為，21世紀的孩子多半像囚犯一樣被關在家裏或者院子裏，隻能按照父母安排好的時間表活動。
不過，我找到了桑福德·加斯特主持的一項有趣的研究——《城市兒童的活動範圍——三代以來的變化》——這份報告刊登在《環境和行為》雜誌1991年1月的第23期上。
正如這篇文章的標題所說，它研究的是過去三代以來，美國兒童“自由活動空間”的喪失，但它調查的對象是城市兒童，主要關注1915年到1976年之間的幾個世代，尤其是曼哈頓北端的英伍德城郊社區。顯然，曼哈頓兒童的行為習慣似乎很難跟1960年伊利諾伊州小鎮榆樹港（郵編650——有電子測速）的麥克、凱文、戴爾、勞倫斯、杜安、哈倫、科迪這些孩子扯上什麽關係。
但事實上，他們真的有關係。
英伍德最早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來自愛爾蘭、德國和俄羅斯的移民。後來意大利人、波蘭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也陸續來到了這裏。這是一個幹淨體麵的工人階級社區。20世紀50年代，英伍德迎來了第一批非裔美國人家庭；等到加斯特開始做研究的年代，這裏的很多地方隻剩下了黑色的麵孔，你根本找不到合適的白人兒童樣本。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伍德的孩子享受著最純粹的自由，他們的活動場地包括樹林、建築工地和巨大的英伍德山公園。到了20世紀30年代，新政下的公共事業振興署永遠地改變了英伍德的地貌，橫貫英伍德山公園的亨利·哈德遜公園大道就像一座長城，它隔開了樹林和曠野，將孩子們圈禁在了公路這邊。（同一個項目下的亨利·哈德遜橋聯通了英伍德和曼哈頓，但在本地的孩子們看來，這座匝道繁複的大橋很難說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同樣是在羅斯福新政期間，英伍德山公園裏那些孩子能走到的荒野也慢慢變得?“文明”起來，長椅、步道、路燈、運動場、遊戲場地和遊樂場取代了樹林和小徑。到了60年代中期，英伍德山公園裏大部分無人監管的區域已經成了黑人青年幫派的地盤。非裔美國人社區的父母和神職人員很快做出了反應，他們迅速地將孩子們的活動場地轉移到了組織嚴明、有人監督的地方：譬如成人主持的少年棒球聯合會、學校活動項目、青年活動中心，等等。
這樣一來，沒有加入幫派的8到13歲的非裔美國兒童成為第一批受到嚴格監管的孩子，他們在樹林和曠野中自由漫遊的時間越來越少，乃至於無；到了20世紀70年代，白人兒童也步其後塵，開始遭到成人的嚴格監管。20世紀20年代，英伍德山公園裏的孩子尚且擁有3到5英裏的活動半徑，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他們的活動範圍不斷遭到壓縮，最終局限在了後院的柵欄和有人監管的遊樂場裏，這主要是出於家長們對幫派、毒販和汽車的恐懼。
下麵我引用了這項研究的部分結論。
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在多種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英伍德兒童無人監管的社區活動日益縮減。最顯著的趨勢是：兒童能夠或者可能造訪的地點，其數量和類型越來越少；與此同時，有成人引導的戶外活動越來越多。在這個過程中，犯罪、物理環境退化和車輛交通都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
20世紀20年代，英伍德如火如荼——堪稱永不停歇——的挖掘、建築、清理和其他改造工作為孩子們帶來了不受監管的多樣化的遊玩場地——包括深坑、石堆、農場、沼澤、樹林、農倉、宅院甚至建築垃圾場。到了20世紀40年代，隨著英伍德的建設工作走向尾聲，羅斯福新政描摹的藍圖地貌已經成形，這裏的人口達到了頂峰，孩子們的玩耍環境也逐漸固定下來，受監管的程度有所提高——他們被關進了遊樂場和球場裏，到了20世紀50年代，新興的室內活動項目進一步壓縮了孩子們的自由。
我和弟弟在1956—1957年的得梅因親身體驗到了20世紀40年代英伍德兒童的樂趣。當時我家後麵有一片私人森林保護區，峽穀中野生的“城市樹林”綿延兩英裏以上，廣闊的樹林裏幾乎沒有路，更別提其他人工設施。除此以外，峽穀周圍還有很多正在修建的住宅，任何一個男孩都能告訴你，這些“建築工地”——包括廢棄的坑洞、泥土堆成的小山、尚未完工的房屋乃至晚上和周末無人使用的建築設備——是最完美的遊樂場。我們可以在這些地方幹各種各樣的事情，比如說爬到剛搭好框架、還沒來得及鋪地板的三層小樓上，踩著狹窄的木板打泥巴仗，或者把我弟弟（他是我們這群孩子裏膽子最大的一個）裝進大紙箱，從30英尺高的土堆頂上推下去，讓他衝進一個20英尺深的半滿水坑裏（他每次都能像胡迪尼一樣驚險地死裏逃生）。
等到我們終於從得梅因搬到伊利諾伊中部小鎮布利姆菲爾德（這座小鎮正是“榆樹港”的原型，郵編650——有電子測速）的時候，我們自由漫遊的範圍變大了很多，這不光是因為我們又長大了幾歲。想去樹林裏廢棄的采石場（比利羊山）玩耍，我們隻能靠自行車和雙腳走更長的一段路——差不多5英裏；到了地方以後，我的弟弟韋恩會鑽進一個更大一點的紙箱，然後我們把他從一座更高一點（50英尺）的小山頂上推下去，讓他衝進一個更深一點（25英尺）的滿當當的水坑裏，這完全值回票價。（他最後總能從紙箱裏逃出來，但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你隻能看到漆黑的水麵上不斷冒泡，接下來完全不冒泡的時間還會更長一些，我必須承認，這時候我總會胡思亂想，該怎麽跟父母解釋弟弟的死亡。我能想到的情節大致是這樣的：一群吉卜賽人從樹林裏鑽出來，他們把韋恩綁在紙箱裏扔進了水坑，我們其他人都被綁了起來，所以隻能幹看著。）（當哥哥可真不容易。）
我的研究夥伴發現，關於兒童的玩耍和漫遊範圍，這方麵的研究英國做得相對比較多，而且這些研究的結論和我耳聞目睹的情況相當吻合：美國8到13歲的兒童正在失去四處漫遊的自由。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觀察家報》上的一篇文章開篇就寫道：
這是一幅象征童年的畫麵：年幼的兄弟姐妹奔向一棵枝繁葉茂的橡樹，他們爭先恐後地爬到低垂的樹枝上，躍躍欲試地比賽誰爬得更高。但成百上千萬的兒童正在被剝奪這樣的快樂，因為父母不願意讓孩子承擔哪怕一丁點兒風險。
英國國家兒童局下屬組織“遊玩英格蘭”進行的一項大型研究發現，半數兒童被禁止爬樹，21%的兒童不準玩康克戲，還有17%的兒童被告知不得參與追逐、抓人之類的遊戲。為了讓孩子遠離危險，某些極端的父母甚至不準孩子玩躲貓貓。
雖然我不知道英國人的“康克戲”具體怎麽玩，但作為一個曾經的孩子——曾經可以自由接觸球和土塊的孩子——我完全能想象。那篇文章繼續寫道：
用棉花球把孩子們裹起來的趨勢悄然改變了他們的童年體驗。研究表明，現在的成年人裏有70%的人童年最刺激的冒險經曆發生在戶外的樹林或者小河裏，相比之下，今天隻有29%的孩子擁有類似的體驗。接受調查的大部分孩子表示，他們最刺激的冒險經曆發生在遊樂場裏。
孩子們最刺激的冒險經曆竟然發生在見鬼的遊樂場裏！！？？這樣的說法恐怕會讓戴爾、勞倫斯、麥克、杜安、凱文、哈倫和他們的朋友嘔吐好一會兒（科迪·庫克在嘔吐之前還會笑得聲嘶力竭）。
在《詭異之夏》裏，你會發現，哪怕是在小鎮中央那片被大得駭人的老中心學校完全包圍的巨大操場裏，孩子們最喜歡的“玩具”還是高高的滑梯（如今的學校操場上根本不允許出現這麽高的滑梯）旁那座新修的龐大的汙水池。孩子們把這座高達8英尺的池子當成“國王山”，他們互相推搡，讓小夥伴順著陡峭的滑梯一直溜到最下麵，然後再爬回來，周而複始，樂此不疲。
呃，這可比康克戲好玩多了。
我的研究夥伴找到的最後一篇英國論文發表於2007年，它的題目叫作“四代以來的兒童如何喪失漫遊的權利”，這篇文章的結論廣泛適用於英美兒童，包括生活在郊區甚至小鎮上的孩子們。
這項縱向研究觀察了從1919年到2007年，同一個家庭裏的8歲兒童（我感興趣的是8到12歲兒童的活動範圍，8歲正好是個下限）漫遊範圍的變化趨勢。
外曾祖父喬治，1919年正好8歲，他可以步行6英裏去鎮外釣魚。這段路主要由鐵軌、鄉村小徑和步道組成，需要穿過大片茂密的樹林。
外祖父傑克，1950年時8歲，他可以自己走1英裏左右的路去樹林裏玩耍。他能和同齡的朋友一起，或者自己在樹林裏玩！和1960年榆樹港的男孩們一樣，傑克大部分時間待在戶外，幾乎不會留在家裏聽廣播或者看電視。（直到這份調查報告出爐的那一年，88歲高齡的傑克仍是個“步行愛好者”。）
母親維姬，1979年時8歲，她可以獨自走去半英裏外的遊泳池。但維姬補充說：“我小時候外出相當自由——我可以騎自行車繞著屋子轉圈，和朋友們一起去公園玩，還能步行去遊泳池和學校。”
這一代的兒子埃德，2007年時8歲，父母隻允許他走到家門口那條街的盡頭，大約不超過300碼的距離。
我在本地認識的一些孩子處境比埃德還要糟糕。我們有個鄰居，他的兒子在12歲以前甚至不能在沒有成人監管的情況下走出自家的院子，盡管我們住的這一片屬於曆史氛圍濃鬱的“老區”，相對比較安全，頗具小鎮風情。等到這孩子終於開始騎車的時候，他渾身都裹得嚴嚴實實，看起來活像個中世紀的騎士——除了頭盔以外，他還穿著從輪滑店買來的護脛。（你可能想問，麥克、戴爾、勞倫斯、凱文、哈倫和榆樹港的其他孩子從來不戴騎行頭盔，他們是怎麽活下來的？那個年代的成年人不騎自行車，所以你看不到身穿緊身運動服、腳踏售價超過3500美元的自行車、用價值幾百美元的頭盔保護自己珍貴頭顱的騎行者。榆樹港的孩子們——我這一代的孩子們——從來不戴騎行頭盔。奇怪的是，我們也沒聽說過哪個孩子因為騎車摔傷了腦袋而送命或者癱瘓的。當然，騎車的人早晚會摔跤，但最多留下擦傷和瘀青，而不是在植物人病區裏躺上一輩子。）
無論如何，現在我們社區裏的所有孩子要想靠近自行車15步以內，就得穿上全套護具，打扮得像個納粹衝鋒隊員一樣；除此以外，21世紀每輛自行車上的反光條恐怕有10英尺長，每根反光條上仿佛都寫著橙色的大字：“求求你，別撞我！”近年來我們認識的鄰居家的男孩在14歲以前都隻能在父母的視線範圍內騎車，就算滿了14歲，他們也最多能騎到街區盡頭就得掉頭回來。就算孩子們的活動範圍如此有限，如今的母親們仍會像老鷹一樣把自己的孩子盯得緊緊的，要是在榆樹港，隻有7歲的孩子才可能引發這樣的擔憂。
正如2001年吉爾·瓦倫丁和約翰·麥肯德裏克在英國所做的一項研究中清醒地總結的那樣：“限製兒童戶外活動和無監督玩耍的主要因素不是遊樂設施不足，而是父母對孩子安全的擔憂。父母認為現在的孩子麵臨的風險高於自己兒時。在所有針對父母焦慮原因的調查中，家長最大的擔憂可以分為兩種：其一是陌生人誘拐，其二是道路交通。盡管父母的焦慮與日俱增，但事實上，現在的孩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安全。”
等等！你喊道。那是在英國。美國的灌木叢裏到處都是拐子、戀童癖、瘋子和拎著斧頭的殺人犯！
真的嗎？
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說，美國內陸城市非危險區——譬如郊區、小鎮和鄉村——兒童的安全程度和20世紀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乃至世紀之交幾乎沒有區別。但我們這些成人——我們這些做父母的——卻不相信，離開了我們的視線和成年人的監管，孩子們依然是安全的。（雖然同樣有研究表明，很多“戀童癖”最終會在學校、遊樂場、學前班或者有組織的運動隊裏謀一個職位，搖身一變，成為“監管孩子的成年人”——要是孩子們依然自由自在地在戶外漫遊，他們原本不會成為這些人的獵物。）
但二十四小時的電視新聞讓你看到了全國所有的安珀警報，電影電視播放的警匪片裏也充斥著拐賣、虐待、謀殺兒童的故事。
於是成年人開始無視常識——也拋下了自己11歲時和其他孩子一起自由玩耍漫遊的記憶——錯誤地走向了極端的警惕。
他們把自己的孩子變成了囚犯。
現在，這些囚犯就像精神病院的住客一樣被囚禁在自己家裏，手機、電腦、平板電腦、隨身聽、電視、短信和其他玻璃**就是他們的鎮靜劑和鐵柵欄。
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如果成年人偷走了孩子們的空間和時間，那就相當於偷走了他們的童年。自行車巡邏隊的麥克、戴爾、凱文、勞倫斯、杜安、哈倫、科迪和其他孩子一定讚同我的看法。
一位兒童角色之死：
可是……
可是……
《詭異之夏》裏有一位兒童角色死了。（如果這也算劇透，那我深感抱歉，但我不會進一步透露喪命的到底是哪一位重要的兒童角色。）（除了他是個男孩以外。）
對我來說，這位角色的死亡寫起來格外艱難，不僅因為他是個孩子，或者小說裏任何一位重要角色的死亡都會讓作者——他的創作者——深受折磨，更重要的是，盡管有很多文章討論孩子的死對父母造成的影響，但死者的夥伴和朋友又會受到什麽樣的傷害？這方麵的探索幾近於無——無論是社會學意義上的，還是心理學和虛構層麵上的。（失去一位年輕的朋友，孩子將受到怎樣的創傷？關於這個問題，我見過的最棒的虛構描寫出自韋爾登·希爾一本並不出名的小說，《喬治·亞當的漫長夏日》。）
除此以外，《詭異之夏》裏這個早夭的孩子深受我的關注，我在現實生活中正好認識這樣一個人，然後我將他與另一位親愛的朋友結合在一起，創造出了這個角色。現實中的這兩位朋友裏有一位遭到了謀殺。
此外，《詭異之夏》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樣具有部分自傳色彩，盡管書中的角色出於虛構，但我十分牽掛他們的命運。甚至早在1990年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我便已經想到，這些角色在我以後的短篇、中篇和長篇小說裏很可能再次出現，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並不讚成作者在多個互不相幹的故事裏複用角色。
果然，這本書裏的一個男孩（我還發現，1960年夏天在榆樹港經曆了一係列事件後不到十年，他在越南失去了一條腿）後來在我的長篇小說《暗夜之子》裏成了羅馬尼亞的一位神父（還是兩位主角之一呢）。我很高興與他重逢，更讓我高興的是，盡管失去了一條腿，但他仍是《詭異之夏》裏那個慷慨、無畏、勇敢的孩子。幾年後，在我的小說《伊甸園之火》裏，他又卸下神職，變成了夏威夷群島上一位無名的直升機駕駛員；雖然這個角色的分量比前兩次輕得多，但看到他在《暗夜之子》的故事結束後結了婚，又有了新的事情要做，我覺得十分欣慰。
《詭異之夏》裏那位勇敢的白人垃圾小女孩科迪·庫克也出現在了《伊甸園之火》裏，雖然我從未想過還能再次聽到她的消息，事實上，這次她擔當了一位重要的配角。科迪竟然變得非常有錢，震驚之餘，我在故事裏聽說了她發財的原因，這才感覺釋然。她本來就是個不屈不撓的人。
在我2000年出版的滑稽懸疑驚悚小說《達爾文之刃》裏，來自《詭異之夏》的另一位惹人喜愛的男孩再次成了重要配角。這位不怕死的小弟弟在1960年的榆樹港鎮還瘦得皮包骨頭，可是到了2000年，他卻成了加州一位身高6英尺2英寸、體重230磅的調查員，和老婆一起經營自己的保險調查公司，但他還是和小時候一樣幽默（而且他依然不喜歡別人叫他拉裏）。我們也從他那兒聽說了他哥哥的一點消息。
1960年榆樹港自行車巡邏隊的一名成員在我2002年的小說《冬日幽魂》裏當上了主角。這個男孩長大後成了蒙大拿的一位英語教授，他剛剛咎由自取離了婚，失去老婆和家人讓他的精神瀕臨崩潰，於是他決定——是奇跡還是災難，你自己掂量——回到榆樹港附近一座“鬧鬼”的農場寫小說，這處產業曾經屬於他孩提時的一位朋友。
1960年夏天的榆樹港陽光溫暖，生機勃勃，但到了2000年的冬天，這座小鎮顯得荒涼而陰鬱，完全變了副模樣。而且時至今日，在《冬日幽魂》這位主角的回憶中，1960年的係列事件和我們在《詭異之夏》裏看到的很不一樣。曾經的超自然元素失去了超自然的意味，那些無法解釋、難以言表的事情最終……大部分……得到了解釋。
創作《冬日幽魂》的時候，我的目標是將這兩部小說擰成一條虛擬的莫比烏斯環——雖然這個故事看起來有兩麵，但從拓撲學的角度來說，二者實為一體。麵對三維的莫比烏斯環，你可以拿鉛筆在上麵畫一條貫穿正反兩麵的線，在此期間筆尖完全不必離開紙麵；同樣地，讀者可以將《冬日幽魂》和《詭異之夏》看作基於同一串事件分別講述但同樣真實（同時古怪地相互依存）的兩個故事。
有的讀者這兩本書都想讀，他們總愛問我是該先讀《詭異之夏》還是它的“續集”《冬日幽魂》，我每次都試圖解釋——但有時候並不成功——後者實際上不是前者的續集，先讀哪本都無關緊要。無論你先讀哪本，後讀的那本都將為你理解前一本小說帶來新的啟示。（在莫比烏斯環上畫線的時候，你從哪個地方落筆並不重要。）
但《冬日幽魂》裏有一個“鬼魂”，它實際上是一段無法磨滅的關於兒時朋友的記憶。那個男孩前途無量，卻死得太年輕，太慘烈。他到底因何而死？無論讀者願意接受哪種解釋，他的死也是不可改變的事實。
真是這樣嗎？
對《詭異之夏》裏這位主角之死深感沮喪的人不止我一個。自1991年本書出版以來，來自全世界的許多讀者來信都要求我“複活這個角色”（我在《冬日幽魂》裏所做的算不算“複活角色”，請讀者自行斟酌）。在這些憤怒——受傷或寬容——的信件和電子郵件裏，讀者做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他們說，這個有趣（而脆弱）的角色並沒有真的死去，他隻是被帶到榆樹港外某處農田的地下裹了起來（諸如此類）。
我曾在科羅拉多某座小鎮的中心學校裏教過十一年書，幾年前，我認識的一位藝術家為這所學校的一百二十五周年校慶創作了一幅巨大的彩瓷壁畫。有人問她：“透過學校二樓窗戶向外張望的那個男孩是誰？他看起來似乎很悲傷。”
他就是《詭異之夏》裏死去的那個角色，藝術家用這種方式讓他活了下來。
尚未成為消費主義靶標的孩子：
1960年前後的榆樹港兒童和現代兒童的一大區別在於，榆樹港的孩子還沒有成為美國資本主義強大的市場營銷機器的目標。
榆樹港的孩子最重要、最昂貴的財產是他們的自行車——隻有凱文算是個例外——這些自行車要麽是從哥哥姐姐手裏撿來的，要麽是買的二手的，或者繼承父母的。男孩們熱愛自己的自行車，他們也需要這件交通工具（歸根結底，有了自行車，他們才能享受四處漫遊的自由）。但對於這件無價之寶，男孩們的態度其實相當隨意，每天晚上他們的自行車都扔在自家前院裏，絲毫不擔心被偷（實際上壞蛋查克·康普頓和他的現代黨羽阿奇真的偷過車——這兩個名字也真的來自我在現實生活中認識的人）。榆樹港的男孩們——除了凱文以外——常常直接跳下飛馳的自行車，讓無人駕馭的車子穿過別人家的庭院，最終翻倒在地，或者撞上麥克家的雞舍。
榆樹港每個男孩都擁有的另一件寶物是他們的棒球手套。這些幾經縫補的舊手套是男孩們心目中的無價之寶，不僅因為大部分男孩都是鎮上的小聯盟隊員——他們有時候會去附近的小鎮（譬如伊利諾伊的基卡普）打比賽，直麵投手丘上令人膽寒的對手戴夫·阿什利——也因為他們常常連續幾個星期在戴爾、勞倫斯和凱文家院子後麵的高中棒球場上從大清早玩到天黑。這座球場位於小鎮最北端，再往外走就是無邊無際的農田。
但除了這些財產——自行車和棒球手套——以外，榆樹港的男孩們（除了凱文·格魯姆班徹、查克·斯珀林和其他幾個“有錢孩子”以外）擁有的東西要麽破破爛爛，要麽是二手的，要麽是哥哥姐姐傳下來的，或者幹脆三者兼具。
這些男孩都穿著牛仔褲——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有點太硬，褲腳向上卷起——和T恤。唯一一件有標誌的T恤是戴爾·斯圖爾特最愛的童子軍製服。勞倫斯和哈倫愛穿舊的幼童軍製服，雖然這幾件衣服已經洗得又軟又短，至少對吉姆·哈倫來說，那件褪色的藍T恤袖子都快遮不住手肘了。
穿設計師品牌的衣服——除了牛仔褲紐扣上隱藏的“Levi”字樣以外——這種念頭恐怕會讓榆樹港的男孩和他們的父母驚得目瞪口呆。
至於夏天的鞋子，榆樹港的男孩們一般穿帆布鞋或者高幫鞋。當然是舊的。很舊。幾乎每雙鞋子都會露出短襪和腳趾。杜安·麥克布萊德是唯一的例外——這位胖男孩身上有太多例外——因為杜安一年到頭都穿著他那雙古老的黑色高幫運動鞋（還有褪色的燈芯絨長褲和法蘭絨襯衫，哪怕夏天最熱的時候也不換）。
值得一提的是，榆樹港的所有男孩都會嚴格區分“上學穿的衣服”和“玩耍時穿的衣服”，就連最窮的麥克·奧羅克也不例外。麥克家唯一的室內水源是一台手壓式水泵，哪怕最寒冷的冬夜，他們家的人也隻能去屋子外麵方便（那地方就在雞舍旁邊，所以每到炎熱的夏天，聚在雞舍裏的自行車巡邏隊就倒黴囉）。大部分孩子不會穿牛仔褲去上學，就算穿了，他們也會套一件有領子的襯衫，下擺規規矩矩地紮在褲子裏麵。幾乎每個孩子都有一雙上學穿的牛津鞋——雖然老舊破爛，但每年總歸有那麽幾次會擦得亮閃閃的，就像孩子們自己一樣。
隻有杜安·麥克布萊德每天都穿著同樣的衣服和黑色的運動鞋。
榆樹港男孩夏天穿的全套行頭大概隻值4.5美元——前提是他穿的牛仔褲、T恤和帆布鞋（或者高幫鞋）都是新的。
譴責商業主義未免顯得陳腔濫調。（但我喜歡1947年的電影《34街奇緣》裏的一段台詞，年輕的阿爾文·格林曼飾演的微胖清潔工阿爾弗雷德對埃德蒙·格溫扮演的正牌聖誕老人說：“沒錯，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糟糕的‘主義’，但其中最糟糕的是商業主義。賺錢，賺錢。哪怕你走到布魯克林也一樣——沒人在乎什麽聖誕精神，大家滿腦子都想著賺錢、賺錢。”）
那是1947年。要是阿爾弗雷德——和聖誕老人——有幸目睹21世紀的“商業主義”，他們恐怕會驚掉滿嘴假牙。
我在公立學校任教的十八年裏（以及後來），尼爾·波茲曼一直是我在重大教育問題上的精神導師。他是一位作家，也是媒體和文化批評家，更是不知疲倦的人道主義者。雖然波茲曼已於2003年逝世，但對於技術和文化變革對我們每一個人——尤其是孩子——造成的影響，他的看法依然鞭辟入裏。1971年，我正在攻讀教育學碩士學位，準備當一名老師，波茲曼出版了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作為顛覆活動的教學》，不理解他的人覺得他是個60年代的激進分子。幾年後的1979年，波茲曼在後60年代的喧囂中撰寫了《作為保護活動的教學》，這一次，在不理解他的人眼裏，他又成了裏根式的保守派。
尼爾·波茲曼本人比這些誤貼的標簽深刻得多。他理解了安德烈·紀德那句被人遺忘的宣言——“真正的教育隻可能來自那些和你格格不入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波茲曼理解了——並對此做出了極具說服力的闡釋——成年人（和孩子）心目中的“童年”實際上是一個晚至18世紀末才誕生的空間、地點和概念，而且到了20世紀末期，所謂的童年已經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作為一個畫家兼美術愛好者，我相當理解波茲曼提出的前麵半句話——數百年來，油畫和肖像作品中的兒童形象比例都嚴重失真，至少在19世紀以前，情況一直如此。18世紀中葉以前，美術作品裏的兒童看起來全都像是縮微版的成人，頭和軀幹的比例完全不對，這不僅僅是出於原始主義的繪畫風格，也因為作畫者和其他所有人一樣簡單地認為，兒童就是小型的成人，他們的畫筆忠實地體現了主人的意誌。）
但這道保護牆已被推倒。（事實上，要我來說的話，20世紀最後這幾十年裏我目睹的童年的終結就像是直接拆掉了父母的臥室房門。包括父母在內的成年人所思所想、所說所做、所爭執所擔憂的一切都完完整整地暴露在孩子麵前，就連**也不例外。）
幾十年來，我們習慣了為所有的技術和文化變革歡呼雀躍，但對於這場變革，我們應該停下來好好想一想。
雖然幾乎所有人（包括父母）都預見到了這場變革，但它仍摧毀了戴爾、勞倫斯（別叫我拉裏）、麥克、凱文、哈倫、科迪、唐娜·盧和1960年榆樹港鎮那麽多孩子無比珍視的童年王國。波茲曼在文章中指出，十八九世紀的童年擁有獨立的、受保護的超然地位，但這場變革動搖了它的根基。
“當然，我認為‘信息革命’使得我們無法在孩子麵前保守任何秘密，無論是性、政治、社會、曆史還是醫學。也就是說，要維持生命中那段名為童年的時間，我們必須有所保留，至少是一部分，不能將成人世界的全部內容暴露在孩子麵前。”（波茲曼，《建造一座通往18世紀的橋梁：過去如何改善未來》， P124。）
失去了隔離的秘密和沉默，保護童年的藩籬不複存在，孩子們隻能直麵成人世界裏最殘酷的方方麵麵。
榆樹港的孩子們以為自己麵對的是超自然的恐怖敵人——老中心學校鍾樓裏那口有自我意誌的邪惡的波吉亞鍾，死而複生糾纏、攻擊姆姆的步兵，還有那輛說不清道不明的收屍車——但他們從未認真考慮過向父母或者其他成年人求助（唯一的例外就是麥克找來了那位年輕的神父，但結果證明，這個主意十分糟糕）。
原因十分簡單：那時候孩子和成人的生活涇渭分明。在《詭異之夏》的故事裏，每個兒童角色都不得不麵對成人世界裏某個糟糕的方麵——**裸的性、同齡朋友的死亡、暴力、孤獨、酗酒——但無論遇到什麽情況，榆樹港的孩子們總是從彼此身上汲取力量，在童年專屬的小天地、秘密和緘默中尋找勇氣。
今天，各個年齡段的孩子都成了廣告和商業活動的目標。中產階級的孩子開始對李維斯嗤之以鼻，他們更願意穿設計師品牌的牛仔褲；沒有牌子的T恤（和曾經深受喜愛的童子軍製服）也慘遭拋棄，孩子們衣服上的品牌標誌一個比一個醒目，他們寧可花錢去充當某些公司的廣告牌。太多男孩渴望穿上五花八門的運動鞋——籃球鞋、綜合訓練鞋、網球鞋、跑鞋——每雙至少價值60美元，而在1960年，男孩們不管做什麽運動都穿著同一雙帆布鞋或者高幫鞋。女孩們將“美國女孩”洋娃娃列入自己的聖誕節願望清單——這樣的娃娃一個就要賣100多美元。
一般來說，麥克、凱文、勞倫斯、杜安、科迪、唐娜·盧、戴爾、哈倫和1960年榆樹港的其他孩子完全沒有零花錢，隻是偶爾能弄到幾個硬幣，好去主街那邊麥克媽媽上班的A&P超市買一瓶紅色機器裏的冰可樂，或者趁著舞台公園放免費電影的時候，從公園咖啡館的自動售貨機裏買點口香糖，如魔多之眼般什麽都能看見的不斷膨脹的媒體和廣告界的半獸人大軍還沒有發現他們。孩子們還不是“消費者”。
他們還是人類。
最聰明的孩子來自鄉下：
放假前一天，老中心學校的老師們讓鄉下的孩子列隊上車，鎮上的孩子留在課桌邊，焦急地等待鄉下孩子離開學校。然後鎮上的孩子才終於獲得了解放。
鄉下孩子和鎮上的孩子。這是一道深深的鴻溝。鎮上的孩子在暑假裏常常結伴玩耍，他們騎著自行車組成巡邏隊，有時候還會一起打球。而鄉下的孩子……呃，大部分鄉下孩子要幫家裏幹活兒。如果有幾個鄉下孩子住得比較近，能穿過地裏越長越高的玉米碰上頭的話，他們也會一起玩耍。比如說，去牛喝水的坑裏遊泳，鑽進筒倉裏比試誰的玉米棒子扔得高，拿BB槍去穀倉裏打麻雀，但大部分鄉下孩子的生活比鎮上的孩子孤單。
唯一的例外是杜安·麥克布萊德。
杜安·麥克布萊德身上有很多例外。
作為一個鄉下孩子，他住的地方離榆樹港鎮超過兩英裏，但整個夏天他都和麥克、戴爾、凱文以及其他常去雞舍玩耍的孩子廝混在一起。杜安是自行車巡邏隊的成員，但他自己沒車。其他男孩都長得很瘦——一部分是因為大家吃得不怎麽樣，但主要原因是他們一年到頭都在戶外玩耍，活動量驚人——隻有杜安·麥克布萊德是個胖孩子。
其他男孩都不喜歡上學，因為學習實在無聊，老師也很無趣。但杜安的知識水平早就超過了老中心學校教的內容，實際上，他學的東西大部分學校都不教。
杜安的知識基本上都是自學的，而且他很聰明。靠著阿特叔叔的些許指點，杜安·麥克布萊德差不多讀完了相當於大學水平的各種書籍，包括虛構類和非虛構類。每到冬天，杜安的父親常去外麵喝酒，所以大部分時間他獨自待在農場裏。杜安會五門外國口語，橡樹山公共圖書館檔案室裏翻出來的78轉外語唱片是他的老師和陪練。他讀過希臘語的《伊利亞特》、拉丁語的《埃涅阿斯記》和德文尖角體的康德的著作《未來形而上學導論》，這時候他還沒滿12歲。
《詭異之夏》裏的其他兒童角色原型都來自我童年時在布利姆菲爾德小鎮認識的男孩和女孩，但杜安·麥克布萊德的兩位原型和我相遇的時間比這晚得多，那時候我已經去了印第安納州的瓦伯西學院念書。
其中一位聰明的年輕人名叫基思·N.，我上到大四的時候他剛念大二，但他的學問和通識都比我強得多。基思現在過得很好，他在印第安納一所中等規模的文科大學教拉丁文、希臘語、經典文學、電影史和其他很多科目。去科幻大會參加論壇的時候，總有人問我：“丹，你接觸過斯蒂芬·金、迪安·孔茨、哈蘭·艾裏森、彼得·史超伯、大衛·莫瑞爾和其他那麽多了不起的作家，你覺得誰是你認識的最聰明的人？”
每次我都不得不回答：“我認識的最聰明的人大概是一個名叫基思·N.的家夥——”
有時候我也會懷疑這一點，但不久前，基思來科羅拉多參加我女兒的婚禮，我耳聞目睹了他和各種各樣的人交談——藝術家、社會學家、編輯、家庭主婦、飛行員、語言學家、電影經紀人、醫生、藥物顧問、大學招聘人員、視頻製作人——無論對方是誰，基思總能像個真正的內行那樣跟他聊上半天專業話題。於是我意識到，在我認識的那麽多聰明人裏，基思的確算得上最聰明的那個。
杜安·麥克布萊德的另一位原型真名也叫杜安，他是我大學時認識的一位朋友，但在我們畢業後沒幾年，他就遭到了謀殺。大四的時候，我在瓦伯西學院創辦了一份名叫“森林之神”的地下文學刊物，作為創刊人兼主編，我刊發了杜安的幾篇非虛構作品和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和他本人一樣才華橫溢，但他並不快樂。
我和杜安時近時遠的友情（以及隻存在於杜安想象中的大學時代我倆之間的文學競爭），他被謀殺的細節，以及我在瓦伯西學院試圖以他的名字設立一個寫作獎項的失敗經曆，這些故事都收錄在一篇題為《好好寫》的短文裏，你可以在我的個人網站上讀到這篇文章。
讓我感到難堪的是，我的個人網站上10月和11月的“丹想說的話”實際上是一個上下集的短篇故事，它以榆樹港為背景，出場人物都是《詭異之夏》裏的男孩，故事發生的時間，或者至少是敘事開始的時間是1960年10月21日，肯尼迪和尼克鬆在電視上公開辯論的那一天。
但我必須提醒讀者！
這兩個短小的故事描述的不僅僅是《詭異之夏》結束之後，1960年10月發生的事情，還有幾位主角在未來幾十年的人生軌跡。你可能不會喜歡。你如果願意冒險的話，也可以讀一讀這兩篇短文，不過切記，在此之前，你必須先讀完《詭異之夏》。
對我來說，創造杜安·麥克布萊德這樣一個角色的部分樂趣在於，他可能是我在小說中描繪的唯一一個天才。
我們對待“天才”這個詞的態度實在過於隨便——很多時候它形容的其實隻是特別聰明的人。但我讀過教育學碩士學位，也在紐約接受過BOCES培訓，後來還參加過其他項目，通過這些訓練，我不僅有能力教導有嚴重學習障礙的小學生，還可以培養特別有天賦的孩子。
杜安·麥克布萊德是一隻最珍稀的鳥兒——他是個思想深刻、發展全麵的天才。在現實生活中，你和我認識這種天才的概率和碰見外星人差不多。
大家都不相信智商測試，但要預估某個孩子在學術和專業領域的成功，智商測試仍是唯一的最佳方法。雖然智商測試已經風行了一個世紀，但誰也不知道測試的分數該如何轉化為具有現實意義的度量標準，這個轉化因數在人生中可能非常關鍵——至少奠定西方文明根基的書籍和研究都這樣認為。
你多半記得，智商測試的標準差是15分。呃，假設大多數人的智商測試分數是100分左右，那麽我們都習慣於和分數比自己低一個標準差——15分，也就是85分左右——的人相處。我們甚至能夠友善妥帖地對待比正常人低兩個標準差，即智商測試在70分左右的人，哪怕他們已經落到了嚴重智力遲鈍的邊緣。
但三個標準差的距離足以抹殺一切可能，你根本無法與智商55分以下的人正常交流。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樣的人甚至不具備人類最基本的智力。
呃，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那些比我們更聰明的人。智商比普通人高一個標準差的家夥最容易讓人驚豔，我們的上司通常是智商130以上的聰明人，他們的分數比普通人高兩個標準差。大部分人至少認識一個智商比平均水平高三個標準差的人，但你可能意識不到這一點。這樣的人有能力改變世界，無論結局是好是壞。
但杜安·麥克布萊德呢？
杜安的智商可能高達220分左右，比普通人高七個標準差，但不幸的是——或者說幸運的是——智商測試無法準確測量這麽高的智力。這是地地道道的“聰明得爆表”。而且從現實中的很多方麵來說，這樣的智力也超過了我們能理解的範疇。
我覺得有趣的是，麥克、戴爾、勞倫斯、凱文和其他很多孩子都喜歡杜安·麥克布萊德，盡管這個家夥常常說些大家都聽不懂的話。《冬日幽魂》裏的戴爾·斯圖爾特成了一位頗受人尊敬的大學教授兼作家，盡管戴爾取得了不少學術成就，但他心裏依然清楚，他現在的知識水平還是比不上11歲的杜安·麥克布萊德。
吉姆·哈倫對杜安可能最不以為然，但在《大選之夜》和其他幾個故事裏，我發現哈倫也有一些殘忍的小聰明，但這孩子嫉妒心重，容易傷人。他的聰明注定會滑向黑暗麵。
不過到頭來，我毫不意外地發現，杜安·麥克布萊德隻有一位完美的朋友兼知己，就是那條名叫維特根斯坦的老邊牧。
免費電影：
在現實生活中重現藝術情節的機會不多，但不久前我正好經曆了一次。
“免費電影”是《詭異之夏》裏的核心隱喻和敘事焦點。1960年的夏天，幾乎每個周六的晚上，榆樹港鎮的公園咖啡館外都會放免費電影，就像我小時候在布利姆菲爾德看過的那樣。在我的個人網站上，你能找到孩子們觀看免費電影的照片（照片裏的孩子正是麥克·奧羅克、凱文·格魯姆班徹、吉姆·哈倫、戴爾·斯圖爾特、勞倫斯·斯圖爾特等角色的原型）。
在這個頁麵上的最後一張1960年的古老快照裏，人們坐在毯子上或者皮卡車的車鬥裏，孩子們擠在公園舞台上，翹首盼望免費電影開場。
呃，畫麵切到我們的新家，從2007年開始，我們一直住在這裏。搬來之後不久，凱倫和我——我們已經成年的女兒簡也經常幫忙——創辦了西蒙斯夏日電影係列活動（在星空下看電影！）。整個夏天裏，鄰居和朋友們常常在周六的晚上坐在我家後院裏看數字投影的老電影，巨大的幕布是我們辛辛苦苦掛起來的，院子裏一片漆黑，隻有旁邊花架下麵擺放爆米花、檸檬水和其他零食的長椅上掛著一串黃色的燈泡。
前來參加活動的客人多半知道我是個作家，但我們在後院裏看電影的時候，誰也不會提起這個話題。大家更關心我通過電子郵件發給客人們的電影八卦測試，這些題目問的都是《雨中曲》之類的電影裏那些特別瑣碎甚至冷僻的細節。（夏日電影活動即將結束的時候，為了表彰凱倫和我為推廣電影事業做出的貢獻，某幾次高難度測試的優勝者向我們頒發了“榮譽奧斯卡”獎。那座獎杯沉得要命，後來我們發現，這還真是他們從好萊塢某個地方買來的，整個美國隻有那一家機構得到了仿製奧斯卡獎杯的授權。）
今年夏天——現在是12月1日，剛過下午4點30分，太陽已經落山了，望著窗外的落日，我感覺夏天恍若隔世——的最後一次電影之夜上，我決定向大家解釋我們舉辦這個活動的原因。我取出一本《詭異之夏》，大聲朗讀了下麵這幾段話。朦朧的暮色中，40多位聽眾坐在戶外椅上，草坪散發著夏日最後的芬芳，孩子們在睡袋上爬來爬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離榆樹港最近的一家電影院，即橡樹山的伊瓦茨宮關門歇業以後，免費電影就成了這座小鎮的一項傳統。當時伊瓦茨的兒子加入了海軍陸戰隊，他是那座電影院唯一的放映員。第二遠的電影院位於40英裏外的皮奧裏亞，由於汽油管製的緣故，大部分人沒法跑那麽遠。於是在1942年的那個夏天，每個星期六的夜晚，老阿什利-蒙塔古先生都會從皮奧裏亞搬來一台放映機，在舞台公園裏播放新聞、戰爭債券廣告、動畫片和熱門電影。雪白的帆布銀幕掛在公園咖啡館旁，20英尺高的畫麵就投影在那上麵。
……
時至今日，1960年夏天，6月的第四個夜晚，阿什利-蒙塔古先生的長款林肯駛進舞台西邊的老位置，泰勒先生、斯珀林先生和市議會的其他成員幫他把沉重的放映機抬到舞台的木質底座上。人們在自己的毯子和公園長椅上安頓下來；淘氣的孩子在噓聲中跳下低垂的樹枝，或者從舞台下麵鑽了出來；皮卡車鬥裏的大人開始調整折疊椅，傳遞爆米花。榆樹上方的天空變得越來越暗，整個公園陷入了電影開場前的寂靜之中，公園咖啡館牆邊那塊長方形的帆布漸漸亮了起來。
如果這是你第一次閱讀《詭異之夏》，希望你喜歡這場演出。如果你是故地重遊——歡迎回到榆樹港。
丹·西蒙斯
於科羅拉多
2010年12月1日
附注：我想感謝克雷格和克裏斯·沃爾夫、詹姆斯·D.福倫齊、布拉德·米勒、威廉·科爾曼以及線上論壇的其他網友，你們幫我找到了很多研究數據，所以我才有底氣撰寫關於“兒童漫遊範圍”的那幾段評論。
這些有趣的研究包括：
Asthana A, “Kids need the adventure of risky’ play”，《觀察家報》，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Barnodo’s, Playing It Safe，倫敦：巴納多之家，1995年；
Carver A, Timperio A and Crawford D, “Playing it safe: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urhood safety on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澳大利亞迪肯大學運動與營養科學學院體育活動和營養研究中心，Vic. 3125，2006年8月31日收稿，2007年6月18日收到更改後的稿件，2007年6月19日決定接受；
Derbyshire D, “How children lost the right to roam in four generations”，《每日郵報》，2007年6月15日；
Ennew J, “Time for children or time for adults?”, in J Qvortrup, M Bardy, G Sgritta and H Wintersberger (eds) Childhood Matters: Social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奧爾德肖特：埃夫伯裏出版社，1994年；
Gaster S, “Urban Children’s Access to their Neighborhoods: Changes over three generations”，《環境和行為》，1991年1月，P70～85；Hillman M, Adams J and Whitelegg J, One False Move … A Study of 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倫敦：政策研究所，1990年；
Skenazy, L, Free Range Kids: How to Raise Safe, Self-Reliant Children (Without Going Nuts from Worry)，出自同名網站；
Wheway R and Millward A, Child’s play: Facilitating play on housing estates，倫敦：特許房屋經理學會，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