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貝婁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1]（1976年12月12日）

四十多年前，我是一個極為自相矛盾的本科生。我的習慣做法是注冊一門課程，然後花大部分時間閱讀另一學習門類的書籍。於是，應該花時間鑽研“貨幣和銀行”專業的我，卻專注於閱讀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我從來沒有理由為此後悔。康拉德吸引我也許是因為他像個美國人——他曾是個背井離鄉航行於異國海域的波蘭人，說法語，但用英語寫作，作品展現出非凡的美感和魅力。這對我，一個芝加哥移民區長大的移民的孩子來說，一個熟知馬賽航線、當上英國海船船長的斯拉夫人，一個用東方風味的英語寫作的人的吸引力當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但康拉德的真實生活並未在小說中表現出太多怪異之處。他的主題直截了當——忠誠、統帥、航海慣例、等級，以及遭遇台風襲擊時水手們遵從的脆弱的守則。他信仰這些看似脆弱的規則的力量，也相信藝術的力量。他在

《白水仙號上的黑家夥》序言中，對自己的藝術觀作了簡明扼要的陳述。他說，藝術是為賦予可見宇宙之最高正義所作的努力：試圖在這個宇宙的物質和生活現實中，找到基本的、恒久的、本質的東西。康拉德說，作家們觸及本質的方法與思想家和科學家們不同，後者通過係統的考查認知世界。而藝術家，首先隻有他自己；他自我生成於孤獨的領地，發現了“籲請的語言”。康拉德講到他籲請的對象：“向著我們生命中先天賦予而非後天獲得的成分，向著內在的愉悅和驚異的感覺能力……我們的同情心和痛苦感，向著潛在的與天下萬靈為伍的情感——也向著微妙但不可戰勝的對共同責任的信仰，這樣的信仰將無以計數的孤獨心靈聚合起來……讓全人類聯結成一體——死去的與活著的，活著的與未出生的。”

這一則熱情洋溢的聲明寫於80年前，我們在接受之前可能需要對其略加修飾。我那一代讀者熟知一長列華麗或高調的辭藻，那些被海明威等作家拋棄的諸如“不可戰勝的信仰”或“全人類”之類。海明威替那些受到伍德羅·威爾遜和其他政客們巧言令色的宏大詞匯激勵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士兵們說話。他的語言必須與雜陳戰壕的年輕結冰屍體形成呼應。海明威的青年讀者相信，20世紀的恐怖以其致命的輻射已經傷害並殺死了人文主義的信仰。因此我告訴自己說，必須抵製康拉德式的修辭。但我從不認為他有任何過錯。他直接向我訴說。感受個體總顯得弱小——除了自己的弱小他無所感覺。但是如果他接受自己的弱小地位和分離狀態，沉入自己的內心，強化這種孤獨，他就能發現自己與其他所有孤獨生靈的合一。

我覺得現在沒有必要對康拉德的話提出質疑。但對有些作家而言，康拉德式的小說——所有那一類小說——都一去不複返了。壽終正寢。比如說，法國文學中有領軍人物阿蘭·羅布-格裏耶，也是法語“choseisme”即“物本主義”的代言人。他寫道，當代的偉大作品，如薩特的《惡心》，加繆的《局外人》或卡夫卡的《城堡》，其中都沒有“人物”；你在這些書中看到的不是個人，而是個體。他說：“人物小說完全屬於過去的時代。它描述了一個階段：標誌了個人的峰值。”這並不一定是一種進步，羅布-格裏耶承認這一點。但這是真實現狀。個人已被消滅。“當前階段更是一種行政數字。對我們而言，這個世界天數已盡，代由某些家族的某些個人的起起落落而定義。”他進而說，在巴爾紮克的中產階級時代，有個名字，有個“人物”十分重要；“人物”是生存競爭和成功的工具。在那個時期，“如果任何探索中個性既代表手段也代表目的，那麽在這樣的世界中有一張臉是必不可少的。”但他總結道，我們的世界更加謙卑。它不認可全能的個人。但它同時又更加雄心勃勃，“因為它看得更遠。排他性的‘人類’崇拜讓位於一種更廣闊的意識，人類中心論逐漸被淡化。”不管怎樣，他安慰我們說，新的進程和新發現的預示，已經出現在我們的麵前。

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無意發起論戰。我們都明白對“人物”的厭倦意味著什麽。將人類型化已遭到質疑，令人厭煩。D.H.勞倫斯在本世紀初就指出，我們，我們人類，被清教主義損壞了本能，在根本上互相排斥而不是互相關懷。“同情心已經破損，”他說。他進一步指出，“各自鼻孔裏聞到的是對方的臭味。”另外在歐洲，幾世紀以來經典的力量如此之強大，以至於每個國家都有各自“可辨認的個性”，來自莫裏哀、拉辛、狄更斯或巴爾紮克。這是一個令人驚歎的現象。也許這與精妙的法國諺語有所關聯：“個性凸顯，事情難辦。”這就讓人產生聯想，一個非獨創的種族往往尋找便捷的資源，為其所用，就好像在舊城的廢墟上建起新城。而且，心理分析概念的“人物”也同樣，是一個醜陋死板的程式——是我們必須屈尊下從，而不是樂於擁抱的東西。威權主義意識形態也攻擊中產階級個人主義，有時將“人物”等同於財產。羅布-格裏耶的論點中有同樣的意味。對個性的排斥，汙名標簽，虛假的存在都有政治後果。

但在此我對藝術家的首要事項問題饒有興趣。他應始於曆史分析，持有觀點或納入係統，這樣做有否必要，是否明智？普魯斯特在《重現的時光》[2]中說道，青年知識分子讀者中呈現越來越偏好道德和社會的嚴肅分析性作品的傾向。他說他們更喜歡貝戈特（《追憶似水年華》中的小說家）類的作家，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作家更加深沉。“但是，”普魯斯特說，“一旦藝術作品被理性檢視，那麽一切都不再穩固和確定，可以拿來證明任何想要證明的東西。”

羅布-格裏耶的觀點並不新穎。它告訴我們必須把中產階級的人類中心主義從我們身上清除出去，做我們的先進文化所要求的時髦事情。人物？“五十年的疾病，嚴肅的論文作者已經多次簽過死亡通知書，”羅布-格裏耶說，“但是沒有任何力量能把它從19世紀築起的基座上推倒。現在它成了木乃伊，仍然安放在同樣虛假奢華的寶座上，為傳統文學批評尊崇的價值觀所簇擁。”

羅布-格裏耶那篇文章的標題是《幾個陳舊觀念的思考》。我本人已對所有種類的陳舊觀念和木乃伊感到厭煩，但閱讀傑作我永遠樂此不疲。那麽對他們書中的“人物”該怎麽看待呢？是不是有必要中止對“人物”的探究？書本中如此生動的東西現在難道就一命嗚呼了？是不是因為人類走進了死胡同？難道個性真的與曆史和文化環境息息相關？我們能否接受被如此“權威地”描述的環境？依

我之見，這無關乎人類的基本利益，但問題存在於這些觀念和描述中。僵死教條、閉鎖不全的描述令人反感。要尋找問題的根源，我們必須首先檢視自己的頭腦。

“人物”的死亡通知由“最嚴肅的論文作者們簽署”這一事實，隻意味著另一群木乃伊——最受尊崇的知識界領袖們——設定了條規。讓我感到好笑的是，這些嚴肅的論文作者被允許為文學作品簽發死亡通知。藝術應該追隨文化？一定是什麽地方出了錯。

如果創作規劃需要，小說家就沒有理由放棄“人物”。但從理論上劃定以個人為最高核準的時代的終結，便是無稽之談。我們不能把學界人士看作自己的老板。由他們操控藝術對他們亦無好處。難道他們閱讀小說時，除了在其中發現對自己觀點的認同外，其他一無所獲？難道我們在此玩的是這樣的遊戲？

伊麗莎白·鮑恩曾說，人物不是作家創造的。他們是先在的，需要被發現。如果我們沒能發現他們，如果我們無法對他們再現，問題在於我們。然而必須承認，發現“人物”絕非易事。人類的狀況也許從未如此難以定義。那些告訴我們說我們仍然處在宇宙曆史早期的人一定是正確的。我們被大量傾倒在一起，似乎經曆著新意識層麵的痛苦。在美國，成百萬、上千萬的人在近四十年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很多情況憂喜難定。在六十年代多事之秋，我們第一次感受到前沿的教誨、概念、悟性以及無處不在的心理、教育和政治觀念。

我們每年都能看到幾十本著作和數十篇文章，其作者告訴美國人他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國家，並對現狀作出明智的，或幼稚的，或過激的，或駭人聽聞的，或喪失理智的判斷。所有這些書文都反映我們陷於其中的危機，同時告訴我們如何應對。這些分析家正是由他們試圖開出藥方醫治的混亂所生成的。我是作為一名作家對他們的一切進行思考的：他們極端的道德敏銳性，他們追求完美的欲望，他們對社會缺陷疾惡如仇的態度，他們動人且滑稽的漫無邊際的要求，他們的焦慮，他們的暴躁，他們的敏感，他們的慈悲，他們的善德，他們**，以及他們試驗毒品、觸摸理療和炸彈時的那種魯莽。前耶穌會神父瑪拉基·馬丁在他那本關於教會的書中，將現代美國人與米開朗琪羅的雕塑《囚徒》做了比較。他從一大塊石料中看到了“一場為完美登場而進行的尚未結束的爭鬥”。美國“囚徒”在爭鬥中被“來自自封的先哲、教士、判官以及自身痛苦製造者的闡釋、告誡、警示和自我描述所包圍。”馬丁說。

且允許我略花些時間更仔細地對這樣的痛苦作一番探查。在個人生活中是失序或近似恐慌狀態；在家庭——對丈夫、妻子、父母、孩子而言——是混亂；在公民行為，在個人忠誠，在性實踐中（我不想背誦整條清單，我們已經聽厭了）——是進一步的混亂。個人的失序伴隨著公眾的瘋狂。我們在報紙上讀到曾在科幻小說中逗人發笑的東西——《紐約時報》的文章談美國和俄羅斯衛星太空戰發射的死亡射線。在11月的《遭遇》雜誌中，我的同事米爾頓·弗裏德曼，一位清醒負責任的經濟學家，宣稱英國的公共支出很快將走上像智利這樣窮國的道路。他為自己的預測感到吃驚。什麽——始於《自由大憲章》崇高傳統和民主權利的源泉將枯竭於獨裁？“任何成長於這一傳統的人作出英國正麵臨失去民主危險的預言都幾乎是難以想象的，然而這又是事實！”

我們被這樣的事實打趴在地，掙紮著生存。如果我同弗裏德曼教授進行辯論，我可能會建議他把機構的抵製、英國和智利的文化差異以及民族個性和傳統的差異諸多因素考慮在內，但是我的目的不是卷入一場我無法勝出的爭論，而是將你們的注意力引向我們不得不與之共存的可怕預言、混亂無序的現實的根源和毀滅的想象。

你可能以為偶然在雜誌某一期上見睹一篇此類文章不足為奇，但在《遭遇》的另一頁上，休·西頓-沃森教授討論了喬治·凱南對美國墮落及對世界的負麵意義的近期調研。在描述美國的失敗時，凱南談到犯罪、城市衰敗、毒品和色情泛濫、輕浮、教育標準下滑等，並得出結論，我們的巨大能量沒起任何作用。我們無法領導世界，我們被罪孽所蛀蝕，很可能沒有能力保衛自己。西頓-沃森教授寫道，“如果最上層的十萬男女，即決策者和幫助決策者形成思想的智囊人物，甘願就範的話，那麽這個社會就無藥可救。”

資本主義超級大國就說這些。那麽它的意識形態的對手情況如何？我翻動《遭遇》的書頁到劍橋大學講師喬治·沃森先生的一篇短文，關於左翼人士中的種族主義。他告訴我們，社會民主聯盟創始人海因德曼把南非的戰爭稱為猶太人戰爭；韋布斯時常發表種族主義的觀點（在他之前還有拉斯金、卡萊爾和托馬斯·亨利·赫胥黎）；他還提到恩格斯曾譴責東歐的小民族斯拉夫人，稱他們為反革命種族垃圾；沃森先生在結論中引用了西德“紅軍縱隊”的歐萊克·梅因霍夫1972年一次法庭聽證會上的公開申明，表示認同“革命的滅殺”。在她看來，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反猶主義，基本上是反對資本主義。文章引述她的話說：“奧斯維辛意味著600萬猶太人被殺並被扔進了歐洲的垃圾堆，正是因為他們是猶太斂財奴。”

我提及這些左派中的種族主義者，為的是說明沒有光明的子孫或黑暗的子孫那種簡單的二分法。善與惡不是沿著政治劃分勻稱地分配的。但我已陳述了我的觀點，我們麵臨著所有的焦慮。一切都每況愈下，這是我們的日常擔憂。在私人生活中我們心神不定，在公共問題上我們備受折磨。

至於藝術與文學——它們情況如何？四周一片狂暴喧囂，但我們並未完全被衝昏頭腦。我們仍然能夠思考，能夠區分，能夠感受。更純潔、更微妙、更崇高的活動沒有屈從於憤怒和胡言。暫且沒有。書仍然有人寫，有人讀。為快速流變的現代讀者的頭腦提供閱讀可能更加困難，但仍然有可能衝破噪音抵達寧靜之地。在那片寧靜之地，我們也許會發現他正在虔誠地等候著我們。當複雜性增加，尋求本質的欲望也隨之增加。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無休無止的危機塑造了一種人，他經曆了可怕、怪異的事情，明顯減少了偏見，拋棄了令人失望的觀念，增長了與各種類型的瘋狂共處的能力，抱有追逐持久的人類之善的強烈願望——比如真理，或自由，或智慧。我並不認為自己誇誇其談，這方麵有許多例證。分崩離析？好吧，是的，有不少分崩離析的現象，但是我們也在經曆著一種非同一般的精煉過程。這個過程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閱讀普魯斯特的《重現的時光》，我發現他明顯意識到這一點。他描寫偉大戰爭時期法國社會的小說，驗證了他藝術的力量。他堅持認為，沒有藝術直麵個人和集體的恐怖，我們就無法了解我們自己和其他任何人。唯有藝術能衝破榮耀、**、理智和習慣在四麵豎起的貌似世界現實的高牆。還有另一個現實，更加真實但我們視而不見的現實。這個另外的現實不斷向我們發送暗示，沒有藝術我們就無法接收。普魯斯特將這些暗示稱為我們“真實印象”。若無藝術，這個真實印象，即我們延綿不絕的直覺感受，將隱秘難見，結果是，我們隻剩“現實目的之類的詞匯，卻誤以為它是生活”。托爾斯泰對此的闡述幾乎如出一轍。他的《伊凡·伊裏奇之死》也描述了同類的遮蔽生與死的“現實目的”。在最後的苦難中，伊凡·伊裏奇通過撕開遮蔽，看穿“現實目的”而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人，一個“人物”。

普魯斯特仍能夠在藝術與毀滅之間找到平衡，堅持認為藝術是生活所必需，是一個獨立的偉大現實，是一種神奇的力量。但很長一段時間裏，藝術不像過去那樣與主要生活領域緊密相連。史學家埃德加·溫德在《藝術與混亂》一書中告訴我們，很久以前黑格爾就已觀察到藝術不再處於人類的中心考量之內。這些中心考量現為科學所占據——一種“無情的理性追問精神”。藝術讓位到了邊緣，在那裏開辟了“一個博大、壯美、多彩的天地”。在科學時代，人們仍然繪畫作詩，但是黑格爾說，不管上帝看到現代藝術作品有多精彩，也不管我們“在聖父和聖母瑪利亞的形象中”發現何種尊嚴和完美，這些全無用處：我們不再屈膝於天神，我們久已不再虔誠地跪服在上帝麵前。創造力、大膽的探索和新的發明取代了“直接關聯”的藝術。根據黑格爾的觀點，純藝術最偉大的成就是擺脫了先前的責任性，不再是“嚴肅”的東西，而是“以形式的從容”讓靈魂從“陷入現實牢籠的痛苦”中得到升華。我不知道今天還有誰還能發出這樣的聲音，宣稱藝術可以讓“陷入現實牢籠痛苦”的靈魂得到升華。我也難以確定，此刻純科學的理性探究精神占據著人的中心考量。這個中心（也許是暫時的）似乎被我所描述的危機占領著。

19世紀的歐洲作家中有許多不甘放棄文學與主要人類活動之間的關聯。這種想法會讓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震驚。但在西方，偉大的藝術與廣大民眾漸行漸遠，形成了對普通讀者和中產階級的明顯蔑視。他們中的精英看清了歐洲產生的是何種文明：炫麗但動**而脆弱，麵臨被大災難吞噬。這是曆史學家埃裏克·奧爾巴克告訴我們的。他說，這些作家中有些創作了“奇怪但朦朧中讓人感到害怕的作品，或以悖論的和極端的觀點讓公眾震驚。或是出於對公眾的不屑，或出於他們自己小圈子的靈感，或存在致使其無法簡單而真實地書寫的某些不幸缺陷，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在乎所寫的作品是否便於讀者的理解。”

在20世紀，他們的作品仍然產生著主要影響，因為盡管展示了激進和創新，我們的同代人其實仍然十分保守。他們跟隨著19世紀的引領，維持著昔日的標準，以一種與上世紀大同小異的方法闡釋曆史和社會。如果他們感覺到文學可能再一次卷入“中心考量”之中，如果他們認識到存在著一種從邊緣返回的渴望——回歸簡單真實的強烈願望已經呈現，他們今天會怎麽做？

當然我們無法僅僅因為想要回歸中心而能夠回歸，但是人們需要作家，這點對我們具有重要性，而且危機的力量如此之大，呼喚著我們重返中心。開藥方必將無濟於事。沒有人能告訴作家該做什麽。想象力必須找到自己的路徑。但我們可以熱切地期望，他們——我們——可以從邊緣返回中心。我們作家無法充分地代表人類。美國人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曆史學家、新聞記者，還有作家又如何描述他們？在一種契約精神的光照之下，他們看到的是再熟悉不過的自身行為。這種在羅布-格裏耶和我看來如此乏味的契約精神光照之下的形象，產生於當代世界觀：我們把消費者、公務員、足球迷、情侶、看電視人寫進書中。契約精神光照之下他們的生存徒具形骸。還有另一種人生，來自持續的自我意識，拒絕那種光照塑型的虛假生活——即為我們定製的活著的死亡。它是虛假的，我們心知肚明，我們從未放棄對它進行支離破碎的秘密抵製，因為那種抵製產生於持續的直覺感受。也許人類無法承受太多現實，但也無法容忍太多的非現實，太多對真實的濫用。

我們沒把自己想象得太好；我們沒有足夠思考我們是什麽。我們的集體成就已經如此大步地“超越”了我們，以至於我們指向那些成就為自己開脫。我們普通人乘坐噴氣式飛機四小時內可以橫跨大西洋，這就充分代表了我們所能申言的價值。然後我們又聽說，現在是西方花園的關門時刻，我們的資本主義文明行將就木。幾年前西裏爾·康諾利寫道，我們將要經曆“完全的蛻變，不單單被定義為資本主義係統的崩潰，而是一種馬克思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未能預見的關於現實本質的大潮變”。這意味著我們內縮還不夠，必須準備繼續縮小。我不敢確定這應該被稱為理智的分析，還是知識分子作的分析。災難就是災難。把它們稱作成功，就如某些政客所為，實在愚不可及。但我提請大家注意這樣的事實：知識分子群體中有很大一批抱有越來越受人尊重的態度——關於社會、人性、階級、政治和性的觀念，關於思想和物質宇宙以及生命演化的認識。甚至在最優秀的作家群體中，很少有人花精力去重新審視這些態度或正統觀念。這樣的態度在喬伊斯或D.H.勞倫斯筆下要比一般作家的書中更為強烈地閃現。它們比比皆是，但很少有人提出嚴肅的回應。自二十年代以來，有多少小說家回看過D.H.勞倫斯，或者對性活力、對工業文明、對本能產生的影響提出過不同的觀點？在接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文學固守著老一套的理念、神話和策略。可以看看羅布-格裏耶所說的“近五十年最嚴肅的論文作者”。是的，確實如此。論文接論文，著作接著作，對最嚴肅的思想作出確認——波德萊爾的，尼采的，馬克思的，心理分析的，等等——產出於這些最嚴肅的論文作者。羅布格裏耶關於“人物”的見解，也可以用於這些觀念，維持大眾社會的日常，包括非人性化及其他。對此我們已神倦心疲。他們對我們的呈現畫虎類犬，對我們的塑造並不比古生物博物館重建的爬行動物或其他巨獸更像我們。我們遠遠柔軟得多，更加多才多藝，更加能說會道。我們更加豐富，我們都這麽感覺。

那麽，是什麽占據著當代生活的中心呢？在此刻，不是藝術也不是科學，而是人類在混亂和迷蒙中的決定：是忍受還是沉淪。整個物種——每一個人——都必須行動起來。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都必須輕裝上陣，卸下重負，包括教育的累贅和所有機構化的陳詞濫調，作出自己的判斷，幹自己要幹的事。康拉德所言極是，要喚醒我們心靈中天賜的成分。我們必須在許多係統的殘骸底下進行搜索。係統的失敗可以帶出有益的、必要的變化，使心靈能夠從程式化中，從一個過分限定並誤導的意識中得以釋放。我越來越經常將得體的觀念棄之一邊。長期以來我認可——或者說我以為我認可——這些觀念，試圖借以辨別哪些是我生活的原則，哪些是別人的。對於黑格爾所說的藝術不受“嚴肅性”限製，在邊緣閃光，以形式的從容讓靈魂在陷入現實牢籠的痛苦中升華之類，在這場生存鬥爭中現已不合時宜。然而，這不是說卷入生存鬥爭的人們隻有初步的人性而沒有文化，完全不懂藝術。我們的墮落和我們的殘暴顯示，我們的思想和文化是多麽的豐富。我們知道多少。我們感覺到多少。讓我們驚厥的鬥爭迫使我們簡化、反思，消除那些阻擾作家——以及讀者——達到既簡又真的不幸弱點。

作家們受到了很大的尊重。知識界對他們報以極大的耐心，繼續閱讀他們的作品，忍受著一個接一個的失望，等待著從藝術中聽到神學、哲學、社會理論以及純科學中聽不到的聲音。從中心的鬥爭中，傳出一個巨大、痛苦的渴望，希望能獲得更廣博、更柔韌、更豐富、更連貫、更明晰的描述：我們是什麽，我們是誰，我們為何而生存。在中心，人類為了自由與集體權力進行鬥爭，個人為靈魂的歸屬與非人性作鬥爭。如果作家不能再一次進入中心，那不是因為中心已被占領。絕對不是。如果他們希望進入的話，隨時可以自由踏入。

我們所處環境的本質——其複雜性、混亂和痛苦，是以掠影閃現的形式讓我們瞥見的，是以普魯斯特和托爾斯泰所感覺的“真實印象”傳遞的。這種本質時而顯現，時而又將自己隱藏起來。它退離時，我們又一次陷入疑惑。但我們似乎從未與發出短暫信息的深邃之處斷絕聯係。我們真正的強悍感，似乎來自宇宙本身的我們的力量，同樣時隱時現。對此我們避而不談，因為我們無從證明，因為我們的語言難勝其任，還因為很少有人甘冒發表此論的風險。他們不得不說“有一種精神”，而那是禁忌。因此，幾乎所有人都保持沉默，盡管幾乎所有人心裏都有這樣的意識。

文學的價值在於這些斷斷續續出現的“真實印象”。小說在物質、行為、現象組成的世界和另一個世界之間來回穿梭，後者產生“真實印象”，感動我們並讓我們相信，盡管麵對著惡，我們依然緊緊攀附的善卻並非幻覺。

年複一年創作小說的人，無一不意識到善的存在。小說難比史詩，亦仰望詩劇的豐碑。但那是我們的最佳選擇。它是當代的一舍棚屋，一個遮風擋雨的精神庇護所。一部小說在少量真實印象和構成我們稱之為生活主體部分的眾多虛假印象之間謀求平衡。它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各種不同的存在；單一的存在本身也部分是幻覺；而多重的存在表述著某些東西，偏重於某些東西，又將某些東西付諸實現，提供企及意義、和諧甚至正義的希望。康拉德說得有理，藝術試圖在這個宇宙的物質和生活現實中，找到基本的、恒久的、本質的東西。

[1] ? The Nobel Foundation 1926，虞建華譯。

[2] 原文為Time Regained，《追憶似水年華》的最後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