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張獻忠、羅汝才重舉義旗和楊嗣昌督師的慘敗
第一節 剿餉延期和加派練餉
崇禎十年，朱由檢在加征剿餉的詔書裏曾經說過：“暫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一年很快就過去了，楊嗣昌的“三月平賊”（十年十二月、十一年正月、二月）計劃卻無法兌現。農民起義的烽火雖暫時受到了遏止，但距離統治者希望的“**平”還遠得很。設想明廷會恪守諾言從此放下屠刀是不可能的，要繼續用兵就要繼續征餉。朱由檢忸怩作態地表白一番不願“失信”於民之後，就在“勉從廷議”的幌子下決定剿餉延期。[1]
到崇禎十二年，明王朝在軍事上的形勢仍然沒有多大起色。廷臣們歸咎於兵雖多而不精，提出了抽練邊兵的建議。在楊嗣昌的主持下，決定了抽練各鎮精兵的具體方案：“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餘授巡撫、副將以下分練。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內抵居庸，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東、河北兵得十五萬七千有奇；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警策應，餘授巡撫以下分練。”[2]按照這一方案，抽練總數為七十三萬多名。朱由檢一想到手頭將有這麽一大批精兵，實現“製虜滅寇”的夙願自無問題，於是欣然報可。
這時，副總兵楊德政又想出了一著高招。他認為“流寇”之所以難平，是因為他們出沒無常，流動不居；要想“滅寇”，關鍵在於加強地方武裝。因此，他建議地方政府實行“裁練”，具體說來就是府裁去通判，設練備一職，品級相當於官軍的守備；州裁去判官，縣裁主簿，添設練總一職，相當於把總級別。練備、練總隸屬於知府、知州、知縣，專門負責訓練民兵（或稱鄉兵）；民兵的任務是捍衛鄉土，不得調往他處；並且規定數額，每府練民兵一千、州七百、縣五百。這個方案得到朝廷的欣賞，楊嗣昌提議先在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實行，然後推廣到其他地方。[3]
為了練兵，朝廷又決定加征練餉。有的官僚擔心賦稅有增無減，勢必導致農民逃亡增多，甚至“驅民為盜”。楊嗣昌卻鼓動如簧之舌說道：“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並耳。”[4]崇禎十二年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練餉七百三十多萬兩。
就實行的效果而言，七十三萬精兵和各府州縣的民兵不過是紙上談兵，各地方無非虛報一個練兵數字，然後就借“練餉”之名拚命搜括[5]，“催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饕餮”[6]。結果是“餉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7]。崇禎十三年，全國性的大災荒固然同氣候有關，但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朝廷加賦迫使農民大批逃亡，耕地荒蕪。巨額兵餉的增加，並沒有改善官軍士卒的待遇，不過使將帥擴大了財源，“蓋各邊將士視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8]。明清之際就有一個封建文人深以加餉非策，他指出：“古來師行，糧食未有不用本色而用折色者。剿賊之餉，純用折色，已不得宿飽。……於是，師之所至，在在打糧，而楚、豫之苦兵甚於賊矣。”[9]
繼剿餉之後又加派練餉，充分顯露了朱由檢之流的凶殘和昏庸。他們以為可以通過無窮無盡的榨取，豢養一支龐大的軍事力量，用反革命的屠刀殺出一個天下太平。殊不知越是狠命把老百姓的褲帶勒緊，套在他們脖子上的絞索也就拉得越緊。“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句言簡意賅的俗語道出了一個真理：反動統治者總是利令智昏，迫使越來越多的人起來反對自己。
第二節 張獻忠、羅汝才等部再次起義
明廷的殘酷榨取，使社會矛盾迅速激化，客觀上的革命形勢正在不斷成熟。到崇禎十二年春天，張獻忠、羅汝才等部農民軍同明政府之間的關係已經相當緊張，雙方暫時維持著的“撫局”，像飄**在風雨中的蜘蛛網一般隨時可能破裂。農民軍在嚴密地戒備、仔細地觀察著四方的動靜。明穀城知縣阮之鈿在四月間寫下了絕命辭，房縣知縣郝景春拚命向上司請求援兵。這時，明廷正策劃著一場陰險毒辣的反革命圍剿。四月下旬，兵部尚書楊嗣昌和五省軍務總理熊文燦密謀，準備趁“邊氛暫斂”的時機，抽調大批軍隊秘密向鄖陽、襄陽地區集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殲滅張獻忠起義軍。為了實現這個肮髒計劃，他們一麵派人摸清“獻忠營內人眾若幹，強弱、虛實、向背情形”[10]，一麵檄調入衛京師的甘肅鎮總兵柴時華部、寧夏鎮總兵祖大弼部以及京營禁旅南下湖廣，同時命新任陝西三邊總督鄭崇儉“出師關、洛，趨會鄖、襄，與理臣合兵夾擊”；四川巡撫傅宗龍統川兵入鄖，配合熊文燦標下的總兵左良玉、張任學、陳洪範、龍在田等部齊頭並進。[11]
就在明廷計謀已定，忙於調兵籌餉之時，張獻忠或許得到了密報，或許從跡象中感到了迫近的危險。他果斷地決定先發製人，在崇禎十二年五月初九日率部重新起義。[12]起義軍輕而易舉地占領了穀城縣城，阮之鈿服毒自盡。張獻忠把曾向他勒索金錢的明政府官僚的名單和得錢數目，逐一寫在牆上，公之於眾，既揭露了明朝反動統治的黑暗，也從一個角度申述了重新起義的正義性。為了避免被明政府軍包圍，張獻忠決定西進房縣，同羅汝才等部會合。五月二十三日，張獻忠部義軍到達房縣，羅汝才、白貴、黑雲祥等三部立即響應，從二十四日起聯合圍攻房縣縣城。明知縣郝景春等負隅頑抗，到二十八日，城上已經沒有招架之力了，明鄖陽衛指揮張三錫打開北門投降，起義軍遂占領房縣，郝景春被處死。
穀城、房縣起義之後，在均州一帶“受撫”的王光恩、王國寧、惠登相、常國安、楊友賢五營首領聚集在一起商議何去何從。王光恩說：“大丈夫各立門戶，今獻忠反，吾輩亦反，是出其褲下，吾不為也。”當場咬破手指，歃血為盟，並上書熊文燦表明他的反動立場，請求明政府“分順逆”[13]。王光恩大言不慚地說什麽“大丈夫各立門戶”，拒絕同張獻忠、羅汝才等一道重舉義旗，實際上他並沒有立什麽門戶，不過是鑽在豪門犬竇當中充當一隻看家狗罷了。後來，被王光恩挾持的一些“受撫”首領降叛無常，而王光恩卻始終沒有回頭，在保衛明王朝搖搖欲墜統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到崇禎十六年，李自成起義軍由河南南下湖廣，他盤踞鄖陽，抵死抗拒，博得了明廷的齊聲喝彩。
穀城再起，像一聲春雷宣告了明政府招撫政策和偷襲計劃的破產。熊文燦感到大禍臨頭，慌忙下令給總兵左良玉，叫他率兵進剿。左良玉認為這一帶盡是大山，路途險阻，運糧不易，難以追趕。熊文燦自知無法向朝廷交代，希冀僥幸取勝可以減輕罪責，堅持要進兵。左良玉隻好同河南副將羅岱率領部眾冒著炎暑進兵。他讓羅岱打前鋒，自己跟在後麵。七月十五日從襄陽起程，隻走了兩天糧食就接濟不上，士兵饑腸轆轆，沿途采摘山中野桃、棗子為食，有的把軍馬殺了吃，有的甚至吃樹葉，直至七月二十五日才趕到房縣。張獻忠、羅汝才在播箕寨兩山之間設下埋伏，故意“佯敗二陣”，誘敵深入。官軍進入埋伏圈後，義軍一聲令下，把官軍全部包圍。官軍情知中計，亂成一團，副將羅岱被殺，左良玉拚命突圍，大敗而回，連總兵官的關防也不知道丟到哪裏去了，士卒死者一萬多人，喪失軍資器械不計其數。左良玉逃回房縣清點人數，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14]
張獻忠、羅汝才重新起義的消息剛剛傳到北京，左良玉的敗訊就接踵而至。崇禎皇帝氣急敗壞，下令把總理熊文燦、河南總兵張任學革職[15]，左良玉降三級圖功自贖。隨令各督、理分任責成，合力掃除，“立限十二月成功，延違一體參處”[16]。
穀城和房縣的再度起義，對明朝廷是個沉重的打擊，而對其他各支農民軍則是個有力的鼓舞。特別是在這以後約一年半的時間裏，張獻忠和羅汝才部是反抗明王朝的主力，吸引和拖住了明政府的大批官軍，這就為其他農民軍的發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崇禎十四年以後明末農民戰爭進入**同他們的鬥爭業績是分不開的。
第三節 楊嗣昌奉命督師
楊嗣昌奪情視事以後，一直擔任兵部尚書。崇禎十一年六月，他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仕、範複粹同時入閣任大學士，“仍帶管兵部事”[17]。崇禎十二年八月，新任兵部尚書傅宗龍抵京。楊嗣昌移交部務後，上疏請罪。朱由檢在二十二日批示：著楊嗣昌“回閣佐理”。楊嗣昌為了表示自己的謹慎小心，再次上疏請罪。盡管疏中毫無自請督師的意思，朱由檢卻在二十五日批示道：
輔臣屢疏請罪，誠懇愈如，尤見守法振玩至意。目今叛寇猖獗，總理革任，以輔臣才識過人，辦此裕如，可星馳往代，速**妖氛，救民水火。凱旋之日，優敘隆酬。仍賜尚方劍督師，各省兵馬自督、撫、鎮以下俱聽節製，副、參以下即以賜劍從事，其敕印等項，速與辦給。[18]
這是明廷命楊嗣昌出京督師的第一個文件。三天以前，朱由檢還手詔楊嗣昌回閣佐理，轉眼之間卻派他出馬督師，而且連權限範圍以至頒給劍敕等具體事務都做了明確規定，使楊嗣昌毫無推托的餘地。這正是朱由檢的特殊禦下之道。
經過幾天的準備，楊嗣昌被授予禮部兼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的官銜就任督師，簡稱督師閣部或閣部。九月初四日召對時，朱由檢說：“剿賊事前已麵諭，又有敕書，還有一事要緊，特召卿來密諭。”密諭的內容就是強調，“張獻忠曾驚祖陵，絕不可赦，其餘剿撫互用”[19]。朱由檢的“密諭”對楊嗣昌督師期間的軍事部署規定了根本方針。這是因為他考慮到明政府手中的兵力有限，要同時對付各部起義軍顯然力不從心。至於集中力量打張獻忠部，是由於張獻忠穀城再度起義，打破了明廷的撫局，使他恨之入骨。同時也因為張獻忠部是當時義軍中最強的一支，如能夠把張獻忠部殲滅，其他各部就比較容易對付了。至於說張獻忠“曾驚祖陵”因而絕不可赦，隻不過是一種飾詞而已，否則就無法解釋準許張獻忠在穀城“受撫”。
朱由檢對軍事部署做了指示以後，又說道：“輔臣督師，事不常有，今寫數字賜卿。”回頭命太監捧過他的親筆題詩賜給楊嗣昌，詩雲：
鹽梅今暫作幹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20]
楊嗣昌感激涕零，於九月初六日離開北京前往襄陽。十月初一日到達襄陽，即同革任總理熊文燦、太監劉元斌、巡撫方孔炤和總兵左良玉、陳洪範等人會商軍務。
楊嗣昌出任督師，表麵上氣派很大，實際上並沒有什麽良謀奇策，不過按照朱由檢的剿撫兼用的“密諭”行事而已。他調兵遣將，一心想打垮張獻忠部，而對於包括羅汝才在內的其他各支起義軍則盡量施展招降詭計，妄圖分化瓦解。當時李自成的部眾很少，去向又不明，楊嗣昌並不把他看在眼裏。為了達到剿滅張獻忠部義軍的目的，楊嗣昌認為必須集中兵力，改變過去進止不一的局麵。因此，他在十月初五上疏，建議任命左良玉為“大將”，掛“平賊將軍印”，賦予指揮其他參與鎮壓農民起義的各鎮總兵的權力。他說：“必立大將一員，總統諸部，聽其指麾，共臣謀劃，轉行調度。而後以威眾則無不服，以用眾則無不調，以殺賊則罔不摧，以平賊則罔不效。臣之不材，不敢方古裴度，而行間李愬，則良玉亦或庶幾。”[21]楊嗣昌推薦左良玉為大將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他自己盡管位高勢重，畢竟是文官，為了防止武將跋扈，調度不靈，需要籠絡一員實力最強的將領充當助手。而左良玉在當時諸將中比較能打仗，聲望也比較高。楊嗣昌希望通過破格重用，使左良玉感激用命，同時依靠左部兵力挾製其他將領。由於左良玉在播箕寨戰役中丟失了總兵關防，成了無印之官，楊嗣昌向崇禎建議，把藏在內府的“平賊將軍印”頒發給左良玉，並賜給敕書一道，明確規定左良玉的權限。朱由檢言聽計從，一一核準。
在部署軍事圍剿的時候，楊嗣昌還展開了一場政治攻勢。他在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刻榜懸賞通緝張獻忠，榜文上畫著張獻忠的頭像，書《西江月》一首，詞雲：
此是穀城叛賊，而今狗命垂亡。興安、平利走四方，四下天兵趕上。
逃去改名換姓，單身黑衣逃藏。軍民人等綁來降，玉帶錦衣升賞。[22]
榜尾大書賞格：“能擒張獻忠者賞萬金，爵通侯。”[23]榜文在湖廣、河南、陝西、四川等地到處張貼，張獻忠看到以後，笑道“營中有獲嗣昌者賞銀三錢”[24]，對這個位極人臣的督師閣部表示了極大的輕蔑。
第四節 瑪瑙山之役
張獻忠、羅汝才等獲悉楊嗣昌出馬督師後，預感到將有一場惡戰，就把隊伍帶進深山。楊嗣昌在襄陽籌劃進剿時，張獻忠部已由湖廣西進，轉入陝西、四川交界地區；羅汝才、過天星等部則活動於南漳、房縣、興山、遠安一帶。楊嗣昌秉承朱由檢關於集中力量首先打擊張獻忠起義軍的指示，於崇禎十三年閏正月檄諸道進兵，命陝西總督鄭崇儉率領副總兵賀人龍、李國奇的軍隊從漢中西鄉入川。他估計圍剿開始以後，張獻忠將率部折入陝西，因此命令左良玉以主力駐於陝西興安（今安康）、平利，另遣偏師三千人入蜀參加追剿。左良玉不同意這個部署，認為把主力留在興安、平利，隻遣偏師追剿，未必能夠奏效，而張獻忠部未必會北入陝西，萬一向西進入四川的成都平原就難以控製。因此，他拒絕執行楊嗣昌的命令，在二月初一日帶著部下兵卒由漁渡溪進入四川。楊嗣昌對左良玉擅自違反自己的節度很不滿意，把左良玉的申文轉報崇禎皇帝，意思是立此存照，打了敗仗也同自己無關。
二月初七日，左良玉所統主力和陝西官軍，同張獻忠部義軍在四川太平（今萬源市）瑪瑙山遭遇。義軍據守山頂，準備迎敵。左良玉由於新受命為大將，求功心切，在察看了地形險易後，下令由他自己統率的軍隊擔任中路和右路，陝西兵為左路，以擊鼓為號，同時發動進攻。起義軍雖然拚命反擊，終因力量不敵，被官軍攻上山頭，老營也遭到襲擊。獻忠大敗，部卒犧牲了三千五百多人。他自己用的鐫有“天賜飛刀”字樣的大刀，刻有“西營八大王承天澄清川嶽”字樣的虎符、鏤金龍棍，令旗、令箭、卜卦用的金錢以及妻妾敖氏、高氏等七口都被官軍擄獲。十反王楊友賢投降。張獻忠的軍師潘獨鼇躲在樹林裏也被官軍搜獲。楊嗣昌命令把敖氏、高氏和潘獨鼇關進襄陽監獄，飛章向朝廷報捷。朱由檢得報後欣喜異常，除了頒發賞銀等物以外，還命新任兵部尚書陳新甲製定將領立功賞格，催促楊嗣昌乘勝進軍。[25]
三月初九日，陝西官軍賀人龍、李國奇部在韓溪寺[26]又大敗張獻忠起義軍。起義軍陣亡一千三百人，張獻忠部將左營一條龍（薛成才）、右營順天王（賀國現）領著兩千多人投降。次日，官軍追到鹽井，起義軍又損失六百五十一人，前營二隻虎帶著一千多人投降。但這時張獻忠部仍有相當實力，在西撤途中將四川官軍張令部六千人包圍在柯家坪，直至湖廣官軍趕到後，張獻忠才解圍而去。三月十五日，陝西官軍又追殺起義軍於木瓜溪，義軍戰士犧牲了一千二百多人。張獻忠在連遭重大挫折以後，領著殘兵敗卒進入荒山野嶺，躲過官軍的追剿。
就當時的形勢來說，張獻忠的處境是十分險惡的。楊嗣昌毫不掩飾自己揚揚得意的心情，多次在給朝廷的奏疏和給其他官僚的信函裏，預言張獻忠被“擒斬”已經指日可待。然而，同他的預料相反，張獻忠部義軍終於渡過了難關，在崎嶇的征途上又勝利前行了。這裏的原因有三：一是張獻忠和他的忠實部下，沒有因為敵人強大和自己屢遭挫折而悲觀失望；二是山中的老百姓給了義軍很大的幫助，他們不僅拿出了食鹽、糧草等生活必需品支援起義軍，還對官軍封鎖義軍的行蹤，幫助起義軍探聽官軍的動向；三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逐漸激化，使他們不可能齊心合力地追剿起義軍。
前兩個原因比較明顯，這裏著重談談第三個原因，即統治集團內部文官武將之間矛盾的激化。瑪瑙山戰役以後，左良玉神氣起來，認為自己在這次戰役中立下大功，是違背楊嗣昌的部署才取得的，從此就不把楊嗣昌放在眼裏。楊嗣昌命他乘勝追擊，他偏按兵不動。楊嗣昌親筆寫信給他曉以利害：
聖意所重，全在逆獻一人。深箐四壁，險峻難逃。將軍在彼，嚴督窮搜，斷可必得。今雲十二日引兵而還，何耶？想窮穀無糧，大兵難駐。將軍必不得已而為此。或張應元、汪雲鳳亦能辦此則幸矣。萬一不能，而逆獻終逃不獲，將奈之何？將軍萬萬再畫必然之策，勿膠奇正之言，果大兵回興，須駐彼調度，期擒渠而止。毋令旁觀忌嫉之夫謂賊在掌握而複縱逸為患也。[27]
左良玉對此置之不理，仍然“高臥竹溪、屢檄不動，不肯協心窮搜深箐”[28]。楊嗣昌本來就性情褊狹，不能忍受別人的輕視，更主要的是急於抓到張獻忠以便向朝廷請功，因此對左良玉大為不滿。他在憤懣之中寫信給兵部尚書陳新甲，商量用陝西總兵賀人龍代替左良玉掛“平賊將軍印”。陳新甲即據以入告，取得了朱由檢的同意。朝命下達之後，楊嗣昌又猶豫起來，他知道臨陣易將，兵家所忌，何況無論在聲望上還是在實力上，賀人龍都不能同左良玉相比，於是又請求朝廷收回成命。這種用大將如兒戲的做法，反映了明廷內部的重重矛盾。左良玉聞訊之後，對楊嗣昌極為反感；賀人龍因為楊嗣昌透露過將任命他為大將正滿心高興，不料楊嗣昌出爾反爾，事情中途變卦，也懷恨在心。這樣，由於楊嗣昌心地褊狹和行事笨拙，大將沒有換成，反而弄成兩麵不討好。張獻忠充分地利用了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率領部眾偃旗息鼓從山間小路返回湖廣興山、房縣地區。
這年七月，羅汝才、白貴（小秦王）、武自強（混世王）等部在興山縣豐邑坪被京營官兵和湖廣官兵擊敗，陣亡士卒三千三百人。十三日，白貴、武自強、張自秀（張胖子）率部眾四千人於羊角寨投降。羅汝才感到兵單勢孤，乃於十九日同張獻忠部合營於白羊山。[29]兩人商議後認為官軍主力雲集湖廣，隻有進兵四川才有前途。於是，兩部義軍合力向四川挺進。楊嗣昌得到報告，決定自己親赴四川，“壓賊折楚，一鼓可完”[30]。不料川軍方國安部由於前任總兵羅尚文“虛冒剝削”，以致士兵“衣甲器械藍縷朽蔽，全不堪戰”。起義軍進抵大昌，楊嗣昌檄調方國安部“迎頭截擊”，方部未至而義軍已渡過昌江進抵淨堡。這裏原有川將張奏凱領兵五千據守，聽說義軍到來嚇得魂不附體，避上高山，使義軍不戰而過。楊嗣昌聞訊後氣得連聲抱怨川兵“毫無足恃”，以致“山川絕險”而起義軍卻“如履坦途”[31]。
第五節 張獻忠、羅汝才部轉戰四川
崇禎十三年秋，張獻忠、羅汝才兩部起義軍為了擺脫困境，決計聯合入川。九月初九日，進抵大昌城下。明四川巡撫邵捷春領著官兵在這兒據守。起義軍便繞過大昌，向開縣、新寧（今開江縣）、梁山（今梁平縣）行進。十七、十八兩日，張、羅二部在達縣地區作戰不利，又轉回大昌、大寧（今巫溪縣境）。本月底，起義軍在達縣尤溪口擊敗追襲而來的總兵方國安、參將羅於莘部官軍，趁勢進取巴州（今巴中市）。十月初三日，在巴州同敵副將張奏凱部作戰。十一日，過廣元縣，渡嘉陵江。十三日，攻劍州（今劍閣縣），破城後殺署印官。占領劍州以後，張獻忠、羅汝才曾打算北上廣元，經寧羌（今寧強）入陝西漢中，由於明陝西當局深恐義軍重返陝境，派總兵趙光遠、賀人龍統重兵扼險於川陝交界的朝天關。張、羅見入陝有困難，即於十六日從劍閣起營向南攻克梓潼縣。十九日於廟埡擊斃明副將羅萬象、韓光榮、劉貴、譚繹等。二十一日又敗陝西官軍賀人龍、李國奇部，活捉並處死了叛徒張一川（掃地王），隨即進抵綿州（今綿陽）。
起義軍在劍州、梓潼的勝利，迫使楊嗣昌向朝廷請罪。他在奏疏中說：
竊臣入川督剿，賊由廣元、昭化將奔劍州、梓潼，業於十月二十四日自梁山縣（今梁平）拜疏上聞。臣即衝泥冒雨，於二十七日早發梁山，經過大足（當是大竹）、廣安、嶽池，至於順慶（今南充）。親見隨行步兵跋涉之苦，馬騾倒損之多，臣亦心憂身病，憔悴支離，無複人理，始知蜀道之難果難於登天也。日望官兵一戰之捷，挫敗狂鋒，蹙之遄死。豈期蜀兵之脆，將領之愚，至不堪言。該署鎮方國安遣羅萬象（原作羅萬家，誤）、韓光榮、劉貴等，一潰於劍州之上真鋪；撫臣邵捷春遣寅啟高、孫逢聖、衛嘉增、鄒鳴等，再潰於綿州之亢香鋪（他書作沉香鋪）。皆行無哨探，止無營壘，夢夢焉如尋常走路，掉臂遨遊，而倏然遇賊，穩步入其伏中。即客將李國奇、賀勇、張應元與署鎮方國安等梓潼一戰，亦不隄（提）防賊“打倒番”，而先勝後敗，得不償失。臣在中途聞之，拊心頓足，仰天嗟籲。何區區二孽，若是其凶且狡，而我兵未能得誌也。[32]
楊嗣昌把圍剿的失敗歸罪於四川當局的疏於防範和陝西官軍的挾餉噪歸。四川巡撫邵捷春竟因此革職逮問，論罪棄市。巡撫一職由監軍道廖大亨接替。陝西總督鄭崇儉也被革職，由丁啟睿繼任。
十一月，義軍經中江破什邡縣，進至漢州（今廣漢縣），又經綿竹、金堂、簡州、資陽進至安嶽、樂至一帶。楊嗣昌和監軍大理寺評事萬元吉見官軍進止不一，處處被動，乃拔總兵猛如虎為總統，張應元為副總統，負責組織各部官軍追剿[33]。由於四川當局腐敗已極，無力組織有效的阻擊，起義軍一到往往不攻而下，加上張獻忠、羅汝才采取了“以走致敵”的戰術，使追剿官軍疲於奔命。在當時的官軍士兵中傳布著“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的“流言”。他們留戀左良玉的按兵不動，而對猛如虎驅迫他們一味跟在起義軍後麵窮追不舍深為不滿。
十二月初一日，起義軍破隆昌縣；初五日破瀘州，殺了途經該城赴任的明鬆潘道黃諫卿[34]和瀘州知州蘇瓊。初七日，攻克南溪縣；十一日又克榮縣[35]，進圍井研。十四日克仁壽縣，殺知縣劉三策。十六日清晨，起義軍到達成都東門外，見官軍守禦嚴密，即繞城北上，再次攻克德陽。此後又繼續北上，於昭化縣境渡過嘉陵江，二十九日夜間以騎兵詐稱楊閣部差兵賺開巴州。這樣，張獻忠、羅汝才起義軍自崇禎十三年九月入川之後，在四個月裏拖著官軍在四川腹地來了個千裏大遊行。他們既然已經把督師楊嗣昌、監軍萬元吉和相當一批官軍牽進了四川，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如何搶在官軍的前麵打出四川，到湖廣地區去開創新局麵了。起義軍戰士們勝利實現了“以走致敵”的方針，不禁心情激**，“飲酒鼓掌而歌，以詆嗣昌曰：前有邵巡撫，常來團轉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36]歌詞表達了起義農民對反動統治者的鄙視和對未來充滿著勝利的信心。
第六節 張獻忠、羅汝才部出川和攻克襄陽
崇禎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張獻忠、羅汝才部義軍從巴州起營，攻克通江縣，取道達州，打算沿進川時的舊路東出湖廣。明督師大學士楊嗣昌一麵命令總兵猛如虎等加緊追擊，一麵連續九次檄調駐紮在湖廣鄖陽地區的左良玉部進川堵截。正月十三日，起義軍進至開縣黃侯城[37]時，被猛如虎所統官軍追上。當時官軍業已“人馬困乏，多不能前”，有的將領主張休息待次日再戰。猛如虎和參將劉士傑求功心切，認為好不容易才追上義軍，如若耽擱一天起義軍又走遠了難免貽誤戰機。於是，不顧士卒疲憊，下令直前搏戰。雙方戰況非常激烈。張獻忠登高一望，見追上來的官軍數量不多，沒有後續部隊，乃揮眾衝殺而下，把官軍包圍在內。義軍戰士人人勇氣百倍，呼聲震天，衝鋒直前。官軍抵敵不住，亂成一團，參將劉士傑被擊斃，猛如虎潰圍脫逃，其子猛先捷、侄兒猛忠矢盡弦折，拔刀自刎。官軍經過這場惡戰之後，元氣大損，再也無力追趕了。而奉調入川夾剿的左良玉卻由於對楊嗣昌積恨甚深，對發來的九次檄令置若罔聞。待義軍即將由四川東出湖廣時，他竟拉起隊伍開往陝西興安，“若相避者”[38]。張獻忠、羅汝才部義軍在毫無阻攔的情況下，順利地出夔門（今奉節縣）經巫山進入湖廣。正月二十五日攻克興山，殺官軍守將吳國懋、知縣劉定國。[39]東進至當陽縣時，探得襄陽城內官軍守備單薄，乃定計奇襲。張獻忠親自率領輕騎一日一夜奔馳二百裏，到達襄陽附近，命部將率二十八騎偽裝成官軍，拿著繳獲來的楊嗣昌調兵文書混入城內。[40]二月初四日夜半，埋伏在城內的義軍將士放火為號，趁亂襲擊駐防官軍，城內頓時雞飛狗走，鼎沸起來。天明以後，起義軍主力一到，即占領了襄陽。明襄王朱翊銘被活捉。張獻忠坐於襄王宮中殿上，給朱翊銘一杯酒，說道：“吾欲斬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41]把他拖到襄陽西城樓上處斬，又殺襄藩貴陽王朱常法等。義軍打開監獄，救出了瑪瑙山戰役中被俘的軍師潘獨鼇和獻忠妻妾。獻忠下令沒收襄王宮中的全部財產，“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42]。
張獻忠、羅汝才部義軍的出川和攻克襄陽，同不到一個月前李自成部義軍攻克洛陽，是明末農民戰爭史上劃時期的裏程碑。它們標誌著明廷組織的反革命圍剿已經全盤破產，戰爭的主動權開始轉移到起義農民方麵。那位顯赫一時的督師、大學士楊嗣昌，這時也已經完全絕望。他在給湖廣巡撫宋一鶴的信中哀鳴道：“天降奇禍，突中襄藩。仆嘔血傷心，束身俟死，無他說矣。”[43]三月初一日，楊嗣昌死於湖廣沙市徐家花園[44]，結束了他的反革命生涯。
農民起義的勃興，在明廷內部激起了一陣軒然大波。明廷官員如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吏部尚書李日宣、左都禦史王道直等紛紛上疏，“極言樞輔之惡”[45]，要求追究楊嗣昌的責任。朱由檢因為楊嗣昌是自己力排眾議，特簡奪情委以重任的，大小臣工的群起責難，有損他的“明主”形象。於是，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進宮內，宣稱：“楊嗣昌係朕簡用，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尚有才可取。”接著他訓斥上疏的臣工是“大家排斥，意欲沽名。……本該重治，爾等又說朕庇嗣昌，姑饒這一遭”[46]。廷臣們見皇帝護短，隻好緘口不語。不久，楊嗣昌的死訊傳來，朱由檢接受兵部尚書陳新甲的建議，任命陝西三邊總督丁啟睿接替督師，起用因事下獄的原兵部尚書傅宗龍繼任陝西三邊總督，負責追剿農民起義軍。此後雖多次易馬，卻再沒有一個人能夠像楊嗣昌那樣得到朱由檢的信任了。
[1] 四川道禦史衛周胤在崇禎十五年四月的奏疏中說：“剿餉原暫行一年，次歲又複催征二百八十萬，吸盡百勝之膏血，實楊嗣昌流毒於天下也。”（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九七頁）後來，錢肅樂在《論恢複疏》中說：“往者，遼事起而有遼餉，詔書有言，暫累吾民一年，已而為定傾矣；及剿寇而有剿餉，詔書如前，已而複為定額矣；楊嗣昌請抽練九邊之兵以製虜滅寇，詔書複如前，已而複為定額矣。”（見《甬東正氣集）卷一）
[2] 《明通鑒》卷八六。
[3] 從湖廣巡撫宋一鶴的題本中可以看到，崇禎十三年湖廣各郡縣都已著手裁練，題本比較詳細地反映了地方上遵命裁練的情況。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八三至八六頁。
[4] 《明通鑒》卷八六。
[5] 明亡前夕，大學士蔣德璟在一次召對時說：“既有舊餉五百萬、薪餉九百餘萬（指崇禎三年增加的遼餉和十年加派的剿餉），複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三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若山（山海關）、永（永平）兵七萬八千，薊（薊州）、密（密雲）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宣府）大（大同）、山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並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朱由檢聽得刺耳，大發脾氣。蔣德璟退出後上疏重申自己的意見：“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不言及。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甚至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急。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並餉亦不能完，故追咎於議練餉之人。”（見李清《三垣筆記·附識》卷中）孫承澤也說：“楊嗣昌在兵部議加剿餉一（當作二）百八十萬，欲練兵十二萬為剿賊之用。餉既加，陝、豫、江、楚報兵八萬，然仍舊籍之兵也。又議加練餉七百餘萬，將宣、薊邊兵抽而練之，集成勁旅。營製紛紜，出彼入此，仍舊籍之兵也。剿不成剿，練不成練，而四海之困窮已甚矣。”（《春明夢餘錄》卷三五，《賦役》）
[6] 《明通鑒》卷八六引給事中王家彥疏。
[7]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三五，《賦役》。
[8] 《三垣筆記·附識》卷中。
[9] 《野老漫錄》。
[10] 楊嗣昌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密奏疏》，見《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1] 楊嗣昌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密奏疏》《再奏疏》，見《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2] 《平寇誌》卷三，記張獻忠重新起義的日期為六月初一日，又說七月初一日“獻忠焚穀城，西走房縣合曹操”。時間都不對。這裏是根據王鼇永《撫鄖疏稿》、《郝太仆褒忠錄》以及《楊文弱先生集》，三書的作者都是當事人，應屬可信。
[13] 《平寇誌》卷三。
[14] 王鼇永：《撫鄖疏稿》，崇禎十二年八月初二日題本《為塘報賊情事》。
[15] 張任學原為禦史，後改武職，任總兵。副將羅岱部即撥交他統率的軍隊。
[16] 《明清史料》乙編，第九本，第八七七頁。
[17]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三，《戊寅六月八日召對》。
[18] 《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五。
[19]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四。
[20] 朱由檢親筆題詩當時曾立碑文廟，現在西安市陝西省博物館內還保存了一塊（北京圖書館有拓片），詩後書“賜督師輔臣嗣昌，崇禎十二年九月”。有的書記載這首詩的文字略有出入，如首句中“今暫”二字作“暫借”，應以碑文為準。楊嗣昌到襄陽後豎起“鹽梅上將”的大旗，他的直屬標兵稱為“上將營”，都是以這首“禦製詩”做標榜。
[21] 《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五；楊山鬆：《孤兒籲天錄》。
[22] 談遷：《北遊錄》，《紀聞上》，《榜購一詞》條。按，此條首雲“總督楊文嶽嗣昌出師，榜輯劇寇張獻忠”，楊嗣昌字文弱，談遷誤為文嶽，又稱之為總督，遂與明保定總督楊文嶽混為一人。楊複吉《夢闌瑣筆》載此事時更寫成“保督楊文嶽出師榜緝張獻忠”，均誤。又楊氏所載詞中“興安、平利走四方”一句作“興安、平利走東鄉”。李馥榮：《灩澦囊》卷一所載楊嗣昌榜刊《西江月》詞句為：“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往來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無狀。雲屯雨驟師集，蛇豕奔突奚藏？許爾軍民綁來降，爵賞酬功上上。”或係楊嗣昌所刊另一榜文。
[23] 見《灩澦囊》卷一。崇禎十二年十一月楊嗣昌在《備述獻賊孤窮，亟宜懸賞購縛疏》中酌議“有生擒張獻忠者賞銀五千兩，加升玉帶，蔭錦衣衛指揮世襲；斬首來獻者賞銀二千兩，加升玉帶，蔭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其他分別給賞。此議於十二月初八日經朱由檢批準（見《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七；又見楊山鬆《孤兒籲天錄》卷十二）。按，楊嗣昌在朝廷麵前曆來謹小慎微，他在榜文中公布的賞格不大可能同朝廷認可的規格相抵牾，所謂“賞萬金，爵通侯”疑是傳聞之辭。但他在《飛報瑪瑙山大捷疏》（疏尾雲崇禎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奉聖旨，上奏時間當在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中說：“臣於兩月之前，恐其潛蹤遠竄，業已畫刻圖形，遍布湖廣、河南、陝西、四川等處，高懸賞格，預備擒拿。”既雲“兩月之前”當在崇禎十二年十二月間，同上引兩個材料相符。可知榜文上確已列出賞格，標準應是經朱由檢批準的規格。
[24] 見《灩澦囊》卷一。按，此事在《平寇誌》等書中，都記載於楊嗣昌追擊張獻忠入川之時，還說在楊嗣昌的衙門裏到處貼著“有斬閣部來降者賞銀三錢”，嗣昌“疑左右皆賊”。參考上引原始材料，恐係傳聞之誤。
[25] 瑪瑙山戰役中，張獻忠大敗的主要原因，是這時左良玉感恩圖報，肯於打硬仗。楊嗣昌決定暫時放過其他各部義軍，集中左良玉部和陝西、四川、湖廣官軍專一打擊張獻忠部，力量對比上占了絕對優勢。暫時獲勝是毫不奇怪的。戴笠、吳殳在《懷陵流寇始終錄》裏，對左良玉等部取勝的原因表示懷疑，說“獻，劇賊，喪敗至此，必有意外之變”，因而采取了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挑選一批精兵偽裝成打糧歸來的義軍將士混進營盤，突然內外夾攻，獻忠猝不及防，以致大敗的說法。彭孫貽《平寇誌》卷三、孫之《二申野錄》卷八，也持此說。其實，這個傳說是不可靠的。據現存左良玉出師時的報告，劉國能和李萬慶當時留守鄖陽，不在行間。另外，瑪瑙山戰役的經過，在楊嗣昌當時的奏疏裏有詳細的描寫，可資參考。
[26] 《綏寇紀略》卷七、《國榷》卷九七寫作寒溪寺，此據《楊文弱先生集》和《孤兒籲天錄》。
[27]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九。
[28] 楊山鬆：《孤兒籲天錄》卷十一。《綏寇紀略》卷八說，張獻忠派部將馬元利攜帶重寶去見左良玉，說：“獻忠在，故公見重。公獨不之思乎？公聽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專，無獻忠即滅不久矣。”左心動，實縱之去。這一說法不知可靠與否。但明後期官場上重文賤武的風氣十分盛行，左良玉等反動將領出於個人考慮，采取保存實力，“養寇自重”的辦法，當係事實。
[29] 據光緒十年《興山縣誌》，白羊山又名白羊寨，在縣城西偏北。
[30] 《楊文弱先生集》卷五三。
[31] 《楊文弱先生集》卷五二。
[32]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一，《獨請臣罪疏》。按，張獻忠、羅汝才部義軍在這次戰役中，連續擊敗四川官軍（主兵）和奉調入川的陝西、湖廣官兵，使楊嗣昌組織的圍剿遭到重大挫折，戰果是相當輝煌的。但是，無名氏作《紀事略》載：“梓潼一戰，累骨如山，十三省大兵喪歿殆盡。”過分地誇大了這一戰役的規模。
[33] 《國榷》卷九七。楊嗣昌選拔猛如虎、張應元為正副總統同左良玉、賀人龍不聽調遣有密切關係。
[34]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二，《再報蜀疆失守州縣疏》。
[35]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二。《嗒史》作營縣，誤。
[36] 《灩澦囊》卷一，邵巡撫指原任四川巡撫邵捷春；廖參軍指接替邵捷春的廖大亨。
[38] 《楊文弱先生集》卷五三，《與宋楚撫一鶴》。
[39] 《孤兒籲天錄》卷十四；光緒十年《興山縣誌》卷二一，《人物》。
[40] 《平寇誌》卷四，說這位部將是劉興秀，可備一說。崇禎十四年八月奉敕往勘襄陽失事情形的司禮監策筆太監王裕民的題本中，除了說到起義軍有“假充閣部差官，安置公署”者以外，還談到有“奸細伏於平日”以及從前安插在樊城的“降丁”，“盈千盈百，往來城中，不知是賊是兵”，又說監禁在襄陽監獄內的獻忠妻妾和軍師潘獨鼇也暗通線索（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八九頁）。總之，張獻忠為了奇襲襄陽，事先是做了周密布置的。
[41] 《平寇誌》卷四。按，餘瑞紫《流賊陷廬州府紀》（收入《野史無文》卷十四）載獻忠與襄王的對話較詳。此書作者雖自稱得自親身見聞，然核之以現存明檔（《明清史料》乙編，第十本，第九二四頁）等原始材料，作者所言多有失實之處，如攻克襄陽之日，可斷定為崇禎十四年二月初四日，餘瑞紫卻記於崇禎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因此不取他的說法。
[42] 《明季北略》卷十七。《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作“發銀十五萬以賑饑民”。
[43] 《楊文弱先生集》卷五三。
[44] 關於楊嗣昌之死，《綏寇紀略》卷八雲：嗣昌自川“返荊州，將謁惠邸。王命閽者謝曰：先生願見寡人者請先朝襄王。嗣昌慚，乃縊”。同書卷七又雲：“嗣昌聞襄陽破，遂不複食。及聞李自成陷洛陽，於是拊膺大慟曰：無麵目見上。伏毒死焉。”《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雲：“嗣昌敗後，左良玉以平行牒文侮之。嗣昌慚憤，乃仰藥自殺。”嗣昌子楊山鬆於《孤兒籲天錄》中力辨其誣，雲其父乃病死。按：據楊嗣昌死前書函及在嗣昌左右之監軍萬元吉所作《籌軍錄序》可知嗣昌時已病重，疾中獲悉福、襄二藩相繼告陷，驚悸轉劇，雖曰死於病，實亦死於時局也。嗣昌歿時方五十餘歲，尚在壯年，距襄陽之破不足一月，相傳自盡，不為無因。然在疑似之間，未可據為定論。
[45] 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46] 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中所記文字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