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大西軍在四川002
[43] 嘉慶十八年《什邡縣誌》卷三八，《人物》。
[44] 《蜀難敘略》。
[45] 《雅安追記》。
[46] 至今見於文獻和實物的大順通寶有兩種：一種背麵無字，略小；另一種背麵孔穿下有“工”字，略大。
[47] 見丁福保撰《古錢大辭典》下編《補遺》，第五一九頁，圖版上編《補遺》，第四一一頁，《拾遺》上編圖版，第八頁；袁庭棟著《張獻忠傳論》所附圖版，也有西王賞功銅幣拓片。這種賞功錢至今隻發現於四川，在湖北、湖南和江西還沒有見到發現的報道。錢上用“西王”二字，推測當在入川初期鑄造。
[48] 《五馬先生紀年》。
[49] 《聖教入川記》，本節內引文，凡未注明者均出自此書。
[50] 《聖教入川記》記載了三件儀器的情況：“按二球之大，須二人圍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宮環列其上，配以中國天文家所演各畜類，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國天文家之天圖。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國名、省名、城名與及名山大川曆曆可數。經線、緯線、南北兩極與黃道、赤道、南北溫道無不俱備。至於日晷，列有黃道午線及十二星宮與各度教，日月軌道如何而明，歲時因何而定，了如指掌。以上各器部位尺寸，大小合宜，實為當時特出之物。”
[51] 《聖教入川記》。《綏寇紀略》等書說，獻忠“聘井研陳氏（明末大學士陳演之女）為偽後，封其兄為國戚。不十日，陳賜死，兄及兩尚書皆極刑”。
[52] 清陳祥裔耦漁輯：《蜀都碎事》卷三。
[53] 乾隆《新繁縣誌》卷十一，《兵燹》。
[54] 康熙五十三年《長壽縣誌》卷四。
[55] 《聖教入川記》。
[56] 《雅安追記》。
[57] 《聖教入川記》。
[58] 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及袁庭棟著《張獻忠傳論》所附圖片及釋文。
[59] 沈荀蔚：《蜀難敘略》。按，對明朝仕宦，初期主要是征聘他們出任官職。“皆殺之”一語不確，但殺了一部分（包括授職的某些人員）則是事實。
[60] 楊鴻基：《蜀難紀事》，見乾隆四十二年《富順縣誌》卷五，《鄉賢》下。
[61] 黎遂球：《蓮須閣集》卷三，《中興十事書》。
[62]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二。《國榷》卷一〇三記甲申十二月弘光朝廷再諭：“督師大學士王應熊：蜀將悉聽調遣，文武官吏、漢士兵惟卿用之。”
[63] 《蜀難紀實》。
[64] 《國榷》卷一○四。
[65] 道光《樂至縣誌》卷十四，《人物》，宿士敏《鄒公易齋傳》。
[66] 《灩澦囊》卷三。
[67] 《蜀難紀實》。
[68] 康熙《四川成都府誌》卷二六，《賊盜·張獻忠》。
[69] 雅州由於混入大西政權的地主分子郝孟旋密圖反水，偽造了張獻忠的詔書，把起送在途的本州生員全部追回，雅州生員因此逃脫了這次屠殺。見李蕃《雅安追記》。又，乾隆四年《雅安府誌》也記載：“是年（一六四五年）獻忠檄蜀士子盡赴省試，違者以軍法論，監軍郝孟旋矯獻忠詔曰：‘雅係邊地，承平時自專心文墨，今羌夷不時竊發，久已棄詩書而事幹櫓矣。賓興之典，宜俟異日。’時蜀士赴試被殲無遺，獨雅安諸生獲免。”（卷十，《勘亂》）
[70] 某些史籍記作青羊宮事件。如李馥榮《灩澦囊》記：“八月，屆期至者五千餘人，盡殺於青羊宮側。”《蜀碧》中說，歐陽直是當時被起送到成都參加“特科”的士子之一，由於年齡較小，免於被殺，發到大西軍營內幫辦文書。他在所著《蜀亂》一書裏，記載各地士子集中的地點是大慈寺。特科事件發生的時間也有不同說法。如道光八年《新津縣誌》，記該縣生員藍煒奉調參加特科，“十一月初十日，同多士死於東門外”（卷三三，《忠節》）。康熙年間西充縣人李昭治所作《西充鳳凰山誅張獻忠記》說：“乙酉十二月十五日，收殺紳士，自進士以至生員二萬二千三百有零，積屍成都大慈寺。”（見康熙《西充縣誌》卷十，《藝文》上）
[71] “除城盡剿”，在當時四川人士的記載中是常見的，有的還根據親身見聞敘述，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些記敘的可靠性。
[72] 詳見後文。
[73] 毛奇齡：《後鑒錄》。
[74] 康熙《四川成都府誌》附《蜀難紀略》。
[75] 參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胡昭曦《四川地區有關明末農民起義的一些碑石》。
[76] 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誌》卷八，《兵事》附。
[77] 《聖教入川記》中，記載張獻忠按自己的意思作成諺語道“天造萬物為人，而人受造非為天”，實際上就是這個“聖諭”經過兩次轉譯之後，在文字上出現的差異。據說張獻忠自鳴得意，叫傳教士“將此語速寄歐洲，使文人學士先睹為快”。同書還記載了張獻忠對傳教士發的謬論“四川人民未知天命，為天所棄”，“今遣我為天子，剿滅此民，以懲其違天之罪”等。這種語言同現存“聖諭碑”文，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
[78] 如光緒三十一年《內江縣誌》說“官兵之虐，甚於流賊”（卷十二，《外紀》）。歐陽直《蜀亂》記：“又合陽土豪李調燮，嚐對餘言及彼集士兵紮寨，時無糧，每發兵捕人謂之人糧。凡拏到人口，選肥少者付廚下，餘者係瘦，乃給兵士，烹宰俱按整豬羊法。彼受招安入楊展營，人贈以綽號曰萬人墳。”
[79] 當時江津人士龔懋熙記載說：“時天下無主，官兵所過尤烈於賊，裏巷恣睢雄傑之徒，借起義為名，驅民為兵，眾至千、萬，文士反依依焉。督撫崇銜、侯伯重爵，攫而取之，在廷唯唯而已。其究也，民盡為兵，廢耕絕食，旋亦自相食以盡，全川自此煙火斷絕凡十五年。”（嘉慶九年《江津縣誌》卷十五，《藝文》，龔懋熙：《敘略》）又如南明範文光、曹勳在雅安搜括百姓的糧食，竟至於“已播穀種，亦漉來作食”。官軍在路上碰見百姓，哪怕隻有一碗米也“殺而奪之。由是僵屍橫路，白骨遍野”（李蕃：《雅安追記》）。時人楊鴻基在《蜀難紀實》中也說：“時蜀土不耕已二年，餘糧罄竭，民惟拾穭穀，采野蔬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而諸兵搜劫無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於兵則死於餓。蜀難至斯轉劇，民存十不能一矣。”又，歐陽直《蜀亂》雲：“時官兵無糧，曾英條議雲：今沿江閑田，一望荒蕪，各營所獲牛隻頗多，請準兵丁擇便屯種，無事則登岸耕作，有警則登舟敵愾。閣部（王應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業，未經奉旨，何得給兵，不允其說。於是，營兵盡搶劫以自活。自敘、瀘以至重、涪兩岸，打糧至一月路上，地方殘民盡餓死，田土盡荊莽矣。”
[80] 明末清初四川“以人為糧”的現象相當普遍。這裏舉幾個例子：崇慶州有袁姓一家兄弟五人，“奉母偕眾避難，至晚無食，眾擇其肥大者殺而食之。五人已殺其四，第五子奉母逃到他縣，竟免其難”（光緒三年《崇慶州誌》卷十二，《雜識》）。又如時人歐陽直，“自內江同潰兵過威遠，遇十數饑人邀於路，見人眾不敢近，猶狂呼曰：‘走不去，丟下兩個與我們做糧飯罷’”。他自己在順治三年，由南明四川巡撫馬乾委任為安居縣令，抵任後，“忽一夜有人告餘曰：‘我輩久無糧食，每借人為食，渠等今且欲謀及縣君矣。’”說得歐陽直頭皮發麻，連夜逃走。（《蜀亂》）
[81] 如民國十八年《南充縣誌》記載：“蜀保（寧）、順（慶）二府多山。遭獻賊亂後，煙火蕭條，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約以千計。相率至郭，居人移避，被噬者甚眾。縣治學宮俱為虎窟，數百裏無人蹤，南充縣尤甚。”（卷十六，《外紀》）
[82] 張宏畉：《邑誌紀聞》載，順治四年“又加瘟疫流行，名馬蹄瘟，患者多死”。（嘉慶十八年《峨眉縣誌》卷九，《藝文》）
[83] 如川北的廣元縣，在順治五年清朝知縣高培元抵任時，“百姓農業盡廢，至是每市米一鬥，價五兩（按，明清正常糧價約為一石價銀一兩，此時高達五十倍），百姓易子析骸，弱肉強食。且疫癘流行，死亡遍野，苟全性命者僅十一於千百”（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誌》卷八，《兵事》附）。又如同治《綿州誌》記載，順治五年和六年“全蜀大饑，人民相食，逃亡幾盡”（卷三五，《祥異》）。清軍的橫征暴斂是造成饑荒的重要原因。如順治五年清朝總兵“柏（永馥）、馬（化豹），蘆（盧光祖）等，複鎮順慶，而一時糧餉不繼，夏取民之麥，秋又取民之禾。起視斯民，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如之何其使民不饑而死也”（民國十八年《南充縣誌》卷十六，韓國相：《流離外傳》）。清初安嶽人周於仁說：“迨戊子、己醜（順治五、六年），五穀無遺種，鬥米三十金，民皆采掇草子樹皮野果為食，絕鹽味，無定居。”加上“以人肉為家常飯”的土匪和“能破壁、升屋、上樹傷人”的虎害，才造成安嶽和樂至“兩縣絕人跡，少煙火者二十餘年”的局麵（見道光二十一年《安嶽縣誌》卷十五，《祥異》；又見光緒二十三年《續修安嶽縣誌》卷四，《外紀誌》）。這些材料都說明，在順治三年張獻忠犧牲、餘部經貴州轉入雲南以後，四川才經曆了一場最嚴重的破壞。
[84]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八九頁，《陝西總督孟喬芳啟本》。
[85]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九二頁，《總督八省軍門佟揭帖》。
[86] 孟喬芳：《孟忠毅公奏議》卷上，《題為再報漢中情形並陳開川事理仰祈聖鑒以奏**平事》。
[87] 《清世祖實錄》卷二一。
[88] 同4。
[89] 《清世祖實錄》卷二三。
[90] 劉進忠叛逃事，歐陽直在《自紀》中雲：“乙酉（1645）年春三月，營將劉進忠叛獻走秦隴。”當時，歐陽直正在劉進忠營內，似乎不應該弄錯時間。可是參考其他文獻，可以肯定說乙酉三月是不對的。他在所著《蜀亂》中，也把劉進忠叛投清朝載於丙戌年下。
[91] 劉進忠投降清朝的原因和經過，各種史籍說法不一，這裏主要是根據費密《荒書》和韓國相《流離外傳》（見民國《南充縣誌》卷十六）。順治十八年三月張鳳起撰寫的神道碑，敘述了劉進忠的家世和早年經曆：“公諱進忠，字虎山，陝西漢中人……夙傳華胄。其先人多以軍功武烈顯著當時。”“父胤昌，原任漢中寧羌衛千戶。”“公弱冠，喜儒術，習文辭，然而讀書通大義，不斤斤章句為務。”也許能夠說明劉進忠的叛變具有較深的思想根源。由於蜀道險阻，非有向導莫能得其要。熟悉地形和大西軍內情的劉進忠自告奮勇，充當引路人，對肅親王豪格部順利入川，顯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事後被“題名劍閣”，任為益陽總兵，用農民革命英雄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參見《清故鎮守益陽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等阿思哈哈番劉公神道碑》，碑在北京市海澱區魏公村。
[92] 據《聖教入川記》的記載，張獻忠的這次戰略轉移，是計劃前往陝西。《紀事略》也說，獻忠“一日召兆齡、可望等議曰：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屢撫屢叛，將若之何？朕意欲棄蜀出秦，一得長安，則中原首領自我而據，且關中為我故鄉，諸將兵多係秦人。自來強兵戰馬皆產於秦，要圖大事還是陝西”。時人韓國相記，獻忠帶領大西軍行至南充、西充地區後，“備舟造楫，聲言直取南京”（見《流離外傳》）。直到獻忠犧牲為止，大西軍在順慶府滯留了將近三個月，原因不清楚。至少說明他決策北進陝西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93] 李昭治：《西充鳳凰山誅張獻忠記》說：“是時，賊將劉進忠已降大清肅藩，導之討賊。賊營人馬不戒，弓刀無備。初有言大兵至者，逆獻怒曰：‘搖黃賊耳！’即殺言者。大兵將近，複報獻。獻又殺之。大兵已壓賊營，獻不披甲，衣常服，加飛蟒半臂，率牙將出現，與大兵隔太陽溪。劉進忠指曰：‘此即張獻忠。’大兵中南伊馬喇射穿逆左乳下，仆馬而斃。”《綏寇紀略》卷十、《寄園寄所寄》卷九引《誅剿新編》、毛奇齡《後鑒錄·昆山王源魯先生遺稿》殘明前編《獻忠屠蜀》條、顧山貞《客滇述》等書，都說是劉進忠投降清朝後，充當向導，引清兵直奔獻忠駐地。清康熙年間大學士張玉書，根據檔案文書寫成《紀滅闖、獻二賊事》其中說：“比抵南部縣境，有前鋒擒賊生口至，具言獻忠方列營順慶之西充縣，急擊之可就擒……”（《張文貞公集》，卷七）《清世祖實錄》卷二九，記順治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靖遠大將軍和碩肅親王豪格等奏報：“臣帥師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偵得逆賊張獻忠列營西充縣境。”兩種說法略有不同。
[94] 《張文貞公集》卷七。
[95] 張玉書記載張獻忠犧牲的情況略有不同：“黎明，抵西充之鳳凰觀。會大霧晝晦，勒軍登山。賊諜者知之，馳白獻忠曰：‘王師至矣。’獻忠堅臥不為動，曰：‘豈真從天而降耶！或秦督孟喬芳兵至耳，一戰當立敗矣。’頃之，王師逼賊營，獻忠方在廄閱馬，聞急，大驚，倉皇麾所部馬、步兵迎敵，自乘所愛馬馳走，不及擐甲。有裨將某馳射之，貫其胸。獻忠負創還營。鼇拜、準塔等鼓勇力擊，大破賊眾，遂擒獻忠，斬於軍前。士民飲恨獻忠者，爭往斫其屍於軍門外，不移時骨肉俱盡。”（《張文貞公集》卷七，《紀滅闖、獻二賊事》）
[96] 《清世祖實錄》卷二九，記豪格奏報：“臣至，複分兵四出，破賊營一百三十餘處，斬首數萬級，獲馬騾一萬二千二百餘匹。”同書卷五三、卷一○七，兩次追敘豪格的“功績”說，“又複入川，攻克內江縣，擊敗張獻忠一百三十六營，斬賊首獻忠及其偽巡撫、總兵等官二千三百有奇，俘獲無算。廣宣德意，招來文武官二百三十五員、馬步兵六千九百九十有餘，四川大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