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關之戰002
[5]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
[6] 劉尚友：《定思小記》。
[7] 張正聲：《二素紀事》。
[8] 史可法：《請飭禁門戶疏》，見《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
[9] 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三四；《國榷》卷一○○。
[10] 關於談判的情況，史籍中有種種說法。《國榷》卷一百說，杜勳在城下喊話，“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亦縋上入見，述賊語，請遜位。上怒叱之。”《平寇誌》卷九所記相同。陳濟生《再生紀略》說，三月十八日“申酉時分，賊密遣杜勳通話，欲中分天下，謀之大僚，不可而止”。《甲申傳信錄》卷一雲：“是日，賊遣叛監杜勳縋城入講和，盛言李闖人馬強眾，議割西北一帶，分國而王，並犒賞軍銀百萬，退守河南。當局茫然無應。內臣告上，上密召見之平台，輔臣魏藻德在焉。勳具以事白上，且言闖既受封，願為朝廷內遏群寇，尤能以勁兵助製遼沈，但不奉詔與覲耳。因勸上如諸為便。上語藻德曰：‘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藻德默然不答，鞠躬俯身而已。上憂惑不能坐，於龍椅後靠立，再四詢藻德定議，藻德終無一辭。上命勳且回話，朕計定另有旨。複縋勳還營。”《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也有這樣一段記載。另在三月十二日下又說：“薊遼總督王永吉陷賊，縱歸。中樞張縉彥疏請召對。下旨先問來意。永吉雲：闖賊有二說，一如楚漢分地，一解甲歸朝以大將軍輔政。聞者大駭，不許召對。”文秉《烈皇小識》卷八所記亦同。按，王永吉當時並沒有被大順軍俘獲，所記有誤。以情理而言，大順軍已經兵臨城下，談判中提的條件就隻能是同永昌元年詔書一樣，要朱由檢遜位，也就是投降，其他的說法大概都不可靠。
[11]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中。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有《縋賊上城紀事》一文。惜我所見北京圖書館藏刊本缺二頁，這篇文章正在缺頁之內。但書前既有這篇文章的題目，至少可以證明義軍代表上城談判完全屬實。當時任明朝兵部職方司郎中的張正聲說，“是夜（十七日夜），降璫杜勳吊城，坐樓上與三軍門敘話”，也可資旁證（見《二素紀事》）。李長祥所記城頭上坐者為“城下都督爺”，似乎是大順軍的一位將領，詳情待考。楊士聰《甲申核真略》以“杜勳已叛，安肯複回”為理由，否定有杜勳入城談判之事，失之武斷。
[12]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大順軍於十八日申時攻克外城。
[13] 王世德：《烈皇帝遺事》。
[14] 《天問閣集》卷上，《新樂侯劉氏傳》。
[15] 景山公園中有一棵槐樹，相傳是崇禎自縊處。然而，當時在北京的人留下的記載不少，雖然都說吊死在煤山，具體地點卻不一致，沒有任何人說吊死在那棵槐樹上。這棵槐樹還在，並不太大，不像三百多年的古樹；何況要說崇禎吊死在上麵，這棵樹當時就不能太小。估計這種說法起源於清代宮內人員的附會。
[16] 《燼宮遺錄》卷下。王世德《烈皇帝遺事》也記載了這件事，文字略有不同：“上執太子手大慟曰：‘爾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罷，不必戀我。朕必死社稷，有何麵目見祖宗於地下。爾等切要謹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當呼為老爺，幼者呼為相公；若遇平民，老者呼為老爹，呼幼者為老兄，或稱為長兄，呼文人為先生，呼軍士為戶長，或稱曰長官。’言畢，大聲曰：‘爾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遂嗚咽不能出聲。”太子、二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雖經乃父的一番教誨，畢竟少不更事。大順軍進城以後，他們成了俘虜，同別人談到大順軍時還是滿口“賊”字。原大學士丘瑜聽得心驚肉跳，偷偷以筆書於掌示之雲：“今後勿言賊字。”（劉尚友：《定思小記》）
[17] 《甲申核真略》。
[18] 張正聲在《二素紀事》中說：“十九日早，賊從正陽、安定門兩股分入。”
[19] 《明季北略》卷二○。又劉尚友《定思小記》中也說：“辰刻入城，果爾肅然。”
[20] 《國壽錄》卷一，《左中允劉理順傳》雲：“須臾賊入，百姓歡迎。”
[21] 趙士錦：《甲申紀事》。
[22] 許多書上都說大順軍開始進攻北京時，李自成即已親抵城下，甚至說他向著城上大罵。這種違反常識的說法根本不足信。又，《鹿樵紀聞》卷下《槐國人政》條說，李自成進城時先到西直門，“拔劍去鏃，向後三發，令曰：‘軍士入城敢傷一人者，殺無赦。’忽有黑氣湧門而出。宋獻策曰：‘此害氣也，宜避。’乃改從德勝門入”。錢甹隻《甲申傳信錄》卷一也有類似記載。這種說法並不可靠。因為李自成是在大順軍占領全城以後才從德勝門進城的，申明軍紀應當是在軍隊進城以前。根據當時正在北京的祝淵等人的記載，分守西直門的明朝官僚是吳麟征，他在大順軍圍城時，用土石把西直門的城門洞子堵了個嚴嚴實實。李自成在京期間，西直門一直沒有開過。清兵進京後才把土挖掉，重開西直門。此外，李自成從德勝門進京，不僅是因為這個城門的名稱具有以德製勝的象征性意義，而且他從沙河鞏華城過來，由德勝門進城路途也最便捷。
[23] 承天門在清順治皇帝親政後改為天安門。
[24] 《甲申核真略》；《甲申紀事》。
[25] 張正聲：《二素紀事》。
[26] 《甲申核真略》；《甲申紀事》。
[27] 《國榷》卷一百。永王所封公爵之號，諸書失記。《國榷》寫作“永王改口永公”。《甲申核真略》雲：“封東宮為宋王，定、永二王亦各改封為王如故。”甲申以後，朱由檢三子中太子的下落眾說紛紜，無法取信。永王結局也不清楚。隻有定王朱慈煥被大順軍將領帶到河南，後來又逃往安徽、浙江等地，長期隱姓埋名。康熙四十七年時已經七十五歲了，在山東汶上縣李朋來家充當塾師，被清政府捕獲，不久全家處死。這個案件清政府稱之為“偽朱三太子案”。其實，朱慈煥的口供說得非常清楚，他是朱由檢的第四子（第三子為永王朱慈炯），他的六個兒子仍按朱元璋《祖訓》中規定的排行第二字以“和”字命名，其孫兒名曾裕，蓋隱曾祖父（朱由檢）臨禦天下之義。康熙皇帝審閱了全部案卷，明知確係崇禎的後裔，卻故意說是假的，全部殺光。玄燁南巡時，一再拜謁明孝陵，表示要尋求朱氏子孫奉祀。朱慈煥一生顛沛流離，並沒有從事反清活動，卻硬給安上一個“偽”字實行斬草除根，政治手腕真是到家了。這個案件的詳情見《史料旬刊》第二期所收康熙四十七年直隸巡撫趙弘燮的奏疏；又見李朋來《張先生傳》以及《清聖祖實錄》的有關部分。
[28] 《甲申核真略》。
[29] 聾道人（徐應芬）：《遇變紀略》。
[30] 《明季北略》卷二○作“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趙士錦《甲申紀事》作“有能出首者爵通侯，黃金萬兩”。這裏是根據楊士聰的《甲申核真略》，該書原注紫禁城被農民軍誤書為“紫金城”，作者可能看到了大順政權發出的告示牌。
[31] 關於這件事各書所記文字多有不同，這裏據《甲申核真略》。作者楊士聰說：“此餘聞之周中官自內出親見之者。”
[32] 據談遷《金陵對泣錄》說，朱由檢和周後的屍體移出宮城後，由明朝兵部武選司主事劉養貞出私錢八千，買柳木棺殯殮。三天後，大順政權用紅漆棺和黑漆棺各一具，改殮了崇禎帝、後。清朝康熙皇帝在宮中聽到另一種說法：朱由檢死後，“屍首暴露東華門橋上，官員無一尋收者，太監慈有芳覓棺殯殮”（見《清聖祖實錄》卷二九一）。這種說法同當時留下的各種記載不符，很可能是宦官們編造的，借以表明自己最能效忠主子。
[33] 即今昌平區明十三陵中的思陵。趙士錦《甲申紀事》雲：四月“初三日，葬先帝及後於田貴妃墓，黎明令數人舁去”。根據承辦這件差事的署昌平州吏目趙一桂的申狀，他在三月二十五日接到大順政權順天府的檄文後，“即動帑銀，雇夫穿田妃壙，葬先帝及周後。四月戊午朔，職用夫二十名舉先帝梓宮、夫十六名舉周後梓宮至州。越三日庚申發引，翌日辛酉下窆”。大順政權隻派了禮政府主事許作梅（大順軍進京後錄用的明朝降官）任監葬官，沒有任何的鋪張。下葬時昌平州的經費不夠，許作梅束手無策，當地十名紳士“斂錢三百四十千”才勉強完工。趙一桂的申狀還說：“田妃葬於無事之日，棺槨如製。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四七，《趙一桂傳》）事實經過說明，大順政權在安葬朱由檢一事上是非常簡慢的，當時的京師官民對此也是相當冷漠的。譚吉璁在《延綏鎮誌》中說：“俄得崇禎帝凶問，賊往煤山臨而哭之，曰：‘我來與汝共享江山，如何尋此短見識？’諸賊無不灑淚，乃以帝禮殯之。”（卷五之四，《僭國列傳》）錢邦芑《崇禎甲申燕都紀變實錄》雲，三月二十一日，“在京大小官員由東華門入朝拜賀，禦座上不見有人，但見青衣小帽一人傳呼。賀畢，眾官請殯先帝。見青衣傳一批雲：‘帝禮葬，王禮祭，二子待以杞、宋之禮。’眾官又求並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語雲：‘準了’”。恐怕都屬於傳聞之辭。
[34] 趙士錦：《甲申紀事》。
[35] 聾道人（徐應芬）：《遇變紀略》。
[36] 陳濟生：《再生紀略》。
[37] 趙士錦：《甲申紀事》。按，陳濟生《再生紀略》和無名氏《燕都日記》，說這是丞相牛金星出的布告。李天根《爝火錄》卷一於三月十九日下記：“吏政府大堂諭：為奉旨選授官職事。照得大順鼎新，恭承天眷，凡屬臣庶，應各傾心。爾前朝在京文武官員，限次早一概報名匯察。不願仕者聽其自便；願仕照前擢用。如違抗不出者，大辟處治。藏匿之家，一並連坐。仰各遵新旨，共擴皇圖。赴謁宜先，趨選宜後。須至榜者。永昌元年三月 日示。”《爝火錄》成書較晚，這段文字和《明季北略》卷二三相同，而《明季北略》中這一條又是抄自反動小說《新世宏勳》（《定鼎奇聞》）第十二回，告示尾書“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係時同當時在京諸人所記不合，有可能是偽造的榜文。
[38] 陳濟生：《再生紀略》。
[39] 趙士錦：《甲申紀事》。
[40] 三品以上大員中錄用了前戶部尚書侯恂，這是因為侯恂被朱由檢關在監獄裏。
[41] 劉尚友：《定思小紀》。
[42] 陳濟生：《再生紀略》。
[43] 光緒《定興縣誌》卷二○，《誌餘》。按，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二說“李自成破北京，奇逢避跡新安水鄉，頗苦抄掠。忽發一檄，嚴禁把棍擄掠，列款多端，署名大順，眾遂以戢。事後始知奇逢命仲子奏雅所為”，孫奇逢即夏峰先生。盜用大順政權名義出布告的究竟是誰，說法不一，但這件事確實反映了大順政權令行禁止，享有很高的威望。
[44] 閻爾梅：《閻古古全集》卷六，《沛城從賊紀事》。
[45] 趙士錦：《甲申紀事》。
[46] 陳濟生：《再生紀略》中說：“賊兵營於宿遷。南北相持，往來路絕。”不久，在南明優勢官軍的攻擊下，董部被迫北撤。
[47] 李天根：《爝火錄》卷三。按，劉暴在一些史籍裏被寫作劉日恭。
[48] 聾道人（徐應芬）：《遇變紀略》。
[49] 《國榷》卷一○一。又，《甲申傳信錄》卷六載，四月“初二日，……榜示偽順儀製，頒為條約，凡文官俱受權將軍節製，行跪禮”。劉尚友《定思小紀》說大順政權將官製、服色以及“文官拜武將之類，俱刊定成冊，以候頒行”。《永昌儀注》早已亡佚，從一些記載當中可以看出，這部文獻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反映了大順政權實行“右武”製度，以保證久經戰陣的農民軍將領居於主導地位。
[50] 趙士錦：《甲申紀事》說，內庫“銀尚存三千餘萬兩，金一百五十萬兩”。大順軍破城時任明朝兵部職方司郎中的張正聲說，“李自成括內庫銀九千幾百萬，金半之”（見《二素紀事》）。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說：“賊入大內，括各庫銀共三千七百萬，金若幹萬。其在戶部者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助二十萬而已。”
[51] 《甲申核真略》。
[52] “在宗敏及諸將處者，付本人；在監押健兒處者，付健兒自追。”（《甲申核真略》）
[53]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
[54] 《甲申核真略》。除了楊士聰所說的某些“坊刻”以外，有些接受了大順政權官職的明朝官僚，為了掩蓋自己“從賊”的經曆，也顛倒黑白地把大順政權的禮遇說成被“拷掠”。
[55] 《明史》卷二六六。
[56] 查繼佐：《罪惟錄》卷十七，《帝紀》。又該書卷三一也說，大順政權“偽為均田免糧之說”。
[57]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一二一頁。
[58] 《明季北略》卷十六。
[59] 丁耀亢：《出劫紀略·保全殘業示後人存紀》。
[60] 順治二年《厲寧奏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明清檔案》第三冊A3—226，戶部為厲寧事上揭帖為順治三年正月。厲寧為日照生員，中武舉，曆都司，任副將，降清，隸鑲紅旗下為副總兵。
[61] 順治二年《登萊巡撫陳錦題本》，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九六頁。
[62] 在山西大同地區，明朝代王的“宗姓約計四千餘，闖賊盤踞六日，屠戮將盡”。“宗之房屋盡為賊居，地土莊窩無一不為賊據。”大順軍西撤之後，清政府“查出賊遺故宗室空房共一千六十所，地一千三百七十餘頃，大小莊窩五十八處”。說明在大順政權控製下的一兩個月間，當地大土地所有製受到摧毀性的打擊（引文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順治元年八月初六日《大同總兵薑瓖啟本》）。
[63] 李天根：《爝火錄》。
[64] 《國榷》卷一百。
[65] 《平寇誌》卷十；《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
[66] 《小腆紀年》卷四。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中貴迎賊不獨（王）德化一人為然，凡監局掌印者皆出迎，皆照舊。由是各招集名下聽賊揀選，共留八百餘人，餘皆散去。”
[67] 《國榷》卷一〇一說，大順政權“改錦衣衛為龍衣衛，各營兵遞直午門……”孫承澤在《天府廣記》卷三四中，記大順軍占領北京後，看守他的人是“偽錦衣尉梁姓”，原為“陝西諸生”。兩書所說的“龍衣衛”和“偽錦衣尉”大概是指李自成的警衛部隊，而不是明朝的錦衣衛。
[68] 《再生紀略》卷上。
[69] 顧炎武：《明季實錄》；《平寇誌》卷九。
[70] 《平寇誌》卷九；《甲申傳信錄》卷五。
[71] 《明季實錄》；《甲申傳信錄》卷五。
[72] 民國三十二年《米脂縣誌》卷九下，《藝文·詩詞》。
[73] 《再生紀略》卷下。
[74]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誌》卷三，《封域誌·紀事》。又，順治元年七月清灤州同知趙鍾瑞奏本中自我表功說：“即前平西親王兵丁分居本城，盡皆安置得宜，兵民帖服。”（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順治朝奏本》第九號）也是指吳三桂降清以前的事。
[75]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就用了“聞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兵起”的措辭。
[76] 見康熙八年《山海關誌》卷四，《官職誌》。
[77] 《清史列傳》卷七九，《唐通傳》；《平寇誌》卷十。
[78] 匿名：《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行至永平府的時日是根據乾隆《永平府誌》卷三，《封域誌·紀事》。
[79] 康熙八年《山海關誌》卷五，《政事誌·兵警》。又，《臨榆縣誌》所載當時人佘一元《述舊事詩》雲：“進抵無終地。”無終即玉田縣的古稱。
[80] 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三，《圓圓曲》。這類講法極多，充斥於史籍。
[81] 張怡：《謏聞續筆》卷一。《甲申傳信錄》卷八也說：“聞其父為賊刑掠且甚。”楊士聰則說：“吳襄者，三桂父也，在京為都督，被獲將夾，複宥而宴之。吳知終不免，遣人貽書與子雲。”
[82] 佘一元：《述舊事詩》第二首，見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九，《輿地編》四，《紀事》。
[83] 同1，《述舊事詩》中有一聯是：“二三紳儒輩，早晚共趨迎。”可見參加吳三桂叛亂的人隻是當地為數有限的幾個紳士。請參看程儒珍《關門舉義諸公記》（見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一，《事實編》四，《鄉型》下）和佘一元《潛滄集》卷三《曹捷音傳》，卷四《朱太母諸氏墓誌銘》《賡庭馮先生墓誌銘》。
[84] 關於山海關戰役期間留守北京的大順軍將領是誰，各種史籍說法不一致。趙士錦《甲申紀事》說：“惟留李岩居東城，牛金星居朝中，以為守備。”陳濟生《再生紀略》說：“偽相牛及賀（有威）、郭（之緯）兩偽將留守京師。”《甲申傳信錄》說：“製將軍李遇（過）及賀錦二將留守京都，禁約軍丁。”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說：“惟留一姓李偽都督居東，與牛金星共為守備。”《平寇誌》和《懷陵流寇始終錄》說，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萬人守京師”。《鹿樵紀聞》則說李過留守。《國榷》記“牛金星、李牟、李友等居守”。這些說法不盡可信。如李岩、李牟本無其人，賀錦已犧牲於西寧。《國榷》卷一○一記四月十七日有人在京師宣武門外偷偷張貼“大明運當中興”的反動榜文，“偽都督李友捕榜之，左右民殺之”。《甲申傳信錄》卷六記四月“二十三日，都中微聞闖敗。製將軍劉當將城外房屋督居民盡行拆毀，並及佛寺，運兵器上城守城”。製將軍劉當指左營製將軍劉芳亮。如果這兩條記載屬實的話，李友和劉芳亮是留守北京的大順軍將領。此事尚待繼續查考。
[85] 《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清帝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
[86] 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
[87] 《清世祖實錄》卷四。按，據李《沈館錄》卷七，清廷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即已準備“西征”（伐明），並命李從行。不久，得到大順軍攻占北京的消息，在出兵時間和調集兵員數量上大概都做了調整。
[88] 李：《沈館錄》卷七，引自《遼海叢書》。
[89] 《清世祖實錄》卷四。
[90] 同2。
[91] 按，山海關是東西向的，南翼城近海，故不作為進攻的主要目標。
[92] 劉健：《庭聞錄》卷一，《乞師逐寇》。
[93] 威遠台遺址尚在，稱作“威遠城”，距山海關城極近，大約不過二三裏。威遠台建造在歡喜嶺上，所謂歡喜嶺隻是略高於平地的一條小丘陵。當地人士說，明時官軍返自遼東，行至該嶺則關門近在眼前，心中歡喜，故名。
[94] 康熙八年《山海關誌》卷五，《政事誌·兵警》。
[95] 《清世祖實錄》卷四。
[96] 李粹以當事人的身份說：“以臣所見，胡兵似倍於流賊。”（見《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加上吳三桂的軍隊雙方兵力懸殊更大。
[97] 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
[98]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
[99]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四月二十七日，“驅城中百姓於崇文、宣武門外，毀撤沿河諸房及城外四麵羊馬牆，雲：‘向攻城時借此牆遮蔽炮箭，大得其力。恐東兵攻城，故亟去之’”。下文又說第二天他自己也被抓去拆羊馬牆，“餘脫身而走”。這證明山海關戰役後，李自成確曾打算固守北京。
[100]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按傳統規矩都是由皇帝頒詔天下宣告即位，詔書的後麵一般都附有大赦等恩款。大順政權卻分別由吏、戶、禮、兵、刑、工六政府各發敕書一道，這些文獻沒有保存下來。
[101] 李天根：《爝火錄》卷三所引塘報。
[102] 聾道人（徐應芬）：《遇變紀略》。
[103] 康熙十九年《保定府誌》卷十七，《忠烈》。
[104] 同1。
[105] 同1。
[106] 《清世祖實錄》卷五記：五月初八日“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等追擊流寇於慶都縣，大獲其輜重”。另參看康熙十七年《慶都縣誌》卷三，《曆代政績》；《國榷》卷一○一。按，《國榷》記雙方作戰地點為定州北十裏清水鋪，據《清世祖實錄》和《慶都縣誌》，這一戰役是在望都縣境進行的。又《國榷》記大順軍有“大帥三人”被清軍俘虜，恐不可靠。
[107] 《清世祖實錄》卷五記：“固山額真譚泰、準塔，護軍統領德爾得赫、哈寧噶等率前鋒兵追至真定，又破之。賊焚輜重，倉皇敗走。”另參見《清史列傳》卷四，譚泰、準塔、哈寧噶傳。
[108] 邊大綬：《虎口餘生記》。
[109]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
[110] 《清世祖實錄》卷五。
[111] 《清世祖實錄》卷四。
[112] 聾道人（徐應芬）：《燕都誌變》（《遇變紀略》）。
[113] 《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第七五頁，引順治元年諭旨雲：“前朝勳戚賜田、己業，俱各照舊。”
[114] 《燕都誌變》。
[115] 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