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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剩下的時間，內政部長一直坐在辦公桌前，心事重重地盯著窗外樓下灑滿陽光的圓形庭院。院子的遠端是精鐵製成的漂亮鐵門，每個門扇上都裝飾著法國國徽。再遠處是波伏廣場，從奧雷諾和馬裏尼大街過來的車流在這裏摁著喇叭，在廣場中間一位交警的指揮下川流不息地穿梭著。
交警的哨音一響，另外兩條通往廣場的路——米羅梅尼大街和索賽路——上來的車流就湧了出來，穿過廣場消失在道路的另一端。他看起來就像嬉戲於這五條巴黎最重要大街上的車流之間，仿佛戲耍著公牛的鬥牛士，主宰著一切，是那麽高貴、從容而沉靜。他充滿自信，工作也簡單有序，這讓羅傑·弗賴部長羨慕不已。
內政部門口，另外兩個憲兵也在注視著他們的夥伴在廣場中央所表現出來的精湛技藝。他們背著衝鋒槍，從兩扇精鐵大門的欄杆裏看著外麵的世界，這裏不會受到外麵世界裏那些狂熱分子的侵害；每個月的薪水，事業的持久性以及炎熱八月裏他們在烈日下的崗位，都很有保證。他們的生活和理想是如此簡單，這讓內政部長對他們也豔羨不已。
他聽到身後有紙頁的沙沙聲，於是把轉椅轉回來，麵對著辦公桌。桌子對麵的人合上檔案，畢恭畢敬地把它放在部長麵前的桌上。兩個人一言不發地對望著，隻有門對麵壁爐台上鍍金座鍾“嘀嗒”地響著，波伏廣場馬路上傳來的車流的喧囂劃破了這份寂靜。
“這個，你怎麽看？”
讓·迪克雷警長是戴高樂總統的私人衛隊隊長，是法國所有安全問題最卓著的專家，尤其擅長保護個人安全，防範刺殺。這也是為什麽他擔任此項工作的原因；同時也是迄今為止，六起已知的刺殺法國總統的陰謀要麽在執行時被挫敗，要麽在準備階段被粉碎的原因。
“羅蘭是對的。”他最後說，聲音平靜，沒夾雜一絲感情，斬釘截鐵，就像在判斷一場即將到來的足球比賽的結果。“如果他說的屬實，這個陰謀將格外危險。如果刺客單槍匹馬，不與其他人聯係，也沒有朋友，那麽法國安全機構的全部檔案，我們所有打入‘秘密軍組織’內部的特工和滲入者，在這個外國人麵前，也就是這個局外人麵前，都將無能為力。除此以外，他還是個職業刺客。就像羅蘭所說的那樣，這是……”他翻到行動分局局長報告的最後一頁，大聲讀道：“‘一個極度危險的陰謀’。”
羅傑·弗賴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鐵灰色頭發，又轉身麵向窗戶。他並不是個容易生氣的人，但八月十一日早上，他被激怒了。多年來他一直是夏爾·戴高樂事業忠實的追隨者。在智慧和優雅背後，他是個出名的硬漢，這也使他最終坐上了部長的位子。那雙閃亮的藍色眼睛既可以充滿溫和的魅力，也能冰冷刺骨。充滿陽剛之氣的結實胸膛和肩膀，以及英俊冷酷的麵孔使得眾多喜歡有權勢男人的女性為之心儀。不過這些在羅傑·弗賴身上，可絕不僅僅是競選台上的道具。
以往的日子裏，這些戴高樂的追隨者必須為了生存而戰。他們要對付美國的敵對勢力、英國的不同政見者、野心勃勃的吉羅[27]支持者。他在艱苦環境中學會了戰鬥。不管怎麽說，他們挺了過來，贏得了勝利。十八年裏，他們追隨的人兩次從流亡中返回法國權力的巔峰。過去的兩年裏，戰鬥又開始了，這次他們要對付的，是兩次幫助將軍重掌權力的人——軍隊。直到幾分鍾之前，部長還想著最後的鬥爭已經快結束了；他以為他們的敵人已經走入絕境了。
現在他明白了，事情遠遠沒有結束。在羅馬，有個瘦弱而瘋狂的中校，製訂了一個計劃，隻要殺掉一個人，就能使整個大廈傾覆。有些國家的製度有足夠的穩定性，即使國王退位或者總統死亡也能安然度過——二十八年前的英國經曆過，而這一年快結束時美國也將經曆[28]。但羅傑·弗賴對一九六三年的法國政體相當清楚，所以他不抱幻想。如果他們的總統死了，隻可能導致政變和內亂。
“嗯，”他仍然望著敞亮的庭院，最後說道，“必須告訴他。”
警長沒有回答他。做技術人員有個便利條件，就是做好本職工作就行，重大決策可以留給那些被雇來做決定的人。他從沒想過要自告奮勇指導部長該如何去做。部長轉過身對著他。
“很好，隊長，謝謝。那麽我打算今天下午找個機會見總統，向他匯報。”他的聲音幹脆利索，堅定果決。這是必須要做的事。“不用說，這件事一定要嚴格保密。我會把情況向總統說明，請他做出處理決定。”
迪克雷隊長起身離開了。他穿過廣場順著路向前走了一百碼，來到愛麗舍宮門口。內政部長現在一個人了，他把淡黃色的檔案轉到了麵前，又慢慢地從頭開始看起來。他毫不懷疑羅蘭的判斷，迪克雷的讚同也讓他再沒法回避。危險就在那兒，很嚴重，無法回避，總統必須知道。
他很不情願地按下麵前的內部通話器開關，說道：“給我接愛麗舍宮秘書長。”
一分鍾不到，內部通話器邊上的紅色電話就響了起來。他拿起聽筒，聽了一會兒。
“請接福卡爾先生。”又過了一會兒，這位法國最有權威者之一那充滿磁性的柔和聲音出現在電話那頭。羅傑·弗賴簡要解釋了一下他的想法和理由。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必須查一下日程。我可以等。請你一辦妥就電話通知我。”
電話不到一個小時就來了。約見定在下午四點，那是總統午睡剛結束的時間。有那麽一瞬間，部長的腦子裏一閃念——他麵前的記事本上所記載的東西比任何午睡都更重要，不過他忍住了沒爭辯。像每個在總統身邊的人一樣，他很清楚，和這個柔聲細語的公職人員頂嘴是不明智的。他就在總統的身邊，而且他自有一套情報檔案係統，人們雖然對其內容不甚明了，但都相當畏懼。
下午三點四十分，豺狼在倫敦柯曾街的坎寧安海鮮酒店享用了一頓那裏最昂貴的美味午餐後，從裏麵走了出來。他漫步走上南奧德雷街，心裏想著，他很可能要過很長時間才能回來，這也許是最近一段時期內在倫敦的最後一次午餐了，況且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要慶祝一下。
同樣是這個時間，一輛黑色的DS19型雪鐵龍轎車駛出內政部大門，進入波伏廣場。廣場中心的交警被他在鐵門處的同伴喊了一聲，得到了事先的警示，把周圍所有街道的車流都攔了下來，讓這輛轎車通過，並敬禮致意。
順著路開出一百多米，雪鐵龍向愛麗舍宮前麵的灰色石廊駛去。這裏也有憲兵站崗，他們事先得到通知，於是把其他車輛都攔了下來，給雪鐵龍足夠的回旋空間通過極其狹窄的拱廊。門廊兩邊的崗亭前麵各有一名共和國衛隊士兵，他們“啪”地一下把戴著白手套的手橫過槍的彈夾，向部長的座車致敬。部長座車終於進入了宮殿的前院。
在門廊的拱門前，有一條低懸著的鎖鏈，擋住了汽車。值班警官——迪克雷的一個手下——迅速向車裏張望了一下。他向部長點點頭，部長也點頭回應。警官打了個手勢，鎖鏈落在地上，雪鐵龍從上麵“咯噔咯噔”地開了過去。穿過一百英尺的褐色礫石路，就到了愛麗舍宮的正麵。司機羅貝爾把車靠向右側，逆時針方向在院子裏轉了過去，然後把他的主人放在了朝向入口的六級花崗岩台階底下。
掛著兩條銀鏈、身披黑色雙排扣禮服的禮賓員打開門。部長下了車，跑上台階。主禮賓官在厚玻璃門旁迎接他。他們很正式地互致問候，然後部長跟著禮賓官進入愛麗舍宮。前廳裏，巨大的枝形吊燈懸在長長的鍍金鏈上，從高高的拱形天花板上垂下來。他們必須在這裏等候一會兒。禮賓官在門左邊的大理石桌子那兒簡短地打了個電話，然後放下話筒，轉向部長，微微一笑。接著他以一貫從容不迫的步伐，不徐不急地走上左邊鋪著地毯的花崗石台階。
上到二樓，他們走到俯視門廳的寬而短的樓梯轉角平台上，停了下來。禮賓官輕輕敲了敲平台左手的房門，裏麵有人低聲說了句“進來”。禮賓官輕輕打開門，向後一退，讓部長進入會客室。部長進門之後，禮賓官在他身後把門無聲無息地關上，又從容不迫地下樓返回前廳去了。
陽光從會客廳遠端朝南麵高大的窗戶裏絲絲縷縷地透進來，地毯暖洋洋地沐浴其中。其中一扇落地窗開著。宮廷花園的樹叢裏傳來一隻鴿子的“咕咕”聲。香榭麗舍大街就在窗子的五百碼開外，被四下伸展的菩提樹和山毛櫸樹遮了個嚴實——盛夏時分，這些樹枝繁葉茂——街上往來的車輛聲就像喁喁的低語，甚至還不如鴿子的聲音大。街上另一邊車流的喧鬧現在隻存於自己的記憶中了。弗賴在城市出生，長大，和往常一樣，在愛麗舍宮這間朝南的房間裏，他想象得出，自己正位於這個國家心髒的一座被重重包裹著的城堡中。而就他所知，總統更熱愛原野。
今天的副官是塔塞爾上校。他從自己的辦公桌後站了起來。
“部長先生。”
會客廳左邊裝有金色門把的兩扇門緊閉著。“上校，”弗賴的腦袋向門那邊揚了揚，“在等我嗎？”
“是的，部長先生。”塔塞爾穿過房間，輕快地敲了敲門，打開其中的一扇，站在門口。
“總統先生，是內政部長先生。”
裏麵有人輕輕說了一句。塔塞爾走了回來，向部長微笑致意。羅傑·弗賴邁步從他身邊經過，走進夏爾·戴高樂的私人書房。
房間裏幾乎沒什麽東西，他總覺得，這間屋裏的陳設簡單得與主人的身份毫不相稱。右手邊是三扇高大雅致的窗戶，和會客廳的那些一樣，從這兒也能看到花園。書房的這三扇窗戶中，也有一扇開著。走過這兩個屋子之間的門時聽不見的鴿子的咕咕聲，這會兒又從花園傳來。
拿著自動武器的警衛靜靜地潛伏在那些菩提樹和山毛櫸樹的底下。這些人在二十步之內能打中黑桃A上的“A”。不過他們當中如果誰讓二樓的那個人發現的話，那就要倒黴了。如果有必要，他們會拚上性命保護那個人，但整個愛麗舍宮都知道，如果那個人知道采取了對他的保護措施，或是那些措施幹涉了他的私生活，他就會非常生氣。這對迪克雷來說，是最棘手的事情之一，沒人羨慕他的工作——保護那個人，而那個人卻討厭任何形式的人身保護措施，他認為那是對他的蔑視。
左手的牆邊是書架，正麵是玻璃的。書櫃前麵是一張路易十五時代的辦公桌，上麵放著路易十四時代的台鍾。地上鋪著一六一五年夏洛特皇家地毯工廠編織的“肥皂廠”地毯。總統曾經對他說過，這個廠轉產地毯之前是生產肥皂的，所以後來他們生產的地毯也沿用了老名字。
房間裏的陳設雖然簡樸，但都莊嚴而高貴，很有品位。所有的東西幾乎無不顯示出法國的偉大。對羅傑·弗賴來說，這種偉大也包括現在從辦公桌後站起來，用一貫謙遜的態度禮貌問候他的這個人。
部長想起了英國駐巴黎的首席記者哈羅德·金——夏爾·戴高樂私人朋友中唯一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他曾經對自己說過，以總統的言談舉止，完全不像是來自二十世紀，而像是十八世紀的人。從那以後，羅傑·弗賴每次再見到總統時，都會去想象這個溫文爾雅的高個子身著絲綢錦緞，使用溫文爾雅的宮廷禮儀的樣子。他也忘不了，有那麽幾回，這位高貴的老人真的被一些他不喜歡的事激怒，用那種粗魯的軍營用語讓他的隨從或是內閣成員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部長很清楚，有一樁事是可能導致那種反應的，那就是內政部長就法國政體的安全所必須采取的措施，而對總統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則是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這個問題，他們從沒能達成一致，所以很多這類相關的事宜他都是悄悄進行的。他一想到公文包裏帶來的文件以及即將要求采取的措施，幾乎要戰栗起來。
“我親愛的弗賴。”
這個身著深灰色套裝的高個子繞到他的大辦公桌邊，伸出雙臂表示歡迎，通常他都是站在辦公桌後麵的。
“我尊敬的總統先生。”他握了握對方的手。至少從外表看來，總統今天的情緒不錯。辦公桌前有兩把鋪著第一帝國時期博韋織錦的靠背椅，他被領到其中一把椅子前。盡完了主人的義務，夏爾·戴高樂回到原來的位置，靠牆坐下。他靠著椅背，雙手的指尖擺在麵前光滑的木製桌麵上。
“我親愛的弗賴，我聽說你有急事要見我。說吧，是什麽事？”
羅傑·弗賴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始簡明扼要地解釋了前來的原因。他知道戴高樂不喜歡說話冗長，兜圈子，除非是他自己公開發表演講。私底下他喜歡說話簡練，這讓他那幾個講話比較囉唆的下屬十分惶恐。
在他說話的過程中，辦公桌對麵那個人的身形顯然逐漸僵硬起來。他漸漸向後靠去，就像在不斷往後生長一樣。他仰起頭，眼睛向下盯著對方，仿佛這個自己一直信任的下屬帶了一件讓他討厭的東西到他的書房來。不過羅傑·弗賴知道，總統在五碼外根本看不清自己的臉——為了掩飾自己的近視，他在公共場合除了讀講稿從不戴眼鏡。
內政部長結束了自己的獨白——前後不過一分鍾。他說出了羅蘭和迪克雷的結論，用“我的公文包裏有羅蘭的報告”結束了自己的講話。
總統一句話也沒說，從桌上伸過手來。弗賴從公文包裏拿出報告，遞了過去。
夏爾·戴高樂從上衣胸前的口袋裏取出閱讀時用的眼鏡戴上，把文件在辦公桌上攤開，開始看起來。鴿子不叫了，好像也知道這會兒不是時候。羅傑·弗賴盯著外麵的樹叢，然後又望著桌上吸墨紙旁的銅製台燈——那是由一個文藝複興時期的漂亮的寶石紅燭台改造而成的。在總統的五年任期裏，它被裝上了燈泡，站在鋪好的吸墨紙上，夜以繼日地照射著傳遞到這裏的無數文件。
戴高樂將軍閱讀的速度很快，羅蘭的報告他三分鍾就讀完了。他仔細地合上文件夾，放在吸墨紙上，兩手交叉置於其上，問道：
“哦，我親愛的弗賴，你希望我做些什麽呢？”
羅傑·弗賴第二次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始簡要背誦自己想要采取的措施。他的陳述隻進行了三十三秒鍾，其間兩次用到這樣的句子——“據我判斷，總統先生，為了避免這個威脅，我們有必要……”以及“為了法國的利益……”
總統沒讓他說完，就打斷了他的話。他的聲音鏗鏘有力，當說到“法國”這個詞時，聲音所表現出的那種神聖空前絕後。
“法國的利益，我親愛的弗賴，就是法國的總統不能在粗鄙的雇傭殺手麵前膽怯，尤其——”他稍微停了一下，屋子裏充溢著他對這個不知名刺客的輕蔑，“是一個外國人。”
羅傑·弗賴意識到，他已經輸了。不過，總統並沒有像他之前擔心的那樣大發雷霆，他開始講話，清晰而準確，仿佛不希望他的想法對他的聽眾來說有任何的誤解。他說話的時候，有幾句飄到了窗外，被塔塞爾聽到了。
“法國不會接受……將崇高和偉大屈從於一個……一個‘豺狼’的威脅……”
兩分鍾後，羅傑·弗賴從總統那裏離開了。他向塔塞爾上校嚴肅地點點頭，走出會客廳的大門，來到樓下的前廳。
首席禮賓官陪著部長走下石階，走向等候著的雪鐵龍。看著部長乘車離開，他想：“這個人，是我所見過的帶著最棘手的問題離開的人，不知道老爺子跟他說了些什麽。”不過，作為在這個宮殿服務了二十年的首席禮賓官，他的表情沒有任何波瀾，一如這座莊嚴的宮殿。
“不，不能那麽做。總統在這一點上的意思不容改變。”
羅傑·弗賴從自己的辦公室窗前轉過身來，看著自己的聽眾。從愛麗舍宮回來後才幾分鍾，他就把自己的辦公室秘書長召喚來。亞曆克斯·安德烈·桑吉內蒂是科西嘉人。過去兩年裏，內政部長讓他做了很多有關法國國家安全方麵的具體工作。他根據受惠者的個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權利的變化靈活處理，從而樹立了相當的名望。
極左勢力對他又恨又怕。無論是麵對左翼或是右翼的示威遊行，他都會毫不猶豫地派遣那四萬五千名強悍的防暴部隊，采用切實有效的戰術予以鎮壓。
共產黨人叫他法西斯，這也許是因為他用來維護公共秩序的某些方法總讓人想起鐵幕之外的工人階級的“天堂”。同樣被共產黨人稱作法西斯的極右勢力也不喜歡他，他們也說他壓製民主、民權，但那更可能是因為他在防止公共秩序徹底崩潰方麵做得太出色了——這種崩潰原本可以促使右翼發動政變的。
很多老百姓也不喜歡他。因為由他簽發出來的殘酷法令影響了每一個人——街上的路障，大多數十字路口的身份證檢查，主幹道上的路卡，大肆刊登年輕人被防暴警察的警棍打翻在地的照片。新聞界稱他為“反‘秘密軍組織’先生”，而且除了發行量比較小的戴高樂派報紙外，無不對他進行謾罵。但即使這些惡評真的影響到了他，他也忍了下來。在他自己的宗教裏，他的神明在愛麗舍宮的一間辦公室裏。在這個宗教裏，他自己就是元老院。這會兒他正怒氣衝衝地盯著麵前的吸墨紙，上麵淡黃色的文件夾裏有羅蘭的報告。
“這不行，絕對不行。他這個人簡直讓人沒法辦。我們必須保護他的生命，但他不讓我們這樣做。我能抓住這家夥，這個豺狼。但你說我們不能采取任何相應的措施，那我們能做什麽呢？就等著他來攻擊？就坐在一邊等著？”
部長歎了口氣。他本來指望能從辦公室秘書長這裏得到一些幫助，但他的希望落空了。部長又坐回他的辦公桌後麵。
“亞曆克斯·安德烈，聽著。首先，現在的情況是，我們並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羅蘭的報告是真的。這隻是他對這個……這個科瓦爾斯基的胡言亂語的分析。科瓦爾斯基已經死了，也許羅蘭錯了，在維也納的調查正在進行。我已經聯係了吉布，預計今晚能有回音。但我必須承認，現階段發動一場全國性的追捕，捉一個隻知道代號的外國人並不是個好主意。在這點上，我不得不同意總統的意見。
“除此之外，他的指示，不，他那是絕對正式的命令。我再重複一次，這樣我們的腦子裏就不會再有差錯了。不允許在全國進行公開搜捕，不得向我們這個小圈子之外的任何人暗示有什麽事出了紕漏。總統認為，如果這個秘密對媒體公開，那他們可就有的忙了。外國人會嘲笑我們，我們采取的任何額外的安全措施都會被國內外的人解讀為法國總統在逃避一個人，一個外國人。而這——
“這是他絕對不能，我再重複一遍，絕對不能容忍的。事實上，”部長伸出食指，強調著他的觀點，“他對我說得很明白。如果我們處理這件事時，走漏一絲風聲，那就等著腦袋搬家吧。相信我，朋友，我從沒見過他這麽堅決。”
“但那些公開活動，”這位科西嘉公仆告誡道，“肯定免不了做些調整吧。在這個人被抓住之前，再不能有公開的露麵。他必須……”
“他什麽也不會取消。沒有改變，一小時、一分鍾都不會變。整件事必須絕對保密。”
自從粉碎了二月的軍事學院刺殺陰謀，逮捕了那些陰謀家以來，亞曆克斯·安德烈·桑吉內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起點了。過去的兩個月裏，他一直在和銀行及商鋪搶劫案作戰。他滿懷希望，以為最糟糕的日子都過去了。在行動分局從內部，大批警察和共和國衛隊[29]從外部對“秘密軍組織”進行的雙重打擊下，“秘密軍組織”開始崩潰。他本來覺得，這股犯罪浪潮不過是“秘密軍組織”的垂死掙紮，是最後一小撮悍匪回光返照般的瘋狂，想獲得足夠的錢以便在逃亡國外時生活得好一些。
但是羅蘭報告的最後一頁說得很清楚，除了羅馬一家酒店裏那三個抓不到的人，那幾十個羅蘭滲入“秘密軍組織”最高層的雙重間諜全被這個隱姓埋名的刺客繞過去了。那些曾和“秘密軍組織”有瓜葛者的海量檔案，在這個簡單的事實麵前也絲毫無用武之地——這個殺手是外國人。
“如果不允許我們采取任何措施，那我們能做什麽呢？”
“我沒說不允許采取任何措施，”弗賴更正道，“我是說我們不能公開此事，整件事情必須秘密進行。這樣一來我們隻有一個選擇了，必須秘密調查該刺客的身份，無論他在哪裏，法國還是國外，必須追蹤到他，然後毫不猶豫地幹掉他。”
“……毫不猶豫地幹掉他。先生們，這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內政部長環顧了一下圍坐在內政部會議室桌邊的與會者，讓自己的話盡可能地烙在每個人的心頭。連他自己在內，會議室裏一共有十四個人。
部長站在桌子的一頭。緊挨著他右邊坐著的，是他的辦公室秘書長；左手邊是警察總局局長——整個法國警察部隊的頭兒。
從桑吉內蒂的右手邊沿長方形會議桌順序向下，坐著安全局局長吉布將軍，行動分局局長羅蘭上校——也是每人麵前那份報告的作者。羅蘭再過去是迪克雷隊長——總統衛隊隊長，以及聖克萊爾·德維勞本上校——愛麗舍宮工作班底的一名空軍上校。他是總統身邊的親信，一名狂熱的戴高樂分子，不過他的個人野心和他對戴高樂的狂熱同樣出名。
法國警察總局局長莫裏斯·帕蓬的左邊是法國國家刑警及安全局長莫裏斯·格裏莫。分管安全的五個部門的頭頭坐成一排。
盡管國家情報局頗受小說家喜愛，但其實它規模很小，工作人員也不多。在它的管轄下，隻有五個處從事實際的對付犯罪的活動。它本身的任務隻是行政性質的，同經常被歪曲描寫的國際警察組織一樣，國家情報局本身的人員中也沒有一個偵探。
統領法國全國警探的人坐在莫裏斯·格裏莫的旁邊。他就是馬克思·費爾內，法國司法警察總監。司法警察署在珠寶街有個規模龐大的總部，遠大於位於索賽十一號，內政部拐角處的國家情報局的總部。司法警察署下轄十七個區域分部，每個分部對應一個法國城市警區。再向下就是自治市鎮警察部隊，一共四百五十三個，由七十四個中心警署，二百五十三個選區警察局和一百二十六個地方警所組成。整個網絡由法國兩千座城市和鄉村構成，這就是刑事警察部隊。在農村以及沿高速路地區，維護當地法紀和秩序的任務通常由憲兵、交通警察和機動憲兵來完成。在很多地區，為了提高效率，憲兵和警務人員共享駐地和設施。一九六三年，在馬克思·費爾內指揮下的司法警察署總人數超過兩萬。
從費爾內左手再過去是另外四個安全部門的負責人：公共安全處、資料處、邊境檢查處以及共和國衛隊。
這其中的第一個，公共安全處，主管建築保護、通訊、高速路以及任何有關國家財產損毀事宜。第二個資料處，或稱中央檔案處，是其他四個單位的存儲中心，在它萬神殿一樣的總部裏，存儲著自警察部隊組建以來，被其所注意的四百五十萬份個人檔案。檔案都編有索引，根據姓名或是所犯罪案的類別分別存放，放置檔案的架子若是連在一起能有五英裏半長。案件中出現的證人名字，以及那些被無罪開釋的人，也被編錄成冊。盡管那時候的檔案係統還未計算機化，然而令檔案工作者們自豪的是，他們能在幾分鍾之內找出十年前一個小鄉村裏的縱火案細節，或是一起不為人知、連報紙都沒上過的審判中的證人名字。
和檔案一起保存的還有所有在法國留有指紋的人的指紋檔案，包括很多套從未經辨識的指紋。還有一千零五十萬張卡片，包括在每個入境口入境的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之外的法國任何酒店裏住過的人的酒店登記卡。由於存儲空間的原因，這些卡片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清理一下，被新的卡片取代。
在法國境內唯一日常填寫但卻不送交資料處的卡片是那些在巴黎的酒店填寫的卡片。這些卡片被送往巴黎警察局。
邊境檢查處的首腦坐在弗賴之後，和他隔了三個座位。邊境檢查處一直都是法國的反間諜部隊，負責對法國的機場、港口、邊境持續警戒。凡是進入法國的人，其入境證在歸檔之前都要在入境處通過邊境檢查處官員的檢查，以排查監視不受歡迎者。
排在最後的那個人是共和國衛隊負責人。這支四萬五千人的部隊過去兩年裏被亞曆克斯·安德烈·桑吉內蒂充分利用了一番，名聲很壞，極不得人心。
由於位置不夠，共和國衛隊的首腦被安排坐在桌子的最末端，跨過長長的木製會議桌，麵對著另一頭的部長。在共和國衛隊的首腦和聖克萊爾上校中間，末端靠右手的把角處還有最後一個位子。一個大個子坐在那裏，神情麻木，煙鬥裏噴出的濃煙明顯讓他左邊愛挑剔的上校感到厭煩。是部長特意讓馬克思·費爾內帶他來參加會議的。他就是莫裏斯·布維埃警長，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大隊長。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先生們，”部長接著說，“這會兒你們每個人都看過了放在你們麵前的這份羅蘭上校寫的報告。而且剛剛也聽我轉達了總統出於法國尊嚴的考慮而給予的限製，他認為我們必須嚴格遵守這些限製。我再強調一下，調查及任何後續行動都必須絕對保密。你們都要發誓對此保持絕對的沉默，而且除了被批準參與此項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這個房間以外的任何人談論此事。
“我把你們都召集到這裏來，是因為在我看來，無論我們將要做什麽，出席今天會議的所有部門的資源都必定會被征召，這其中隻有時間早晚的差別。而你們，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都必須絕對優先滿足此項事件的需要。任何情況下，你們都必須立刻親自處理。不允許委托給下屬，除非涉及的任務不會暴露其背後的原因。”
他又停了一下，看向會議桌兩側——有幾位很嚴肅地點了點頭，其他人要麽正盯著講話的人，要麽看著他們麵前的文件。桌子的遠端，布維埃警長凝視著天花板，嘴角吐出陣陣煙霧，就像古印第安人在發信號。他每吐一口煙，他旁邊的空軍上校便急忙閃開。
“現在，”部長繼續說，“我想我可以問問你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了。羅蘭上校，你在維也納的調查有什麽進展嗎？”
行動分局局長把目光從自己的報告上挪開，又看了看旁邊主管安全局的將軍。後者既沒對他給予鼓勵，也沒對他皺眉。
吉布將軍記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據羅蘭的要求，要動用駐紮在維也納的人。他親自去說服西歐處處長，差不多花了半天時間。現在他直望著羅蘭上校。
“是的，”上校回答，“今天早上和下午由維也納的行動人員在克萊斯特做了調查。那是一個在布魯克納街的私人小酒店，他們帶去了馬克·羅丹、勒內·蒙克雷和安德烈·卡鬆的照片，還沒來得及給他們傳維克多·科瓦爾斯基的照片，維也納沒有他的檔案。”
“酒店前台的服務員說，他至少認得其中的兩個人，但他分不清楚。我們的人給了他一點錢，讓他查了一下酒店六月十二日到十八日的登記簿。因為從六月十八日起，那三個‘秘密軍組織’的頭頭就一起搬到羅馬住了。”
“最後他說他記起了羅丹的臉，他在六月十五日用舒爾茨的名字訂了個房間。服務員說他下午在那兒開了個商務會議，晚上在那個房間過的夜，次日才離開。”
“他記得那個舒爾茨有個夥伴，一個身形魁梧的人，舉止粗魯，這也是他為什麽記得舒爾茨的原因。早上的時候，有兩個男人找過舒爾茨，他們開了個會。這兩個拜訪者應該是卡鬆和蒙克雷，他不是很確定，但是他想，他至少之前見過其中的一個。”
“服務員說他們一整天都待在房間裏，隻有上午晚些時候有那麽一回，舒爾茨和巨人(這就是他對科瓦爾斯基的代稱)離開了半個小時。他們都沒吃午飯，也沒有下樓吃過東西。”
“有沒有第五個人來過？”桑吉內蒂不耐煩地問。羅蘭繼續做著他的匯報，聲音和之前一樣平靜。
“晚上的時候，又一個男人加入了他們，前後大約半個小時。服務員之所以記得他，是因為這位訪客非常迅速地走進酒店，徑直上了樓。他甚至都沒來得及看清這位訪客。服務員想，他肯定是一位把鑰匙帶在身上的客人。那人上樓時，他看見了他的衣服後擺。幾秒鍾後那個人又回到大廳，服務員可以肯定這個和之前那個是同一個人，因為衣服一樣。”
“這個人要用電話，讓他幫忙接通舒爾茨的房間，六一四號房。他說了兩句法語，然後掛上電話又上樓去了。他在那裏待了半個小時，然後一言不發地離開了。一個小時後，另外兩個拜訪舒爾茨的人也離開了。舒爾茨和那個巨人整晚都待在酒店，次日吃罷早餐才離開。”
“服務員對晚上來的那位訪客唯一的描述是：高個子，年齡不詳，五官特征很普通，但是戴了一副寬邊包圍式墨鏡，說一口流利的法語，亞麻色頭發，頭發留得相當長，從前額向後梳。”
“有沒有可能讓他來幫忙做一份那個亞麻色頭發的人的麵部拚圖？”警察總局局長帕蓬問。
羅蘭搖了搖頭。
“我的……嗯，我們的特工當時化裝成維也納便衣警察，幸好他們之中有一個能夠冒充維也納人，不過這種偽裝不可能無限期扮下去。問話隻能在前台進行。”
“我們必須搞到比這更詳細的特征描述，”資料處的頭頭反對道，“提到過什麽名字嗎？”
“沒有，”羅蘭說，“剛才我所說的是對那個服務員三個小時的詢問結果，每一點都是再三問過的，他再也想不出什麽了。沒有拚圖，這是他所能給的最詳盡的描述了。”
“你能把他像抓阿爾古那樣抓來嗎？那樣他就能在巴黎給那個殺手做拚圖了。”聖克萊爾上校問。
部長插話道：“不能再像那樣抓人了，我們和德國外交部在阿爾古綁架案問題上仍然劍拔弩張。那種事隻能做一回，不能再有。”
“鑒於事態嚴重，能不能用比阿爾古事件更不引人注意的方法讓那個服務員消失呢？”邊境檢查處的主管建議著。
“無論如何，我很懷疑，”馬克思·費爾內平靜地說，“一張戴著寬邊包圍式墨鏡的人的臉部拚圖對我們是否很有幫助？即使我們抓到他，我們也無法確定這幅以兩個月前一個不顯著的，隻延續了二十秒的事件為基礎做出的拚圖像罪犯本人。這樣的照片能有五十萬人和它相似，很多人會被誤抓的。”
“所以，科瓦爾斯基雖然說得並不多，但他知道的已經全招了。現在，他死了。除了他，世上僅有四個人知道這個豺狼的身份，”迪克雷隊長說，“一個是他自己，另外三個在羅馬的一家酒店裏。怎麽才能把他們其中一個弄到這兒來呢？”
部長又搖了搖頭。
“就這個問題，我有正式的指示，綁架不在考慮範圍內。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在孔多蒂街上，意大利政府會暴跳如雷。而且，這件事是否可行還是值得懷疑的。將軍你說呢？”
吉布將軍抬眼看了看與會者，說道：
“根據晝夜監視他們的特工的匯報，羅丹和他的兩個追隨者在他們周圍建立起的保護網十分嚴密，已經排除了綁架的實際可行性。有八個一流的前外籍軍團槍手環伺在他們周圍，如果沒人替代科瓦爾斯基的話，那應該會有七個。所有的電梯、樓梯、太平門和屋頂都有人把守，如果想活捉其中一人，勢必要引發大規模槍戰，很可能還要用到催淚彈和衝鋒槍。即便如此，從那裏到法國北部邊境有五百公裏，況且還有意大利人從中作梗，這個設想完全不切實際。這方麵我們有世界上最棒的專家，他們也認為這種突擊性的軍事行動是不可行的。”
沉默再次降臨這個房間。
“必須找到豺狼，這一點毋庸置疑。”聖克萊爾上校回答。其他幾位與會者彼此看著，紛紛揚起眉毛。
“那是當然的，”部長在桌子的一頭咕噥著，“我們的目的是想找出一種既切實可行而又不超出我們所受的那些限製的辦法，我們要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確定在場的哪個部門承擔這項任務最為合適。”
“保衛共和國總統，”聖克萊爾派頭十足地說，“如果其他機構都無法承擔的話，必然要靠我們最後的憑仗——總統的共和國衛隊和總統的工作班底。我們，我可以向您保證，部長，會履行我們的職責。”
幾位優秀的專家閉上了眼，絲毫不掩飾自己的厭惡之情。迪克雷狠狠掃了上校一眼，如果目光能殺人，聖克萊爾這會兒已經被從椅子上打下來了。
“他難道不知道是上麵不肯配合嗎？”吉布壓低了嗓門向羅蘭低吼。
羅傑·弗賴抬起眼睛，迎上愛麗舍宮諂媚者的目光，向對方展現了自己為什麽是內政部長的原因。
“聖克萊爾上校的話當然完全正確，”他“愉快”地說，“我們都會履行職責。我確信，上校肯定想到了，如果由某一個部門來承擔摧毀這個陰謀的職責而又失敗的話，或者甚至不慎采用了可能導致事情泄露的舉措，與總統的意願相左，那麽非難將不可避免地落在失敗者頭上。”
威脅籠罩著長長的會議桌，比從布維埃的煙鬥裏冒出來的藍色煙霧更容易感受得到。聖克萊爾瘦削蒼白的臉明顯緊張起來，眼睛裏也流露出憂慮的神色。
“在座諸位都清楚，總統衛隊的活動範圍很有限，”迪克雷隊長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時間都花在最直接接近總統本人的周圍區域了，而調查顯然應該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進行，我的人恐怕很難勝任。”
沒人反駁他，每個部門的頭頭們都清楚，總統衛隊隊長說的是真的。但是沒有哪個人希望部長的眼睛落在自己頭上。羅傑·弗賴的目光圍著會議桌轉了一圈，最後停在了遠遠坐在另一頭、渾身籠罩著煙霧的布維埃警長身上。
“你怎麽看，布維埃？你到現在還沒說過話呢。”
聖克萊爾轉過臉看著探長。探長悠然將煙鬥從嘴裏拿出來，噴出一口濃煙，衝著上校的臉直飄過去。他平靜地講起來，仿佛正在說一些他剛發現的很簡單的事。
“依我看，部長，既然甚至連‘秘密軍組織’的人都不知道這個人是誰，那麽安全局是無法通過他們在‘秘密軍組織’的特工發現這個人的。行動分局不知道該幹掉誰，所以他們也沒法消滅他。邊境檢查處不知道該把誰截下來，所以他們自然無法在邊境把他揪出來。資料處不知道該找什麽資料，他們無法向我們提供任何文件信息。警察不知道該逮捕誰，所以他們抓不到他。共和國衛隊不知道該追蹤誰，他們也就追蹤不到他。整個法國的安全機構都需要知道一個名字，否則就無能為力。所以在我看來，首要的任務就是找出這個人的名字，沒有這個名字，其他建議都毫無意義。有了名字就有了相貌，有了相貌就能找到護照，有了護照就能抓他。但要想找出這個人的名字，而且是秘密進行，這純粹是一件偵探的工作。”
“隊長，誰是法國最好的探長？”部長平靜地問。布維埃把煙鬥再次拿出來之前考慮了幾秒鍾。
“先生，法國最好的探長就是我的副手，克勞德·勒貝爾隊長。”
“把他找來。”內政部長果斷地說。
[1] 指阿爾及利亞的柏柏爾人，一個以務農為主的穆斯林族群。(如無特別說明，本書中注釋均為譯注。)
[2] Barbouze，法語中指用假胡子等手段喬裝的密探、臥底。
[3] 阿爾及利亞首都。
[4] 科特達祖爾，靠近戛納，是法國著名海濱休養地。
[5] 法國最高軍事學府，三軍防務學院。
[6] 洛林十字是指在一般十字上部多一條橫的符號。二戰時，法國的戴高樂將軍采用此符號作為法國抵抗運動的徽號，是“自由法國”的象征。
[7] 馬利·皮埃爾·柯尼希(1898—1970)，法國將軍。他指揮的自由法國旅一九四二年在北非比爾哈凱姆戰役成功阻擊了隆美爾的軍隊，使英國盟軍得以順利撤退到埃及準備反攻。
[8] 勒克萊爾(1902—1947)，法國元帥，曾指揮法軍部隊參加諾曼底登陸戰役，率先攻入巴黎。目前法國陸軍裝備中最先進的主戰坦克即以“勒克萊爾”命名。
[9] 指越南獨立同盟會，成立於一九四一年，旨在帶領越南脫離法國的殖民統治。
[10] 法國總理官邸，後文的愛麗舍宮是法國總統官邸。
[11] 原文為法文Algérie Francaise。
[12] 法國巴榮納自動武器製造公司自一九二一年起生產的一種半自動手槍。二戰後，曾為法軍官方佩槍。
[13] 羅馬市中心的一條高級品牌匯集的街。
[14] The Edge of the Sword，夏爾·戴高樂著，初版於一九三二年。
[15] 原文為 Banque de France。
[16] 一個五歲男童撒尿的雕像，是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市標，用以紀念小於連拯救了布魯塞爾。
[17] 剛果(金)東南部的一個省。
[18] 莫伊茲·卡奔達·衝伯(1919—1969)，剛果共和國政治家，軍閥。
[19] 1859年，時任巴黎警察局長的奧斯曼男爵曾負責對巴黎的大規模城市改造。對巴黎舊城的破壞一直充滿爭議。
[20] 沃邦(Vauban)元帥是路易十四親政時期的一位傑出的軍事工程師。
[21] 作者原注：一九六四年，為了開發寫字樓，老蒙帕納斯車站被拆除，在順著鐵路向下五百米的地方又建了一座新站。
[22] 法國著名演員、歌手。
[23] 指“澤布魯日突襲”，一九一八年四月英國皇家海軍突襲駐紮在澤布魯日港的德國海軍的一次慘烈戰役。
[25] 一種意大利產汽車。
[26] 哈索·馮·曼陀菲爾(1897—1978)，德國軍事家。一九四四年阿登戰役時，曼陀菲爾是德國第五裝甲集團軍司令。
[27] 亨利·吉羅將軍(1879—1949)，法國將領。一九四三年曾與戴高樂一同出任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但與戴高樂政見不同。
[28] 指一九三六年底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宣布放棄王位，成為溫莎公爵；而在本書故事發生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
[29] 即CRS，法國防暴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