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八月一日早上，給維克多·科瓦爾斯基的信到了羅馬。這個身材魁梧的下士在郵局取了每日的信件後回到了酒店，當他穿過酒店大堂的時候，一個行李員從背後喊住他：“先生，請留步——”
他像往常一樣傲慢地轉過身。他不認識這個意大利佬，但這也沒什麽不對。他每天都大搖大擺穿過酒店大廳直奔電梯而去，從來不注意他們。這個黑眼睛的年輕人朝科瓦爾斯基走來，手裏拿著一封信。
“呃，有封信，先生。是給一個叫科瓦爾斯基先生的……我們這兒沒有這位先生……據說他是個法國人……”
這通嘰裏呱啦的意大利語，科瓦爾斯基一個字也沒聽懂。不過他猜出了大概的意思，另外，盡管發音很糟糕，他還是聽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劈手拿過這封信，盯著寫得很潦草的地址和姓名。他在酒店登記的是別的名字。他不看報紙，所以也不知道五天前，一份巴黎報紙發表了一則獨家新聞：“秘密軍組織”的三名最高領導人現在正藏在這家酒店的頂樓。
就他本人而言，應該沒人知道他的行蹤。不過這封信還是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很少收到信，和大多數生活簡單的人一樣，收到一封信可是個重大事件。意大利人站在他旁邊，仰起頭，用他那雙西班牙小獵犬般的眼睛望著他。科瓦爾斯基仿佛能從對方討好的眼神裏看出，他科瓦爾斯基就是人類智慧的源泉，能夠幫對方擺脫困境(前台的工作人員都不認識叫這個名字的客人，也不知道該拿這封信怎麽辦)。
科瓦爾斯基俯視著他。“好吧，我來問問看。”他傲慢地說。意大利人的眉頭仍然沒有舒展開。
“問問，問問。”科瓦爾斯基反複說著，用手指著天花板。意大利人終於明白了。
“啊，是的，問問。您真好，先生，太感謝了……”
意大利人還在做著手勢表示感謝，科瓦爾斯基早已丟下他，大步走開了。他乘電梯到了八樓，剛出電梯就碰到了在樓層服務台的當值保鏢，拿著自動手槍，手指搭在扳機上。兩人對視了一秒，那個保鏢把槍的扳機保險合上，然後放進口袋。他隻看到了科瓦爾斯基，電梯裏沒別人。這純粹是例行公事，每次電梯指示燈顯示電梯正越過七樓的時候都會這樣。
除了樓層服務台的值班保鏢，走廊盡頭的太平梯門口和樓梯處都各有一個保鏢。樓梯和太平梯兩處都安裝了炸彈，酒店的人並不知道這一點。走廊的樓層服務台下麵有個開關，隻有從那裏把炸彈引信的電流切斷，炸彈才會失敗。
第四個白班保鏢的位置是在頭頭們所居住的第九層的樓頂。為了對付可能的進攻，還有三個人在走廊另一端的房間裏，他們值完夜班正在睡覺。不過如果有任何意外發生，他們會立即醒來，幾秒鍾內就可以開始行動。八樓的電梯門被從外麵緊緊焊住了。但如果電梯門上方的指示燈顯示電梯要上到這一層，這就表示警報。這種事情隻因為意外而發生過一次。一個服務員乘電梯給房間送飲料時誤按了“9”。他的這個舉動很快讓他吃到了苦頭。
樓層服務台的值班保鏢給樓上打電話，通知他們郵件到了。然後示意科瓦爾斯基上去。這位前外籍軍團下士已經把給自己的信塞進衣服內側的口袋裏了，給頭頭們的郵件則放在左腕用鏈子拴著的一個鋼製的匣子裏。鏈子和匣子都上了彈簧鎖，隻有羅丹有鑰匙。幾分鍾後，“秘密軍組織”的這位上校把兩個鎖都打開。科瓦爾斯基回到自己的房間睡覺，下午晚些時候，他還要去換樓層服務台保鏢的班。
在八樓後麵他自己的房間裏，科瓦爾斯基終於開始看信了。他先看了簽名，很是驚訝，這是科瓦茨寫來的，他已經有一年沒見過他了。科瓦茨幾乎不會寫字，就像科瓦爾斯基幾乎不識字一樣。不過信不長，科瓦爾斯基一個個字地查著字典，終於破譯了這封信。
科瓦茨開頭說到，寫信的那天，他“看”到報上的一則新聞，那是一個朋友讀給他聽的。新聞說羅丹、蒙克雷和卡鬆藏在羅馬的酒店裏。他於是想，他的老夥計科瓦爾斯基應該也和他們在一起，所以他寫了這封信，希望走運的話，能寄到他手裏。
接下來的幾段說的是法國最近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巴黎警察到處盤查證件，可上麵還是不斷下令讓他們搶劫珠寶商。科瓦茨說他本人就參加了四次，這可不是鬧著玩的，特別是還必須上繳搶到的東西。他覺得以前在布達佩斯的日子挺好的，雖然隻有兩個禮拜，但那時候他幹得更出色。
最後一段說他幾星期前見到米歇爾了。米歇爾說他和約約談過，約約說小西爾維病了，一直低燒什麽的，總之是她的血液出了毛病，他希望她可以很快痊愈，讓維克多不要擔心。
可維克多真的很擔心。“小西爾維病了。”一想到這個他就非常焦慮。在維克多·科瓦爾斯基三十六年的亡命生涯中，沒幾件事真正打動過他的心。德國入侵波蘭的時候他才十二歲。一年後，他的父母被一輛蓋著黑色篷布的卡車帶走了。那時候他已經懂事了，知道姐姐在教堂後麵的大旅館裏做些什麽。德國人占據了那個旅館，每天都有很多軍官去那兒。他父母很難過，向軍管處提過抗議。他當時的年紀已經可以參加遊擊隊了。十五歲的時候，他第一次殺死了一個德國人。十七歲的時候，蘇聯人來了。他的父母對蘇聯人又恨又怕，給他講了很多蘇聯人對波蘭人做的恐怖的事。所以他離開了遊擊隊，而其他人後來都被政委下令槍決了。他像一隻被追捕的獵物一樣向西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然後是奧地利。在難民營，這個瘦骨嶙峋的隻會說波蘭語的高個子青年因為饑餓而極度虛弱。他被人看作是又一個無害的歐洲戰後流浪貧民。隨後，他吃著美國提供的食品，逐漸恢複了體力。一九四六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他逃了出來，搭車奔向意大利，然後進入法國。同行的是他在難民營認識的一個講法語的波蘭人。在馬賽，一天晚上他潛入一家商鋪偷吃的，殺死了試圖阻止他的店主，隻好繼續逃亡。他的同伴離開了他，臨別時告訴他，隻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外籍軍團。第二天他就報了名，當警察在飽受戰爭摧殘的馬賽掘地三尺四處查訪時，他已經來到了阿爾及利亞。地中海沿岸城市仍然是美國食品的重要進口基地，為食物而殺人的事很平常。由於不能很快找到嫌疑人，這個案子幾天後就銷案了。科瓦爾斯基得知這一切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外籍軍團士兵。
這時他十九歲。起先老兵們叫他“小家夥”，隨後他就向眾人展示了他的殺人本領，他們就改稱他為科瓦爾斯基。
在印度支那那六年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再成為一個普通人。這之後他被送往阿爾及利亞。其間，他曾在馬賽郊外接受一門武器訓練課程。他在那兒碰到了朱莉。她身材瘦小，但很厲害，在碼頭邊的一家酒吧做清潔工。那天她正和自稱是她“男朋友”的人吵架。科瓦爾斯基一拳就把那個家夥打得飛出了酒吧，摔出去六米多遠，昏迷了十個小時。好幾年過去了，這個人還是連話都講不清楚，因為他的下頜骨被打碎得不成樣子了。
朱莉喜歡這個身形巨大的外籍軍團戰士。之後的幾個月，每晚他都是她的“保護神”，在她下班後護送她回到她在舊港一個肮髒閣樓裏的小窩。兩人欲望都很強，尤其是她。他們之間沒有愛情，當她發現自己懷孕後就更沒什麽感情了。她告訴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為他想要這個孩子。但她告訴他，她不想要這個孩子，她認識一個老女人可以幫她把孩子打掉。科瓦爾斯基暴揍了她一頓，並且告訴她，如果她敢那樣做就宰了她。三個月後他回到了阿爾及利亞。不過這期間他和另外一個前外籍軍團的波蘭士兵約瑟夫·格日博夫斯基成了朋友。這人被稱作波蘭人約約。約約在印度支那因傷退役，和一個快樂的寡婦結了婚，在各主要車站的月台上經營一輛小吃車。他們自從一九五三年結婚後就一直一起經營。妻子給客人遞吃的，他就在後麵一瘸一拐地收錢找錢。晚上收攤之後，約約經常光顧附近外籍軍團士兵們常去的酒吧，一起聊過去的日子。這些人大多是年輕人，是他在峴港時才應征入伍的。一天晚上，他碰到了科瓦爾斯基。
就孩子的問題，科瓦爾斯基征求約約的意見。約約同意科瓦爾斯基的想法。兩個人都是天主教徒。
“她想把孩子弄死。”維克多說。
“那個臭娘們!”約約罵道。
“婊子!”維克多表示讚同。他們又喝了幾杯，悶悶不樂地望著酒吧後麵的鏡子。
“這樣對孩子不公平。”維克多說。
“這樣不對。”約約讚同地說。
“我從沒有過孩子。”想了一會兒，維克多說。
“我也沒有。從結婚到現在一直都沒有。”約約回答。
後半夜將近天亮的時候，兩個人酩酊大醉，想出了一個計劃，並且嚴肅地舉杯慶祝。第二天早上，約約想起了他的諾言，但不知該怎麽和妻子說。他花了三天時間，旁敲側擊地講了一兩回，終於在一天夜裏，兩人都躺在**的時候把這個事和盤托出了。令他很驚訝的是，他的妻子很高興，所以這件事就這麽定了下來。
過了一段時間，維克多回到了阿爾及利亞，重新加入了羅丹少校的麾下。這時，羅丹已經指揮一個營了，又是一場全新的戰爭。約約和他妻子在馬賽，連哄帶嚇地監督並保護著懷孕的朱莉。維克多離開馬賽的時候，她已經懷孕四個月，這時候再墮胎已經遲了。約約還威脅地指著很快又到處亂轉的那個下巴被打殘了的家夥。那個家夥現在隻要看到外籍軍團士兵就很小心畏縮，即使是瘸了一條腿的退伍兵也不敢惹。他遊手好閑，又幹起以前的下流營生。
一九五五年，朱莉生下了一個金發碧眼的女孩。在朱莉的同意下，約約和他的妻子填寫了過繼申請。申請被批準後，朱莉又重操舊業，約約夫婦則有了個女兒，他們給女孩起名西爾維。他們寫信告訴了維克多。他躺在軍營的**，感到莫名的高興，但他沒告訴任何人。他認為他腦子裏的東西，隻要被別人知道了，最終都會被奪走。
不過，三年後，在阿爾及利亞山區執行一次持久的戰鬥任務之前，隨軍牧師建議他立一個遺囑。這之前他從沒想過這個事，他向來沒有什麽東西可以留給後人。在難得的假期裏，他所有的積蓄都花在城裏的酒吧和妓院了，剩下的東西都屬於軍團。不過牧師向他保證，在如今的軍團裏，立一個遺囑絕對正當。因此在他人的鼎力協助下，他立了個遺囑，把所有的財產都留給一個叫約瑟夫·格日博夫斯基的人的女兒。這個人從前是外籍軍團的士兵，現在在馬賽。最後，這份文件的副本連同他的其他檔案，都被歸到了巴黎武裝部隊的檔案庫。當法國安全部門獲悉科瓦爾斯基的名字與一九六一年發生在博內和康斯坦丁的恐怖主義活動有關時，這份檔案連同許多其他檔案一起被找了出來，被利拉大門的羅蘭上校的行動分局所關注。他們去找了格日博夫斯基，了解了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但科瓦爾斯基一直對此毫不知情。
他這一生隻見過女兒兩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他大腿中了一槍，被送往馬賽療養；還有一次是一九六○年，他護送羅丹中校又來到這個城市，為一次軍事法庭審判出庭作證。第一次，小女孩才兩歲，第二次四歲半。科瓦爾斯基去的時候，給約約夫婦帶去了很多禮物，給小西爾維買了許多玩具。小女孩和她的狗熊似的維克多叔叔相處得很好。不過科瓦爾斯基從沒和任何其他人提過此事，連羅丹都沒有說過。
現在她不斷低燒，得了什麽“血病”。科瓦爾斯基整個早上都非常擔心。午飯後他上樓取來郵件匣子和鏈子，把它們重新在手腕上綁好。因為羅丹正在等待從法國來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關於搶劫累積起來的總金額的詳細報告。他要科瓦爾斯基再去一趟郵局，去取下午來的郵件。
“什麽是，”下士忽然冒出一句，“連續低燒的血病？”
羅丹正在往他的手腕上綁鏈子，聽到問題後驚訝地抬起頭。
“我從沒聽說過。”他回答。
“是一種血液的毛病。”科瓦爾斯基解釋道。
卡鬆在房間另一邊正在看一堆雜誌，他笑了起來。
“嗯，是什麽呢，先生？”
“是癌症，”卡鬆回答說，“血癌。”
科瓦爾斯基看著麵前的羅丹，他不相信非軍人的話。
“能治好的，上校。對嗎？”
“不，科瓦爾斯基，這是致命的絕症，治不好。為什麽問這個？”
“沒什麽，”科瓦爾斯基咕噥著，“我剛讀到的。”
他離開了房間。羅丹本應該覺得奇怪的，他的保鏢除了每天站著接受命令，從來不懂得閱讀任何更複雜的東西，而今天卻說起了這個詞。下午他等待的郵件取回來了，信裏說，“秘密軍組織”在瑞士銀行的聯合戶頭現在已經有了超過二十五萬美元，所以他不但沒有注意到科瓦爾斯基的異常，而且很快就把這件事忘了。
羅丹感到很滿意。他坐下來寫信給銀行，通知他們把那筆錢轉入他雇的那個刺客的賬戶，至於剩下的差額，他一點也不擔心。隻要戴高樂一死，那些早些時候在“秘密軍組織”比較輝煌的日子裏資助過他們的極右翼企業家和銀行家，一定會毫不遲疑地提供另外二十五萬美元的。就在幾個星期前，這些人對他要求繼續提供經費還婉轉地推托，“由於愛國力量在近幾個月內未能采取行動並取得進展”，使得他們過去投資的獲得回報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同樣是這些人，到時一定會爭先恐後地以支持這些戰士為榮的，因為他們不久就將成為重獲新生的法國的新統治者。
他寫完給銀行的指示時天已經黑了。卡鬆看完羅丹寫給瑞士銀行要求付款給豺狼的指示後表示反對，他爭辯說，他們三個人共同答應過英國人一件至關重要的事——為他在巴黎設置一個聯絡點，隨時向他提供法國總統最新的準確行蹤，以及總統周邊安全措施可能會發生的變化，這些情況很可能對殺手非常重要。卡鬆認為，在現階段就把錢轉給他，會鼓勵他在時機沒有成熟的情況下采取行動。雖然什麽時間動手顯然是由刺客自己選擇，但是晚兩天轉錢並不會對刺殺造成什麽本質的影響，因此，向刺客提供最新情報的問題，很可能是成敗的關鍵，一旦失敗就再無成功的可能了。
卡鬆今天早上也接到了他在巴黎的主要代表的郵件，他們已經成功地在戴高樂最親近的一名隨從身邊安插了一名特工。還需要幾天，這名特工才能不斷得到有關總統的可靠情報，包括他人在哪裏、出行意圖、出現在公共場合的安排等等，這些都是機密消息。卡鬆希望羅丹可以緩兩天，直到他在巴黎為殺手準備好一個電話號碼，讓他能夠得到對他的行動可能很關鍵的情報。
羅丹對卡鬆的意見反複考慮了很久，最終認為卡鬆是正確的，但是，兩個人都不知道豺狼的意圖。事實上，向銀行發送指示，以及隨後給倫敦發信提供巴黎的電話號碼，都不會對殺手的計劃產生分毫的影響。在羅馬的這些恐怖分子不知道，殺手已經選好了行動的時間，而且已經像鍾表那樣精確地在執行他的計劃和意外防範措施了。
在羅馬炎熱的夜晚，科瓦爾斯基坐在屋頂上，他巨大的身軀隱在空調的陰影裏，手裏拿著點四五口徑的科爾特槍。想著在馬賽病**的那個小女孩，想著她得的持續低燒的血液病，他非常擔心。黎明時分，他想出一個主意。他想起一九六○年他最後一次見到約約時，這個前外籍軍團的士兵告訴過他，他打算在公寓裏裝一部電話。
科瓦爾斯基收到信的那天早上，豺狼離開了布魯塞爾的友誼酒店，乘出租車來到了古森住的那條街的拐角。早飯時，他用杜根的名字給軍械師打了個電話，這是古森知道的名字，會麵約在上午十一點。他十點三十分就到了那條街的街角，然後在馬路盡頭的小公園裏的路邊長椅上，花了半個小時，從報紙的後麵觀察這條街。
周圍看起來很安靜。十一點整，他出現在門口，古森讓他進去，把他領到門廳盡頭的小辦公室裏。豺狼進去後，古森小心地鎖上前門，掛上保險鏈。英國人在辦公室裏轉過身，麵向軍械師。
“有什麽問題嗎？”他問。比利時人看起來有點窘迫。
“哦，是的，我想恐怕是的。”
殺手冷冷地注視著他，臉上毫無表情，眼睛眯起了一半，麵色陰沉。
“你上次告訴我，如果我八月一號回來，那四號我就能把槍帶回家了。”他說。
“完全正確，我向您保證，槍絕對沒有問題，”比利時人說，“事實上槍已經做好了，坦率地說，我認為這是我最傑出的成品，一支非常漂亮的槍。是其他方麵有問題，得重新做。我演示給您看。”
桌子上躺著一個扁平的匣子，大概兩英尺長，十八英寸寬，四英寸厚。古森打開匣子，豺狼低頭看著，匣子的蓋子向後落在了桌上。
它看起來像個扁平的托盤，被精心分隔成各種形狀的格子，每個格子的形狀都與它要裝的步槍部件完全相符。
“這不是原來的匣子，您知道的，”古森解釋道，“原來的匣子太長了，這個匣子是我自己做的。很合適。”
匣子十分精巧。上半部放的是槍管和槍後膛，全長不到十八英寸。豺狼把它取出來，端詳著。槍管很輕，看起來更像衝鋒槍的槍管，後膛裏插著一根細長的槍栓。槍栓背麵的末端有一個旋鈕，和後膛一般大小，槍栓的其他部分就裝在這裏。
英國人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捏住旋鈕的末端，用力朝逆時針方向擰了一下，槍栓鬆動了，豺狼順著螺紋轉了幾圈，把槍栓拉了出來，露出閃亮的彈倉和黑洞洞的槍筒後部。他把槍栓塞了回去，順時針擰了幾下，順利地固定在了原位。
槍栓的尾部另加了一個鋼製的圓盤，焊得天衣無縫。它有半英寸厚，周長不到一英寸，圓盤頂部有一個半月形的孔洞，槍栓後退時能夠自由通過。圓盤反麵的中間有一個直徑半英寸的孔，裏麵刻有螺紋，可能是為了裝螺絲用的。
“這是用來裝槍托的。”比利時人輕輕地說。
豺狼注意到，後膛的底沿原本應該裝著木槍托的地方，邊緣有點輕微的凸起，原來的槍托已經被去掉了。除此以外，什麽痕跡都沒留下。原來用來固定木製槍托的兩個螺絲用的孔洞被巧妙地填上了，還烤了藍漆。他把槍掉轉過來，查看底部。後膛的下麵有一條很窄的開口，透過它可以看到槍栓的下部，這裏裝著擊發子彈的撞針。原有的扳機超出鋼製後膛表麵的部分被鋸掉了，剩餘部分向著開口處延伸。
在剩下的扳機上焊了一塊很小的球狀金屬，上麵也有一個刻了螺紋的孔洞。古森沒吭聲，遞給他一個小小的銀色鋼件，有一英寸長，呈一定弧度，一頭刻有螺紋。豺狼把有螺紋的一頭放到金屬球的孔洞裏，用食指和拇指迅速地擰著。擰緊後就是一個新扳機，從後膛的底部伸了出來。
在他身邊的比利時人又從盤子裏拿出一根細長的鋼棒，鋼棒的一頭也刻有螺紋。
“這是組合式槍托的第一部分。”他說道。
刺客把鋼棒螺紋的那頭塞進後膛後麵的那個洞，旋緊。從側麵看，鋼棒從槍的後部伸出，成三十度角向下傾斜。在靠近步槍主體、離鋼棒螺紋一端兩英寸的地方，鋼棒逐漸平直。在鋼棒平直部分的中心處，和鋼棒呈一定角度鑽了一個眼兒，正對著後方。古森拿起第二根短一點的鋼棒。
“上麵的撐杆。”他說道。
這根也安好了。上麵的那根和槍管間的夾角很小，兩個鋼棒都向後伸展，彼此分開，就像一個沒有底邊的銳角三角形的兩邊。古森把底邊那根拿了過來。它是弧狀的，五或六英寸長，包了一層厚厚的黑色皮革。這個肩托的兩端各有一個小孔。
“這裏不用擰，”軍械師說，“把鋼棒的兩端按進這兩個孔裏就可以了。”
英國人把每根鋼條的末端放進相應的小孔裏，“啪”的一聲摁好。有了扳機，加上一個完整的、由上下撐杆和底托構成的框架型槍托，現在這支槍從側麵看上去就正常得多了。豺狼把肩托靠在肩上，左手握住槍管底部，右手食指搭在扳機上，閉上左眼，右眼順著槍管望去。他瞄向遠處的牆，摳了一下扳機，後膛裏輕輕地發出“哢嗒”一聲。
比利時人兩手各拿著一根約十英寸長的黑色管子。豺狼轉向他。
“消音器。”英國人說。他接過遞給他的管子，看了看槍管的盡頭。那裏已經刻上了精細的螺紋。他把消音器的大頭套上槍管，很快地擰著，直到擰不動為止。消音器從槍管的末端伸出來，像一根長長的香腸。他從身側伸出手，古森把瞄準鏡放到他手裏。
在槍管的上部刻有一係列成對的標準尺寸的槽。瞄準鏡底下的彈簧片就嵌在這些槽裏，以使瞄準鏡和槍管保持絕對平行，瞄準鏡右側和頂部有好幾個小螺絲，這是用來調整目視鏡裏的十字線的。英國人又舉起槍，眯起眼睛瞄準。乍看上去，他就像一個穿著講究的優雅的英國紳士，正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槍械店試一支新獵槍。但是十分鍾前那堆怪模怪樣的零件已經不再是一支獵槍了，而是成了一支遠距離高速無聲的刺殺用步槍。豺狼放下槍，轉過身對著比利時人，點點頭，很是滿意。
“好，”他說道，“很好。恭喜你，一件漂亮的傑作。”
古森滿臉堆笑。
“剩下的問題就是瞄準器的校零以及實彈射擊了。你有子彈嗎？”
比利時人從抽屜裏拿出一盒一百發裝的子彈盒。盒子已經開封了，裏麵少了六顆子彈。
“這些是用來試射的，”軍械師說，“我拿了六顆出來改裝成了達姆彈。”
豺狼倒了幾顆子彈在手心裏，看了看。相對於所要完成的任務，這樣的一顆子彈似乎太小了點。不過他注意到它們是這個口徑的子彈中加長的一種。額外增加的爆炸力會賦予彈頭極高的速度，從而使準確性和殺傷力都得以提高。大多數獵槍子彈的彈頭都是鉛製的，前端扁平，比較鈍，而這些子彈都是銅鎳合金的尖頭。在口徑相同的情況下，他手中的獵槍使用這種步槍子彈，性能會更優越。
“任務用實彈在哪兒？”殺手問道。
古森又走到桌邊，拿出一個紙包。
“我一般都會把這些放在安全的地方保存，”他解釋道，“但我知道您今天要來，所以就先拿出來了。”
英國人攏著手，正把剛才的那些子彈倒回硬紙盒裏。古森打開紙包，把裏麵的東西倒在白色的吸水棉紙上，乍一看和他正倒回去的那些一樣。英國人放好之前的那些子彈，從紙上的子彈裏拿出一粒，仔細地看著。
子彈尖端的銅鎳合金被小心翼翼地打磨掉了很小的一部分，露出了裏麵的鉛芯。尖尖的彈頭因此略鈍了一些。彈頭頂端鑽了很小的孔，深入彈頭四分之一英寸，裏麵灌了一滴水銀，然後用熔化的鉛封上洞口。鉛凝固後，在銼刀和砂紙的作用下，彈頭又恢複原有的尖形，和原來完全一樣。
盡管豺狼從沒用過，但他很了解這些子彈。它的製造工藝太複雜，除非是工業生產，否則無法大規模使用。這種達姆彈為日內瓦公約所禁止，它擊中人體後會像小手雷一樣爆炸，比普通的達姆彈更厲害。擊發時，由於子彈的前衝力，孔洞裏的水銀被甩向孔洞的後部，就像汽車猛然加速時，乘客被壓在座位上一樣。一旦子彈擊中肌肉、軟骨或是骨頭，就會突然減速，而水銀則猛地向前衝擊彈頭的前部。它的前衝力可以撕開彈頭，使鉛芯像人手或是盛開的花瓣那樣爆開。這種形狀的彈頭繼續推進時，會撕碎神經和組織，使其被撕裂、切斷、破碎，它所留下的創麵比茶碟還要大。如果擊中頭部，彈頭不會穿出，但會摧毀頭骨裏的一切，它在頭骨內釋放的能量會把頭骨炸得粉碎。
殺手小心地把子彈放回紙上。那個小個子設計者溫順地站在他的身旁，疑惑地看著他。
“我看做得不錯。事實證明你是個高手，古森。那問題是什麽呢？”
“是另一件，先生，管子。管子做起來比我想象中要難。開始我按您的建議用鋁來做。不過請您理解，我首先得弄到槍並把槍做好，所以我前幾天才開始做這以外的事。我本以為憑我的技術和我車間裏的機器，做這些管子很簡單。
“為了能讓管子盡可能的細，我買的鋁材非常薄。為了能把它的各部件組裝起來，我用機器在管子上刻螺紋，可它們就和衛生紙一樣軟，稍一加壓就彎了。要想讓內徑足夠容納槍最寬的後膛部分，管子就會比較厚，做出的東西看起來肯定不自然，所以我決定用不鏽鋼。
“這是唯一可行的材質。看起來像鋁，比鋁稍微重一點，但強度更高，能做得更薄，上螺紋時也不會彎了。當然，這種金屬加工起來要難一點，得花點時間。我昨天……”
“好的。你說得合情合理。不過問題是我要一支槍，這支槍要盡善盡美。什麽時候能做好？”
比利時人聳聳肩，“這很難說。主要的部件我都有了，除非又有狀況發生，不過我很懷疑還能再有什麽狀況。我相信最後的技術問題已經解決了，五天？六天？也許一周……”
英國人沒有表現出絲毫不安，仍舊麵無表情。比利時人解釋的時候，他一直在思考。軍械師講完他還在想。
“好吧，”他最後說，“這意味著我要更改我的行程。不過也許這並不像我上次在這裏時認為的那麽嚴重。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我將要打的一個電話的結果。無論如何，不管是在比利時還是在別的什麽地方，我必須要適應一下這支槍。這就需要槍和未改裝的子彈，我還要一顆改裝後的子彈，同樣，我需要一個既安靜又安全的地方來試槍。想要在這個國家絕對隱秘地試槍該去哪裏？得是一百三十米到一百五十米以上的露天場地。”
古森想了一會兒。“阿登山的森林。”他最後說，“那裏遍布森林，一個人待上幾小時都碰不到人，當天就可以打個來回。今天是周四，明天就是周末了，森林裏可能會滿是去野餐的人。我建議您下周一去，五號。我大概周二或者周三就能把剩下的活兒做完。”
英國人滿意地點點頭。
“好吧，我想我最好現在就把槍和子彈帶走。下周二或周三我再聯係你。”
比利時人剛要反對，他的顧客已經搶先說道：
“我知道我還欠你大概七百英鎊。給你。”他又丟了幾卷鈔票在吸水棉紙上，“這是五百英鎊。我拿到剩下的裝備後，你會拿到另外的兩百英鎊。”
“謝謝，先生。”軍械師說著，把五卷二十鎊的鈔票塞進了口袋。他把槍一個部件一個部件地分解開，每個部件都仔細地放在襯著綠呢的匣子的格子裏。刺客要的那粒達姆彈則用衛生紙單獨包起來，塞在了擦槍布和刷子旁邊。他蓋好手提箱，把箱子和那盒子彈遞給英國人。英國人把子彈放到口袋裏，拎起這個精巧的手提箱。
古森很客氣地送他出去。
豺狼返回酒店，先把裝著槍的手提箱小心地放在衣櫃的底部，鎖上衣櫃的門，把鑰匙放進口袋。做完這一切，他剛好趕上最後的午餐時間。
下午，他不慌不忙地走到郵政總局，向瑞士的蘇黎世要了個長途電話。電話半小時後才接通，五分鍾過後，一位邁耶先生接了電話。英國人報了個號碼，又向對方提供了自己的名字。
邁耶先生請他稍等，兩分鍾後他又回來了，這回他的聲音就不像剛才那樣謹慎冷漠了。賬戶裏美元和瑞士法郎的數目不斷增加的顧客理應受到禮遇。我們這位在布魯塞爾的先生問了個問題，瑞士銀行家又再次請他稍等，這次三十秒就回來了。他肯定把客戶的檔案和賬單從保險庫裏取了出來正看著呢。
“沒有，先生，”聲音嘶嘶拉拉地傳進布魯塞爾的電話間，“我們這裏有您的信，指示我們隻要有新的款項存入，就立刻用航空加急信件通知您。但是您說到的時間裏沒有款項存入。”
“我隻是那麽想的，邁耶先生，因為我離開倫敦兩周了，我不在的時候可能會有。”
“沒有，什麽也沒有。隻要有款項存進來，我們絕不會拖延，會立刻通知您的。”
在邁耶先生不停地美好祝願聲中，豺狼掛斷了電話，付了錢離開。
當晚六點稍過一點，他在納弗街的酒吧與造假證的人見了麵。對方已經在那裏等著了。英國人看到角落裏有個位子還空著，就衝那人點了點頭，招呼他一起過去。他坐了下來點上一支煙，才幾秒鍾的工夫，比利時人就過來了。
“做好了？”英國人問道。
“是的，全做好了。很棒，就連我也不得不這麽說。”
英國人伸出手。
“給我看看。”他命令道。比利時人點了支煙，搖了搖頭。
“你得明白，先生，這可是公共場合。另外，要看的話也需要有良好的光線，尤其是法國證件。東西都在照相室。”
豺狼冷冷地審視了他一會兒，然後點點頭。
“好吧。咱們一起過去看看。”
幾分鍾後他們離開酒吧，搭乘出租車來到那間地下照相室所在的街角。晴朗的傍晚，天氣還是很熱。和往常出門一樣，為了防止被人認出，英國人仍戴著他那副寬邊包圍式墨鏡，遮住了臉的上半部。一位老人迎麵走過來，經過他們身邊。雖然街道很窄，陽光也照不進來，但豺狼還是低下頭衝著地。
造假證的人率先走下樓梯，用鑰匙串上的一把鑰匙打開門。照相室裏和外麵的夜色一樣黑。門邊的櫥窗裏貼著那幾張醜陋的照片。透過照片間的縫隙懶懶地射進來的幾縷光線讓英國人得以辨出外間辦公室裏桌椅的輪廓。造假證的人領他穿過兩麵天鵝絨門簾，走進攝影室，擰亮中間的燈。
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個棕色的寬信封，打開封口，把裏麵的東西倒在旁邊的一個紅木小圓桌上，那桌子是照人像時的道具。他把桌子搬到屋子中間電燈的正下方，攝影室另一頭的小攝影台上有一對弧形燈，但沒有打開。
“請看吧，先生。”他得意地笑著，指著桌上躺著的三個證件。英國人拿起第一個，放到燈下。這是他的駕駛證，第一頁上貼了個標簽，上麵寫著：倫敦西一區，亞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先生，機動車準駕車型為1a、1b、2、3、11、12、13，有效期從一九六○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止(含十二月九日)。再往上是駕駛證編號(當然是偽造的)和“倫敦市議會”以及“一九六○年道路交通法”的字樣。接著是“駕駛執照”以及“十五先令稅款已付”。在豺狼看來，這是一張完美的假證件，肯定足以應付他的目的了。
第二張是一份法國的身份證，用的是安德烈·馬丁的名字，五十三歲，生於科爾馬，居住地為巴黎。用的是他本人的照片。鐵灰色的平頭，神情有點窘迫，無精打采的，目光直視前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了二十歲，照片貼在證件的一角，證件被翻得有點破，上麵有些油漬。這是一張工人的身份證。
第三張證件他最感興趣。上麵的照片和身份證上的有細微的不同，兩個證件的頒發日期也相差幾個月。即使是真證，換發的時間也很可能不是精確同步的。這個證件上的相片是他自己的另外一個樣子，也是兩個禮拜前照的。但他現在手裏拿著的證件上的照片裏，襯衣看起來顏色更深，下巴上還有胡楂的痕跡。這種效果是通過高超的修飾技巧實現的，給人的印象是同一個人穿不同衣服在不同時間照的兩張不同的照片。兩張照片都顯示了偽造證件者高超的手藝。豺狼抬起頭，把證件放進口袋。
“非常好，”他說，“正是我想要的。恭喜你做得如此成功。這是我應該付給你的另外五十英鎊。”
“好的，先生，謝謝。”造假證的人正等著這筆錢呢。英國人從口袋裏拿出一遝十張的五英鎊鈔票遞了過去。
他用食指和拇指捏著那疊鈔票，在鬆手前說道：“我想還該有點兒別的東西吧，不是嗎？”
比利時人假裝沒聽懂，但他做得很失敗。
“先生？”
“駕駛證第一頁的原件。我說過我要收回的。”
這個偽造證件的人毫無疑問是在做戲了。他揚起眉毛，露出十分驚訝的樣子，好像剛剛才想起這回事。他放開錢，轉過身去，背著手走了幾步，低著頭，仿佛在沉思。然後他轉過身走了回來。
“我想我們可能要談談那頁紙，先生。”
“哦？”豺狼的語氣中沒透露出任何信息，平淡，沒有感情，除了些許質疑。他的臉上也看不出什麽，眼睛看起來半閉著，仿佛在看著自己的內心世界。
“事實是，先生，那張駕駛證第一頁的原件，上麵我猜是您真名的那張，不在這裏。噢，別別別……”他做了很誇張的手勢，好像在安慰一個很焦急的人，而其實英國人一點兒沒有焦急的意思。“那是個很安全的地方。在銀行的一個私人事務箱裏，隻有我能打開。您看，先生，做我這種危險職業的人，無論喜歡不喜歡，都不得不采取一些防範措施，來獲得某種形式的保險。”
“現在，我親愛的先生，我希望您可以就那張原件的所有權轉移做一筆交易，這筆交易的數目要高於我們在這間屋子裏說過的一百五十鎊。”
英國人輕輕地歎了口氣，似乎是在為對方自視過高而歎息。對這個比利時人提出的建議，他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興趣。
“有興趣嗎？”造假證的人狡猾地問。他扮演著自己的角色，仿佛經過充分的排練。他拐彎抹角地靠近主題，刻意地做出一些微妙的暗示。但在他麵前的這個人感覺卻像在看一部蹩腳的三流電影。
“我以前見過一些訛詐的人。”英國人說道，沒有譴責的意味，語氣一如既往的平淡。比利時人有些驚慌。
“啊，先生，訛詐？您是說我訛詐？我這是建議，不是訛詐，這就是程序，一個慣例。我隻是建議了一筆買賣，當然包括一定數目的錢。畢竟，我的事務箱裏有您的駕駛證原件，衝洗的相片，我給您照的所有照片的底片，還有，我想……”他遺憾地撇了撇嘴以表現他的擔憂，“還有一張您的照片，您站在弧形燈下沒化妝的時候，我迅速地照了一張。我肯定這些東西落到英國和法國當局的手裏會給您帶來一些不便。您肯定是一位很習慣為避免生活中的不便而付賬的人……”
“多少錢？”
“一千英鎊，先生。”
英國人考慮著這個建議，靜靜地點著頭，像是在討論學術問題一樣。
“拿回那些東西花這筆錢還是值得的。”他讓步道。
比利時人得意地咧開嘴：“我很高興聽您這樣說，先生。”
“但答複是‘不行’。”英國人繼續道，仿佛仍在努力思考。比利時人眯起眼睛。
“可為什麽呢？我不明白。您剛剛還說，對您來說那些東西值一千英鎊的，這筆買賣簡單得很。我們都習慣處理誘人的財富，各取所需嘛。”
“有兩個原因，”另一個人溫和地說，“首先我沒有證據證明那些底片原件沒有被拷貝，所以我不知道是否會有別人對我有同樣的要求。另外我也沒有證據表明，你沒有把這些東西交給你的一個朋友，而當你向他索要時，他突然說他沒有，除非他也能得到另外一千英鎊的安慰。”
比利時人鬆了一口氣：“如果這就是您所擔心的事，那麽您的害怕就沒必要了。首先，我的利益決定我不會把這些東西交給其他人，以免他拒絕交出。我可沒想過您在拿到那些東西之前會交出一千英鎊，所以，我沒有理由把它交給別人。我重申一下，那些東西在銀行的儲物箱裏。
“至於不斷索要錢的問題，這完全行不通。駕駛證的影印件副本不會引起英國當局注意的，即使您因使用偽造的駕駛證而被捕，這也隻會給您帶來些不便，不足以讓您付我好幾次錢。至於法國身份證，如果法國當局獲悉有個英國人正在冒充一名並不存在的法國人安德烈·馬丁，而您正好也用這個名字在法國活動的話，那他們倒真的會逮捕你。但如果我不斷向您要錢，您大可把這張身份證扔了，再找個做假證的做一套新的。那樣您就不用再擔心用安德烈·馬丁的身份在法國活動會暴露了，因為馬丁從此就不存在了。”
比利時人兩手一攤，手掌向上。
“我覺得，對您來說，方便和時間因素是值錢的。我想，您需要那些安德烈·馬丁的證件，如果我保持沉默的時間不太長的話，再做一套要花很多時間，還未必能像這個這麽好。您現在拿到的是非常完美的，所以您需要這些證件，而我的沉默也是您現在需要的。我的沉默值一千英鎊。”
“很好，既然你這麽說。但你怎麽知道我手頭就有一千英鎊呢？”
造假證的人寬容地笑了，就像一個知道所有答案的人會耐心十足地滿足一位親密友人一時的好奇一樣。
“先生，您是一位英國紳士，這是明擺著的，但您想變成一個中年的法國工人。您的法語非常流利，幾乎沒有口音。這是我為什麽把安德烈·馬丁的出生地設為科爾馬的原因。要知道，阿爾薩斯人講法語就帶點您這種口音。扮成安德烈·馬丁穿越法國簡直太完美了，您真是個天才。誰會想到去搜查像馬丁這樣的老人呢，所以無論您身上帶著什麽，都一定很值錢。也許是毒品？近來在一些瀟灑的英國人圈裏這很時髦，而馬賽是其中一個主要供應中心。或者是鑽石？我不知道，但您的買賣肯定很賺錢。英國紳士是不會為在跑馬場上偷錢包浪費時間的。拜托，先生，我們別玩了，好嗎？您打電話給您倫敦的朋友，讓他給您匯一千英鎊到本地的銀行。明天晚上我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然後——”比利時人作勢一跳，“您就起程了，不是這樣嗎？”
英國人點了幾下頭，仿佛在懊惱地反省過去充滿錯誤的生活。他突然抬起頭，對證件偽造者露出動人的微笑。這是造假證的人第一次看到他笑。這個安靜的英國人這樣平靜地接受了這件事，這讓他感到非常輕鬆。常規的糾纏差不多解決了，他覺得身體裏的壓力都被排了出來。
“幹得不錯，”英國人說，“你贏了，我明天下午就能有一千英鎊了。不過有一個條件。”
“條件？”比利時人立刻又警惕起來。
“我們不在這裏碰頭。”
造假證的人很迷惑：“這裏沒什麽不好。安靜，隱蔽……”
“我看這裏到處都有問題。你剛剛還告訴我，你在這裏偷拍了我一張照片。我可不想我們交換彼此東西的小儀式被你某個藏在角落裏的朋友相機的‘哢嗒’聲打斷。”
比利時人顯然放心了。他大笑起來。
“您不用擔心這個，親愛的朋友。這地方是我的，非常隱蔽，除非我邀請，沒人到這兒來的。做人要小心，您明白的，要知道，我在這兒給遊客做些拍照的副業，非常受歡迎但不是人們在大照相館拍的那種……”
英國人目光一閃，咧開嘴，大笑起來。比利時人也為自己的玩笑大笑著。英國人兩手拍了下比利時人的上臂，手指緊緊捏住他的肱二頭肌，就那樣一直抓著他。比利時人的手還在繼續做著下流的動作。他笑聲未停，就感到下體像被特快列車撞上了一樣。
他的頭猛地向前一衝，手不再模擬那個動作了，往下伸向被撞碎的睾丸，抓著他的人把右膝收了回來。比利時人的笑聲變成了尖叫，喉頭“咯咯”作響，陣陣作嘔。他意識不清地跪了下去，試圖向前側躺在地上使自己好受點。
豺狼讓他從自己的膝頭輕輕地滑下去，然後走到滑落的軀體身後，跨站在比利時人的背部，右手繞著比利時人的脖子從另一頭伸出來，抓住自己左手的肱二頭肌，左手抓住造假證者的後腦勺，然後把脖子迅速而凶狠地上下左右一擰。
頸骨折斷的聲音可能並不是很響，但在靜悄悄的攝影室裏聽起來就像小手槍射擊一樣。造假證者的身體最後抽搐了一下就倒下了，像個不值錢的布娃娃，癱軟了下來。豺狼又勒了一會兒，才讓屍體臉朝下趴在了地上。死者的臉扭向一旁，兩手放在胯間，還抓著自己的**，舌頭從緊閉的牙齒中間微微伸出來一點，被狠命地咬穿了一半，雙眼圓睜，盯著地上鋪著的油氈上已經褪色的花紋。
英國人快步走向門簾和窗簾，確認門窗全都關好了，然後走回屍體，把他翻過來，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最後在左邊褲子口袋裏找到了鑰匙。房間的角落裏遠遠放著那個裝道具和化妝品的大箱子。試到第四把鑰匙的時候，箱蓋被打開了。他花了十分鍾把裏麵的東西騰出來，在地上堆了一大堆。
箱子差不多空了，刺客托住造假證者屍體的腋窩，把屍體舉到箱子上方。屍體的手腳軟綿綿的，就著箱子裏麵的輪廓彎折，所以放進去相當容易。過幾個小時屍體會變硬，然後就會和裝進去時候的姿勢一樣，躺在箱底了。豺狼接著又把拿出來的東西重新放回箱子裏。女用假發，女人的內衣，男用假發和所有小的、軟的東西都被塞到屍體四肢的縫隙間。上麵放了幾盤化妝用的各種刷子和油彩。最後那堆剩下的化妝膏罐子，兩件女用睡衣，各色毛衣和牛仔褲，一件浴袍，幾雙黑色網襪，被堆在了屍體的上麵，把它徹底蓋住了。箱子被塞得滿滿的，他用了點力才把箱蓋合上，扣上搭扣，上了鎖。
整個過程中，豺狼一直都用自己提包裏的一塊布包著手。做完上述工作後，他又用自己的手帕把箱鎖和所有箱子的外表麵都擦幹淨。他把桌上那疊五英鎊的鈔票放進口袋，把桌子也擦了一遍，然後把它重新搬回牆邊他進來時所在的位置。最後他關上燈，在靠牆的一把休閑椅上坐了下來，等待夜幕降臨。過了幾分鍾，他拿出自己的煙盒，把裏麵剩下的十根煙放到上衣口袋裏，用空盒子做煙灰缸，抽了其中的一支。抽完煙，他把煙蒂小心地收起來，放在煙盒裏。
如果是黑社會成員這樣做，他很可能不會報警。他肯定認為這個造假證的觸怒了某個黑幫頭目。不會有哪位顧客隻是出於對色情照片的瘋狂興趣，而又在盛怒之下殺了人之後，還會這樣一絲不苟地隱藏屍體。不過警察最終會知道的。那時候無疑會把造假證者的照片登在報上，而酒吧的服務員很可能會想起八月一日晚上，這個造假證的人和一個高個子、亞麻色頭發、穿格子套裝、戴黑色墨鏡的人一起離開。
但即使他用自己的真名登記，等有人連續幾個月去檢查死者的事務箱時，也肯定是很久以後的事了。他和服務員沒說過話，同樣，在這家酒吧叫飲料已經是兩周以前的事了。服務員也許會隱約有點印象，有個外國口音的人叫了兩杯啤酒。警察可能會敷衍了事地開始搜捕一個高個子、亞麻色頭發的人，但即使他們問到了亞曆山大·杜根，比利時警察想要找到豺狼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前前後後地想了一遍，覺得他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他也需要這樣一段時間。殺死一個造假證的就和撚死一隻蟑螂一樣簡單。豺狼放心了，他抽完第二支煙，向窗外看去。已經是晚上九點半了，濃重的夜色籠罩著狹窄的街道。他鎖上了外麵的大門，悄悄離開了照相館。他走出大約半英裏，把那串無法辨識身份的鑰匙扔進人行道上的一個大排水孔裏，聽著它濺落在路麵幾英尺下的陰溝的水裏。他返回酒店時，正好趕上了晚餐。
第二天，星期五，他來到布魯塞爾郊區一家工友們常去的商場采購。他在一家專門銷售野營裝備的店鋪裏買了一雙行軍靴，一雙長筒羊毛襪，一條牛仔褲，一件格子羊毛襯衫和一個背包。他還買了幾張薄的泡沫橡膠，一個網兜，一團繩子，一把獵刀，兩個小刷子和兩聽油漆(一聽粉色，一聽褐色)。他本想在露天水果攤上買一個蜜瓜，但怕過一個周末會壞，又決定不買了。
回到酒店，他用他的新駕駛證租了一輛自駕車以備次日使用，然後要求領班為他在海濱度假區訂一個有浴室的單人間。盡管八月裏空房很緊張，領班還是在一家小酒店裏為他找到了一個房間，並祝他在海邊周末愉快，從那裏可以遠眺風景如畫的澤布魯日漁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