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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西奧·費伯，四十二歲。我選擇成為心理治療師，是因為我本人曾受到過心理傷害。這是個事實。在應聘麵試時，他們問了我這個問題，但我沒有如實回答。

“你認為吸引你從事心理治療工作的原因是什麽？”英迪拉·夏爾瑪從她那副儒雅的眼鏡上方看著我問。

英迪拉是格羅夫診療所的心理治療師，年齡離六十歲不遠了，圓圓的臉龐，頗有幾分風韻，深色的長發，夾雜著幾根銀絲。她對我微微一笑——似乎是在暗示我，這個問題極其簡單，隻是熱熱身而已，刁鑽的問題還在後麵呢。

我沒有立即回答，因為我覺得麵試小組的其他成員都在看著我。我的意識很清楚，而且始終保持與他們的目光接觸。我不緊不慢地給出了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回答。我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說我十幾歲的時候就在一家護理中心打零工，還說這激發了我對心理治療的興趣，並促使我在讀研的時候選擇了心理治療專業，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我認為，我是想幫助別人，”我說著聳了聳肩，“就這樣，真的。”

這當然隻是信口胡說。

我的意思當然是，我想幫助別人，但這隻是我的次要目標——尤其是在接受培訓的初期。我的真正動機純粹是出於私心。我自己也在尋求幫助。我相信大多數從事心理治療的人都是如此。我們被這個特殊職業所吸引，因為我們自己受到過傷害——我們研究心理學，是為了給自己療傷。至於我們是否願意承認，那就該另當別論了。

作為人類，我們對嬰幼兒時期的生活沒有留下多少記憶。我們往往認為自己是伴隨著完整的人格，從這樣的原始迷霧中浮現，正如阿佛洛狄忒從大海的泡沫中誕生；但是對人類大腦進化的研究告訴我們，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出生時，大腦還沒有發育完全——不像神聖的奧林匹斯山，而像一團潮濕的泥巴。正如精神分析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說的，不存在嬰兒時期一說。我們的人格不是在孤立狀態下形成的，而是與另一種東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是由看不見、記不得的力量塑造完成的。那就是我們的父母。

這種情況令人發怵，其原因則顯而易見——誰知道我們在尚未形成記憶的那段時間裏，是怎樣的毫無尊嚴，又受到過怎樣的折磨和虐待？我們的人格是在我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形成的。以我為例，我在成長過程中就感覺到緊張、恐懼和焦慮。這種焦慮似乎在我存在之前就已存在，也似乎獨立於我的存在而存在。不過我懷疑其根源在於我與父親的關係，因為隻要在他身邊，我就永遠沒有安全感。

我父親總是莫名其妙地發脾氣，讓人捉摸不透，無論多麽平和的情境，都能被他變成危險的雷區。一句無傷大雅的話或者一個稍有不同的見解，都能引得他勃然大怒，隨後引發一連串的爆炸，弄得人人自危，無人幸免。他隻要一聲怒吼，整個房子都會顫抖。我會嚇得趕緊上樓，躲進自己的房間，一頭鑽到床底下，順勢躲到牆邊上，呼吸著毛絮紛飛的空氣，希望磚牆把我吞噬，好讓我瞬間消失。但是父親會抓住我，把我拽出來，接受他的懲罰。他會抽出皮帶揮動，皮帶在空中嗖嗖作響，抽打在我身上，抽得我左右翻滾，身上火辣辣地痛。接著，他會突然停止抽打，就像他突然開始打我一樣。他會把我丟在地板上，任由我摔成一團，就像蹣跚學步的小孩氣得把布娃娃扔掉一樣。

我永遠沒搞清楚自己做錯了什麽，會引得他大動肝火，抑或是因為我活該挨打。我問媽媽，為什麽爸爸總是對我發那麽大的火？她無奈地聳聳肩說：“我怎麽知道啊？你爸他完全瘋了。”

她說這話的時候，不像開玩笑。如果讓今天的精神科醫生對他的情況進行診斷，我懷疑結論會是人格障礙。他就患著這種疾病度過了一生，從未接受過治療。患病的原因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被歇斯底裏和身體暴力所主宰。威脅、淚水和打碎的玻璃。

當然，我也有過開心的時光，但往往是我爸不在家時。記得有一年冬天，他去美國出差一個月。在那三十天的時間裏，媽媽和我得以擺脫他那雙挑剔的眼睛，在房子和花園裏自由自在地活動。那年12月，倫敦下起鵝毛大雪。整個花園都覆蓋著一層厚厚的白雪。我和媽媽堆了個雪人。不知是不是下意識的行為，反正我們把雪人堆得像我們那個不在家的主人：這個雪人大腹便便，我給它取名叫“老爸”，用兩塊黑色石子做眼睛，兩根彎彎的小樹枝做成眉毛，看起來還真有點像他。為了讓它更像他，我們給它戴上他的手套、帽子，並讓它拿上一把雨傘。接下來我們就用雪球拚命地砸它，並像調皮的小孩那樣咯咯直笑。

那天晚上下了一夜的暴風雪。媽媽上床時，我假裝睡著了。不久我就偷偷地溜進花園，站在紛紛揚揚的大雪中，伸出雙手捕捉飛舞的雪花，看著它們在我的指尖上消失。這讓我有點悲喜交加。似乎有幾句真理哽在我的喉頭，但我又不知如何表達；我的詞匯少得可憐，說出來的話像一張破網，根本抓不住我想表達的意思。在某種程度上，抓住逐漸消失的雪花，就像抓住幸福一樣；這種占有轉瞬即逝。它提醒我在這幢房子外麵，還有一個世界：一個廣闊無垠、超乎想象的美麗世界，一個我當時還無法觸及的世界。這些年來，這些情景不斷在我的腦海中閃現。包裹在這些記憶外層的痛苦，使那短暫燃起的自由之光顯得倍加明亮。那是無際黑暗中的一點燈火。

我意識到，唯一能支撐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就是規避——不僅是身體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我必須離開這個家，遠走高飛。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全。十八歲那年，我獲得了上大學的必要成績，終於離開了薩裏郡，離開了那幢監獄似的半獨立式住房——我認為自己獲得了自由。

其實我想錯了。

我當時並不明白，但為時已晚——我父親已經在我身上內在化，在我身上內向投射，深埋在我的潛意識中。即使我走到天涯海角，他始終與我如影隨形。他那個可惡、無情、暴怒的聲音始終陪伴著我——厲聲叫罵，說我是窩囊廢，不要臉，不成器。

我上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就遇上了寒冬。那些聲音變得讓人難受，令人麻痹，它們控製住了我。我嚇得渾身發軟，出不了門，參加不了任何社交活動，也交不了任何朋友。我真不如不要離開家。希望**然無存。我被打敗了，陷入了困境。我被逼到了絕境，無法解脫。

隻有一種辦法可以一了百了。

我去了很多家藥房，買了一大堆撲熱息痛。為了不引起別人懷疑，我一次隻買幾盒。其實我沒有必要這麽擔心，因為根本沒有人在注意我。我覺得自己簡直成了隱形人。

我的房間很冷。我用凍得發麻的手指笨拙地打開包裝盒，強迫自己把那些發苦的藥片一片一片地吞咽下去。接著我爬上那張窄窄的、躺著很不舒服的小床，閉上眼睛，等待死神的到來。

可是死神始終沒有來。

我等來的是胃腸道燒灼般的絞痛。我彎腰吐起來，把膽汁和還沒溶解的藥片一起吐了出來，吐了自己一身。我躺在黑暗中，胃裏火燒火燎，沒完沒了地痛。黑暗中，我逐漸意識到：

我不想死，至少現在不想，我還沒有活夠。

這個想法給了我一線希望，盡管很朦朧、很模糊，但它至少使我認識到，單槍匹馬是於事無補的：我需要幫助。

我找到了這樣的幫助，通過大學谘詢服務部。幫助我的人叫魯思，是一位心理治療師。她體態豐腴，滿頭白發，像個和藹可親的老祖母。她的臉上掛著同情的微笑——我相信這樣的微笑。起初她並沒有說很多的話，隻是靜靜地聽我訴說。我談到自己的童年、家庭和父母。我發現，無論我談到多麽痛苦的細節，我的內心都無動於衷。我與自己的情感是脫節的，就像一隻與手腕斷開的手。我談了那些痛苦的記憶和自殺的衝動——但我沒有任何感覺。

然而，我會偶爾抬起頭看著魯思的臉。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她在聽我講述的時候，眼睛裏卻含著淚水。這麽說似乎很難讓人理解，但那些淚水不是她的。

那些淚水是我的。

我當時無法理解。但這就是心理治療。病人把自己無法承受的情感托付給他的治療醫生：她承受著他所有的恐懼，代他進行親身體驗，而後再慢慢地把她對這種體驗的感受反饋給他。魯思就是這樣把我的情感反饋給我的。

魯思與我的交往持續了好幾年。她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過她，我內化了一種與另一個人建立起的新型關係：建立在相互尊重、誠實與友善的基礎上——而不是基於相互指責、憤怒和暴力——的新型關係。我漸漸開始從內心對自己產生了不同的感覺——覺得我已經不那麽空虛，不那麽害怕，而且感受能力得到了提升。雖然內心那個可惡的聲音從未完全離開過，但我現在有魯思的聲音與之抗衡，而且我對它的關注也在逐漸減少。久而久之，我頭腦中那些聲音逐漸平息，有時甚至暫時消失。我會感覺很平靜——有時甚至很高興。

很明顯，心理治療拯救了我。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我的生活質量。這種談話治療方式，對於我的脫胎換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說，它定義了我。

我知道，這是我未來的職業。

大學畢業後，我在倫敦接受心理治療培訓。在培訓過程中，我繼續去向魯思請教。她依然是那樣支持我，鼓勵我，但也告誡我要用現實的態度麵對我選擇的道路。用她的話來說就是“這不是在公園裏散步”。她說得對。與病人在一起，會弄髒我的手——這麽說吧，這項工作毫無舒適可言。

第一次在一家防範嚴密的心理診療所工作的經曆，我至今記憶猶新。我到了那裏不到幾分鍾，就有一個病人脫下褲子，當著我的麵蹲在地上，拉了一攤臭烘烘的大便。其後遇到的一些事情，雖然沒那麽惡心，但是也非常奇葩——混亂的自殺未遂、自傷自殘、毫無節製的歇斯底裏與悲傷。所有這些都讓我受不了。不過我每次都能從中學到一些新的應對方法。事情逐漸變得容易了。

奇怪的是，我居然這麽快就適應了心理診療所這種陌生的新環境。我覺得自己對於瘋狂已經司空見慣——不僅是別人的瘋狂，還有自己的。我認為我們都很瘋狂，隻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

這也是我為什麽——以及怎麽——會與艾麗西亞·貝倫森案件有關的。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年輕時就有幸接受了成功的幹預治療，從心理黑暗的邊緣被拉了回來。然而，在我心中，另一種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的：我有可能變瘋——並像艾麗西亞一樣，被囚禁在某個機構裏終了一生。若非仁慈的上帝……

當然，英迪拉·夏爾瑪問我為什麽要成為心理治療師時，我不可能說出其中任何一點。畢竟我麵對的是整個麵試小組——如果沒有其他原因——我知道這個遊戲該怎麽玩。

“到了最後，”我說，“我相信，無論初衷如何，是那些訓練使一個人成為一名心理治療師。”

英迪拉像聖賢似的點點頭說：“是的，很對。千真萬確。”

麵試很成功。英迪拉說，我有在布羅德穆爾工作的經曆，具備一定優勢，說明我可以應付極端的心理創傷。他們當場就給了我那份工作，我欣然接受。

一個月後，我起程前往格羅夫診療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