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驚奇和質疑

這些天,關鶴鳴看上去不動聲色。他的房間裏每天都有民警進進出出。

他們說,他聽,偶爾提問,但並不表態,也沒有任何暗示性的表情。

朱會磊把所有檢材該重做的都做了一遍,該核驗的核驗完了,並沒有什麽新的發現。他把所有屍體的照片和法醫檢驗報告都看了又看,倒是從中發現了一些問題。

邱實看完了案卷,又分別找了幾名當年的辦案民警了解情況。

羅牧青也沒閑著,出於記者的職業素養,她一直跟在邱實身邊,對案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她想去刑偵支隊的技術處看看,遭到了朱會磊的拒絕。

他一臉嫌棄地說:“檢材最怕汙染。”

羅牧青怯而止步。她很想知道,朱會磊為什麽總是排斥她。

關鶴鳴打電話給邱實:“你們三個到我的房間來,咱們碰碰。”

邱實趕緊叫上朱會磊和羅牧青趕了過來。

關鶴鳴先讓朱會磊從法醫的角度說說對案件性質和作案過程有什麽看法,又讓邱實談了一下這些天對案件的體會。最後,他竟問羅牧青:“你對案子有什麽想法?”

太意外了!一向機敏的羅牧青強裝鎮定,但還是有點兒結巴:“沒……沒有。我就是覺得那幾個人太殘忍了,對一個小女孩刺了那麽多刀,胸口全是血。就算他跟行長有仇,也應該對行長下毒手,不至於對一個小女孩下這麽狠的手。這一點,我想不通。”

她停頓了一下,迅速看了一眼關鶴鳴,見他聽得還挺認真,就接著說:“還有,就是覺得開裏的民警特別想破案。我采訪過王波,就是那個看現場十八年的民警,他說著說著就哭了。他說,案發現場的門鑰匙,全局就他一個人有。這鑰匙在他心裏比什麽都重要。他每天下班都要去看看,站在外邊拉一下門,然後才放心回家。”

關鶴鳴“嗯”了一聲,說:“辦案子就需要這樣的民警。咱們下午就把民警都叫來,有機會你給大家講講這事兒。然後,咱們盡快把下一步的偵查行動定下來。”

下午,來了很多人,比第一天集中研判會明顯多了不少。

原來,大家都想見識一下這個既神勇又不怕得罪人的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當然也很期待聽聽九案偵辦組的分析結果。

會議一開始,朱會磊就站在發言席上,從容地從電腦裏調出了分析報告。

大屏幕上首先出現的是馬一昆屍體的照片。

朱會磊根本不用看著屏幕,胸有成竹地說:“馬一昆的死亡原因是鈍器擊打頭部,合並銳器刺破心髒。頭部有鈍器擊打創傷六處,造成顱骨呈凹陷性、粉碎性類圓形骨折,直徑八厘米。而刺向胸部的九刀,刀刀直達胸腔。可見犯罪嫌疑人殺人的決心之大。至於把手機放在脖子後麵是某種民族習俗的說法,我不認同。手機應為打鬥中自然落地,之後馬一昆倒地時恰好頸部壓在上麵。倒地時的壓痕與倒地後把手機插在脖子下麵形成的印痕有明顯區別。”

緊接著,大屏幕上切換了照片,顯示出了鐵錘、木槌、膠皮錘三張照片。

朱會磊說:“作案工具是大家關注的問題。前邊不少專家和技術人員提出了膠皮錘、木槌的說法,我現在還無法準確判斷。但是,能形成這種粉碎性但邊緣相對整齊的圓形傷的工具,肯定具有一定的重量,且發力點距離受力點很近,隻有這樣才能形成很大的殺傷力。所以,我認為可以排除帶柄的木槌或膠皮錘。”

朱會磊將照片切換到了銀行行長一家被殺的現場照片。

他說:“何健康的死因是槍擊頭部,他的妻子和女兒都是銳器刺胸,來勸架的鄰居劉雲是槍擊加刀刺。這說明中心現場隻有兩個人、兩種工具。使用銳器的人行凶方式是一致的,主要刺點為左側前胸和左側後背,包括對何健康補刀都是在左側,具有行為單一性的表現。特別值得提到的是何健康的女兒何淑嫻,在女孩的頸部有左手拇指留下的印痕。也就是說,犯罪嫌疑人右手持工具,左手扼頸,但是扼不住,女孩還是發出了呼救聲。她胸部被連續刺入十六刀,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這種連續刺入很容易讓人認為是犯罪嫌疑人對被害人的仇視造成的。有沒有可能是同學之間的矛盾導致的報複呢?我們也調查過何淑嫻在學校的表現,老師和同學反映她樂觀向上,與同學關係融洽。因此,我認為,對女孩的仇恨不會大於對其父母的仇恨。那麽,為什麽會連續狠刺十六刀呢?這一點需要各位偵查員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台上的人說得慷慨激昂,台下的人聽得全神貫注。

朱會磊用激光筆指點著重要位置,敘述得緊張而有節奏,仿佛他的推斷全都不容置疑,一萬分地正確。

“槍殺何健康時,不能保證他是坐在沙發上的。這一點,我向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的法醫專家閔建國老師請教過。應該是首先擊中了腰部,而不是頭部。如果第一槍擊中了頭部的話,顱底骨折,人立刻就會失去行為能力。在現場可見向後晃形成的血跡,然後向前撲,流注狀血跡很明顯。根據出血量判斷,這一槍沒有致命,應該是近距離射擊。沙發與茶幾之間有一攤血,至少要有十秒鍾以上的停留才能形成這樣一攤血。也就是說,第一槍與第二槍之間有時間上的間隔。其間是否有對話,就不得而知了。”

朱會磊再次更換了照片。這一次,大屏幕上出現了何健康的左手腕。手腕上有一紅色的印跡。

“我詢問過當年的勘查人員,何健康戴什麽牌子的手表,以及馬一昆被害時身上有沒有帶手銬。得到的回答是,何健康有一塊勞力士手表。馬一昆遇害的那天身上沒有帶手銬,他把手拷放在派出所的抽屜裏了。在何健康的左手腕上,我看到了淺紅色印痕,並且有輕微破皮。我無法十分準確地分析這個細微的痕跡,因為手表可能形成,手銬也可以形成。但是,根據多年的經驗,如果是手表印,不會有破皮的現象,這種傷必須有硬質襯托才能形成。因此,我認為何健康戴過手銬。但是,這個手銬並不是來自被殺死的警察馬一昆,那它又是從何而來呢?戴手銬就意味著被控製,也就是說不排除有短時間的威逼過程。犯罪嫌疑人如果真是帶著手銬來的,那麽非常明顯是衝著行長來的,是要對他進行逼問。也就是說,犯罪嫌疑人了解行長的身份。那麽,要逼問什麽呢?從現場的大麵積翻動來看,我認為他們是為財而來。

“綜上所述,出現在中心現場的是兩個人。馬一昆被殺案件中持鈍器打擊頭部的人,在銀行行長一家被殺案件中持槍,而持銳器的人始終沒變。兩個人力度大,配合默契,對人體構造有一定認知,殺人堅決。以上就是從法醫的角度對案件的分析。”

朱會磊的講解有理有據,讓人感受到了知識的力量。年輕的他在那個時刻變得光芒四射。

開裏民警熱烈地鼓掌,因為在他們過去的經曆中,沒有見過如此器宇軒昂、氣度不凡的法醫。

緊接著,邱實對案件未破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他與朱會磊截然不同,無論是表情還是語氣裏,都始終保持著一種謙和的姿態。

他沒有走到前麵的發言席,而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說道:“案件過去了十八年,我們做了大量工作,還是沒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對案件還有很多認識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說犯罪嫌疑人采用何種方式入室,到底是報複殺人還是搶劫殺人,目擊者所說的紅衣女人到底與本案有沒有關聯,為什麽一直沒有找到鞋樣,犯罪嫌疑人是否既認識馬一昆又認識何健康……之所以有這麽多不明確的問題,確實有很多客觀原因。我想,一些同誌會有疑慮,當年都沒查清的問題,十八年後還能查清嗎?我們認為,偵辦現案要用偵辦現案的方法,偵辦積案就要用偵辦積案的辦法。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把這個案子研究透。現在,請關局部署下一步工作。”

關鶴鳴把筆放在桌子上,看了一下自己的筆記本,說道:“這起案件符合搶劫殺人案的特征。”

他是用一種確鑿無疑的語氣說出這句話的,這也與很多領導或專家不一樣。說這樣的話,就等於確定了偵破的方向,這是要承擔責任的。這就是關鶴鳴的風格,在推理的時候,他會說“可能”,但在做方向性判斷或下結論時,他卻極少用“傾向於”、“可能是”這樣的詞匯。

他稍微停頓一下,看了看大家的反應,緊接著說:“有人反映說,行長被殺前參加過領導職務的競爭,以失敗告終,懷疑這與案件有關。但經過推理,如果是由於競爭產生矛盾而報複殺人的話,那麽何行長競爭失敗,勝利方有沒有殺人的必要?另外,報複殺人的時間和地點不對。報複殺人完全可以選擇任何一次何行長單獨出行的機會,沒有必要非冒著很大的風險跑到家裏去。中午入室更符合搶劫的特征,因為何行長生活比較規律,每天中午基本上都回家休息,而晚上則應酬比較多。行長家有兩道防盜門,一般叫不開門,隻有中午趁孩子上學的時機可以進入。可見,嫌疑人對行長進行過跟蹤觀察。”

在場的幾十號人居然靜得出奇。

關鶴鳴的食指和中指並排,一邊說話,一邊輕輕地敲擊著桌麵,像是在給自己打著節奏。

“還有人說,是裝修隊的工頭,這個也可以不查了。指紋、足跡都不對,膠皮錘也不對。再有,不要再考慮紅衣女人的事情了。”

羅牧青偷眼觀察了一下每個人的表情,從很多人眼裏看到了驚奇和質疑。

十八年來一直都在爭論的話題,居然這麽快就被人給出了定論,特別是那些心裏一直堅信是仇殺的人,自然不會一下子就釋放走全部的疑惑。

在基層幹過二十多年的關鶴鳴,當然知道此時大家的想法。他目光如炬,仿佛看穿了每個人的內心,說道:“還想不通的就來找我,想通了的就別再往回想了。”

一遇到難點就懷疑一切都跑偏了,這是相當一部分偵查員的通病。

在關鶴鳴的辦案經曆裏,絕不允許模棱兩可的概念存在。凡事一定要搞清楚,隻要是自己確信和驗證過的事實,就絕對不要再懷疑,就要堅定地沿著這個思路走下去。

這次到開裏,他的主要目的隻有兩個:一是對案情進行深入了解,讓大家在原則問題上統一認識;二是調動大家的積極性。

他很清楚,以目前的狀況,距離開展實質性的工作還遠著呢,需要時間和條件的積澱。

破案不能著急,要遵循水到渠成的原則。關鶴鳴開始有條不紊地部署工作:“下一步,由總隊牽頭,組建新的兩案專案組。把那些不服氣的、願意研究案件的人都叫來,然後製訂詳細的工作方案。同時,你們要把四連指指紋研究透了。部偵辦組會為你們邀請專家,幫你們一起研究。另外,你們把案發時開裏市適齡人口的情況摸摸底。至於是不是重勘現場,要等咱們把案件徹底吃透了再定。工作中有什麽問題,咱們隨時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