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後記
人生第一次與劉半農（1891—1934）先生邂逅，大概是在我的高中時代。
那時，我對現代詩頗感興趣，課餘時間找了不少現代作家所寫的新詩來讀，其中就包括劉半農那首著名的白話詩《教我如何不想她》。
後來又聽說這個“她”字竟然是劉半農“造”出來的，更是讓我大吃一驚。
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其實在中國古代早已有“她”這個字，隻不過是個生僻字，發音讀作jiě，義同“姐”，而且在古代漢語中，不分人與物，也不分陰與陽，第三人稱代詞一律用“他”。但在現代漢語中，劉半農則提倡用“她”字指代第三人稱女性，發音讀作tā，並專門發表了《“她”字問題》（1920年6月6日作）來明確闡述其觀點。所以更嚴謹的說法或許是：作為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她”字（音、形、義的統一體）才是劉半農創造和發明的。
沒想到時隔多年，我和半農先生的再次相遇，卻是因為“偵探小說”。
幾年前，我廣為搜羅各種有關民國偵探小說的研究資料，讀到了民國通俗小說研究大家魏紹昌（1922—2000）先生的代表作《我看鴛鴦蝴蝶派》（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10月）。書中《質變的典型》一章，提及了張天翼（張無諍）和劉半農（半儂）在文學生涯早期的通俗小說創作，我這才知道他二人還曾創作過偵探小說。
相比於張天翼，劉半農的偵探小說數量就有點少了，此次整理的《劉半農偵探小說集》主要收錄了劉半農以“半儂”“半”為筆名創作的白話短篇偵探小說《假發》、“捕快老王”係列文言短篇偵探小說《匕首》《淡娥》，以及“福爾摩斯探案”仿作《福爾摩斯大失敗》（共五案）。
其中，《假發》是劉半農唯一一篇用白話創作的偵探小說，以“我”為視角講述了一起發生在新劇社裏的“假發”被竊案。一般認為，《假發》中所述內容即是劉半農的親身經曆，但我始終對這點存疑。以我個人所見，目前尚未見到明確支持該說辭的文獻記錄，故無法判斷其是否屬實。
我隻能說，劉半農之所以會寫《假發》，很可能與他早年在新劇社的經曆有關。
根據《劉半農大事年表》（劉小蕙《父親劉半農》附錄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記載：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劉半農不顧家人的反對，投身革命，到蘇北清江從軍，擔任文牘翻譯。1912年2月，清帝溥儀宣布退位後不久，因對軍隊內部混亂情況不滿，劉半農離開清江，返回江陰老家。2至3月間，他又與弟弟劉天華同往上海，應友人之邀在新劇團體開明劇社擔任編劇。
民國滑稽小說大師徐卓呆（徐半梅）在《話劇創始期回憶錄》（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7月）第二十六章《頑童劉半農》中，曾談及二人的結識過程，也提到了劉半農早年在新劇社的經曆：
開明社假座大新街中華大戲院開演（即亦舞台原址，在漢口路轉角，現在是惠中旅舍）。上演的一天，我也到後台去觀光。其時他們在開幕之前，各人正忙著扮戲。李君磐便領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到我麵前說：“這一個頑童。請你給他化一化裝吧！”我便接受下來，給他畫了一副頑皮麵孔。我打聽他姓什麽，他說：“姓劉，江陰人。”
過了一個月，我在時事新報館，接到一封信，就是那個姓劉的江陰人寫給我的。他見我在時事新報上譯過一篇托爾斯泰的小說，他要打聽我根據的原本是否英文？他信上的署名叫劉半儂。我便告訴他：“我是從日本文譯的。”又過了幾天，劉半儂寄了兩篇譯的小說稿給我，托我在什麽地方發表。我把一篇登在時事新報，一篇給他介紹到中華書局的《小說界》雜誌去。
從此，他常有小說托我代為介紹。後來中華書局擴充編輯部，我辭去了時事新報而入中華編輯部，同時也把劉半儂介紹了進去。我們相處有好幾年，直到中華編輯部緊縮，大家才分手。劉半農就上北方去了。其時他才改名劉半農。人家隻曉得他是個文人，不曉得他也曾搞過話劇。
所以，我個人目前隻傾向於把《假發》看作是一篇根據真實經曆加工改編過的帶有自傳體性質的小說，可能由於正巧涉及一宗盜竊案，於是便順理成章地成了一篇偵探小說，然而其中真實成分幾何，哪些情節又是作者的精心杜撰，目前尚不得而知。
但不少有關劉半農的傳記，都言之鑿鑿地把此事完全認定為劉半農的親身經曆，並在傳記中直接把小說情節複述一遍，以小說內容去還原他當時在開明社的生活，我以為這是不大嚴謹和妥當的。
而且，在不同的傳記中，盜竊假發的主謀“方某”和同謀“金某”的名字也各不相同：趙沛《劉半農傳》（江蘇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中叫“方嘉水”和“金寶堂”；朱洪《劉半農傳》（東方出版社，2007年3月）則沿用小說中的稱呼，也作“方某”“金某”；到了胡美鳳《流風：劉半農、劉天華、劉北茂三兄弟的家國情懷》（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7月）中又變成了“方玉才”和“金阿寶”，也不知到底孰是孰非。
如果以偵探小說的眼光來看，《假發》其實在尋找主謀的過程中有些過於巧合了，但有意思的地方是，被誣陷為賊的“我”，不但需要找出主謀，而且要讓他在眾目睽睽之下人贓並獲。這樣一來，“我”如何與主謀鬥智周旋，便成了小說後半部分的一個看點，讀來頗有些趣味。
而在劉半農為數不多的偵探小說中，能展現清末民初時期中國偵探小說特點的，還要屬“捕快老王”係列。作為從古典公案小說向現代偵探小說過渡的中間產物，它兼具了“公案”和“偵探”的雙重要素。
小說中擔任偵探角色的老王雖然是衙門裏的“捕快”，但辦案時卻特別注重證據的收集和現場的勘驗，而不是想當然地拍腦袋斷案。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老王的笨徒弟，也即公案小說中常見的舊式公人的代表，隻靠懷疑，不問證據，甚至還要使疑犯屈打成招。
在勘驗現場時，老王對“足跡”等痕跡學方麵的內容格外關注，會運用邏輯推演來還原案發現場的情境。這一點充分體現了偵探小說的“現代性”，也說明“捕快老王”係列確實可以劃歸到“偵探小說”範圍之內。
除以上提到的偵探小說之外，《福爾摩斯大失敗》在發表時雖然標注的是“滑稽小說”，但因其在近現代“滑稽偵探”類型小說的譜係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也有必要整理出來。
晚清末期，以“福爾摩斯探案”為代表的一些歐美偵探小說被譯介到中國。漢譯作品激發了當時作家的創作熱情，一些以諷刺福爾摩斯在華辦案窘境為題材的仿作（同人小說）便以“滑稽小說”的形式率先登場了。
1904年12月18日，陳景韓（1878—1965）於《時報》發表“福爾摩斯探案”仿作《歇洛克來遊上海第一案》（署名“冷血戲作”），堪稱中國近現代“滑稽偵探”小說之肇始。
1905年2月13日，包天笑（1876—1973）又於《時報》發表《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接續冷血之作。之後陳、包二人便以接力的方式，分別創作了《嗎啡案》（歇洛克來華第三案）和《藏槍案》（歇洛克來華第四案），均刊於《時報》。
接著，煮夢生（1887—1914）《滑稽偵探》（改良小說社，1911年）、劉半農《福爾摩斯大失敗》、陳小蝶（1897—1989）《福爾摩斯之失敗》（1915年4月10日刊於《禮拜六》第四十五期）等同類小說相繼問世……大名鼎鼎的神探福爾摩斯來到中國，人生地不熟，處處碰壁，辦案也接連失敗，於是便上演了一出出滑稽可笑的戲碼。
清末民初眾多作家執筆的這一係列“囧探歇洛克”的失敗故事，通過異國背景的大偵探福爾摩斯的獨特視角，為讀者展現了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病，也希望借此可以針砭時弊，喚醒民眾。
其實，劉半農尚寫過一篇題為《女偵探》（署名半儂）的文言短篇小說，1917年1月刊於《小說海》第三卷第一號，一些研究者隻看到題目中有“偵探”二字就將其算作偵探小說，不免有些望文生義了。
小說中並沒有什麽案件發生，實際上寫的是一個苦命女子在不幸淪落風塵之後，被政府收買為密探，跟蹤一位年輕有為的革命黨人，後來二人情投意合，遂決定攜手同遊東瀛，共築愛巢，以期學成歸國，再行其誌，倒是可以看作盛行於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加戀愛”模式小說之先聲。
劉半農在創作偵探小說的同時，也翻譯了不少偵探小說，如與程小青（1893—1976）、周瘦鵑（1895—1968）、嚴獨鶴（1889—1968）等人合譯《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中華書局，1916年5月初版）時，就負責翻譯了第二案《佛國寶》（今譯《四簽名》），而且還為整個“全集”撰寫了一篇“跋”，指出偵探小說具有一定科學啟蒙的作用。這一想法，與晚清以降將小說視為“開啟民智”的工具的思想不無關係。不過到後來，劉半農卻又視偵探小說為“消極小說”。
1918年1月18日，劉半農出席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小說科第三次研究會，並在會上作了題為《通俗小說之積極教訓與消極教訓》的演講，該講稿後來刊於《太平洋》第一卷第十號。
演講題目中的“消極教訓”，是指“紀述惡事，描摹惡人，使世人生痛恨心，革除心”，劉半農覺得這也合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道理。這時，他在“消極小說”的種種流弊中提及偵探小說，是因為偵探小說中常涉及到犯罪事件和犯罪手法的描寫，作奸犯科之人在閱讀之後難免不會起模仿之心：
偵探小說的用意，自要促進警界的偵探知識；就本義說，這等著作家的思想，雖然陋到極處，卻未能算得壞了良心；無如偵探小說要做得好，必須探法神奇；要探法神奇，必須先想出個奇妙的犯罪方法；這種奇妙的犯罪方法一批露，作奸犯科的凶徒們，便多了個“義務顧問”；而警界的偵探知識卻斷斷不會從書中的奇妙探法上，得到什麽進步；―因為犯罪是由明入暗，方法巧妙了，隨處可以借用；探案是由暗求明，甲處的妙法，用在乙處，決不能針鋒相對；―從前有位朋友向我說：“上海的暗殺案，愈出愈奇，都是外國偵探小說輸入中國以後的影響。”我當時頗不以此言為然，現在想想，卻不無一二分是處。
正因如此，劉半農才提倡作通俗小說時要多用“積極教訓”―“紀述善事，描摹善人，使世人生羨慕心，模仿心”。
“五四”之前的劉半農，在通俗小說創作和翻譯的實踐中，逐漸意識到：無論通俗小說、下等小說，還是民間文學，都有可供學習和借鑒的地方，隻要能充分利用其“積極教訓”的方麵，對於新文學的發展同樣具有積極的意義和作用。
華斯比
2020年12月21日於吉林銘古軒
[1] 本文刊於《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十二冊。
[2] 校讎（chóu）：校對書籍，以正誤謬。
[3] 射覆：原為一種猜物遊戲，將物品藏在碗盆下，讓人猜想，也用來占卜。
[4] 遼夐（xiòng）：遼闊寬廣。
[5] 第一案《血書》，周瘦鵑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一冊，今通譯作《血字的研究》。
[6] 界說：“定義”的舊稱。
[7] 工夫：工作。
[8] 硜（kēng）硜：理直氣壯、從容不迫的樣子。
[9] 方寸：指人的內心。
[10] 掊（pǒu）：抨擊。
[11] 第四十四案《罪藪》，程小青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十二冊，今通譯作《恐怖穀》。
[12] 第三十九案《獒祟》，陳霆銳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十冊，今通譯作《巴斯克維爾的獵犬》。
[13] 第四案《紅發會》，常覺、小蝶合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三冊。
[14] 第六案《弑父案》，常覺、小蝶合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三冊，今通譯作《博斯科姆比溪穀秘案》。
[15] 第十三案《翡翠冠》，常覺、小蝶合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四冊，今通譯作《綠玉皇冠案》。
[16] 第二十三案《希臘舌人》，程小青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七冊，今通譯作《希臘議員》。
[17] 第二十四案《海軍密約》，程小青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七冊，今通譯作《海軍協定》。
[18] 第二十八案《壁上奇書》，常覺、天虛我生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八冊，今通譯作《跳舞的人》。
[19] 第三十七案《情天決死》，常覺、天虛我生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九冊，今通譯作《格蘭其莊園》。
[20] 第四十三案《竊圖案》，陳霆銳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十一冊，今通譯作《布魯斯-帕廷頓計劃》。
[21] 第五案《怪新郎》，常覺、小蝶合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三冊，今通譯作《身份案》。
[22] 第八案《丐者許彭》，常覺、小蝶合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三冊，今通譯作《歪唇男人》。
[23] 第四十一案《紅圓會》，漁火譯，載《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十一冊，今通譯作《紅圈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