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張之洞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今河北人）人。張之洞的家庭“三世為州縣官”，從小就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少時博覽群書，過目不忘，16歲時，以鄉試第一名中舉人，26歲中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早年，張之洞以攻訐時政而成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30歲時被派任浙江鄉試副考官，接著督辦湖北學政，開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繼而任四川學政和國子監司業。34歲起，擔任山西巡撫，繼升為兩廣總督，兩江總督，成為最高地方長官。光緒十五年（1889年）調任湖廣總督，擔任此職一直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其間除1895年1896年和1902年1903年兩次臨時代理兩江總督以及入京定學製外，他在湖北任職長達37年，是清代總督中在一個地方任期最長的封疆大吏。
在地方的任職期間，張之洞除了興辦洋務、設槍炮廠、開礦務局、置軍艦和訓練軍兵外，尤其重視教育事業建設，他創辦了一批著名的書院和洋務學堂，並大力提倡留學教育，晚年躋身於軍機樞要，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主持製定了我國第一個近代學製即癸卯學製。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積極參與廢除科舉製度的教育改革，供職中樞，主管學部。在四十餘年的仕官生涯中，張之洞勤理學政，關心教育，不僅有豐富的辦學實踐經驗，而且有係統的教育思想理論，在我國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
張之洞是新洋務派的首領，與早期洋務派曾國藩、李鴻章相比，雖然他的教育活動後起，但是他更加重視人才的培養和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對教育目的與作用有更深刻的認識，同時對待中西文化與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論化、係統化的論述，它的核心是“中體西用”的教育救國論。
張之洞的教育活動大致可以以“中法戰爭”和“戊戌變法”為界限分
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即他由十載學官到出任巡撫時期。這一時期，張之洞屬於頑固派營壘的舊學捍衛者，其辦學的目的在於“通經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學校培養“出為名臣，處為名儒”的人才。他創辦了湖北經心書院、四川尊經書院和山西令德書院等，教學內容主要是傳授綱常名教的
“通經學古之學”。
張之洞作為學官，主持過浙江鄉試，所取多樸學之士。做湖北學政時，鑒於士風敗壞，他強調“以根抵之學礪礪諸生”，並以“端品行，務實學，兩義反複訓勉”。在四川任學政時，大力整頓科舉積弊，並親自講學於尊經書院，著《輏軒語》《書目答問》二書。前者將科舉考試注意事項逐條列出，對考生加以指導，實為科舉考試指南；後者列舉經、史、子、集要目，實為舊學入門。在這一時期，張之洞所起用和培養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許景澄、陶橫、孫詒讓、張祥齡、範容、宋育仕、楊銳等。
第二階段，即中法戰爭後到戊戌變法前，督粵、湖廣和暫署兩江期間。這一時期張之洞從清流派轉化成洋務派，為了適應清末洋務活動的需要，調整了早期洋務派舊學與新學、中學與西學的關係，修正了他早期的辦學宗旨，著重培養用傳統綱常名教武裝頭腦而又能從事洋務的各種專門人才。在教學內容上除了堅持傳統的舊學為基礎外，提倡增添傳授西文、西藝的新學。同時，他逐漸將過去所興辦的舊式書院改革為新式學堂。他說，書院“必須正其名曰學，乃可鼓舞人心，滌除習氣。如謂學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學校，即合古製，且以名實相符”。這一時期，張之洞對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變器不變道”，即主張學習西方某些近代藝能，但必須保存中國的封建政治、倫理傳統。
在張之洞的影響下，湖北經心書院初期學習課目為經解、史論、詞賦之類。光緒十六年（1890年）五月，張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書院，課目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算學、經濟學六門，又以新學方興，還開設天文、地理、數學、測量、化學、博物學、兵法、史略學以及兵操等學科。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又添設外文、天文、格致、製造四門西學內容。在管理方麵，改舊世積分法為“日課”，即仿效學堂按日上堂教習，類似現代教育的班級授課製。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張之洞暫署兩江。由於身處文化發達地區，與外部世界聯係擴大，加上中日戰爭的刺激，他興辦了一係列新式學堂，如在南京創辦儲才學堂，恢複水師學堂，興辦陸軍學堂，在江西高安辦蠶桑學堂。此外，他還大力提倡出國留學教育。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從兩江返回湖廣本任，開始大規模地興辦學堂和派遣出國留學生以及創辦文化設施，這時期，他雄心勃勃，決心在教育上大幹一番事業，他致力於軍事教育、實業教育、留學教育、師範教育、普通教育
等。
軍事教育方麵：他早先在廣東時創辦了水陸師學堂，這是當時一所規模較大的洋務學堂，以培養海陸軍事官員為主要目標，水師聘英國人做教官，陸師由德國人做教官。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他又在南京創辦了江南陸軍學堂；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他創辦湖北武備學堂。
實業教育方麵：他提出要“振興農工商各項實業，為富裕國民之利”。他在湖北創辦的實業學堂，有礦業學堂、工業學堂、湖北自強學堂、湖北方言學堂、湖北方言商務學堂、湖北算術學堂、湖北農務學堂、湖北工藝學堂、湖北駐東鐵路學堂等。這些實業學堂都是零星創辦的，並無係統規劃，辦學宗旨，專在實用，招收和培養了一大批我國近現代各方
麵的技術人才。
普通學堂方麵：他在湖北創辦的有初等小學堂、湖北五路小學堂、湖北普通中學堂、湖北高等學堂、湖北存古學堂等。張之洞主張，小學由民間自辦自主。中學教育培養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從事於各項實業”，二是“進取者升入各高等專門學堂”。課目為十二門：倫理、溫經、中文、外語、曆史、地理、數學、博物、理化、法製、圖畫和體操。教學方法仍以講誦為主，同時兼用西方教育實驗、觀察等方法，大學堂的宗旨規定為造就通才。他選擇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的優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學堂學習經學（道德學、文學）、中外史學（國朝掌故學）、中外地理（測繪學附）、算學（天文學附）、理化學、法律學、財政學和兵事學。後兩門均為西學，延聘東西各國教習講授。學生四年結業後再派往東西各國遊曆一年，以後高等學堂的學生來源主要由普通中學堂的畢業生升入，三年學製年限，畢業後出國遊曆一年。這樣，張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係統化
和製度化了。
留學教育：張之洞認為學習外文是學習外國的必要準備，他說：“知中不知外，謂之聾瞽。”“自強之道，貴乎國知情偽，取人所長。若非精曉洋文，即不能自讀西書，必無從會通博采。”自強學堂就是一所外語專科學校，設有英、法、俄、德、日語等科目。在辦外語學堂的同時，他還極力提倡編譯西方書籍，後來他在兩江和湖廣地區合設江楚編譯局。張之洞還認為，在國內讀洋書不如出國留學，留學一年勝於國內讀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學教育。他曾派遣2人到比利時學煉鋼鐵，派學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學軍事和製造技術。
師範教育：在興辦各類教育的過程中，張之洞認識到師範教育尤為關鍵。他說：“查各國中小學教員取材於師範學堂，故認為師範學堂為教師造端之地，關係至重。”他先後在湖北創辦了一批師範學堂，如湖北師範學堂，除普通學科外另設教育學、衛生學、教授法、學校管理法等科目。
又如兩湖總師範學堂，規模大、學生多，內設附屬小學，當時李四光、聞一多就是該師範學校的學生。此外，他還創辦了湖北師範傳習所，支郡（即各府）師範學堂，建立了全省師範教育網。
此外，張之洞對婦女教育和兒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視，他先後在湖北興辦了一些婦幼學堂。如湖北敬節學堂，是當時的幼兒師範學校；湖北育嬰學堂相當於今日的保育員學校；湖北女學堂，為湖北近代女學之始。
在湖北期間，張之洞還創辦了圖書館、《湖北商務報》《漢報》《楚報》《湖北日報》《湖北官報》等，為湖北文教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第三個階段，即戊戌變法之後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張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麵他發表了代表作《勸學篇》，另一方麵他積極參與和
主持製定癸卯學製。
《勸學篇》集洋務教育思想之大成，對中國近代史上中體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做了理論上的總結。《勸學篇》共四萬餘字，分二十四篇。內篇九，講中學；外篇十五，講西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勸學篇》的一貫精神，主張在維護封建綱常名教的原則下，謹慎地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藝，以此技藝來救清王朝封建製度和學術文化之“闕”，以達到維護封建製度的目的。張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來越暴露出洋務教育的反動性一麵，他害怕資產階級利用西學特別是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等作為反對封建專製統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學教習政治法律與兵操，查禁反對封建名教的資產階級革命家所辦報刊雜誌，乃至殘酷殺害革命黨人等。
但張之洞晚期也順應時代潮流，積極參與廢除科舉製度和擬定癸卯學製。癸卯學製亦稱《奏定學堂章程》，這是我國第一個正式頒行的近代學製，對科舉製度的廢除和促使中國教育走向現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學製包括二十個文件，其中主要是“學務納要一冊，管理學校通則一冊，實業學堂一冊，請講學生章程一冊”。這個學製的教育宗旨是“中體西用”，具有資本主義國家教育製度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各級學校的學習年限與學習目標，采用新的教育內容與方法。在這個學製的推動下，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朝徹底廢除了自隋唐以來的科舉考試製度，新學堂也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以前，全國官辦學校為數很少，新學製推動後不到八年，全國新學堂發展到五萬二千多所，學生人數達
一百五十多萬人。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張之洞晉協辦大學士，後督辦粵漢鐵路，充實錄館總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張文襄公全集》。
點 評
從晚清中興四大臣身上，我們不難發現不能中興晚清的緣由了。這四大臣之間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別是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對外軟弱派在政局中占著主導地位，把強硬派取得的功績給化為了烏有。
軟弱派在洋務運動中，崇洋媚外，對洋人采取了一種過分依賴的態度，到處表現出一種奴顏媚骨的嘴臉以討好洋人，想以此來換取洋人的支持，結果被人越發看不起，洋務運動始終隻能學到別人的浮表和過時的末技，這就根本談不上中興之路了。因此，晚清的中興之舉，隻給未來播下一些種子。晚清中興的失敗留給後人的教訓是：永遠不要讓軟弱派主政，軟弱派隻能使強國變弱，使弱國滅亡，依靠他們來變革圖強，無異於緣木
求魚。
值得回味的是，軟弱派在主觀上也是希望國家富強的，所以才會掀起一場洋務運動，實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有道是，吃一塹長一智。這些中興的大臣，皆是智慧之士，看到此“軟弱姿態”無效了，為什麽不改變方略？難道這是一種性格使然？政治上的軟弱性是由一種人格的軟弱性決定的嗎？但他們對農民起義，又為什麽那麽殘酷強硬呢？是什麽決定了他們對外政治上永遠的軟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