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太平宰相房玄齡

每一個聖賢的君王身旁總是有一個得力的宰相在輔佐。

貞觀四年（630），即唐太宗李世民稱帝第四年，房玄齡被提升為尚書左仆射，行使宰相職權，在其後的近20年中，他一直連任，直至70歲病逝。

任職期間，房玄齡至忠至勤，成績卓著，堪稱能相。史書上寫道：“任總百司（總管政府中的各個衙門），日日夜夜地、謹慎虔誠地處理各類問題，盡心竭力，不讓一件事辦得不合理。”

選拔人才，房玄齡十分謹慎。唐太宗曾經說過：“任免官吏是一件不可閃失的事，用對了一君子，就有許多君子慕名而來；若用一小人，許多小人也就會鑽營附和而來。”在這一點上，房玄齡對唐太宗極其讚賞。

他知人善任，常向唐太宗推薦人才，委以重任。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衛率（主管太子的安全保衛），名叫李大亮，房玄齡很器重他，說他為人耿直，有西漢忠臣王陵、周勃的氣節，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為房玄齡的副手。房玄齡在用人方麵，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責備，做到揚長避短。但如果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他也寧缺毋濫，絕不做濫竽充數之事。如管理財政申報開支的部門，很長時間沒有人選，但房玄齡認為這個部門關係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係”的地方，“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他這樣做，有時會招致別人說閑話，評論他在授權方麵十分吝嗇。但他為了國家的利益，對於個人的聲譽，從不計較。

對於朝廷上的一些瑣事，他事事一概過問，不僅定期審查吏治、司法的得失優劣，甚至連宮室的營造、武庫裏的存儲數目，他都要一一過問。

史書說他“事無巨細，鹹當留意”，其認真負責的精神，著實古今罕見。

在對李世民的進諫方麵，他也做得很好，雖未能像魏徵那樣屢屢犯顏直諫，但也能坦率地陳述自己的意思。其實，魏徵對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徵曾經說過，在事必躬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方麵，自己比不上房玄齡。一次，唐太宗忽然問左右大臣說：“自古開國的皇帝，把皇位傳給了子孫，為什麽經常出現變亂呢？”房玄齡直率地說：“那都是因為皇上寵愛子孫，而子孫生長深宮，自幼過慣了富貴的生活，不知人間疾苦，不懂國家安危，不能磨煉意誌、增長才幹的緣故。”

唐太宗也有過不少失誤，如對高麗的戰爭，不但給高麗人民帶來了災難，也給本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在多年的戰爭中，僅戰馬就損失了十之七八。貞觀二十二年（648），唐太宗又要用兵高麗，當時房玄齡已重病臥床，聞知此事後，立即上書唐太宗，並對兒子們說：“當今天下安寧，各得其所，唯有東征高麗，必會成為國家的大患。我雖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會死不瞑目。”唐太宗覽表以後，十分感動地說：“此人危篤至此，尚能憂我國家，實在是難得啊！”

房玄齡心地赤誠，胸懷寬廣，團結同僚，容易與人共事，並且注意發揮別人的長處。如經他推薦的杜如晦，就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史書上稱他“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房玄齡就注意發揮他善於決斷的長處，每和太宗有所謀劃，都要等杜如晦前來定斷，用房玄齡的話來說，就是“非如晦莫能籌之”。而杜如晦的很多觀點，往往與房玄齡不謀而合。“房謀杜斷”，相互補充，他們兩人的密切合作，與勾心鬥角的官場習氣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成為古今的佳話。

房玄齡像

房玄齡從小就愛總結前朝滅亡的教訓，因而在任職期間，他主持編纂了對各類圖書的搜集整理工作，包括《晉書》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編寫。

一次，唐太宗問房玄齡道：“為什麽曆史上修的本朝國史，都不讓皇帝本人看呢？我想看看你主持修的國史，不知是否可以？”房玄齡說：“國史應按事實而編修，這樣就必定會寫到皇帝不好的地方，有時還會加以抨擊，當然不能讓皇帝親眼看到。”唐太宗反複解釋，說要看國史並無他意，隻是為了鑒戒自己，房玄齡這才同意讓他看。

貞觀二十二年（648），房玄齡病危，太宗不斷派人探望，並親去慰問，房玄齡臨死前，與他握手敘別。房玄齡死時，“太宗對之流涕”，可見君臣感情之深。

點 評

在封建社會，人言官場險惡，官場如戰場，其實並不都是如此，主要應看處於什麽樣的朝代，碰上什麽樣的君主，更主要的還是自己的態度。

以曹操之“奸”，尚有許多人忠誠於他，尚有許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終，何況侍奉別的君主呢？由此看來，封建社會的官場奸詐，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絕對無法規避的，至於如何趨利避害，要看具體情況而定。

至於房玄齡，其善始善終的原因有三：一是早年投奔李世民，曆史清楚，無查不清的問題；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確實需要他；三是他雖握大權，但絕對構不成對李世民的威脅，多是辦理事務，為李世民提供谘詢，並無謀逆私利之心。有這三條，隻要不是生於桀、紂之世，就能保全職位、性命；生逢明君，則可成就一番事業。

宰相對於一朝一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縱觀中國曆史，哪一個聖賢的君王旁邊沒有一個得力的宰相在輔佐呢？早至周武王身邊的薑子牙、秦始皇身邊的李斯、近至三國時代劉備身邊的諸葛亮、宋神宗身邊的王安石……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唐太宗在唐朝初年之所以取得“貞觀之治”，和房玄齡的貢獻也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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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齡小傳

房玄齡（579—648），唐代初年名相，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他博覽經史，能書善文，18歲時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隋末大亂，李淵率兵入關，玄齡於渭北投李世民，屢從秦王出征，出謀劃策，典管書記。每平定一地，別人爭著求取珍玩，他卻首先為秦王幕府收羅人才。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謀士。唐武德九年（626），他參與玄武門之變的策劃，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並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玄齡為中書令。貞觀三年（629）二月為尚書左仆射，十一年封梁國公，至十六年七月進位司空，總理朝政，太宗征高麗時，他留守京師。二十二年病逝。

貞觀前，他協助李世民經營四方，削平群雄，奪取皇位。李世民稱讚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貞觀中，他輔佐太宗，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製定典章製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才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後世以他和杜如晦為良相的典範，合稱“房謀杜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