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卓越的文治武功
呂不韋在當政期間，無論文治還是武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首先在武功方麵，秦國在中原地區穩步發展，並最終在戰國後期的整個戰局中，確立了主動與絕對優勢的地位。呂不韋武功平天下的第一步棋就是滅亡了在鞏地（今河南鞏義）苟延殘喘的小國東周。
戰國前期，在周王室的領土內分裂出了兩個小國：東周及西周。公元前256年，秦昭王滅西周，同年，周赧王死。從此，掛名的周天子不存在了。但東周仍遺存著，東周的統治者稱周公。周公雖不稱“天子”，但畢竟是周王室的殘餘。所以，他的存在，被秦國統治者認為是統一華夏的一大障礙。然而，無緣無故地去消滅他，又會受到道義上的譴責。
秦國正愁找不到借口，沒想到東周竟自己向秦國的刀口上撞來。莊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東周不自量力地聯合各諸侯國圖謀進攻秦國。
呂不韋抓住時機，親自率兵輕而易舉地征服東周，將其領地並入了秦國版圖。接著呂不韋又下令：將周公遷到陽人（今河南汝州西），讓他奉其宗祀，延續著有名無權的周人宗室。
呂不韋的這一措施，表現出他不同於以往君王的政治眼光，消滅東周的實體，但又不絕其宗祀，這正符合儒家“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思想。一百多年來，秦國以武力征伐東方各國，在東方各國中留下了非常惡劣的印象，人們常斥之為“虎狼之國”“凶殘暴虜”“仁義不施”等，人們的口頭禪都是“暴秦”。呂不韋這一舉措既鏟除了走向統一的一個政治障礙，又為自己樹起了崇奉“禮”“義”，施行“興滅”“繼絕”的善舉形象。這種形象，對於嬴政得天下士人的好感、吸引他們投奔秦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呂不韋一下子就顯露出了他政治家的眼光。
在滅東周的同一年，呂不韋又派將軍蒙驁率軍進攻韓國，韓桓惠王被迫將成皋和滎陽（均在今河南滎陽境內）一帶割讓給秦國。秦隨即在那裏建立了三川郡。成皋和滎陽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秦國取得它們，便控製了關西通向關東各諸侯國的一條要道，也為秦國的東進開辟了牢固的前沿陣地。至此，秦國的東部邊界正逼近魏國的都城大梁（今河南開封），秦軍的鋒芒可由三川郡直指魏國的心髒。
公元前248年，趙、魏聯合向北進攻燕國。呂不韋趁其後方空虛，派蒙驁率軍向趙、魏兩國進攻。很快，秦軍就攻占了趙國的太原（今山西太原）、魏國的商都（今山西晉城北）和汲縣（今河南汲縣附近）。隨後，秦軍又在趙國的西部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攻勢，先後取得榆次（今山西榆次）、新城（今山西新城）、狼孟（今山西孟曲北）等37座城池。
公元前247年，呂不韋令大將王齕進攻韓國的上黨郡（今山西西北地區），將其全部占領，並重建上黨郡。同時，又在越國故地太原及其附近一大塊土地上設置了太原郡。
從莊襄王死到秦王嬴政親政這段時間內，呂不韋仍然實施“近攻”
的戰略，即將韓、趙、魏作為主攻目標。公元前245年，秦攻取魏國的卷（今河南原陽城北），斬首三萬。公元前244—公元前243年，秦軍又接連攻占韓國13個城邑及魏國的田易、有詭二邑。公元前242年，蒙驁率軍大舉征伐魏國，一連占領了酸棗、燕、虛、桃人（均在今河南延津、長垣一帶）、長平（今河南西北）、雍上（今河南劄梁）、山陽（今河南焦作市東南）等20座城邑，並在那裏設立東郡。公元前241年，秦又攻占了魏的朝歌（今河南淇縣）。至此，韓、魏兩國的絕大部分與趙國的西部，都歸入了秦的版圖。
同年，為秦國的東進形勢所迫，趙、楚、魏、韓、燕五國再一次聯合起來，向秦國進攻。然而五國聯軍是如此的不堪一擊，遭秦軍稍微反擊，便迅速瓦解。自此，東方諸國再也無力反擊，隻有等待秦國將其一個個滅亡。
公元前238年，秦軍多路向魏國發動進攻，占領了垣、蒲陽（均在今山西境內）、衍（今河南鄭州北）。昔日兵強地廣的魏國，此時隻剩下殘古幣
兵敗將和大梁以東的小片地區了。
如果說呂不韋執政時期秦國在軍事上的勝利是借助了以往幾十年打下的基礎，並有相當一部分功勞應歸功於秦軍將士的英勇善戰的話，那麽，在這一期間，秦國在文治方麵取得的成就，就緊緊地與呂不韋聯係在一起了。呂不韋給秦國的思想文化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麵，寫下了一段輝煌的篇章。
1. 倡導加強禮儀教化
在為政治國方麵，除了主張原來的嚴刑峻法的法治外，呂不韋還倡導加強禮義教化。由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有《上德》一篇，其中寫道：“為天下反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行義，不賞而民功，不罰而邪止。”就是說，以“德”和“義”來引導天下，可以收到不用“賞”“罰”手段以使民心歸善、邪惡不生的功效。這種德、刑並用的思想，與秦國專用刑罰的傳統有著很大的不同。這反映在對東方六國的兼並策略上，就形成了剛柔相濟的兩手，除使用武力徹底消滅外，有時還加以籠絡、安撫，如對東周的方法。
2. 大量引進人才
呂不韋改變秦國過去的文化封鎖政策，大量引進東方國家的文化，特別是各種人才。秦國雖有任用外來人才的傳統，但長期以來，為秦國所歡迎的主要是持法家觀點的人物。這使秦國的文化十分單一而貧弱。呂不韋任秦相後，廣泛地從東方吸收、引進人才，諸子百家各派人物都歡迎。
一時間，天下之士爭相入秦事秦。據說聚集在呂不韋門下的賓客有三千之多，包括了儒、道、占星、陰陽、法、縱橫、兵、農等各家各派門徒。這些士人在呂不韋周圍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才庫，並擔負著智囊團的作用。
如後來為秦的統一和秦帝國的建立做出重要貢獻的李斯，最初就投在呂不韋門下。
3. 集百家之長，建立起治國安邦的理論體係呂不韋執政時期，全國統一的局勢已經十分明朗，當時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統一中國的軍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統一後的國家如何進行統治的問題，呂不韋也在思考。他采取了兼收並蓄的方法，來建構他的理論體係。他認為，人和物都有其長與短，隻有善於吸收和利用別人之長補己之短者，才能得到天下。由此，他組織手下的賓客，發揮各自的特長，著書立說，集百家為一家，編寫出了先秦雜家的代表性著作《呂氏春秋》。
秦國早先所處的岐山以西為戎、狄雜居之地，由於地理和種族因素的影響，形成了迥別於中原的社會風俗，民性強悍，崇尚武功。加上地處西陲，與其他地區交流較少，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落後狀態。比如，戰國諸子百家的著名人物，沒有一個是在秦國的土地上培養出來的。因此，呂不韋招攬各國人才，對各種學派采取兼收並蓄的政策，實在是秦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壯舉、一件盛事。而反映戰國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滲透、百家合流特點的雜家著作《呂氏春秋》出現在秦國，更是為秦國的統一做了思想文化上的準備。由於呂不韋在文化上進行的這項工作，使秦國可以毫無愧色地擔當起統一天下的大任。
五、兼百家之長的《呂氏春秋》
1.《呂氏春秋》的由來和概貌
關於呂不韋編纂《呂氏春秋》的由來，《史記·呂不韋列傳》是這樣記述的：
當時，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嚐君，這戰國“四公子”都注重禮賢下士，以養著眾多賓客而著稱於世，當時的士人都十分欽佩和向往他們。呂不韋任秦相以後，意識到秦國雖然強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士卻奇缺。呂不韋為此感到羞愧。於是他也廣招天下士人，禮遇他們，門下聚集了食客三千人。呂不韋又仿效當時著書立說的風氣，讓他們編撰自己的所見所聞，合成一輯，取名為《呂氏春秋》，全書分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餘萬言。
《史記》中的這些記載，使我們對《呂氏春秋》成書的情況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不過，關於呂不韋養士、組織編撰《呂氏春秋》還有兩點值得說明：
一是戰國“四公子”養士主要是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而呂不韋養士則有著更為深遠的意圖。“四公子”養士沒有編過什麽書，而呂不韋卻讓他們編撰了一部著名的《呂氏春秋》，這是“四公子”所不如的。漢代王充說：“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
（《論衡·效力》）。這就意味著戰國之時，賢能之士的向背對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關係重大。從東方而來的呂不韋，當然明白在爭奪人才的這一“戰場”上秦國並不占優勢，因而他要廣泛羅致文士以彌補秦國文化上的不足，為統一做文化和人才上的準備。當然，他也有吸引人才以擴大自己勢力的意圖。從以後的曆史看，呂不韋所網羅的人才，也確有為秦始皇所用，成為秦的棟梁之材的。
二是在《呂氏春秋》成書以前，雖然已有諸子百家的許多著作問世，並流傳天下，但是像呂不韋那樣有組織、有計劃、集體編寫文章的卻是第一次。而且，在現存的先秦諸多著作中，像《呂氏春秋》這樣的體裁也是獨一無二的。在這個意義上，《呂氏春秋》的編纂和問世，實在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創舉。
《呂氏春秋》全書分“十二紀”“八覽”“六論”三個部分。由於是有計劃有組織地編寫，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齊。
“十二紀”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個季節為“紀”，每一“紀”有五篇文章，共計六十篇。
“八覽”是“有始覽”“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分覽”“審應覽”“離俗覽”“恃君覽”，每“覽”有八篇文章，共計六十四篇。
“六論”為“開春論”“慎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士容論”，每“論”有六篇文章，共計三十六篇。
另外還有一篇“序意”（即序言）。這樣，全書一共有161篇文章。
後來，《呂氏春秋》在流傳過程中發生了遺失和錯位現象。現存《呂氏春秋》中的“有始覽”隻有七篇文章，“序意”也殘缺不全。
2. 集百家之長的雜家之言
在整齊的篇章形式下，《呂氏春秋》包容了相當繁雜的內容。漢代曆史學家班固說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有一位學者汪中認為它是先秦“諸子之說兼而有之”。的確，參加編寫《呂氏春秋》的學者來自各方，帶來了各種不同學派的觀點。但是，仔細分析《呂氏春秋》的內容，可以看到它還是有自己鮮明的思想傾向的。它並不是機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農家、兵家與陰陽家等原有觀點，而是按照當時的政治需要有所選擇和揚棄。
《呂氏春秋》首先對法家的一些有用觀點作了肯定。法家提倡求實，“法後王”即注重當前現實，反對空談“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呂氏春秋》中，《離謂》《當務》《察今》《不二》等篇都闡發了這些觀點。
法家主張法令劃一，君主必須控製權柄和諳熟權術。《呂氏春秋》中的《有度》《慎勢》《具備》《任數》《勿躬》《知度》等篇就專門談到了以法治國及人君麵南之術。
但《呂氏春秋》在主張法治以外，又倡導加強禮義教化，“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功，不罰而邪止”。為此，《呂氏春秋》十分讚同“君臣議”。它舉了兩樁史實說明這一道理。其一是：春秋時代晉國的貴族智伯被趙襄子所害，晉國的一部分也被趙國瓜分。智伯的一個臣子豫讓決心為智伯報仇。他把自己的胡子眉毛全剃光，全身塗黑，又弄得斷肢殘手，穿上破爛衣服，回到家中向妻子行乞。他的妻子見來人模樣像討飯的，可開口說話的聲音卻像自己的丈夫，十分生疑。見此，豫讓離開後又吃木炭，把嗓子搞壞，讓妻子也分辨不出他的聲音。偽裝成功後，豫讓準備去暗殺趙襄子。這時，豫讓的一個好朋友見他如此殘害自己，就問他：“你怎麽想出這樣的主意？”
豫讓說：“我要替智伯報仇。”
這位朋友批評他說：“可是，你這樣做簡直是白受罪，不會有什麽結果的。你的精神固然可嘉，卻極不明智！以你的才能去投奔趙襄子，趙襄子必定會重用你。到那時，你再想辦法殺死他，不是方便得多嗎？”
豫讓卻反駁說：“此言差矣！照你說的去做，簡直是出賣新朋友報答舊朋友。為舊君而害新主，違背君臣之義，還有比這種事更嚴重的嗎？這和我報仇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我之所以要為智伯報仇，正是為了維護和發揚君臣之義，而不是要走什麽捷徑。”
《呂氏春秋》用來說明“君臣之義”的另一個故事是：春秋時莒國的柱厲叔是莒驁公的大臣。柱厲叔發現莒驁公並不怎麽信任自己，就知趣地辭官而去。然而有一天，有消息說莒驁公被敵人圍困，十分危急。柱厲叔立即向友人告別，準備去莒驁公處與其同死。有人勸他說：“當初，因為莒驁公不信任你，你才離開。現在你卻要去與他同死，這豈不是對你信任和不信任都沒有區別了嗎？”
柱厲叔卻嚴厲地駁斥說：“不是！以前，因為他不信任我，我才離開他。現在他有難，我若不去，那就恰恰證明他當初不信任我是對的。我就是要在這個時刻去與他共患難，用這種行為警示那些不能識別忠臣的君主，讓他們內疚、自責。這樣，後世的忠臣就不會像我一樣被誤解。忠臣不為君主所誤解，那麽，君王的地位就會永遠穩固了。”
從這兩個故事中，我們不難發現《呂氏春秋》維護君臣之義的目的。
《呂氏春秋》對道家和“無為而治”思想也作了發展和運用。它認為，君主隻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別的事就似“無為”，“賢主勞於人，而佚於治事”（《季冬紀·士節》）。
《呂氏春秋》還有許多墨家的觀點，宣揚“尚賢”“非攻”“節葬”
等思想。
3. 雜家的意義
身為秦國丞相的呂不韋，以雜家的形象出現，說明他已經認識到單純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觀點來治理國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國隻用法家的主張進行統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采各家，尤其倡導融會儒、法壁畫圖
兩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於統治和管理。《呂氏春秋》其實是呂不韋的一個施政綱領。
然而可惜的是，《呂氏春秋》問世沒多久，就被秦始皇“打入冷宮”。秦國依然沿著峻法治國的道路走，使秦國的統一猶如曇花一現。郭沫若曾在其《十批判書》中指出：“假如沿著呂不韋的路線走下去，秦國依然是要統一中國的，而且統一了之後斷不會僅僅十五年便迅速地徹底崩潰。”
這雖屬推測，但從漢代統治思想的變化及效果看，此話是有道理的。
點 評
呂不韋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位走到宰相的政治地位，並在思想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商人。因為是商人出身，又以政治投機起家，所以後人對呂不韋多有詬病。然而，從呂不韋為相之道和他的《呂氏春秋》看，或許他的商人出身正是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建樹的原因。
商人奔波於天下，見多識廣，能夠和社會上的各種人、事打交道，因而能夠包容百家，極少有狹隘的門戶之見。以這樣的人格素質來治理國家，才能使天下走向和諧繁榮。今人所需清除的，反而是那些傳統社會對商人的偏見。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經提出一種“哲學王”的主張，認為哲學家來當王是理想社會的模式之一。其實，從人類的終極價值層麵說，“商人王”似乎才是最理想的。當然，能夠為王的商人，絕不是那些“小商人”，而隻能是“大商人”，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商人。
嬴政獨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