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即理VS性即理

在理學語境中，心分為性和情兩種，這兩種都與生俱來。“情”主要指的是七情六欲，情欲是表現出來的，是外在的；而理學家則主張“靜”，就是說，一個人應該時刻保持莊重的儀態，要注意體統，不能追趕跑跳蹦，更不能放肆地喜怒哀樂。程頤的態度就是，人應該像僵屍一樣，麵無表情，行動起來一板一眼，隻有這樣才符合“性”。性是一個人作為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也就是天理。正是因為有這樣奇妙的理論，所以，理學家要求別人“存天理（性）滅人欲（情）”。於是，朱熹就說，心可不是天理，心的其中一部分的性才是天理，情不是。

問題是，心分性和情正如水（H2O）分為氫原子（H）和氧原子（O）一樣，一旦分割了，就不可能稱為水（H2O），把“情”從“心”分出去，甚至咬牙切齒地想把它滅掉，這太不現實。朱熹也認為這有點不現實，所以他認為，我們的心是不足的，因為“情”被扔出去了，必須要找點什麽東西補充進來代替“情”。這種想法是正確的，因為性和情是心的兩條腿，缺一不可。如果你把右腿給砍了，即使把左腿練成金剛腿，你還是個殘廢，必須要去外麵找來一條腿，才是解決問題之道。於是，朱熹到心外去尋找另外一條腿，希望通過對萬事萬物的探究，從而不停地得到各種各樣的天理和道理，來彌補心的不足。

老實說，這種方法沒錯。我們必須要向外界學習，才能充實自己。比如我們要想開車，必須要去考駕照，比如我們想知道原子彈為什麽有那麽大威力，我們必須要從最基本的數理化開始學起，這些都是外在的知識，我們學習它，沒有錯。可理學家們卻在這裏來個大轉折：學習了這些基本的常識後，還要累個半死，把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本來，我們考駕照的目的就是為開車，會開車後，這個“格物致知”的流程就走完了。朱熹卻說，從考駕照後到會開車這一過程中，我們必須要得出個人生道理，然後把它寫進我們的修身寶典中。

從前在洛陽城，程頤對一隻破殼欲出的小雞“格物致知”，他的確得到了知識。他發現小雞破殼時是先用腦袋撞擊蛋殼，而不是別人說的用嘴巴啄蛋殼。到了這個階段，“格物致知”已經完成，可程頤卻一驚一乍地說：“啊呀，看到小雞出生，我就看到了天地的生機生生不息。”

在王陽明看來，理學家的愚蠢莫過於此，把原本屬於心的情扔了出去，又拚死拚活地去外麵尋求代替情的東西，這不是吃飽了撐的嗎？王陽明說，我們的心本身就是個與生俱來、無所不能的東西，因為它裏麵有良知，良知是個法寶，能辨是非，能知善惡，你知道了是非善惡，天下還有什麽事不能解決的？

至於人心中的“情”，它遠沒有理學家們說得那麽恐怖。它不過是蒙在“性”上的一層塵埃，不過是遮住良知的一片烏雲。塵埃一吹就逝，烏雲一陣風來就散，不必大驚小怪。

既然心是無所不能的，那我們何必畫蛇添足地去外麵尋求什麽天理？天理就在我心中。理學家們在外麵尋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其實他們所探究的一切，在自己的心中早就有了。所以說，心即理。

王陽明同時還向理學家們提出一個質問：假設你們能從心外尋求到真理，可這個真理因為是從外麵尋求到的，如何來和我的心相融？正如做器官移植手術的人，如果不匹配，那是要出人命的。舉個例子，理學家向外尋求真理的手法之一就是通過書本知識。可書本裏的知識一定都是對的嗎？如果書本上說砒霜能吃，難道你不用心想一想，拿起來就吃？

這就是心學和理學的一個重大區別，實際上，心學和理學分道揚鑣，也隻是這一個區別。

在“格物致知”上，理學家和心學家還有個不易被察覺的區別。理學家為了彌補心的缺陷，會毫無目的地去外麵尋求知識，這有點像肉豬，隻要它認為是能消化的東西，它都要去吃。而心學家首先是在心裏認為這個知識有必要去追尋，然後才去追尋。前者是先探究，後用心；後者是先用心，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