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2）

2.彌留之際的權力製衡

鹹豐十一年，鹹豐帝病死於避暑山莊。彌留之際，他權衡再三，留下遺詔，《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一輯記載了鹹豐帝臨終遺詔的內容：“皇長子載淳現立為皇太子。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盡心輔弼，讚襄一切政務。特諭。”因為載淳年僅6歲，鹹豐帝在遺詔中，安排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額駙景壽、協辦大學士肅順，以及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為“讚襄政務王大臣”，令八大臣“盡心輔弼，讚襄一切政務”。同時，鹹豐帝在臨終前，又授予皇後鈕祜祿氏“禦賞”印章，授予皇子載淳“同道堂”印章（實際由慈禧掌管），並且頒詔說，此後新皇帝所頒的一切詔書，須同時印有這兩枚禦章才可有效。隨後，載淳繼位，定年號為“祺祥”。

從製度設計上來看，這一安排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既符合祖製，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皇權。但從實際操作來看，則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按照清朝的製度，因皇帝年少而安排顧命大臣是有據可依的，順治初年有多爾袞、濟爾哈朗輔佐政務，康熙初年則有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輔佐在側，同治帝載淳6歲便登基，安排輔政大臣在側也是合情合理的。反倒是“母後垂簾聽政”在清中前期並無據可依，支持“垂簾聽政”的人，引用的無非是漢朝的鄧皇後、宋朝的宣仁太後、明神宗之母李太後等漢家例子，因此，母後不得幹政也是情理之中的安排。按鹹豐帝的本意，八大臣輔政且要獲得兩宮太後認可的設計，既可以讓權力中樞取得最大共識，有利於清廷政局穩定；也能實現權力間的相互牽製，進而保證皇權永固。但這一安排，隱患頗多。在清朝初年，顧命大臣是帶有議政王大臣會議遺風的，這些顧命大臣往往因為與皇權有衝突，下場很慘。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以來，伴隨著皇權的不斷加強，議政王大臣會議的作用被逐漸削弱，雍正時期，設立軍機處，“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軍機處總攬軍政大權，成為輔助皇帝處理政務最重要的中樞機構，完全置於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於皇帝的私人秘書處。而八大臣的構成：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為宗室貴族，而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則為軍機大臣。到底是在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框架下輔政，還是在軍機處的框架下輔政？這必然會產生衝突。在具體施政時，就會遇到很多困難，比如擬旨時，所發廷寄（清公文名稱，清皇帝給地方官員的諭旨）開首語就為“軍機處、讚襄政務王大臣字寄”，既不是傳統的“軍機大臣字寄”，也非“讚襄政務王大臣字寄”，這從側麵反映出八大臣施政的困局，既要在軍機處的框架下維護皇權的絕對權威，又要在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框架下獲得一定的施政自由，可即使是極具政治經驗的大臣也很難做到相對平衡。第二，遺詔規定，以皇帝名義下達的諭旨，須以“禦賞”作為“印起”，以“同道堂”印作為“印訖”，諭旨隻有前後同時加了“禦賞”與“同道堂”兩枚印章，才能生效，這就使皇權的象征始終牢牢掌握在兩宮皇太後手中。八大臣有行政之實，卻無皇權之名；兩宮太後則是有皇權之名，卻無行政之實。這樣一來，權力的執行與權力的象征必然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特別是擁有皇權之名的兩宮皇太後，想要代為行使皇權之實時，八大輔政大臣必將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第三，鹹豐帝的遺詔，過於打擊近支貴族，道光皇帝的諸子奕、奕譞、奕詥、奕譓都被排除在政治決策核心之外。八大臣中的載垣、端華、景壽、肅順以近臣而獲任命，鹹豐帝近支卻遭排斥，特別是當時的恭親王奕，才華卓越，剛以《北京條約》換來和局，正以親王身份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聲望日隆，鹹豐帝卻沒有對他進行妥善安排，進一步加劇了緊張的局勢。

3.兩大政治集團的形成

鹹豐皇帝在逃往熱河之前，曾留下恭親王奕留守北京，協理政務，同時全權負責向英法聯軍求和事宜，奕獲得名義上的權力。而奕抓住這個機會，在求和過程中，深諳斡旋之道，獲得了西方勢力的支持。但當時清政府的實權並未掌握在奕手裏，而是掌握在跟隨鹹豐帝逃往熱河的載垣、端華、肅順等一班近臣手中，這些人視奕為政敵，千方百計地排擠他，不讓他隨駕到熱河。很明顯，在鹹豐帝逃往熱河後，在皇權之下逐步形成了分別以奕、肅順為代表的兩大政治集團。

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才能出眾，氣宇不凡，早年深得道光帝的喜愛，後在道光帝後期的考察中失去了繼承大統的機會，道光帝最終選擇了資質相對平庸的鹹豐。鹹豐帝即位之初，對奕極力拉攏，遵照道光帝遺命封其為恭親王，詔恭親王奕為軍機處行走，由其掌管軍機處，權傾朝野；後奕因為孝靜成皇後（奕生母，奕詝養母）喪儀事件，被逐出軍機處，一度賦閑在家。

就在奕被免職的同一年，肅順被鹹豐帝破格提拔，授予大權，由禦前侍衛提拔至左都禦史、禮部尚書、戶部尚書，英法聯軍來犯，肅順隨鹹豐帝以“北狩”為名逃往熱河，在鹹豐帝彌留之際成為八大輔政大臣之一。肅順當權之時，以鐵腕手段，整飭官場政風，果斷處置了戊午科場案、戶部鑄錢局案、戶部銀庫貪盜案，嚴懲了文淵閣大學士柏葰、廣州將軍耆英等貪官汙吏，使當時的官場風氣為之一新。

奕和肅順的交惡起於戶部鑄錢局案，當時為了鎮壓太平軍，清廷連年征戰，國庫虧空，財政情況惡劣到連軍餉都發不下去了。為了解決燃眉之急，鹹豐帝采用了兩大措施：一是鑄大幣，用現代話說，就是直接推動通貨膨脹。鹹豐帝下令，“戶部會同工部錢法堂妥速籌辦”開鑄大錢事宜，命令各鑄錢局（相當於現在的印鈔廠）鑄造新錢。新錢的麵值一般都較大，以當時江南的寶蘇局為例，這個鑄錢局先後鑄就了當十大錢、當五十大錢、當百大錢，後來又設立分局，趕鑄了當十、當五十、當百大錢，並將大錢運用到糧台（清代行軍時在沿途設置的經理軍糧的機構）和軍隊中。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雖然短時間內緩解了財政缺錢的窘境，卻產生了極大的負麵影響，一方麵大錢濫發，容易引發通貨膨脹，另一方麵，也容易滋生腐敗。很快，民間便拒用這類大錢，大錢的流通趨於停滯。二是收厘金，即征收商業稅。為籌措江北大營鎮壓太平軍的軍餉，清廷在揚州裏下河設局勸捐，方式多樣。其一是農田稅，按照地畝肥瘠和業田多寡抽捐農田稅，每畝起捐八十文至二十文不等。其二是對米商征稅，向揚州附近的仙女廟、邵伯等地米行征稅，規定每一石米需要捐錢五十文。不久，這種方法推行到裏下河沿線各州縣米行，並逐漸擴大到其他行業商鋪，一律照捐抽厘，約百分之一，之後厘金製度在全國各地推廣開來。兩項措施的施行，增加了國庫收入，但滋生了腐敗的土壤，給了官員可乘之機，他們大肆斂財，中飽私囊。肅順上任後，以雷霆萬鈞之態堅決一查到底，結果竟然將包括恭親王奕在內的大小70多名官員牽連其中。看到這一結果，鹹豐帝大為震怒，令肅順予以嚴懲。恭親王奕不得不推出自己的管家做了“替罪羊”才得以免受懲罰，但還是受到鹹豐帝的斥責，從此，奕和肅順結下了血海深仇。

鹹豐年間還發生了一場科舉舞弊案，這年考生羅鴻祀試圖賄賂主考官柏葰的家人，妄圖借此考中舉人，然而事不如願最終案發，因該案件發生於戊午年，又被稱為“戊午科場案”。在如何處置柏葰的問題上，肅順和奕所持的立場截然不同：柏葰與奕素有交情，因此在柏葰的問題上，奕爭取力保柏葰，而肅順則鐵麵無私，按律力爭。鹹豐皇帝最初念及柏葰過去的功勞，有意從輕發落，肅順則痛陳科舉是國家選拔人才的製度，必須嚴格執法、明正典刑。最後，鹹豐帝同意了肅順的處置方案，將柏葰斬於菜市口，柏葰也成為中國曆史上因科場舞弊被處死的級別最高的官員之一。柏葰的死，又進一步加深了恭親王奕對肅順的憎恨。

英法聯軍侵華，京師陷落，鹹豐帝留下奕在北京與外國人斡旋，自己則帶著肅順、端華、載垣等官員親信外逃熱河，更加劇了這種矛盾。鹹豐帝逃往熱河前夕，授命恭親王奕為全權欽差大臣，留守北京，並把與英、法等國議和這種被“視為畏途”的苦差事交他辦理。這成為奕集團建立起來的契機。在議和過程中，奕推行妥協的方針，受到了西方列強的賞識，稱他“聰明才達，必有權能”。議和達成後，英法聯軍撤至天津，暫時解除了對京師的軍事威脅，而奕訴也作為封建王朝的“拯救者”而聲望日隆，在他周圍漸漸聚集起一批親貴重臣，成為以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為核心，以滿漢大員沈兆霖、寶鋆、勝保為骨幹的政治勢力。鹹豐帝留下奕在北京負責與英、法、俄談判，表麵看是“委以重任”，可實際已經將他邊緣化，奕需將北京處理各類日常事務一一報往熱河，處處都帶著“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肅順等人若在鹹豐帝耳邊煽風點火，那對奕絕對不是好事，所以，奕多次以“穩定朝局”為由奏請鹹豐帝回京，卻一再遭到鹹豐帝的拒絕。鹹豐帝的這種態度，進一步加劇了奕與肅順之間的矛盾。後鹹豐帝崩逝於承德避暑山莊，臨終托孤，設立八大輔政大臣。至此，以肅順、奕為首的兩大政治集團正式形成。

以肅順為核心的政治集團，以載垣、端華、肅順為代表，他們是在鹹豐帝周圍進行內外決策的重要骨幹，是清王朝的實際掌權者。他們的執政方針是：在政治上堅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對內堅決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力舉革除弊政，重視人才選用；在對外關係上，他們對外國侵略勢力既疑慮懼怕又盲目抵製；同時堅決阻止鹹豐帝從熱河回北京，堅決反對奕等近親到熱河來看望重病的鹹豐帝。而以奕為核心的政治集團，作為清政府和談的全權代表，議和有功，政治地位越來越高，影響力日益增大；又據守北京，與清政府在京津一帶的武裝力量聯係緊密，且有兵部侍郎勝保的軍隊為依靠，基礎牢固；奕負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事大權在握，位居六部之上。鹹豐帝偏居熱河帶來了始料未及的後果，即奕訴在議和中漸攬大權，形成了新的政治集團；肅順則在熱河攬權立威，日益驕橫，睥睨一切，兩大政治集團的矛盾愈演愈烈。

4.權力旋渦中心的搏擊者慈禧

慈禧，葉赫那拉氏，安徽徽寧池廣太道惠徵之女，滿族鑲藍旗人，鹹豐帝的妃嬪，同治帝的生母。她於鹹豐元年（1851）被選入宮，賜號懿貴人，鹹豐四年（1854）晉封懿嬪；鹹豐六年（1856）因生下皇長子愛新覺羅·載淳，晉封懿妃，次年晉封懿貴妃。鹹豐十一年（1861）鹹豐皇帝駕崩，其子載淳繼位。載淳即位後，尊先皇帝皇後鈕祜祿氏為母後皇太後，徽號慈安，尊自己的生母懿貴妃為聖母皇太後，徽號慈禧。慈禧是清朝末年中國政壇上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從1861年至1908年，她是清朝的實際統治者。而她登上曆史舞台，開始其漫長的政治生涯，走上權力巔峰的起點，就是“辛酉政變”。

慈禧作為一名後宮女子，為什麽能在這場權力之爭中脫穎而出呢？一是基礎雄厚。葉赫那拉氏相貌美麗，深受鹹豐帝寵愛，並且生下了鹹豐帝唯一的兒子，後來的同治皇帝。她坐上皇太後寶座時，不過二十餘歲，精力旺盛，政治資本雄厚。二是聰明能幹。鹹豐帝逃奔熱河後，意誌消沉，終日縱情酒色，身體每況愈下，無法批閱奏折，便讓懿貴妃批閱奏折，她工於書法，聰明伶俐，很快就掌握方法，處理起政務來得心應手。正是通過這種曆練，慈禧逐漸了解了國內外形勢，熟悉了清廷的典章製度，了解了大臣的言行品性。三是極具政治頭腦。雖是女流之輩，處理起軍國大事來，卻張弛有度，深得鹹豐帝賞識。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慈禧多次向鹹豐皇帝進言，都被采納。正是以上因素，喚起了慈禧內心對權力的極度渴望。

鹹豐帝的突然駕崩使熱河成為權力爭奪的旋渦中心，兩宮太後、八大輔政大臣還有遠在北京的奕等人，都對權力的巔峰摩拳擦掌、蠢蠢欲動。

那慈禧為什麽要發動辛酉政變？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八大顧命大臣的直接威脅。肅順曾建議鹹豐皇帝效仿鉤弋夫人的故事“殺母立子”，除去葉赫那拉氏以絕後患。鹹豐皇帝去世後，“顧命八大臣”開始把持朝政，並不把慈禧及年幼的皇帝放在眼裏。這時發生的兩件事加重了葉赫那拉氏的危機感：一件事是鹹豐帝病逝當天，皇後鈕祜祿氏循例被尊為皇太後，率眾嬪妃在大行皇帝靈前祭奠，但作為同治皇帝生母的葉赫那拉氏並沒有在當天晉封，或許是肅順等人為抑製葉赫那拉氏而有意為之；另一件事是肅順等人擬實行“八大臣讚襄輔政製度”，凡“詔諭疏章黜陟刑賞”等事，都要由八大輔政大臣擬定處理意見，太後隻有蓋章的權力，沒有更改內容的權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葉赫那拉氏意識到：第一，兒子載淳的皇權可能旁落；第二，自己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鉤弋夫人，會被肅順等人找機會除掉。於是，慈禧太後便頻繁聯係遠在北京的奕、奕譞等人，讓他們以奔喪之名赴熱河與兩宮太後密謀政變之策，而這個舉措也得到了奕等人的鼎力支持。二是慈禧太後自身對權力的渴望。慈禧太後生於官宦世家，從小對權貴的耳聞目染，使其深深了解權力的重要性。選秀進宮後，更是憑借其出眾的靈氣和運氣，一步步走上人生巔峰。慈禧有強烈的權勢欲，據《慈禧傳信錄》記載，早在1856年，鹹豐帝“焦憂致疾，遂微倦勤”，慈禧就“窺狀漸思盜柄”。其子載淳繼位後，慈禧作為皇帝生母，與向不預聞政事的慈安同被尊為皇太後，實際掌握“鈐印”的權力。她竭力拉攏慈安太後以共同垂簾聽政，以推翻鹹豐帝遺命，意欲奪取清廷大權。

5.危機重重下的宮廷政變

八大臣輔政之初，內有兩宮太後的掣肘，外有奕、奕譞的牽製，既無皇權之名，卻要行政務之實，自然是危機重重。其當政之初，即遇上幾個棘手的問題：

第一個是兩宮皇太後的地位問題。鹹豐帝駕崩後，其皇後鈕祜祿氏循例被尊為母後皇太後，懿貴妃葉赫那拉氏被尊為聖母皇太後。母後皇太後是先帝的正宮皇後，聖母皇太後是母憑子貴當上皇太後的，也就是新皇帝的生母。按照禮製規定，生母嫡母並尊，但母後皇太後地位應略高於聖母皇太後。這一安排本身是符合祖製的，順治初年，順治帝生母被尊為聖母皇太後，孝端文皇後被尊為母後皇太後。康熙初年，康熙帝生母佟佳氏被尊為聖母皇太後，而順治帝的皇後被尊為母後皇太後。但到了1861年9月，據《清史稿》記載：“上母後皇太後徽號曰慈安，聖母皇太後徽號曰慈禧。”可見，慈禧取得了與慈安一樣的地位。本來，八大臣有分化兩宮太後的機會，在最開始，八大臣如果支持兩宮地位平等，可以拉攏慈禧，或者在最後，八大臣堅持慈安地位高於慈禧，則可以拉攏慈安。然而，八大臣既未拉攏慈禧，也未拉攏慈安，這使得兩宮太後最終走向結盟。

第二個是道光帝諸子奕、奕譞、奕詥、奕譓奔喪的問題。《清史稿》中記載：“乙巳，免惇親王、恭親王、醇郡王、鍾郡王、孚郡王尋常召”。換言之，顧命八大臣禁止近支王公們給鹹豐帝奔喪。從出發點看，這是避免近支貴族與兩宮皇太後聯手的好辦法；但從道義上看，則沒有理由可以立足。隻要近支貴族強烈要求，這一禁令便很難執行，更不可能因為一紙禁令斬斷近支貴族與兩宮皇太後共同的利益訴求。因此，便發生了醇親王奕譞硬闖梓宮的事件，隨後恭親王奕奏請入謁時，八大臣就無法阻止了。據溥儀回憶：“肅順等人用留守責任重大的上諭堵他，沒能堵住。肅順又用叔嫂不通問的禮法，阻他和太後們會見，依然沒有成功。關於恭親王與太後的會見，有的說是恭親王化裝成薩滿進去的；有的說是恭親王直接將了肅順一軍，說既然叔嫂見麵不妥，就請你在場監視好了，肅順一時臉上下不來，隻好不再阻攔；還有一種說法是恭親王祭拜鹹豐靈位時，慈禧太後讓安德海送一碗麵賞給恭親王吃，碗底下藏著慈禧寫給奕的懿旨。總之，“反正恭親王和太後們把一切都商議好了”。不管八大臣如何防範，兩宮太後還是和恭親王等人結成了同盟。

第三個是擁有皇權之名的皇太後“垂簾聽政”的問題。八月初六日，禦史董元醇向朝廷遞交《奏請皇太後權理朝政並另簡親王輔政折》，奏折稱皇帝年幼，無法正常行使職權料理國家大事，請求由皇太後權理朝政，並挑選近支親王輔政。這一奏折直接衝擊了八大臣輔政體製，遭到了八大臣的強烈抵製。據記載，兩宮皇太後召見八大臣時，肅順等大臣“勃然抗論”，一再聲明“不能聽太後之命”，甚至嚇得小皇帝“遺溺後衣”。最後，八大臣負氣“不視事”，即八大臣不到職辦公，迫使兩宮皇太後讓步，以“祖製無垂簾之禮”為辭駁回奏折，並貶了董元醇的官。此次爭執，八大臣看似勝利，實則大敗。從道義上看，嚇哭皇帝，似有逼迫孤兒寡母的嫌疑；從手段上看，以消極怠工為要挾，並沒有實質性殺傷力，反而顯得有些黔驢技窮；從結果看，這次爭執並沒有削弱兩宮皇太後的權力，反而進一步確認了兩宮皇太後手中皇權的神聖。

八大臣一方明顯輕視了反對派的力量。再看看兩宮皇太後的策略，她們積極密謀鏟除八大臣，拉攏奕譞、奕等王公，同時，積極聯係握有兵權的勝保、僧格林沁等人。九月四日，鄭親王端華署理行在步軍統領，醇郡王奕譞任步軍統領，奕譞獲得部分軍權。奕譞因娶慈禧的妹妹為福晉，毫無疑問，將站在兩宮皇太後一邊。九月二十三日，兩宮皇太後帶著小皇帝載淳離開熱河，因為下雨，道路泥濘，行進速度遲緩，同治皇帝奉兩宮皇太後間道疾行，比靈駕提前四天回到京師。抵京後，兩宮皇太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見恭親王奕，商量發動政變事宜。而肅順、陳孚恩、醇郡王奕譞則在後護送梓宮回京。九月三十日，大學士賈禎、周祖培等上奏折“請皇太後親操政權”。慈禧、慈安太後即以賈禎等人的奏請為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政變，連發四道上諭，派奕等討論“皇太後應如何垂簾之儀”，以擅改諭旨、立阻垂簾罪，解除載垣、端華、肅順職務，“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著退出軍機處”。政變發生時，肅順還在返京途中，“命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譞往速，遇諸密雲，夜就行館捕之，咆哮不服，械係。下宗人府獄”。慈禧任命恭親王奕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宗人府宗令，重組軍機處。慈禧，詔賜載垣、端華在宗人府空室自盡，肅順處斬，以雷霆之勢迅速捕殺載垣、端華、肅順，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五大臣革職治罪。十月初九，載淳在紫禁城太和殿即皇帝位，將載垣等人擬定的年號“祺祥”改為“同治”，史稱“辛酉政變”，或稱“北京政變”。

為什麽辛酉政變能取得成功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八大臣的權力來自已故的鹹豐帝，而非來自小皇帝載淳，隻要兩宮太後打著小皇帝的旗號爭奪最高權力，那麽八大臣必敗無疑。此外，還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是人心所向。以肅順為代表的輔政大臣派，實際上是個鬆散的團體，肅順集團不成熟，內部不和諧，黨同伐異，而肅順本人也剛愎自用，四麵樹敵。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火燒圓明園不久，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輔政大臣不顧民族災難、國家危亡，與皇帝逃往熱河，這在當時的官員和民眾當中引起了強烈的不滿，反觀恭親王奕一派，在危難之際坐鎮北京，與英法聯軍積極斡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雖說迫於壓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但也終於把局勢穩定了下來，不至於讓局麵變得更糟。聰明的後宮派和親王派有效利用官民的這種情緒，把所有責任都推到八大輔政大臣的頭上，“不能盡心和議，徒以誘獲英國使臣（指巴夏禮）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總以外國情形反複，力排眾論”，從而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

二是實力雄厚。慈禧本人絕非等閑之輩，她工於書法，鹹豐帝身體孱弱，在出逃熱河期間，鹹豐帝時常口授並讓其代筆批閱奏章，並且允許懿貴妃發表自己的意見，她野心勃勃，事業心和權力欲極強，美國傳教士、史學家亞瑟·H.史密斯曾這樣評價她：“身為一個滿族女人，她卻與隻了解女紅的東太後完全不同，處理大事的時候總能鎮定自若，中國的門戶麵對敵對勢力從來未被打開，這在中國半獨裁統治的曆史上可謂絕無僅有，要找一個原因，我想隻能說是這位統治者本人擁有一種獨特的品質和才能。”而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個皇子，自小聰明伶俐，才華橫溢，能力出眾，雖然道光帝出於自己的考量並沒有讓他繼承大統，但絲毫沒有遮擋住他才智的光輝，英法聯軍侵華，鹹豐帝逃往熱河，留下奕在北京跟外國人斡旋，雖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好歹把政局穩定了下來。

三是軍事保障。近支王公中，有三位掌握軍事重權的關鍵人物。第一位是奕譞，從身份上來說，他是慈禧太後的妹夫；從官職上來說，奕譞是正黃旗漢軍都統，掌握著實際的軍事權力。同治帝繼承大統後不久，要削弱輔政大臣的權力，首先要掌握軍權。於是，兩宮太後便把矛頭指向了當時的軍機大臣鄭親王端華，因為端華資質平庸，生性優柔寡斷，最好下手。她們在召見顧命大臣時提出端華的兼職太多，需要“減負”，經再三權衡，端華便說我隻做行在步軍統領，慈禧順水推舟，任命奕譞做步軍統領。這樣，慈禧一方輕易就掌握了京師衛戍的兵權。第二位是勝保，作為兵部侍郎，他所統率的一支軍隊，是當時清廷賴以捍衛京師的重要力量。勝保在北京議和前後，與奕、文祥等人關係密切，到辛酉政變時，更是參預機密的關鍵人物。1861年9月，勝保將所統各軍“分布直東要隘，派令文武大員管帶駐紮，操防鎮撫”，自己則經北京與奕等人密商後前往熱河，為政變做準備。第三位是僧格林沁，他在京畿一帶擁有重兵，肅順集團曾經極力拉攏他，但他立場堅定，堅決支持皇帝、皇太後和奕。如此一來，軍權就妥妥地掌握在了慈禧和奕他們的手裏，為後續發動政變奠定了堅實基礎。

四是先發製人。從鹹豐帝在熱河病死，到他的靈柩運回皇宮，其間共有74天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後宮派和親王派結成聯盟，步步為營，運籌帷幄，掌握軍權，一步步掌握主動權。後來，又搶占先機，先發製人，故意沒有隨皇帝靈柩同行，擺脫了八大輔政大臣的控製與監視，提前回到皇宮，目的就是利用鹹豐皇帝去世，為開展政變做充分準備，兩宮太後於9月29日到京，30日發動政變，而鹹豐皇帝靈柩在10月3日才到北京，打了八大輔政大臣一個措手不及，掌握了政權。

辛酉政變是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一場殊死鬥爭，也是對清王朝政治格局、權力分配的一次洗禮。辛酉政變後，清政府出現了太後“垂簾”，恭親王“議政”的新格局，清王朝後期對內及對外政策有了很大改變：慈禧太後以政治新星的身份在清王朝後期嶄露頭角，開始了長達40餘年的專權統治；而奕一派則一度控製了清王朝的內政和外交實權。同時，以奕為首的洋務派試圖“借法自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師夷長技的洋務運動，探索中國的近代化道路。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建立和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進一步加深。

第五節

義和團事變的禍首莊親王載勳

愛新覺羅·載勳，清朝末期大臣，滿族人。載勳是康熙帝十六子莊親王愛新覺羅·允祿的五世孫，第九代莊親王奕仁的第二個兒子，他於同治十一年（1872）封輔國公，在光緒元年（1875）襲封莊親王。義和團運動興起後，載勳極力主張借義和團的力量打擊外國勢力，以達到廢黜光緒皇帝的目的，是義和團事變的“禍首”之一。

1.剿撫不定

義和團，又稱義和拳，是19世紀末在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農民運動。在積貧積弱的晚清，麵對西方列強的步步緊逼和清政府的不作為，中國農民拿起武器，投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粉碎了西方列強試圖瓜分中國的狂妄計劃，同時也極大地打擊了清政府的統治，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

義和團運動為何會興起呢？秋瑾曾在彈詞《精衛石》第一回中這樣寫道：“神仙鬼佛諸般說，盡是謠言哄弄人。騙得那愚夫愚婦來相信，借端便可騙金銀。試問你遭逢水火刀兵事，幾曾見有個神仙佛救人？昔年什麽紅燈照，聖母原來妓扮成。什麽師兄什麽法，反被那洋人殺得沒頭奔。虛言造語都為假，卻不道朝內糊塗信了真。闖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秋瑾對義和團運動的認識較為獨到，她認為義和團運動源自於山東、直隸等地的義和拳等民間的秘密結社，帶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借助迷信發動農民運動在中國曆史上並不鮮見，但為何此時的農民運動會宣揚“滅洋”將矛頭直指帝國主義呢？

帝國主義列強與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矛盾。特別是義和團運動興起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妄圖瓜分中國，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民眾拿起武器奮起反抗，抗洋運動此起彼伏，而導火索則是發生於山東的“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能方濟及理加略被衝入教堂的曹州村民打死。德國借此機會出兵，占據中國山東膠州灣和青島，隨後俄軍出兵攻占了旅順，英國和法國分別派兵占領了威海和廣州灣（即今天的廣東湛江），中國境內危機四伏、山河破碎，風雨飄搖，中國民眾紛紛奮起反抗。

當時，在中國的山東，這種矛盾和衝突最為激烈。德國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德國在山東境內擁有修築鐵路、采礦、駐兵、海運、交通運輸、建廠、外交以及租界內的行政權和經濟控製權等多項特權，肆意掠奪民脂民膏、資源礦產，導致山東民眾對外國侵略者極為反感。1897年，山東冠縣梨園屯（今屬河北邢台）的村民與當地的教堂因土地糾紛發生了衝突，威縣梅花拳師趙三多應邀前往援助，此後趙三多又將梅花拳改名為義和拳。1899年，毓賢出任山東巡撫，提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對義和拳采用招撫的辦法，將其招安並納入民團。於是義和拳成了“義和團”，而口號亦由“反清複明”變為“扶清滅洋”。

後來，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他到任後，改變政策，實行剿撫並用，分化鎮壓義和團。義和團在重壓之下，北上直隸。這一年北方大旱，瘟疫流行，民不聊生，義和團趁機宣傳，認為是外國教會所致，當時有揭帖稱：“天主教並耶穌堂，毀謗神聖，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神人共怒”。於是，義和團運動由南向北往京津地區發展，日益興盛。5月12日，淶水縣高洛村發生了教案，朝廷派練軍分統楊福同前往鎮壓，被數千義和團兵在石亭附近設伏擊斃，史稱“淶水大捷”，朝廷大為震驚。5月27日，直隸中部蘆保鐵路沿線約3萬義和團兵占據了涿州城，時任知州的龔蔭培無計可施，隻能絕食坐以待斃。在此之後，清政府又派出聶士成等官員參與鎮壓，與義和團多次交戰，但此時直隸地區的義和團運動已呈現出“誅不勝誅”的局麵。麵對日益高漲的義和團運動，清廷剿撫不定。慈禧太後派軍機大臣剛毅、順天府尹趙舒翹等赴涿州調查，剛毅回京後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此外，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等人均主張安撫義和團，以便向洋人開戰。在清廷的默許和支持之下，義和團運動逐漸走向鼎盛。義和團運動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反帝運動，又代表了那一時代農民運動的**。據俄國記者揚契維茨基在《八國聯軍目擊記》中的記載：“每一次齊射之後，我們都聽到了刺耳的號叫聲，隻見紅燈掉落了，潰散了，熄滅了。但是團民們仍然揮舞大刀長矛，高喊‘義和拳！紅燈照！’向車站前進。他們中有一位師傅，是個臉色陰沉的高個子老頭。他帶領一群團民徑直向我們連衝過來。走在前頭的小孩子舉著大旗，上麵寫著‘義和團’三個大字。月亮照耀著這些喪失理智的莽漢，照耀著他們的大刀和旗幟。一排子彈射過去，大旗倒下了，又舉了起來，接著又倒了下去。”義和團成員以血肉之軀，衝向持有現代化武器的侵略者，這是何等的悲壯！而這一幕，又多次在義和團運動中重現。時人有電稿記載：“遇有戰事，競衝頭陣，聯軍禦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後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皆中彈而倒。”義和團運動作戰不可謂不勇敢，但戰況無疑又是極為慘烈的，義和團在作戰中損失慘重，但農民階級具有無法克服的局限性使他們無法提出完整的、正確的政治綱領和社會改革方案。那麽，作為支持義和團運動的重要代表載勳，其命運便可想而知了。

2.成為“禍首”

義和團運動因帝國主義侵略加劇、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而興起。麵對列強肆無忌憚的侵略，中國民眾掀起了義和團運動。然而，正如陳旭麓所分析的那樣：“侵略激起了反侵略。前者代表了橫暴，後者代表了義憤。然而，在曆史的曲折演進中，義憤又常常成為新的橫暴的導因。這種矛盾決定了近代百年民族鬥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對於這一矛盾，兩江總督劉坤一曾這樣上奏朝廷：“竊此次戰事，由於匪徒借口仇教，肆行燒殺，致釀大患。各國亦以剿匪、救使及保護商民、教士為詞，調艦增兵，合而謀我。軍事既起，各省自應力籌戰守。臣等已將防務嚴密籌備，倘彼族前來侵犯，即當奮力抵拒，不敢稍涉疏虞。”作為東南互保的重要參與者，劉坤一對義和團運動雖無任何好感，但他也在奏折中挑明了八國聯軍侵華的借口。

英、俄、法、美、意、日、德、奧（地利）先後出兵，外部局勢日益緊張。6月17日，大沽炮台陷落，此時，慈禧太後因受洋人的氣對列強宣戰，並決定利用義和團來對抗洋人。清廷在《宣戰詔書》中總結了理由：帝國主義列強“欺淩我國家，侵犯我土地，**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則帝國主義國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謾神聖”，甚至還恫嚇清政府，要求清政府退出大沽炮台。這最終導致了清廷下定決心“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口，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隨後，慈禧太後任命載勳和剛毅為統率京津義和團的王大臣。載勳對義和團的態度最為積極。載勳在莊親王府中設立了拳壇，廣泛招納各地的義和團，載勳自己也頭裹紅巾，穿起短服，儼然一副義和團成員的打扮。載勳對義和團積極到什麽程度？有一則趣事，說當時有某個義和團的首領自稱是關羽再世，載勳竟然下跪迎接。一時之間，莊親王府成了義和團滅洋的臨時指揮所，各地的義和團成員到達北京後，第一站必是去莊親王府掛號領取戰鬥任務。不久，載勳又被任命為京師步軍統領，手握兵權，在清廷的要求下，懸賞捕殺洋人。

8月，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瘋狂報複，義和團顯然不是侵略者的對手，而清廷的軍隊也難以抵禦列強的洋槍洋炮，莊親王府遭到破壞，大半被毀，隻有後院得以存留。與此同時，慈禧太後裹挾光緒皇帝一路西逃，載勳隨行，任行在查營大臣。在逃亡路上，清廷對義和團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直接將義和團定為亂民，轉而鎮壓義和團運動。同時，清廷為之前的行為辯解：“自此兵端已啟，本非釁自我開，且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恃亂民與各國開釁？”希望以此為說辭，取得各國的諒解。隨後，清廷決定與列強議和。這樣，載勳的處境就頗為尷尬了。在《辛醜條約》談判的過程中，列強列出禍首，要求重重懲治。據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的記載：“和約第二次開議，懲辦禍首，各公使訂期在英館齊集。……（英使）將單開各員名，及所擬罪名，逐一朗誦，請中國照辦。單內人多，難以備錄，中如莊王載勳、右翼總兵英年、刑部尚書趙舒翹、山西巡撫毓賢，均請從重論，餘以次遞減。……越日，各使聯銜照會送到，堅執如故，不能絲毫未減。而德使複慫恿其統帥瓦德西，以急下動員令相恫嚇。厥後均如來照辦理。”第二次議和時，各國大使在英國使館集聚，列出罪魁禍首單，一一朗讀，單子裏涉及的人很多，其中莊親王載勳、總兵英年、刑部尚書趙舒翹、山西巡撫毓賢，是禍首，必須從重懲處，而且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這些人都是在這場事變中擁護慈禧太後的重臣，在這場議和中卻變成了替罪羊。慈禧本來隻是打算革去載勳的爵位，降為平民，由宗人府送往盛京（今遼寧沈陽）圈禁，但最終經不住列強的恫嚇，最終決定犧牲載勳。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旨：“已革莊親王載勳，縱容拳匪，圍攻教堂，擅出違約告示，又輕信匪言，枉殺多命，實屬愚暴冥頑，著賜令自盡”，以“庇拳啟釁”的罪名，賜莊親王載勳自盡，派葛寶華前往監視。

3.慨然赴死

載勳被削爵後，圈禁於山西蒲州的禦史行台。雖然名義上是“戴罪”，但他的侍妾和兒子都陪伴在身邊，載勳在住所裏的行動也不受約束，實際上就是軟禁。葛寶華奉命前來，欽差到站，自然要放炮迎接。在室內的載勳聽到炮聲，便問身邊人：“今天有特別的事情嗎？為什麽要放炮？”於是隨從告訴他，是欽差來了。這時候載勳馬上警覺起來，心中已然明了肯定是為自己的事情來的。片刻之後，欽差葛寶華進門登堂，載勳向他詢問慈禧太後在陝西的情況，葛寶華不做回答，也不落座，隨後走到屋子外麵四處巡視張望，他發現禦史行台的後麵有座古廟，這是執行絞殺載勳任務絕佳的地方，於是他選中了其中的一間空房，並命令左右隨從，在屋子的大梁間掛好三尺白綾，然後鎖上房門。一切安排妥當，葛寶華這才返回載勳所在的大堂。聰明的載勳其實早已明白，自己已被削去官爵，卻有欽差前來探尋，情況必然不同尋常，估計是奉旨要自己命的。進入大堂，葛寶華馬上擺出欽差的威勢，傳令蒲州府的有關官員，即刻派兵前來，以備有變時彈壓。隨後，葛寶華拿出聖旨，載勳跪地聽旨。葛寶華宣旨畢，載勳內心十分複雜，自己戎馬半生，對慈禧忠心耿耿，最終卻落得如此下場，隨即說道：“早在洋人打進北京，行動失敗，開始議和時，我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我死了，恐怕老佛爺也活不久了。”接著，載勳要求和家人話別。他囑咐自己的兒子：“你作為大清的子民，務必要為這個國家鞠躬盡瘁，不要把祖宗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白白送給洋人！”說完，載勳便問：“我要在哪裏自盡？”於是葛寶華與隨從把他帶到古廟中那間備好的空房間內。載勳進入，看見梁間已經掛好了三尺白綾，回頭便冷笑著看向葛寶華：“欽差辦事可真是周到爽快啊！”說完，載勳慨然赴死，主動上吊。片刻之後，載勳就斷氣了，結束了他轟轟烈烈的一生。

列強肆意欺辱，清政府軟弱無能，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團運動在中華大地以燎原之勢興起，中國農民用自己的方式對屈辱進行抗爭；莊親王載勳以實際行動支持義和團運動開展，打擊西方列強。最終，義和團運動失敗，載勳也慨然赴死，這位清朝末年的“鐵帽子王”，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詮釋了什麽是民族氣節，什麽是忠誠擔當，真正詮釋了什麽是“鐵帽子王”。但因為時代的局限，莊親王載勳沒有代表曆史前進的方向，靠迷信、靠熱忱並不能完成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曆史任務。時代需要新的書寫者，曆史需要新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