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說起我的鄉土情，實在講，我的鄉情很淡薄，因為我出生在中國江蘇揚州的一個小鎮——仙女廟鎮，離揚州城十八華裏。我出生的那一天，正是一九二七年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和國民黨蔣介石北伐軍，雙方軍隊正在我們家鄉會戰，我母親說：“外麵在殺人，你出生了。”記得我還跟母親說：“我會不會是被殺的人，死後來投胎轉世的？”

我就是在那戰火四起、街巷多毀、滿目瓦礫的年代出生，我隻在那裏生活了十二年。母親帶我到南京尋找父親下落時，遇到一位棲霞山寺的師父問我願不願意出家做和尚，我頭也沒抬地回答“好”，於是我就出家了。

我在南京棲霞山寺以及其他地方參學，也花了十二年的時間，一九四九年我二十三歲來到了台灣。來到台灣，我這才感覺到，我的出生地——揚州，揚子江畔的水土，長養了我揚州人的語言及個性，而台灣的海水米糧，也滋養了我，讓我“立足台灣、心懷大陸、走向世界”。

我出生在仙女廟鎮（一九二七年）

我五十年前都是在亞洲各個國家地區活動，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印度、日本以及香港等地；五十歲以後，才到美國去籌備建寺安僧；七十歲到了歐洲、大洋州、南美洲、非洲。就這樣，我的鄉情越來越淡薄，常有人問我：“你要到哪裏去？”我都回答說“我要回大陸”，“我要回台灣”，“我要回香港”，“我要回美國”，“我要回歐洲”，“我要回澳大利亞”，甚至於地球上的每一塊土地，都是我要回去的故鄉。

元朝人耶律楚材曾經說過：“從征萬裏走風沙，南北東西總是家。”所以出家人是“處處無家處處家”，這也就養成了我一生的個性“在一家保一家，在一國保一國”。

確實是如此，我每走到任何一個國家，我都希望對那個國家有所貢獻。記得我有一位年輕的弟子，我把他帶到美國去留學，希望他從小在那邊學習英文，受美國教育，將來能做一個國際的弘法人才。但他出口不遜，常常一講到什麽事情就“死美國、死美國的”，“死美國的飛機票很難買”，“死美國的高速公路太多了”，“死美國的房子都不好看”，“死美國的太陽很大”等等。

我聽到了深不以為然，就警告他：“你再講一次‘死美國’，我就送你回台灣。”

我的意思是，我們吃人家的、住人家的、人家給我們因緣，我們卻詛咒它，惡意地中傷它，這太不合情理了。

另外，我也常常不敢說自己是“揚州人”，因為大陸具有影響力的江澤民主席是揚州人，說了，恐怕人家說我攀龍附鳳；剛剛退位的胡錦濤先生，泰州人，隻離我的家鄉三十公裏的地方，我也不敢跟他攀親拉故；周恩來先生是近代二十世紀偉大的中國人，他是淮安人，是與我住的揚州隔壁縣，我也不敢提淮安跟我們的關係。郝柏村先生是揚州鹽城人，他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之下從軍，在他當了“參謀總長”的時候，我也不敢說他是我們揚州人。

此外，漢朝淮陰侯韓信，他曾受**之辱，受漂母一飯之恩，然後成為築台拜將之人，淮安還立“漢韓侯祠”紀念他，所以韓信的事跡，常常讓我津津樂道。民初文學家朱自清，他的文章《背影》、《荷塘月色》廣為人知，他也是揚州人。其實，揚州人不揚州人並不重要，隻覺得他們是偉大的人物。

此外，其他尚有唐宋八大家的歐陽修、蘇東坡，唐朝的鑒真大師、白居易，宋代大家範仲淹、詞人秦觀，清朝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揚州八怪鄭板橋等，都與揚州有因緣，都算是揚州的天生異才，都是我的鄉親。

說到我的鄉土情，大概是我受外婆影響，加上佛教信仰的因緣，從小就不拘泥於一人、一事、一地。當我一九八九年在時隔四十年後首度回到揚州，那時我六十三歲。有人問我：“你的感覺如何？”我說：“看到了老太太，我仿佛就看到了外婆的影子；看到了女士、先生，仿佛就看到了父親、母親的影子；看到了年輕人，仿佛就看到了我當年同學的影子，我想這就是踏上揚州回家的感覺。”

仙女古廟街景（揚州市政府提供）

其實，現在的我老了，過去曾行腳遍及世界，但對我來說，娑婆世界就是我的鄉土。甚至我也常常想到佛陀的淨土、佛陀的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阿彌陀佛的世界，佛國世界才是我們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