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塾記事

父親自己雖然失學，但他在我們兒輩的教育問題上是很費了一番苦心的。我們家裏自己起了一個家塾，請了一位專館先生。

先生姓沈名叫煥章，是一位廩生。他是犍為縣的人，在我未出世之前便來我們家裏主教，我們的大哥、我們的二哥（三伯父的兒子）都先後進了學了。因為這樣的原故，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我們家裏人尊敬他，鄉裏人也尊敬他。

我自己是四歲半發的蒙。我的發蒙是出於自己的要求。我為甚麽那樣早的發生了讀書的好奇心呢？這兒是有幾個原故。

第一是我母親教我念詩，這是很有趣味的一種遊戲。最有挑撥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詩句：

翩翩少年郎，騎馬上學堂。

先生嫌我小，肚內有文章。

這對於兒童的好勝心真是一服絕好的興奮劑。兒童的欲望並不甚奢。他要“騎馬上學堂”，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馬，隻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騎起竹馬，抱著書本上學，這是怎樣得意的事情喲！要想實現這種情景，這是使我早想讀書的一個重大的原因。

其次是我有能夠聽懂說善書的自信了。

我們鄉下每每有講“聖諭”的先生來講些忠孝節義的善書。這些善書大抵都是我們民間的傳說。敘述的體裁是由說白和唱口合成，很象彈詞，但又不十分象彈詞。這些東西假如有人肯把它們收集起來，加以整理和修飾，或者可以產生些現成的民間文學罷。

在街門口由三張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點著香燭，供著一道“聖諭”的牌位。在下邊的右手一張桌上放著一張靠椅，如果是兩人合演的時候，便左右各放一張。

講“聖諭”的先生到了宣講的時候了，朝衣朝冠的向著“聖諭”牌磕四個響頭，再立著拖長聲音念出十條“聖諭”，然後再登上座位說起書來。說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單純的；凡是唱口的地方總要拖長聲音唱，特別是悲哀的時候要帶著哭聲。有的參加些金鍾和魚筒、簡板之類，以助腔調。

這種很單純的說書在鄉下人是很喜歡聽的一種娛樂。他們立在聖諭台前要聽三兩個鍾頭。講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淚講得出來。鄉下人的眼淚本來是很容易出來的，隻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聲音拖得長些，多加得幾個悲哀的嗝頓。

在我未發蒙以前，我已經能夠聽得懂這種講“聖諭”先生的善書了。

我在未發蒙以前，記性也好象不很壞。比我長四五歲的次兄（我們依著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時候，每每要在燈下受父母的課讀。讀的當然不外是些《易經》《書經》。那種就象符咒一樣莫名其妙的文句從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來，念來念去總是不能念熟。那種帶睡的、無可奈何的聲音真是擾人，真是就象蚊蟲一樣。我睡在**或者在燈下遊戲，聽著他讀得幾遍，我倒可以成誦了。

這或者也是使我把讀書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歲半的時候便要求讀書；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還聰明，便允許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親引我到家塾裏去向沈先生拜了師，是用一對蠟、三炷香，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磕了幾個響頭的。我從此以後便穿了牛鼻了。——我們鄉下人說發蒙叫“穿牛鼻”，這是很有意義的一個譬語。我想從前的兒童教育之痼沒兒童性靈，恐怕比用麻繩穿壞牛兒的鼻中膈還要厲害些罷。

發蒙讀的是《三字經》，甚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樣很曖昧的哲學問題，撇頭撇腦就擱在兒童的頭上，你教他怎麽能夠懂？你教他怎麽能夠感覺趣味？我讀不上三天便逃起學來，怎麽也不願意再上學。但已經是穿了鼻子，你便怎樣反抗也沒有辦法了。這回是我父親用強製手段把我抱進學堂裏去的。別人都笑我是“逃學狗，逃學狗”，我那個時候真是無可如何了。

所謂“撲作教刑”，這是我們從古以來的教育方針，換句話說，要教育兒童就隻有一個字，一個字，一個“打”字。——“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讀書是為要做官的。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捱打。你要想你的子弟做官，那就不能不叫人打。大約能打徒弟的先生在當年也就是很好的先生了。我們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說他的教刑也很嚴。

他的刑具是一兩分厚、三尺來往長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著衣裳、隔著帽子的亂打；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

這打屁股的刑罰真是再野蠻也沒有了。小小的犯人要把板凳自己抬到“大成至聖先師孔老二”的神位麵前，自己恭而且敬地挽起衣裳，脫下褲襠，把兩爿屁股露出來，讓“大成至聖先師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來亂打。兒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樣地在那刑具之下戰栗喲！兒童的廉恥心、自尊心，是怎樣地被人**到沒有絲毫的存在了喲！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們家裏的用人，我們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討他的歡心。但是事實上我們用的劉老麽他是很能體貼我們的。他為先生削竹片總是擇選嫩的竹子，而且兩頭都是不當著節疤的。這樣的竹片打起人來不大痛，又容易破。不過破了有一點不好處，就是打下去的時候，兩個破片有時會挾著皮肉，特別疼痛。

還有不好處便是竹片容易破的時候，先生省得麻煩，便從學堂的籬柵上把細竹抽來打人。那可不得了！那是囫圇的，打得人非常疼痛。打一節，斷一節。打在皮肉上的總是節頭。

我發蒙不久便受了打掌心的刑罰。先生把我的右手打出了血來，那是被破了的竹片刺破了的。

事實上這種打掌心、打屁股的正式的打法比較起來還要好受些。因為受刑的人是有意識的，他的皮肉已經有接受竹片的準備。最難受的是那隔著帽子，隔著衣裳的亂打。隔著衣裳的打法在冬天不大適用，總是在夏天。這單薄的衣裳、單薄的便帽，怎麽也抵不住那竹片的侵入，尤其是那編籬柵的細竹。

我最忘記不了的是那“鐵盔”的故事。

那在發蒙以後怕已經有一兩年了，先生是愛用細竹打人的時候。小小的一個頭腦打得一麵都是皰塊，晚上睡的時候痛得不能就枕，便隻好暗哭。母親可憐起來，她尋出了一頂硬殼的舊帽子給我，裏麵是有四個氈耳的。

這頂帽子便是一個抵禦刑具的“鐵盔”了。先生打起來隻是震空價的響，頭皮一點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爭起這頂帽子來。有一天在進學堂的途中他給我搶去了，我便號啕痛哭起來。這使先生發覺了那個秘密，他以後打我的腦殼時，要揭去帽子再打了。

就這樣又打得一頭都是皰塊，晚上又不能就起枕來。我們母親這回也沒有辦法了。

象這樣的刑罰我們叫做“筍子炒肉”，先生罵我們的時候就說是“牛皮子在癢”——其實何嚐是癢和搔癢的那樣輕快的事體呢！

除這“筍子炒肉”的刑罰之外，我們還要受各種各樣的刑罰：罰站，罰跪土地。

跪土地是跪在“大成至聖先師孔老二”的神位麵前的。我們家塾裏的土地是三合土，那真是硬得難受。單跪土地還不要緊，先生不高興的時候還要把一條板凳來頂在你的頭上，家裏的板凳多半是楠木的，而且還有牙齒，那真是又重又痛。但這還不夠的時候，先生還叫你頂水。在板凳的兩端一頭放一碗滿滿的水，這是要使你伸直大腿、伸直腰、伸直頸子，長跪著動也不準一動的。動了一下，水如昃了一珠，那可不得了，那又要慘受“筍子炒肉”的非刑了。

從前的做官的人就是這樣打出來的，所以他們一做起官來便在百姓的頭上報仇。他們的嚴刑峻法不消說是“青出於藍”的了。當然，象我們這樣超過了三十的人大都是受過這樣的教育的，所以這種教育的應用我們也用不著太說遠了，就在上海的所謂文明都市，就在我們自己的目前，不是還有鐵鋸分屍、釘板抓背、硫酸灌頭、電流刺腦，各種各樣新發明的花樣嗎？……

在家塾裏所受過的非刑中，我自己覺得還有一種更殘酷的便是“詩的刑罰”。這東西真把我苦夠了。我在發蒙兩三年之後，先生便要教我作對子。起初是兩個字，漸漸做到五個字，又漸漸做到七個字以上。這已經是夠受的刑罰。因為連說話都怕還不能說條暢的小孩子，那裏會能了解甚麽虛實平仄，更那裏能夠了解甚麽音律對仗呢？但是做不出也還是要叫你做，做到後來，公然要做試帖詩了。甚麽“賦得‘山雨欲來風滿樓’得‘樓’字”、或是“賦得‘漠漠水田飛白鷺’得‘飛’字”之類的詩題。你看，這是不是就和巫師畫的神符一樣呢？

假使是教育得法的時候，這樣不自然的工作也未嚐不可以叫小孩子做出。因為在溫室的栽培裏，一切的草木都可以早期的開花。但我們所受的不僅不是溫室教育，盡可以說是冰窖教育。就是應時也怕開不出花來，那裏還能早期呢？那種痛苦，回想起來都還猶有餘痛。每三天一回的詩課，早飯過後把應讀的書讀了，便對著課本子瞑坐。翻來複去地把前麵改了的舊課拚命地觀摩，想在油渣裏麵再榨點油出來。用陳了的老套頭甚麽“二月風光好”“三月風光好”“四月風光好”之類，差不多把周年十二月都用完了，就是小孩子的自己也覺得難乎為情。起初是無聊的枯坐，後來漸漸變成焦躁的熬煎了。做不出來是不準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黑，仍然做不出來，那就隻好逼得流眼淚了。

這就是所謂“詩刑”。這“詩刑”怕足足受了兩三年的光景，這是怎樣的一個有期徒刑呢？不過在為受這“詩刑”的準備上我也算得到過一點好處。

我們家塾的規矩，白日是讀經，晚來是讀詩。讀詩不消說就是為的是做詩的準備了。我們讀的是《唐詩三百首》和《千家詩》。這些雖然是一樣的不能全懂，但比較起甚麽《易經》《書經》《周禮》《儀禮》等等，總要算有天淵的懸隔了。隻有這一點，可以說是一日的家塾生活的安全瓣，但都還不能說是十分的安全。

關於讀詩上有點奇怪的現象，比較易懂的《千家詩》給予我的銘感很淺，反而是比較高古的唐詩很給了我莫大的興會。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韓退之的詩我不喜歡，文我也不喜歡，說到他的思想我更覺得淺薄。這或許是後來的感情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