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出生於中亞碎葉
唐代詩人李白，以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出生於中央亞細亞的碎葉城。
出處見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文》（唐代宗初年曾任命李白為左拾遺，於時李白已死）。新墓作於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在李白死後五十五年。其文有雲：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
考碎葉在唐代有兩處：其一即中亞碎葉；又其一為焉耆碎葉。焉耆碎葉，其城為王方翼所築，築於高宗調露元年（679）。《碑文》既標明“隋末”，可見李白的生地是中亞碎葉，而非焉耆碎葉。
中亞碎葉，玄奘《大唐西域記》中譯作“素葉”。《記》雲：“（自淩山）山行四百餘裏至大清池（原注：“或名熱海，又謂鹹海。”案即今之伊塞克湖。）……清池西北行五百餘裏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裏，諸國商胡雜居也。”素葉水城即碎葉城為無疑。素葉水即碎葉水，《大清一統誌》譯作“吹河”，今譯作“楚河”。城在碎葉水南岸，說者謂即托克馬克，在現在的蘇聯哈薩克境內。隋唐時代為西突厥建牙之所，玄奘以貞觀三年（629）見西突厥葉護可汗於此處（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可見中亞碎葉實為當時之一重鎮。
李陽冰在《草堂集序》中所述李白家世大抵相同。《草堂集》是李白詩文集的初名。李白以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冬臥病於當塗，垂危，以詩文稿授其東道主縣令李陽冰，請他作序。序中有雲：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中葉非罪，謫居條支。……神龍之始（705），逃歸於蜀，複指李樹而生伯陽。
李陽冰的說法必然出自李白的口授，但在這裏碎葉卻改為了“條支”。這是什麽原故呢？條支是一個區域更廣的大專名，碎葉是一個城鎮的小專名，碎葉是屬於條支的。唐代有“條支都督府，於訶達羅支國所治伏寶瑟顛城置，以其王領之，仍於其部，分置八州。”（《唐書·地理誌三》）這個都督府乃“西域十六都督州府”之一，“皆屬安西都護統攝”，舊不詳其地望所在。古有“條支國”見前後《漢書·西域傳》，產獅子、鴕鳥等。彼乃大食之異譯（波斯文Tajik），今之阿拉伯。其地遠隔，不能比傅。今考李白樂府《戰城南》中說到“條支”，約略表明了唐代條支的地望。
去年戰，桑幹源。今年戰，蔥河道；
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
蔥河為喀什噶爾河，發源於蔥嶺東麓。天山也發脈於蔥嶺，東北走而隨地異名。詩中的“條支”，與蔥河、天山等連文，表示其地望相接，必指唐代條支都督府的條支，而非遠在阿拉伯的大食國。此唐代條支，既與蔥河、天山等接壤，自當包含碎葉。是則所謂“條支海”或條支都督府所轄之“海”，如非伊塞克湖（熱海），當即巴爾喀什湖。因而條支都督府所轄地即今蘇聯境內的吉爾吉斯和哈薩克一帶，是毫無疑問的。
關於家世的淵源，李白在自己的詩文裏麵也有所敘述。
《贈張相鎬二首》之二：“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雲上。苦戰竟不侯，當年頗惆悵。”這所說的就是自己的遠祖李廣。李廣為漢武帝時的名將，雖有邊功，匈奴人稱之為“飛將軍”，但終身未得封侯。
《上安州裴長史書》：“白本家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難，奔流鹹秦，因官寓家。”這所說的便是自己的世係出於涼武昭王李暠。李暠是李廣十六世孫，《晉書》中有傳。公元五世紀初，東晉安帝元興年間（402—404），李暠在敦煌、酒泉一帶為眾所推戴，坐定千裏，進號涼公。其子李歆繼立，攻沮渠，敗死。弟李恂繼立，沮渠破敦煌，恂自殺，國亡。事在宋武帝永初二年（421）。“遭沮渠蒙遜難”，所指的便是這回事。唯因《書》中有“金陵”字樣，胡應麟曾斥為偽作（見《少室山房續筆叢》），注家王琦則以為“必有缺文訛字”。案王說較平實，然王謂“金陵，或金城之誤”則未必然。蓋《書》中所說“金陵”是指李暠在西涼所設的建康郡，地在酒泉與張掖之間。其所以命名“建康”，有意表示對於東晉首都的眷念。東晉都建康，別號金陵，故李白對於西涼之建康亦稱之為“金陵”而已。問題倒是在“鹹秦”二字。鹹秦地望，注家不詳所在。如為建都鹹陽之舊秦，則與碎葉、條支等相抵觸，且由邊垂遷入內地而為“官”，亦不得言“奔流”。故“鹹秦”必係訛字，蓋因原字蠢蝕破壞而後人以意補成之。餘意“鹹秦”當即“碎葉”之訛，碎字左半包含在“鹹”字中，葉字下部也包含在“秦”字中。要這樣，範傳正碑文所轉錄的“伯禽手疏”，才有了它的根據。
以上根據李白的自述和口授，他確是出生在中央亞細亞伊塞克湖西北的碎葉城。但關於他的先人之所以移居到碎葉的經過，在三十五年前，陳寅恪發表過《李太白氏族之疑問》一文《（清華學報》十卷一期，1935年），認為是完全出於“依托”，也就是說李白扯了一個彌天大謊。是否這樣，值得加以檢核。
陳氏根據《新唐書·地理誌》，看到在“安西大都護府”下有“碎葉城”，而在“焉耆都督府”下又有“碎葉城”，他把兩者完全合而為一了。他也看到“條支都督府，領州九”，隸屬於安西都護府。因此他便十分含混地得出一個結論：
碎葉條支在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即西曆六四四年平焉耆，高宗顯慶二年即西曆六五七年平賀魯，始可成為竄謫罪人之地。若太白先人於楊隋末世即竄謫如斯之遠地，斷非當日情勢所能有之事實。其為依托，不待詳辨。
這是顯然把中亞碎葉誤認為了焉耆碎葉。焉耆碎葉築於高宗調露元年（679），不僅太宗貞觀十八年（644）平焉耆時還沒有，即高宗顯慶二年（657）平賀魯時也還沒有。陳氏對於條支的地望，也置而未論。前提非常含混，而結論卻十分武斷。陳氏認為“不待詳辨”，其實是很值得加以“詳辨”的。請把上述李白的自述和口授的三種文字排比在下邊吧。
（1）奔流鹹秦，因官寓家。（“鹹秦”即碎葉之訛。）
（2）中葉非罪，謫居條支。
（3）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
細閱前二種文字，並無因罪竄謫之意，所說的都是被某種社會環境所迫，自行流亡，出奔異地。第三種晚出，加上了一個“被”字，顯然是出於誤會。其實，古時凡由漢民族居地移住外域，便說為竄謫或降居。如《國語·周語》“不窋……自竄於戎狄之間”，便是絕好的證據。《史記·五帝本紀》言“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所謂“降居”也就是謫居。中央亞細亞在隋末即使尚未內附（其實在漢代，康居、月氏等地早已和漢室相通了），商旅往來有“絲綢之路”暢通，李白的先人要移居碎葉，有何不可能？而且在唐代也並不曾把伊犁附近作為“竄謫罪人之地”，唐代的竄謫之地主要是嶺南或者貴州、四川，把伊犁作為竄謫地是清朝的事。陳氏不加深考，以訛傳訛，肯定為因罪竄謫，他的疏忽和武斷，真是驚人。
但疏忽和武斷的驚人處尚不僅這一點。陳寅恪認為當時西域和內地毫無關係，因而把西域和中國對立，他不相信李白先人西遷，“隱易姓名”，入蜀後改還原姓的說法，肯定“太白入中國後方改姓李”；於是進一步作出極其奇異的判斷，說李白不是漢人，而是“西域胡人”。
夫以一元非漢姓之家，忽來從西域，自稱其先世於隋末由中國謫居於西突厥舊疆之內，實為一必不可能之事。則其人之本為西域胡人，絕無疑義矣。
毫無確鑿的證據，而卻斷定得非常堅決。這驚人的程度，可算又進了一大步。當然，在南北朝和隋唐時代，有不少的西域胡商或傳教者來內地活動，內地也有不少商人流入西域。陳氏為了證成其說，他舉出了三兩個例子，表明“六朝隋唐時代蜀漢亦為西胡行賈區域”。但這和李白的先人或李白自己之必為“西域胡人”，有何邏輯上的必然性呢？
我們首先要問：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時年已五歲，何以這位“胡兒”能夠那樣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漢族的文化？他自己曾說：“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上安州裴長史書》）；又說：“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贈張相鎬》）。這些難道都是在虛誇或扯謊？事實上李白對於中國的曆史和儒、釋、道三家的典籍都有廣泛而深入的涉曆。他的詩歌富於創造性，但和周代的**、漢魏的樂府也有極其親近的血統上的淵源。
單就李白所遺留下來的幾篇古賦來說吧。例如，在開元八年二十歲時所作的《大獵賦》，有些辭句在氣魄上很足以令人佩服。試舉數句如下：
擢倚天之劍，彎落月之弓；
昆侖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
河漢為之卻流，川嶽為之生風；
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
詩情韻調的清新激越，的確是超過了漢代的司馬相如，更遠遠超過了同時代人杜甫所自鳴得意的《三大禮賦》。請問：一位“胡商”的兒子，在短短的期間，何以便能夠在文化上有這樣的成就？要說是“天才”吧，那隻是詭辯，在這裏是無法說通的。
在封建時代，一般說來，種族意識是很強烈的。無論是大民族主義或地方民族主義，都十分尖銳地對立著，往往釀成大規模的流血鬥爭。開元天寶年間執掌兵權的將領多是胡人，如安祿山是混血胡人，史思明是突厥人，哥舒翰也是西突厥別係突騎施族人。安、史之所以叛亂，哥舒之所以降敵，看來也是有種族意識在作怪。李白如果是“西域胡人”，論理對於胡族應該有一定的感情。但他在詩文中所表現的情趣卻恰恰相反。
安祿山這個混血胡人，李白在供奉翰林時，和他有過接觸；天寶十一年還到過他的勢力範圍的核心地帶——幽州。但是，李白卻沒有向他攀援，在遊幽州時隻感覺著他的反勢已成，從而呼天痛哭。安祿山既經叛變之後，李白則屢次想掃**胡塵。他之從永王東巡，目的是在“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第二首）。到他將死的前一年，上元二年（761），李光弼出師東征，意在鏟除安史的殘餘勢力，李白以六十一歲的高齡還踴躍去從軍，因病半途而還，有詩紀其事。這表明李白對於安史等人是沒有絲毫同情的。
哥舒翰這個突騎施族人，李白也同樣看不起他。當他以幾萬人的犧牲，奪回了吐蕃以幾百人所控守著的石堡城時，封官拜爵，威名赫赫，高適在做著他的幕僚，杜甫求為幕僚而不可得，而李白卻把他和鬥雞之徒並舉：
君不能狸膏金距學鬥雞，
坐令鼻息吹虹霓；
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
西屠石堡取紫袍。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這顯然沒有把哥舒翰看在眼裏。但詩集中別有《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一首，卻盛稱哥舒翰的英勇，說他遠遠超過了衛青和白起，與《寒夜獨酌有懷》中的情趣全相抵觸。詩隻七言八句，有“述德”而無“陳情”，可見詩非全豹。又稱哥舒為“大夫”，足證詩當作於天寶八年以後。（哥舒翰以“天寶八載加禦史大夫”，見《唐書·哥舒翰傳》。）但在天寶八年以後，他們兩人決沒有相遇的可能，而詩中也看不出有托人轉達的痕跡。因此，說者多以為這詩不是李白所作。我同意這種看法，故在這裏特為引述。
關於胡人的像貌，李白在詩中有比較詳細的描繪，而且還有所品評。請讀他的樂府《上雲樂》吧，這是根據梁代周舍的原辭而發展了的。它抓著了老胡文康的特征——碧眼、金發、濃眉、高鼻，雖然沒有說到胡子，但一讀即可知其為胡人。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
康老、胡雛，生彼月窟；
巉岩容儀，戌削風骨。
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
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唇。
不睹詭譎貌，豈知造化神？
這是原詩的第一節，不僅畫出了老胡，也畫出了小胡（“胡雛”）。正因為兼畫了老小二胡，所以沒有說到胡子，但所繪胡人的麵貌是活現著的，並沒有缺少甚麽。“碧玉炅炅（炯炯）雙目瞳”形容眼色深藍而有神；“黃金拳拳兩鬢紅”形容發色金黃而拳曲。“華蓋”形容眉骨的穹隆，“嵩嶽”形容鼻梁的高聳。用字並不多，的確抓著了胡人容貌的特征，比之周舍的原辭：“青眼眢眢，白發長長，蛾眉臨髭，高鼻垂口”，真可以說是點石成金了。周舍雖然說到“髭”，但卻毫無效用。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詩既活畫出胡人的麵貌，而他對於這種麵貌的品評卻是“詭譎”二字，說它怪得出奇！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他正應該把這種麵容看作正常，或者不那麽奇怪。然而不然，這就恰恰從反麵來證明：李白肯定是漢人，而決不是“西域胡人”了。
因此，我們可以斷言：陳寅恪關於李白“本為西域胡人”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但李白所傳授的家世傳說，有的地方也不可盡信。例如，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之說便很成問題。首先是唐代的宗正寺不承認，其次是他自己也把握不定，往往自相矛盾。
如果李白真是李暠的九世孫，那他便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族祖。唐高祖李淵是李暠的七世孫，李隆基是十一世孫，論理李白要高李隆基兩輩。天寶元年（742）七月二十三日，李隆基頒布過這樣的詔書：
殿中侍禦史李彥允等奏稱：與聯同承涼武昭王後，請甄敘者。源流實同，譜牒猶著。自今已後，涼武昭王孫寶已下，絳郡、姑臧、敦煌、武陽等四公子孫，並宜隸入宗正寺，編入屬籍。
——《唐會要》第六十五卷
頗為當時朝廷所重視，他和李彥允也認了祖孫關係。天寶三年被賜金還山，離開長安之後，他曾“就從祖陳留采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篆於齊州紫極宮”（見李陽冰《草堂集序》）。如果李白真是李暠的九世孫，為什麽得不到“隸入宗正寺，編入屬籍”呢？
或者由於譜牒無征，所以得不到承認，但李白自己在行文中卻往往自相矛盾，遊移不定。李白在自己的詩文裏麵，特別在標題上，對於同姓的人愛標示出兄弟、叔侄、祖孫等關係。以李暠九世孫為標準來進行核對時，世代多不相符。姑且舉若幹例在下邊以見其出入。
例一，《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詩：
李延年和李延陵是唐高祖李淵的兒子徐王李元禮的曾孫，是李暠的十一世孫。而李白卻稱他們為“從兄”、“從弟”。如果李白真是李暠的九世孫，那是把自己降低了兩輩。
例二，《餞校書叔雲》詩：
李雲是李淵的兒子道王李元慶的曾孫，與李延年、李延陵同輩，而李白卻稱之為“叔”。這又把自己降低了三輩。
例三，《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詩：
李賁是唐高宗李治的兒子許王李素節的孫子，李暠的十二世孫。李白也稱之為“叔”，把自己更降低了四輩。
例四，《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詩：
李曄是大鄭王李亮的四世孫，李暠的十世孫。論理李白要高一輩，而卻稱之為“族叔”，把自己降低了兩輩。
例五，《尋陽送弟昌岠鄱陽司馬作》詩：
李昌岠（“岠”或作“峒”，乃字誤，今從繆曰芑本）曾為辰錦觀察使，是大鄭王的六世孫，李暠的十二世孫。李白又稱之為“弟”，更把自己降低了三輩。
例六，《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
李陽冰是趙郡南祖房李真的八世孫。李真低李暠一輩，論理李白與李陽冰同輩。但李白卻稱李陽冰為“從叔”，把自己降低了一輩。
例七，《涇川送族弟》詩：
李是趙郡東祖房李係的十一世孫。李係與李暠同輩，論理李白是李的族祖，而李白卻稱李為“族弟”，這是把自己又降低了三輩。
像這樣自相矛盾、毫無定準，可見李白自己對於李暠九世孫之說都把握不定。那就無怪乎得不到宗正寺的承認了。
在這裏分明是封建意識在作怪。所謂李暠九世孫之說，看來是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目的就在抬高自己的門第。對人稱謂的輩數之或高或低，不外是以勢利的眼光在看人說話。這暴露了李白的極其庸俗的一麵，和他同時而並稱的杜甫，在這一點上也和他不相上下。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批評到德國的詩人歌德和哲學家黑格爾時，有這樣的一句話：
歌德和黑格爾各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奧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兩人都沒有完全脫去德國的庸人氣味。
“宙斯”是希臘神話中的至上神，與上帝相當。
這句話同樣可以移來批評李白與杜甫。生在封建製度的鼎盛時代，他們兩人也都未能完全擺脫中國的庸人氣味。
李白的排行名叫“李十二”，足見他的兄弟輩很多，他的父親李客由中亞碎葉遷徙入蜀，是拖著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夠攜帶著那麽多的人作長途羈旅。他入蜀以後，把李白養成了一個漫遊成癖，揮霍任性，遊手好閑，重義好施的人，也足以證明他是一個商人地主。但李客也有一定的文化修養，據李白自己的回憶：“餘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秋於敬亭送從侄耑遊廬山序》）正因為這樣，他也使李白從小便受到充分的教育，發展了他的天分。
李白的家在經營商業，在李白的作品裏也有痕跡可尋。他在《與賈少公書》裏說“混遊漁商，隱不絕俗”；又在《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裏說“青雲豪士，散在商釣”。這些都是證據。因此，有人說李白本人在經商，那和李白的性格和生活習尚未免太相懸隔了。我的看法是：不是他自己本人，而是他至少有一兄一弟在長江沿岸的重要碼頭上經商，他家的商業範圍是相當寬廣的，不僅超出了綿州，而且超出了四川。他晚年因從永王東巡獲罪、被囚在尋陽獄中時所做的《萬憤詞》裏麵，透露了一些消息。
南冠君子，呼天而啼；
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
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沉迷；
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
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
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複相提攜。
“南冠君子”，不用說是指獄中的自己。“高堂”是他的父母還在，有“兄”在九江，有“弟”在三峽，有“子”在山東，有“妻”在南昌，統括成“一門骨肉”。這是唐肅宗至德二年（757）的事，於時李白已經五十七歲了。有人說“兄九江”的“兄”是李白自己，從詩的脈絡上看來不能這樣說。在“南冠君子”之下曆數“高堂”、“兄弟”、“妻子”，而概之以“一門骨肉”，可見“兄”是李白之兄，寄寓在九江，也同李白之弟寄寓在三峽中的某處一樣。李白在歎息兄弟隔離，不能生羽翼而相聚首。“兄”雖然近在九江，然李白是在尋陽獄內，也是隔離著的。
問題倒是：在九江的兄與在三峽的弟，他們究竟在做什麽？我看除說為在經營商業之外，沒有更好的說明。
唐時在巴蜀與吳楚之間，靠著有長江運輸的一水之便，貿易已經是十分興隆的。拿杜甫的詩來作證吧。杜甫在成都做的《絕句四首》之三有句雲“門泊東吳萬裏船”；在夔府做的《秋風二首》之一又有句雲“吳檣楚舵纖百丈，暖向成都寒未還”。——“吳檣楚舵”，注家以為“當是饋運遣戍之舟”；“寒猶未還，亂未已也”。所謂“饋運遣戍”完全是揣測之辭。其實是說吳楚的商船遇戰事被阻或被扣留，經曆了半年以上還不見回航而已。長江中商船往返的頻繁，可以想見。
杜甫還有《最能行》一首，寫三峽中濱江的人們不重讀書而重操舟行賈的風氣；詩的開頭六句是：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
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
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
這所寫的是本地人情況。另有《灩澦》一詩，則寫到三峽中外來的“估客胡商”。杜甫告誡他們：“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擲黃金！”這些詩可令人想見：唐時峽中重要的碼頭上是萬商雲集，而商品的重要一項便是食鹽。四川的內江、外江，都有大量的鹽井，據傳說是秦時的蜀郡太守李冰所開始采鑿。商賈們把這種生活必需品運往兩湖、江南的口岸，再轉運內地供應。李白在《江上寄巴東故人》一詩中也說到“瞿唐饒賈客”。因而“瞿唐賈”在唐代竟成為了一個熟語，請看李益的《江南曲》吧：
嫁得瞿唐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瞿唐賈”與“弄潮兒”為對，“瞿唐賈”自然是跑長江上遊的商人。李白的《長幹行》《巴女詞》《江夏行》，所詠的也都是瞿唐賈。長江中上遊的貿易興盛所帶來的副產物——商人婦的閨怨，竟成為了唐代詩人所愛寫的題材。白居易的《琵琶行》便是寫這種題材的著名的長詩。白居易在被謫貶為江州司馬的任期中，有一次秋天的晚上到尋陽江頭送客，聽到停泊在江邊的商船上有人彈琵琶。訪詢的結果知道是京城的一位琵琶名手嫁給了商人，“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因而正獨守空船。白居易邀請她上官舟彈奏了幾曲，那便使白居易留下了那首名詩。“浮梁”在今江西景德鎮一帶，看來浮梁所采購的茶，很可能是運銷到成都、重慶一帶的。
《萬憤詞》中的“兄九江兮弟三峽”正可表明李家商業的規模相當大，它在長江上遊和中遊分設了兩個莊口，一方麵把巴蜀的產物運銷吳楚，另一方麵又把吳楚的產物運銷巴蜀。從這裏對於李白生活費用的來源才可以得到妥當的說明。李白自從他在開元十三年（725）二十五歲時“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以來，直到寶應元年（762）六十二歲去世，將近四十年間他沒有回到故鄉去過。這樣長時期的漫遊浪費，沒有富厚的後台是不能想象的。後台所在，不就是在九江坐莊的“兄”和在三峽坐莊的“弟”嗎？
還有，李白出蜀後先後幾次隱居廬山。永王失敗，李白逃回尋陽而被囚。這些行跡，不正因為有兄在九江的原故嗎？長流夜郎時，李白沒有取道湖南，而卻取道三峽，不正因為有弟在三峽的原故嗎？夜郎在今貴州遵義附近，道經湖南是比較捷近些的。杜甫在《天末懷李白》中有“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句，正想象他去夜郎的路徑是經由湖南，想象他在過汨羅江時會投詩以吊屈原，然而沒有猜準。
由上所述，可見李白的家世，同中國唯一的女帝武則天的家世，有點相仿佛。武則天的父親是木材商人，伯父是大地主。家財雖多，但不是顯族。故駱賓王在討伐她的檄文中說她“地實寒微”。正由於有這樣類似的家境，便賦予李白以雙重的性格。一方麵他想提高自己的門第以獲得一定的權勢，這一意識便結想而為涼武昭王九世孫的傳說。另一方麵卻又使他能保持著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層的民眾接近，有時仿佛還能浮雲富貴而糞土王侯。又庸俗而又灑脫，這就是李白之所以為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