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郭沫若堪稱百科全書式的巨擘。他所涉獵的範圍不僅廣泛，而且成就卓著。他是著名的文學家，同時也是淵博的學者，在曆史學、考古和甲骨文研究方麵自成一派。而就文學領域來說，凡詩歌、小說、戲劇、散文、雜文、傳記以及理論與批評，他更是無所不能，其中尤以詩歌和曆史劇的創作影響最為巨大。

眾所周知，郭沫若最初是以新詩震撼文壇的。他的《女神》一九二一年八月問世，雖然不是第一部用白話寫的新詩集，但無論就思想內容還是藝術質量來說，《女神》都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詩集，不僅充分顯示了詩歌革命的實績，而且開創了一代詩風。

《女神》的基本內容，是對舊世界的深刻詛咒和對新世界的熱烈向往，是對祖國的無限熱愛與眷戀，對生我養我的地球與勞動人民真摯由衷的讚美謳歌，對古往今來一切革命者與先賢誌士的無比崇敬，是對自然、科學、近代文明、“人”（包括自我）的熱烈讚頌。形式多為打破束縛、不拘一格的自由體，而其藝術風格則是狂飆突進、火山爆發式的革命浪漫主義。氣勢恢宏，格調雄渾、昂揚，不僅富有感染力，而且具有強大的震撼力。《女神之再生》、《鳳凰涅槃》等著名詩篇，表明了“光明同黑暗底戰爭”，發出了“我們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的熱情呼喚，並且堅信通過鬥爭，一定能使“光明更生”、“宇宙更生”。這對於當時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來說，是一種多麽巨大的鼓舞啊！可以毫不誇大地說：郭沫若通過《女神》喊出了時代變革的最強音。《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我是個偶像崇拜者》、《太陽禮讚》等，都是張揚自我，謳歌自然，並把自然界和本體相結合的典範之作。與同一時期的詩人們相比較，就張揚個性、表現自我這一點來說，無論是誰都不能與郭沫若相匹敵。

出版於一九二三年的《星空》是郭沫若的第二本詩集，作者自謂是“退潮後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那種《女神》式的雄渾昂揚確實消失了許多。詩集中一再出現並反複吟詠星、月、海、潮、雲、天空，詩人與它們對話，用豐富的幻想賦予人格化了的自然景物以蔥蘢的詩意。像《天上的街市》就是一首想象奇特、清新美麗、興味盎然的佳作。

《瓶》寫於一九二五年三月，發表之後深受歡迎，被譽為“中國詩壇的空前的抒情長詩”。郭沫若並不專作情詩，但他在這部長詩中不僅謳歌了愛情，並且對“愛”下了一個經典式的定義：“這個字不待倉聖的造就/也不用在字書裏去尋求/這個字要如樹上的梅花/自由的開出她的心頭。”“這個字是蘇生我的靈符/也會是射死我的弓弩/我假如尋出了這個字時/我會成為個第二的耶穌。”擅長情詩的作者不勝枚舉，然而沒有人像郭沫若這樣對愛情作如此崇高、如此美好的評價。《瓶》在形式上也是獨創的，它對新詩的格律作了有意義的嚐試與探索。

這些詩作，是郭沫若早期的詩歌創作，也是代表了他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的作品。隨著時代風雲變化，郭沫若後來的文學創作精力主要放在了曆史劇上。憑借這些詩歌作品，郭沫若無愧於現代詩壇“泰鬥”的稱謂。他的詩歌創作，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周恩來總理評價郭沫若說：“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