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羅錦堂　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

8　羅錦堂　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

羅錦堂是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當年主考官是胡適），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權威之一。張學良將軍在世時，常與他在一起打牌、聊天、唱戲、他還聚集一些戲劇愛好者在家中唱昆曲。

羅錦堂不論在美國任教，還是應邀赴世界各地講學，一句英文不肯說，居然在學界自成一派。

一生充滿“莫名其妙”

走近羅錦堂並非偶然，夏威夷學界的人都喜歡尊稱他“羅老先生”。這位“羅老先生”在我入住夏威夷大學不到十天，已有六七個人向我談起，尤其是我隔壁從北京大學來的老師，說起他的傳奇，令我入迷。

他的人生有許多莫名其妙。他本是甘肅人，當年被保送到複旦大學新聞係。突然有一天，有人跟他說，你不能上這所大學，得轉去台灣大學中文係。就這樣他莫名其妙去了台灣。

在台灣苦讀完研究生，接著考取博士生，博士論文作的是元代雜劇研究。胡適是博士論文答辯的主考官，當時還有梁實秋、譚進龍、李辰東（研究歌德）、蘇雪林、鄭騫（燕京大學教授），博士論文答辯通常為兩個小時。兩個小時後胡適舉手說：“我以主考官的身份要求延長一個小時。”他的題目是《現存元人雜戲本事考》，也就是研究這個戲劇的故事從哪裏來的。胡適當時是白話文的倡導者，而羅錦堂的博士論文是用文言文做的。因為他是第一位文學博士，所以考試嚴格極了。

博士畢業後，由於發表的東西很多，他被莫名其妙請去日本，但怕他不回國，出國必須有擔保人，他莫名其妙地為了這個“擔保人”結婚。

到了宏保德基金會（宏保德是德國的科學家），然後又莫名其妙地從日本到了夏威夷大學任教到現在。

在夏威夷大學，他是“國寶”，因為研究元曲的不多，他被請去德國漢堡大學講學，指導研究明代戲劇，他的學生，著名的唐文宋念他的博士時，每周從瑞士蘇黎世（瑞士銀行區）坐飛機到德國，請他指導。他又莫名其妙地被奉為一代宗師。

他的婚禮由中國第一草書大家於右任做主婚人，於右任老先生80多歲時送他一幅照片，銀白的長胡是世界聞名的，據說晚上睡覺要用袋子套起來，以免受損。牆上掛著胡適送給他們結婚的書法，還有左宗棠的一幅對聯。因為他的房子是斜的，隻能掛起前半聯。他又被莫名其妙地傳為“另有玄機”。

我第一次走進他的家，印象最深的是夫婦特意為我準備的夏威夷式的掛在胸前的漂亮花環。我把這個花環掛在門廊，芬芳著記憶。第二次“闖”進他的家是在周末，看到一群入圍坐餐桌居然彈唱著昆曲，居然還有笛師、樂譜。昆曲在國內，年輕人聽起來已是那麽遙遠的事了，而在太平洋的島上，居然有人自發地弘揚民族瑰寶，實在令我感動。

當我真正走進羅錦堂，就像走進中國文學五十年。

羅錦堂與胡適

胡適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學界泰鬥，一位真正的文化巨人，羅錦堂與他“不打不相識”。

1961年，羅錦堂正在錢穆先生所主持的香港新亞書院任教，趁寒假之便，打算返中國台灣參加博士學位的口試，當時的“教育部長”是前北京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從報上看到“教育部”特聘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先生為主考官，其他的考試委員有梁實秋、蘇雪林、李辰冬以及羅錦堂在台灣大學的老師台靜農、羅錦堂的指導教授鄭騫先生等七人。錢先生知道羅錦堂要返台應考，就約羅錦堂在他的院長室麵談，在座的還有曆史係主任牟潤孫先生。羅錦堂一踏進門，錢先生就說：“你此一去，定會見到胡適先生，你務必要把我的話轉告給他。由於近來港台兩地不斷有人傳謠，說我在香港辦新亞書院，是為了要與胡先生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對抗。這真是天大的笑話，我們一個小小的新亞書院，如何能與國家最主要的學術機關爭高下！多年來，我和胡先生因為學術上的觀點不同，難免有些爭辯，但我個人對胡先生並沒有什麽不滿，你一定要把這些話告訴胡先生。”

到了台灣，羅錦堂哪敢先去“拜會”主考官胡適。人家會說這學生還沒考試就來套近乎了，羅錦堂不幹。

考試那天，羅錦堂誠惶誠恐，平生第一次如此緊張。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現存元人雜劇本事考》，這可是費了他好幾年功夫。要知道，現存在世上的元代雜劇就有162部，每一部都得弄清故事來源。有的在小說裏；有的在筆記裏；有的根本就沒有曆史記載。每個劇本的故事從哪裏來複雜得很，你又不知道主考官會問到哪一部。再加上是第一位文學博士，每個考官都拿出最高的水準，他僥幸一一過關。坐在主考官席位的胡適表情嚴肅，充滿睿智的語言鋒利極了。兩個小時答辯完畢，羅錦堂正要鬆一口氣，突然胡適舉手要求延長考試。幾十年後，已成為學術權威的羅錦堂，現在還記得當年胡適的表情是那樣堅毅而神聖。

第二天，他來不及與胡適相約，就匆匆忙忙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向胡先生辭行。胡適一聽門房通報，忙從書房走出來。他滿麵笑容，毫不隱諱地說：“昨天我是不是給你太多麻煩？你的論文題目實在太大了，尤其是元人雜劇的分類那一章，無論是誰也分不好！博士論文題目不宜太大，應‘小題大做’。為了主持你的口試，我臨時抱佛腳，還特別從‘中研院’的圖書館借來了這麽一大堆書，每天晚上要準備到深夜三點鍾才能休息。”接著他便問羅錦堂：“聽說你在香港新亞書院教書，錢先生的情況怎麽樣？”羅錦堂回答說，錢先生對自己很器重，他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深造，也是錢穆大力推薦的。同時羅錦堂就借這個機會，把錢先生要他轉達的話一字不漏地全向胡先生說了。胡先生聽後低著頭，不發一言，然後哈哈大笑了一陣，也沒說什麽，隻說：“你回去也替我向錢先生問好！”

當羅錦堂回到新亞書院，去見錢先生：“您的話都轉告了，但胡先生不發一言，隻是哈哈大笑。”錢先生聽了，也不發一言，隻是睜大他那炯炯有神而又深藏著無限智慧的眼睛，凝視了羅錦堂一下。羅錦堂心想轉告的任務已完成，就向錢先生告辭了，走出院長室，對這兩位學術界領袖的“不發一言”，始終想不通！

於右任有請

於右任是中國第一草書大家，也是萬裏副委員長的嶽父，羅錦堂與他的交情頗有傳奇色彩。

1952年，羅錦堂從台灣大學畢業，受了一年的軍訓，然後又考人台灣大學文科研究所深造。那時的研究生隻領50元新台幣研究費，連買肥皂、牙膏都不夠，更不用說穿衣、吃飯了。就在這樣困難的情形下，他的老師董作賓讓羅錦堂在他所主持的雜誌當校對，於是羅錦堂的生活有了著落，可以安心讀書了；同時董作賓也建議羅錦堂為大陸雜誌寫些文章，羅錦堂就在他的鼓勵下，經常撰寫有關元明散曲的短文。

沒想到那些短文被於右任看到了，他頗為讚賞，就向董作賓先生打聽：“經常在大陸雜誌上寫元明散曲的羅錦堂，究竟是哪個學校的教授？”董作賓笑著說：“他不是教授，隻是一個台大的研究生，而且還是你們西北的甘肅人哩。”於老一聽董作賓說羅錦堂是甘肅人，撩撥了他的故鄉情，因為他的母親也是甘肅人，這種“親不親，故鄉人”，是誰也免不了的。

不久，於老在監察院找到了甘肅老鄉監察委員曹啟文先生，讓羅錦堂在他青田街的寓所和他見麵。於老是當大官的，羅錦堂隻是一個學子，見了麵也無話可說，羅錦堂就沒上門拜訪。過了幾天，曹委員找到羅錦堂，問羅錦堂為什麽不去看於老，羅錦堂說：“不敢高攀。”曹先生便說：“嗨，於老那麽大的年紀，他想見你，你不肯去，難道還要他跑到台大學生宿舍去看你嗎？”在曹先生的勸說下，羅錦堂隻好硬著頭皮去見他了。可是到了門口，守門的人問羅錦堂為什麽要見院長，是否要有事相求？羅錦堂說不是；他又問是否來要錢，羅錦堂說也不是。因為那時候的流亡學生很多，經常有向政府官員找事或要錢的情形。那門人很奇怪地說：“你一不找事，二不要錢，究竟要來幹什麽？”羅錦堂也不好說是院長請他來的，這恐怕守門的也不相信，隻好知難而退，心想做官人的架子還真大呀！

回到台大宿舍的第二天，曹委員派人來問他：“昨天為何沒有去於老寓所？害得於老白等了一個晚上。”羅錦堂就把那天晚上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說給他聽了。當天下午，監察院的秘書送來了一封於老的親筆信，要他持此信前去，守門的人果然很客氣，立即通報。沒有多久，遠遠就看到於老穿著便衣，加快腳步迎了出來，連手杖也沒有拿。羅錦堂心想：“手杖是於老的標誌，是從不離身的，為什麽今晚於老沒有拿它？”

正想著，於老迎麵而立，他突然感到不自在，知道自己忘記拿手杖，就把手搭在羅錦堂的肩膀上，要他扶著走進客廳，坐下來後，副官送上茶，於老立刻叫出他正在台大數學係讀書的小兒子，介紹給羅錦堂。然後，羅錦堂就與於老天南地北地聊起來了。聊到高興時，於老想吸煙，羅錦堂順便拿了火柴上前去點煙，嚇得於老大叫：“你千萬要小心呀！不要把我的胡子燒著了！”說完他們相視而笑。

從此以後，於老要羅錦堂每周星期六的晚上，都去他家一次，同時還要羅錦堂為他找些風格雄放的詩詞，以便為人寫字用。此事被有些喜歡於老書法的朋友知道了，大家都托羅錦堂向於老求字，可是於老寫字時，最苦惱的事是沒有人替他磨墨，羅錦堂便自告奮勇，不但磨墨，而且還拉紙。字寫好後，由於印章不在書房，是由他的副官保管，於是又得找副官去蓋章。

於老不管寫多大的字，也隻蓋上那麽一個小小的印章，羅錦堂感覺很奇怪，就問於老：“為什麽不換個大一點的印章？”於老說：“別人送我的大小印章很多，我都不用，隻用這個小小的印章，那是有紀念性的。因為它是民國初年的國務總理徐世昌先生刻好送給我的，所以我一生隻用此印章，不用其他的了。”可見於老是一個多麽念舊講友情的人。

羅錦堂的《中國散曲史》在於右任的幫助下出版不久，他又投考設立在師範大學高級國文研究所的博士班攻讀，於老知道了，十分高興，鼓勵他不但應在古典文學上多多努力，而且對新文學也得用心，不要偏廢。

有一次，天降大雨，羅錦堂未打傘步行到師大上課，走在和平東路上，突然一輛汽車從後麵擦身而過，水花四濺打濕了羅錦堂的衣裳。他正要生氣時，從車上走出一個人來，仔細一看，原來是於老的副官，他說：“院長說天下大雨，路麵太滑，讓我送你到學校去。”由此可見他老人家對後輩的關愛了。

在師大研究所三年，修完學分，考完第三外國語（法文）的口試和筆試，羅錦堂取得了博士學位候選人的資格，隻等最後一關口試。這時於老對他說：“日本雖然是小國，可是民族性很強，做起事來認真而努力，值得我們借鑒。你最好能到日本再研究一段時間。”羅錦堂說：“台灣隻有我一個人，縱然想去，但經費恐成問題。”於老說：“隻要你去，我可以寫信給岸信介（當時日本首相），他是我的朋友，一定會幫忙的。”這話才說了沒有多久，剛好香港新亞書院的院長錢穆先生與日本京都大學的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共同推薦羅錦堂到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於是羅錦堂就整裝赴日。臨行前，於老寫了兩句話送羅錦堂：“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

羅錦堂在去日本之前，由於在台孤身一人沒有擔保，便無法出境，於是就與曹曉芸結婚，然後把她留台當作“抵押品”，才辦理赴日的手續。於老聽說他要結婚，非常高興，而且還一口答應，要當他的證婚人。同時還笑著要把他的一棟別墅暫時作羅錦堂的新房。羅錦堂知道，那棟別墅，不是於老自己的，而是蔣夫人宋美齡借給於老的，位置靠近陽明山，風景絕佳，而且也很涼爽，名畫家張大千先生在台北開畫展時，就住在那裏。羅錦堂以交通不便，上下山都要乘車作為借口不肯搬去。於老又說，他可以每天派司機送菜上去，但羅錦堂仍然婉拒，因為那樣做，他想反而給他老人家帶來不便。於老又說，他有一個朋友，在延平北路開旅館，羅錦堂也可以暫住，不會收任何費用的。羅錦堂考慮再三，總覺不妥，依舊謝絕，但對他老人家三番兩次，不厭其煩地替他安排住處，至今仍感念不忘。最後還是在友人原瑞麟先生的介紹下，在新北投租了一間便宜的旅館，一直住到羅錦堂要去日本時為止。

羅錦堂新婚之夜，剛落下帷帳，突聽敲門聲甚急，開門一看，原來是於老的副官，他說：“院長想起了一個問題，所以睡不著。”羅錦堂問他什麽問題如此重要。副官說，院長讀元人散曲，知道元人好以“齋”為名，如貫雲石，號“酸齋”；徐再思，號“甜齋”；但有一“澹齋”，不知是誰的名號？羅錦堂回答說是《陽春白雪》及《太平樂府》的編者楊朝英的號。副官聽後高興極了，拍著新郎官的肩說：“這下子院長可以安心入睡了！

1964年，羅錦堂得到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獎金，除了在法國巴黎大學出席國際青年漢學會議外，同時在歐美各大學的圖書館搜尋所藏有關中國戲曲的資料。他將這個消息請曹啟文委員轉告於老，於老聽到摸著心愛的胡子笑道：不愧是羅錦堂！

與張學良唱戲

羅錦堂的家坐落在離夏威夷大學不遠處的山坡上，正廳的牆上掛著左宗棠手書的對聯，因為房子是斜的，所以隻掛了半聯，另半聯隻好收起。空白處掛有胡適送給他們結婚的條幅，在這個普通的家裏，是趙四小姐和張學良常出入的地方。

說起唱戲，還得說到羅錦堂的夫人曹曉芸。曹曉芸是湖南衡陽人，40歲那年，雖身患癌症，但還跟李方桂夫婦學唱昆曲，又師從上海嚴仁庵、北京萬瑞興、南京沈福慶等學唱京劇，專長青衣及小生。學唱不到一個月，居然參加夏威夷“中國之夜”公演。她說那時可有意思了，戲冠、戲服都得自己親手製作。她們四處買花，買了一些亮晶晶的飾品嵌在假發上，登台那天因為太緊張了，前台正要報幕，本身就有高血壓的她頓覺一陣頭暈，大家七手八腳把紮在她頭上的東西放鬆些，才沒“出事”。隻要有大陸戲劇界的老師來，她就跟著學，居然學會了《霸王別姬》和《四郎探母》，慢慢聚集了許多“票友”，有拉琴的，吹笛的，敲鼓的，都是來美國之前國內的名家。

我翻動著一些他們的照片，發現張學良將軍與他們來往甚密。羅錦堂回憶張學良時說，張學良將軍喜歡京劇，他總愛順口唱來，與他相配合的琴師一定要技術很好，他怎麽隨口唱，就得順著拉。當年張學良的五弟陪他來夏威夷，陪同定居在這裏。五弟有時要陪張將軍上廁所，張將軍說：“不用！不用！我自己來。”張將軍平時喜歡打牌，經常有一批華人太太陪他，他從來不提他與蔣介石、周恩來的事情，倒經常愉快、風趣地講他的風流韻事。

他們打牌時也試著問張學良西安事變的經過，張學良說：“這事隻有三個人知道，蔣介石、周恩來都不說，我也決不說。”似乎三人生死有約似的。他倒是很願意說起宋美齡。他自由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宋美齡。張將軍101歲辭世。逝世前還經常回憶宋美齡，他信奉天主教也是因了宋美齡的關係，宋美齡106歲生口時，據在場人士說，那天宋美齡還提起張學良和趙四小姐。

羅錦堂夫婦除了唱戲外，還畫畫。夫人師從中國水彩畫大師王藍，專習京劇人物水彩畫。二十多年來，除了寫就一手行雲流水的文章，還因對京劇的各種腔調極為熟悉，又對京劇中各類角色的身段、表情揣摩細微，所以畫出來的京劇人物，無論喜怒哀樂，都畫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北京出版的京劇畫報，也特別刊登了幾幅她的作品，深獲梨園界的好評，說她運筆有吹煙潑墨之勢。羅錦堂則擅長畫蝴蝶，他的家中還收藏了一百多款世界各地的彩蝶標本。夫婦共同作畫時，構成了一幅感人的人間美景。

羅錦堂現已77歲，但還自己開車。都說他長得像尊佛，兩耳寬大而長，笑臉盈盈。有一次在舊金山講學，突然後麵有位女生黎秋吟大聲喊他“馬鳴大師”。她說她夢裏有人告訴他今天馬鳴大師在這講佛學。後來羅錦堂送給這女孩一首詩：湧起秋風生，傳經貴馬鳴，相聞不相望，杯感動離情。

他的兩個女兒都已成婚，都嫁了外國人。大女兒女婿從事醫學工作，都是博士；二女兒留在身邊。羅錦堂雖是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但對兩位在美國長大的女兒的中文教育，卻不曾“嚴師出高徒”。夫人說：我那時候還到過中國學校教孩子們中文，可那些孩子因為興趣不大，第二個星期回來又把前邊學的給忘光了。我自己的女兒也一樣。她們現在也快三四十歲了，隻會說點簡單的中國話，大女兒為了“惡補”中文，還專門去北京學校學了一段時間，可學得不湯不水的。但兩個女兒在專業領域都是“卓越先鋒”。

臨走時，他指著陽台門上掛著的一幅字：用英文寫成的“新年快樂”，連接中文“新年好”，據說這位發明人是中國人，還獲美國30萬美元的獎金。

穿上鞋離開他家，已是夜色闌珊，他說：我的家“遠觀窗外珍珠港，近看門前太平洋”。走在下山的坡頭上，他感歎道：“中國人在海外一直很爭氣。”

是啊，他本人就是一座海外華人的文化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