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性乖戾的傳統

中國人喜歡紮堆，一旦成群結隊，舉止有時就會有點乖張，一起歡樂的時候不是沒有，但一同憤怒或者同仇敵愾，甚至假裝同仇敵愾的時候往往更多。當今之世，紮堆起哄的機會不多，往往很隨機，而且不合法，官方稱之為“群體性事件”。多少有點合法的是針對外國的事兒，舉著愛國主義的旗幟，理直氣壯，官方即使想阻攔，也顧慮多多。網絡時代，按道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應該加強，彼此了解增多，但實際上卻未必。人們上了網，了解的機會多，誤會的機會也多，更要命的是，樂於在網絡溜達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反而不樂意見人，彼此膈膜更厲害。

現實中的乖戾，往往跟網上的暴力行為有著密切的關係。隻要某人某事大夥看不上，被揭發出來，就一陣叫打喊殺，如果成了陣勢，接下來也許就是“人肉搜索”，非得把這個人的聯係方式和家庭住址曝光而後止。到了這個階段，就是現實中的直接行動——直接的暴力，從打爆電話到門口潑糞，不一而足。反過來，不管行為多麽惡劣，隻要網上沒多少人呼應，少數幾個激憤者無論多麽激憤，多半沒機會采取下一步行動。

暴力，需要群威群膽。

有的時候，這種網上和現實的聯動，往往會得到另外一些人的讚許，認為是伸張了正義，比如對虐待小動物者的聲討，對負心漢的壓迫等等，網裏網外，大家一起喝彩。不過，這種伸張正義，即便有所謂的正當理由，行動上卻難免沾染暴力，就算行為不良者（如果確實能定罪的話）得到懲罰，也未免以暴治暴，當時雖然解氣，但難免會有後患。

憑借群體或以群體的名義集體施展暴力，人類是有傳統的。西方中世紀，捕捉的巫婆眾人用火燒死，逮到的**婦眾人用亂石砸死，都是此類。這種事兒，一兩個人是絕對幹不來的，非得大家一起來才辦得到。這種行為，在法律上叫做私刑。在中世紀，私刑隻要擁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官家往往是默許的。在這方麵，中國人也不會落伍。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沒有官府明令宗族可以擁有司法權，但宗族對於自己族內違反族規的人，一般都是可以用刑的，輕則用荊條打屁股，重則沉潭奪人性命。當然，到了這個地步，往往是因為男女**通奸，包括沒有血緣關係的寡嬸和遠房侄子之間的男女之事，也算是**。這種事被抓到，男女雙方按規矩是要被脫光衣服遊街，然後再當眾處決的。凡是私刑，都是群體行為，在大庭廣眾之下，按群眾意見辦。每次群體懲誡，都是群體性憤怒，也是群體性狂歡。如果那個被脫光遊街的女人比較有姿色，大家會為此興奮很久很久。在那個時代，私刑不止有宗族懲誡一種，人際間的血親複仇，族群間的械鬥，都屬於私刑。但是其他的私刑，官府一般都會嚴令禁止，隻有對這種事情，往往不加過問。

私刑受到官方默許甚至鼓勵的情況，在革命時代的政治運動中非常常見。運動中的鬥爭對象在“群眾起來”的時候，或多或少都會遭遇私刑，其暴力程度往往會被運動的領導者視為“群眾是否發動起來”的標誌。而凡是群眾運動，無一例外地需要轟轟烈烈。因此，群體性私刑，乃至私刑至死，也就在所難免了。隻有在運動發動起來之後，領導才會考慮對群體性暴力的控製。

私刑的受害者，無論是否犯了必罰甚至是必死之罪，但肯定被群體視為犯了“可惡”之罪，或者是像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先是被認為可惡，然後才有了罪。大家的行動邏輯是這樣的，凡是可惡之人也就不是人了，對於非人，自然大家怎麽做都合情合理。如果因遭懲罰死掉，也隻是去掉一個非人的禍害，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但是，在群體的行動中，很多人其實對被懲罰對象並沒有切身感受，所謂的義憤填膺，多少有誇張的成分。大家一哄而上，或者是為了自保，或者是為了起哄，或者幹脆就是為了解悶好玩。群體性暴力，暴露的往往是我們自己人性中的惡，這種惡雖然被堂堂正正的理由包裹，但畢竟是惡，人性中劣質的貨色。

正因為如此，這種私刑式的暴力才必須要借助群威群膽來施行。氣勢洶洶的人們，看起來很勇敢、很義憤，其實大家心裏多少會有點膽怯，必須把自己包裹在一群人裏麵，才邁得動腿。

宗族的私刑早就被禁止了，革命式的群眾運動也不再搞了，但群體性暴戾的積習卻依然保留了下來。人們依然認為，隻要一群人（群眾）公認某個人可惡，這個人就理所應當被懲罰，似乎不是中國人的就不該在中國活著，不是人的就不配活著。大家似乎誰也沒有想到，也許有一天，這個被懲罰的對象會變成自己。因為這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定罪，隻是群眾的意見，而群眾的意見往往帶有隨意性、誤會和冤枉。

更糟的是，這種群體性的暴戾由於群體的群威群膽，往往自以為擁有絕對的正當性，因此，質疑和討論是根本行不通的，凡是有不同意見的人，一律大帽子一扣，將其用大棒打殺。這種現象，如果任其暢行無阻，那麽這樣的社會看起來堂堂正正，其實這種堂堂正正之陣，卻是由狼或者類人狼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