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宦官問題，曆來是政權的毒瘤。各朝各代，將這個問題處理得好的並不多見。朱元璋登基之初，鑒前代宦官之失，製作了一尊三尺多高的鐵牌，上麵鑄了“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違者斬”十一個大字，放在大內門口。洪武元年，也就是朱元璋登基的第一年，他就對身邊的侍臣說：“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未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嚐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得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從這段談話來看，朱元璋對宦官幹政的問題，保持了相當的警惕。也正因為這一點，在朱元璋眼中，宦官隻能是真正的奴才，不要說重用和寵信，連最起碼的尊重都不應該享有。

曾有這麽一個小故事：洪武三年十月的某一天，早朝完畢，正好天上下起雨來。朱元璋在回宮的路上，看到兩個內侍穿著布靴走在雨地裏。他立刻停轎，命人將這兩個內侍帶到跟前來訓斥道：“你們穿的靴子雖然不值大錢，但也是出自民脂民力。你等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說罷，命錦衣衛將這兩個內侍各打三十大棍。懲罰完後，朱元璋就此事對侍臣講：“嚐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著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朕看元太祖說得好。大抵為人，嚐曆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朱元璋看到了問題的關鍵，要想控製宦官的私欲膨脹，首先是戒奢。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的月俸，定為三石米。此前宦官的月俸米隻有一石。與外廷官員相比，顯得太低，中書省才有這個建議。朱元璋聽到建議後說：“內使輩，食衣在大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

朱元璋如此說，一是不肯讓宦官提高待遇；二來，他也提防內官與外臣相勾結。此事過後不久，朱元璋又借題發揮說：“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舉，所以戒未然耳。”

對宦官的治理，朱元璋是防患於未然。他執政時期，沒有宦官幹政的記錄。宦官的確隻是灑掃庭除，傳旨打雜的奴才。洪武十年，有一名太監指出公文中明顯的錯訛，朱元璋明知太監說得對，仍然立刻下旨將這名太監逐出皇宮，遣回原籍，原因是這名太監“幹政”了。但人亡政息，在他死後，特別是燕王朱棣登基之後，宦官的地位迅速提升。朱棣繼承了父親的性格，猜忌而殘暴。但他為何一改朱元璋政令，對宦官開始偏愛呢？這裏麵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在北京燕邸時，曾向南京建文帝身邊的宦官們行賄，刺探建文帝以及身邊大臣的言論行蹤。他的靖難成功，與宦官們提供的準確情報分不開。因此，對這些宦官，他有一種政治上的認同感。第二，由於他是篡位的皇帝，因此對外廷大臣特別是掌握軍權的將軍們不信任，於是委派宦官代表他到各地監軍。各地總兵的一言一行，都通過監軍向他密報。

太監都是被閹之人，屬“刑餘之人”。由科舉步入仕途的讀書人，曆來瞧不起太監，稱他們為“閹豎”。豎是小人的意思，這個詞用得很準確。由於生理上的缺陷而導致心理上的變態，幾乎是太監的通病。

太監之製，始於漢朝。讓被閹之人在皇城內服務，不至於發生宮闈之亂，是此舉的初衷。但曆朝曆代宦官的數量，都沒有超過明代。據正德十六年工部呈上的一道奏折記載：“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綜絲紗線皮帳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增至四十六萬，今至七十二萬。”從這個用銀數字看，明朝宦官的數量，一直是上升的趨勢。在東漢的永平年間，皇帝始定宦官人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之後，增至中常侍十人，小黃門二十人。由此可見，宦官在漢朝，一直是個很小的數目。到了唐代，宦官數量大增，據記載，唐中宗時內宮宦侍約有三千餘人，但衣紫者不多，所謂衣紫者，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宦官中很少有人穿紫衣，可見其普遍待遇都不高。唐太宗曾有旨，太監官位不立三品，也就是說在太監中不能選拔高級幹部。但這個旨意，卻被他的後代打破。唐玄宗的天寶年間，太監中穿黃衣的人有三千人，穿紫衣的也超過了千人。其中有不少“稱旨”者，用今天的話講就是稱職的人，都官拜三品，可以“列戟於門”，和朝中大臣平起平坐了。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宦官便是高力士。到了宋朝，又將宦官數額大幅裁減，宋太祖時定額一百八十人，到了宋孝宗時增額至二百人，後又增至二百五十人。終宋一朝，宦官的數目，也沒有恢複到唐朝天寶年間的水平。

朱元璋開國之後，由於對宦官的警惕，其所用數目，比宋朝更有減少。洪武二年，內宦多種職掌總額隻有六十人，幾乎恢複到漢代的水準。但自永樂一朝開始，宦官數額就開始大幅增加，經成化、弘治、正德三個朝代的急劇膨脹，宦官的總數已經過萬。正德之後，直到明朝滅亡，宦官的數目一直維持在這個水麵之上。

與龐大的宦官數目相對應的，是宦官機構的不斷增設與擴充。正德年間，內廷中宦官機構已有了二十四個監局。這些監局中提供的有品級的職位不下千種。各監局負責人稱為掌印，掛五品銜。總管二十四個監局的，稱為司禮監。司禮監的負責人即掌印太監，屬大內主管。與外廷之內閣對舉，被人們稱為內相。明人筆記中，常有“宮府之間”這句話，宮，指的就是司禮監。府，即政府的意思，指的是內閣。司禮監與內閣，是替皇帝辦事的兩個最重要的衙門。

考諸明朝曆代，宦官幹政為禍，當從成化年間開台。太監汪直深得孝宗信任，一些外廷官員想得到升遷的機會，往往走汪直的路子。隻要汪直肯在孝宗麵前美言，則此人官運立刻亨通。由此一來，那些想走終南捷徑的人，莫不以結識汪直為榮，這樣一來就抬高了汪直的身價，也給汪直的弄權創造了更大的空間。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邊。那時，中國的主要軍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薊遼、大同、榆林等處，素稱北方九邊。擔任巡邊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邊大臣在皇上麵前的一句話，可以決定邊鎮命官的生死升謫。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員從來不敢馬虎。這次汪直巡邊，鑒於他已經是皇上的寵宦，官員們更是唯唯諾諾盡顯小人相。那些督撫、總兵以及所在地的撫台、按台等各種官員，都出境二三百裏地迎接。官員晉見他，都行跪禮。公堂之外，官員們紛紛私下向汪直行賄，以博歡心。這些喪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後，所有對他阿諛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貶謫。

宦官幹政，主要的原因還在於皇帝。隻要後代皇帝按朱元璋設計的政治思路來處理國事，把宦官的作用加以限製，則宦官欲想參與政治，也無機可乘。問題在於從永樂皇帝朱棣開始，不但不警惕宦官，疏遠宵小，反而把宦官倚為心腹，當做控製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問題就出在這裏。

眾所周知，明代有一個特務機構，叫東廠。這個東廠是在永樂皇帝手上創立的，但究竟何時創立，史載不詳，一說永樂七年，一說永樂十六年。沒有明確的記載，說明朱棣對這件事諱莫如深。東廠人員的組成清一色都是宦官，其執事者，稱為“提督東廠太監”，地位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通常由司禮監秉筆太監兼任，也有由司禮監掌印太監兼任的。若將這兩樣大權力集於一身，則此太監之威焰，直可熏灼朝野。前麵提到的汪直，以及後來的劉瑾、魏忠賢等，都是這樣身兼兩職的臭名昭著的宦官。

東廠的職責是偵伺官民人等的隱私以及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所無法按正常途徑解決的治安問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暗中監視大臣們的一動一靜，使其言行永遠在皇上的掌控之中。

東廠與另一個特務組織（亦可稱之為憲兵組織）錦衣衛，直接由皇上管轄。因此，大臣們對這兩個機構既恨且怕，又無可奈何。在明代，因得罪宦官而被打入“詔獄”的大臣不勝枚舉，最慘烈的，莫過於魏忠賢以“東林黨人”的名義，迫殺左光鬥、楊漣等數十名大臣。

汪直受寵的時候，不但提督東廠，還趁妖僧李子龍事件，向孝宗皇帝建議在東廠之外另設西廠。孝宗皇帝“銳意欲知外事”，很爽快地接受了這一建議。於是，汪直從錦衣衛官校中挑選了“善刺事者百餘人”，另建了一個西廠，其職責是“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諺，悉采以聞”。從職責來看，東廠與西廠並無大的區別，隻是增加了一個新的情治機構，讓宦官們享有更大的權力。

宦官幹政，帶來的兩大弊端是特務政治與小人政治。曆來政治清明的標準，是看當朝主政者是君子多還是小人多。宦官中，也有一些深明大義的君子，但太少。大部分宦官因生理使然，加之長期的訓練，都有著無法自拔的侍妾心態。孔子講：“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我認為他講這句話不是從家庭的角度，而是出自社稷的角度，亦即政治的角度。朱元璋把女寵與宦官列為執政七戒的範疇，可見他是從操作的層麵上理解了孔夫子的這句話。

宦官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女子與小人的複合體，那些亂政的大太監，無一不是“小人中的小人”。這種人的顯著特征，是心態的畸形。有兩則小故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有位宦官出身孤苦，淪為乞丐，被閹進宮，發達之後，立誌尋母。當有人費盡周折將他的母親找到時，這個宦官卻拒不相認，其原因是他的母親是個老乞丐。後來，有人給找來一個妓女出身的老婆子，因這老婆子身上體現出了“富貴氣”，他便欣然認母。這個宦官如此荒唐，其因是他認為生母不能給他帶來家族的顯赫，而妓女出身的老婆子，其儀態，其接人待物，都可登大雅之堂。

顯達後的宦官還有一個苦惱，就是不能過正常的男女生活。宮裏頭也有宮女與太監相好，以夫妻相稱者，稱為“菜戶”。這種菜戶隻可獲得精神慰藉，而無實際的性事。宦官被閹，稱為“去勢”。有的宦官異想天開，想化“去勢”為“還陽”。曾有一個宦官，聽信妖道所獻秘方，竟覓嬰兒腦髓來吃，以為此舉可以恢複性功能，真是荒唐至極，也是殘忍至極。

宦官既然不能縱情色欲，對財貨表現出的貪婪則倍於常人。明代的貪官中，聚斂財物數額特別巨大的，除了嚴嵩一人是外廷首輔，餘下的如汪直、李廣、劉瑾、魏忠賢等，都是權傾一時的大太監。

《賓退錄》中，記錄了劉瑾被抄沒後的家產清單：“金元寶二二四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金元寶五百八十二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玉石三鬥，金甲二，金鉤三千對；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蟒衣四百七十襲；穿宮牌五，金牌三，牙牌二櫃；袞龍袍四件，金龍盔甲三千副；玉琴一，玉璽二。”這裏記錄的，僅僅隻是浮財，至於其不動產如田莊、豪宅之類，又不知道還有多少。

一個太監能積斂這麽多的錢財，原因隻有一個，就是因為深得皇帝信任，手中的權力太大。

《謇齋瑣綴錄》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深受弘治皇帝信任的大太監李廣，因為得罪了太皇太後而喝毒酒致死。皇上聽說李廣的死信，便派人去他家搜求“異書”，結果抄出了大量的金銀財寶，還有一本納賄簿，詳細記載了某人某時送來黃米多少石，白米多少石等等。弘治皇帝看了納悶，問身邊的人：“李廣能吃多少東西，竟收了這麽多糧食？”左右答道：“此糧食非彼糧食也。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弘治皇帝這才突然明白李廣“贓亂太盛，遂籍沒之”，並吩咐科道的監察幹部根據納賄簿對當事官員進行調查。向李廣行賄的人多半是朝中重臣。他們之所以位居要職並連連升官，就是因為李廣在弘治皇帝麵前替他們講了不少好話。俗話講，有錢能使鬼推磨，如果皇帝跟前的“鬼”太多，則所有舍得花錢的人，都有官可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