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誦有用論

1925年2月21日的《京報副刊》上，有一篇魯迅先生對“青年必讀書”征求意見的答複。其中有這樣兩句話：“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麽大不了的事。”

這是距今已是70年前的往事了。

或許如他在一篇《小雜感》裏說的那樣，“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一石擊起千層浪，他的這篇《京報副刊》上的答複，隨即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論戰。說到底，還是幾年前那場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的延續。

其實持非議觀點的人，對先生所以憤激而極端的看法，並未完全理解。因為“五四”以後的文學革命，很難突破與舊體製、舊思想、舊傳統、舊觀念有著千絲萬縷聯係的文言文，也就是通稱之為古文的障礙，更遭受到那些曾經闊氣和正在闊氣的複古主義者的強烈抵製。因此，在文言文占絕對優勢的時候，魯迅先生大聲疾呼“我們此後實在隻有兩條路：一個抱著古文而死掉，一個舍掉古文而生存”，是十分及時和必要的。

所以，他本著“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一貫精神，對這張報紙提出來的“青年必讀書”的問題，做出了這樣一個矯枉過正的回答。魯迅先生發出來的聲音，對在全國範圍內占壟斷地位的古文提出挑戰，是具有警醒意義的行為。

我生於1930年的上海，等我進小學和上中學的時候，新文學運動，已經波瀾壯闊，至少在大城市裏，在實施現代教育製度的學校裏，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領域。以白話文寫作的作家，如魯迅、胡適、郭沫若、周作人、鬱達夫、徐誌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因此，我記不得小學的語文課本裏有唐詩、宋詞，也記不得中學的語文課本裏有韓、柳、歐、蘇的文章，在白話文逐漸全方位進入文化領域的那時，即使選錄一些古典文學作品，大概也是為數不多。因此，我才沒留下什麽印象，相反，那些現當代文學的奠基者，對我倒產生了深刻影響，最終使我走上了文學之路。

現在回想起來，我受到的古文訓練，倒不是從當時的語文課本而來。基本上完全是在家庭的督促，環境的熏陶，從死背硬記開始，先是硬著頭皮，漸漸發生興趣，然後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誌活到老、學到老的。

古漢語的命運，終究維係於輝煌的中華文明，植根於中國這塊土地上，因此，其生命力應該是不會衰竭的。我記得，三十年代，在離城市並不很遠的鄉村，也還有科舉時代曾經盛行過的私塾，甚至到了五十年代，在偏遠地區，也有類似私塾的家學存在。

這種現象的出現，除了經濟負擔的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也還有出於中國人固有的傳統思想的原因，不願意把孩子送到所謂洋學堂裏讀書。當時，城市的學校在農村人的眼裏，除了能夠識字的語文課外，那些常識、算術、英語、勞作、美術、音樂等課程，是沒有什麽用場的。

我曾經寫過一篇談背誦有益的雜感，講到這種古老的私塾教育，雖然其教學方式完全背離於時代，落伍於生活，但是，私塾的強調背誦，即使在現代語文教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環。

我有一位居住在鄉下的外祖父輩的前清秀才，入民國後，功名不成，便以塾師為業，在鄉閭間，是頗有名望的一位老學究。他教過的學生，其出息者，有留洋、有當官、有領兵者；沒出息的，當然更多，不過，老人一句話，“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那就不是他的責任了。

暑假期間，家長便讓我回鄉下去，在那裏補習古文，好像我有這樣一位斯文長輩，作為後生的我等，要是古文一竅不通，便如薪火相傳就要斷送在我們這一代似的。於是，我就坐在板凳上，讀那些儒學的啟蒙書籍。老人對我倒不嚴厲，別人背不出來，是要吃板子的，我背不出來，就例外豁免體罰了。

我說：“我不喜歡背。”

他說：“要學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須背得滾瓜爛熟。”

我問他：“我們學校的老師都是先講課，你為什麽不講？隻教識字，識了字以後就隻是背書？”

他的回答：“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

後來，我讀《紅樓夢》第九回，賈寶玉上家塾，其父賈政講的一番關於教育方法的話倒是今古同源、如出一轍：“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麽《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隻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

講明和背熟，其實是兩回事，也許老先生好一口酒，晚年愈耽迷其中，精力有限，在他的私塾裏，於是隻有背熟一道而無講明之說。因此，也有家長持異議者，他的解釋很簡單，你願意來念就念，不念請便，還挺拿大。橫豎他那些留洋的、當官的、帶兵的學生，是他最好的廣告，從來不愁生源。我家不也利用暑假，要我到老人家這裏開小灶，來打好古文基礎嗎！

很久很久以後，我也琢磨出來這位老秀才的見解，不無道理。對一個童稚氣十足的孩子，給他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真是如讓頑石點頭，是不會有什麽效果的。但確如他所說，書背得多了，人長得大了，知識麵也拓展了，還真是“就自然明白了。”

在多多益善的背誦中，達到融會貫通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對此，我是有真切體會的。隨便舉一個例子，舊時坊間出版的古籍，通常無標點，很難一口氣連貫地讀下來，這時已經上中學的我，曾經求教於老人，如何句讀之法。他反問我，句讀有法麽？我也相信確是無法，但無法之法，意是應該有的，他想了想，還是隻有多背書這個法子，他說，書背得多了，也就自然明白哪裏該頓、哪裏該斷了。

我為一家出版社撰寫《莎士比亞傳》，在檢閱大量資料時，發現這位文豪的童年，也是在背誦中開始他的文化積累的。看來，背誦，不光中國，外國也有。我記得淩叔華記辜鴻銘的文章中說，這位民國後還拖辮子的滿清遺老，留洋歸來，在北平當大學教授，能夠一口氣背誦出上千行的密爾頓《失樂園》。看來，背誦，啟發智慧，增加修養，激發才華，加深記憶，在語文教學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這篇短文在報紙發表出來，過了好些日子，收到副刊編輯轉來的讀者來信，信中說，現在兒童的學習負擔，已經夠重夠重，有必要再增加背誦的古漢語課文嗎？我很慚愧，我沒有做過調查研究，也不了解目前語文課本中古文的成分究竟占多大比例？因為我們家也沒有在小學讀書的學生，不了解現在語文課背誦的情況。但我堅持短文中的觀點，如果腦海裏能記住這些古詩詞和古人的文章學問，總比腦海裏一片空白要好。

因為我深有體會，由於解放後的語文課本，在一度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下，古漢語的篇幅在教科書裏是屈指可數的。所以，這一時期在校學習，爾後成為作家的同行，盡管他們非常努力地在充實自己，仍然時不時要暴露出他們在傳統文化的相對弱勢，出現完全不應出現的語文知識方麵的硬傷。

所以，我主張不但要大量閱讀一些古文，還應該適量地背誦一些古文。作為語文教學中的背誦，應該從做學生開始，背誦我們這個擁有五千年文化中的精彩篇章，這樣持之以恒，不僅僅構成一生享用不盡的文化財富——你要是能背誦出一百首唐詩，比一首也背不出來的人，肯定有著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據科學家研究，人腦，隻是不大的部分被使用著，更多的部分實際是在閑置著的。因此，強記硬背、是增強、激活、開發腦細胞的再好也沒有的手段。更何況古漢語的音節言簡意賅，古漢語的語法短句多、長句少、複合句更少，是最適宜於記憶和朗誦的。

在魯迅先生那個時代，出於與封建文化戰鬥的需要，建議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其實，他自己“還要翻翻中國書”，他更說：“我讀確是讀過一點中國書，但沒有‘非常的多’；也並不‘偏不讓人家讀’。有誰要讀，當然隨便。”

經過了七十年時光的沉澱，經過了“文革”的虛無主義，經過對於傳統文化正反兩方麵的曆史總結，我認為，進入21世紀的中國，是舉世矚目的發展中的大國，也是既擁有古老文明，同時又是日益現代化的中國。因此，以培養21世紀中國人的學校教育中，以恢宏大氣、兼收並蓄、凝聚民族精神、弘揚傳統文化、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中華文明為編纂目標；那麽，可琅琅上口地朗讀，可一鼓作氣地背誦的古漢語，占相當篇幅的語文課本，肯定會對人才的培養、文明的建設、時代的進展、國力的增強，做出貢獻。

背誦，是學習中國語文，尤其是古漢語的必不可少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