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陳琳的信

陳琳，是漢末建安七子之一。

曹操掌握了漢獻帝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把這位皇帝轉移到他的根據地許昌。劉協雖然不十分樂意，但首都洛陽已被董卓夷為平地，宮殿裏草蒿滿地，廊廟中狐鼠晝行，住沒住的，吃沒吃的，隻好任由這個奸雄，說是脅持也好，說是劫持也好，弄到許都，成為曹操手中操縱的傀儡。

公元196年，改元建安，“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因為皇帝在這裏，自然也就往許都聚集，曹操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許都遂形成為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出現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麵。天下才俊，到許都去獻詩作賦，求得賞識，吟文賣字，牟取聲名，便是當時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

陳琳原是何進的主簿，參與機密，後何進被殺，怕被牽連，陳琳“避難冀州”。冀州是袁紹的根據地，而袁紹也曾是何進親信，既然這位文士賦閑在家，袁紹就把他敦請出來成為袁紹的幕客，“使典文章”。

所謂“使典文章”，某種程度類似現在的專業作家，是有空就來上上班，不來點卯也無所謂的閑差。當時，北方諸侯，強者惟袁、曹兩支。挾天子以命諸侯的曹操，當然不能聽任袁紹坐大；而實力最強的袁紹，也不會讓曹操成事。於是就有了曆史上那次以少勝多的官渡之戰，結果，曹操勝，袁紹敗，陳琳也成了俘虜。

陳琳知道自己小命不保，因為袁紹攻打曹操時，他當過一陣軍中秘書。他替袁紹起草了一份向曹操開戰的檄文。檄文，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軍事總動員前的輿論宣傳攻勢。據《三國演義》裏講，曹操看到陳琳的檄文時，他的偏頭疼病正在發作，臥病在床。讀完之後，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文章能起到阿司匹林的鎮痛作用，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曹操審他時問：“你罵我可以，幹嗎連我祖宗八代都捎帶上呢？”

他不狡辯也不推卸責任，他說，丞相，我隻不過是個工具，“箭在弦上，不得不耳！”曹操愛才，不但沒有殺他，還留在身邊作秘書。

文人能明白自己的身價，不那麽自視甚高，也不易。

在建安文壇上，陳琳是排名僅次於三曹的佼佼者。如今提到魏晉南北朝文學，他的名篇《飲馬長城窟》，還是那時期的頂尖代表作。在這首長詩中，對於修築長城的徭役，給民眾帶來的苦痛，寄予極大的悲憫。在建安七子中，是位比較有些平民意識的作家。

現在，他的作品流存下來的不多了。

我讀過他寫給吳郡張紘的信，對這個陳琳的虛懷若穀的精神，十分佩服。

張紘，是東吳孫權的首席謀士。因為陳琳是南方人，早先與張紘有過交往，當他在冀州寫的兩篇作品，一為《武庫賦》，一為《應機賦》，傳抄到南方，張紘讀過以後，十分讚賞，就給老朋友寫了封信，大加褒美。陳琳便寫了一封信：“自仆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受此過差之譽，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這短短幾句話，表現出他的冷靜、他的客觀，他實事求是地對自己加以剖析：第一，他的成功，是在一種隔絕的環境裏獲得的成功，當時兵戈不斷，文化阻隔，缺乏交流，難以比較，因之井中之蛙，又能創造出什麽大的作品；第二，由於彼此不來往，不聯係，因而在寂寞的文壇上，缺乏競爭的對手，所以才僥幸為一時之雄伯（“伯”作“霸”解）；第三，因此而邀獲賞譽，應該看出自己有名不副實的地方；第四，尤其“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這一句，最令人感動。一個文人，看到並且不諱言自己的不足，能把自己擺在適當的位置上，不沾沾自喜，不自我炒作，不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真是值得我們後人師法的。

所以，他絕不是那種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的主兒，在建安七子的排行榜上，雖非領銜也是名列前茅，還能如此直視自己，對自己的成就有足夠清醒的評價，真是令後人敬仰。這封具有自審意識的信，至今讀來，猶能感到古人虛己待人的胸襟和不慕虛名的識見。

其實，別界的深深淺淺，不好亂說長短，但我等身處其中的這一界，某些由於位置的原因而抖起來的人物，大家心裏誰不清楚早先不過是半瓶醋或者連半瓶都不夠的底子？但一在位上，立刻顯出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樣子，在那兒指手畫腳，就不免可笑。如果不因人廢言的話，斯大林說過的“職務並不使人增加智慧”的這句名言，還是挺有道理的。

所以，為文也好，為人也好，當然要有充分的自信，無自信則不立；但更需要有一份知道自己不足的自審意識，無自審則虛妄。孔夫子曰：“知恥近乎勇。”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吃幾碗幹飯，那才是真有力量的體現。

半瓶醋，亂晃**，而成熟飽滿的穀穗，總是謙遜的低著頭，這是我們應該記取的生活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