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得失不由天”

這是魯迅先生的詩句。

詩題為《別諸弟三首（庚子三月）》，此句出最後一首。

從此一別又一年，萬裏長風送客船。

我有一言應記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魯迅寫這首詩的這年，也就是俗稱“庚子之亂”的前清光緒二十六年，20世紀開頭的1900年。那時的北京城，是最不走運的時刻，城內是義和神拳，烏煙瘴氣，城外是八國聯軍，燒殺搶掠。幸好江浙一帶尚可偏安一隅，20歲的魯迅還能在南京路礦學堂讀書求學。這是那年寒假後返校時所作的詩，某種意義上說，也可算作他進入20世紀的一份文學宣言。雖然，他那時還不是作家，也未必想當作家，但這句話，奠定了他一生的做人做文的準則。

現在，這本厚厚的世紀曆書，終於一頁一頁地掀到21世紀了。沒想到，一百年光陰之後，重讀魯迅的這句“文章得失不由天”，琢磨一番，仍舊不失為一句很有現實意義的箴言。

一個作家寫下的什麽，百年以後，還可讀可品，或許，也就可稱之為不朽了。

所以，若要文章不朽，我想最起碼的條件，恐怕就是要經得起一定年頭的折騰。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短時期的成功，是不作數的。本世紀最後二十年，雖然一些作家，曾經像焰火那樣閃亮，一些作品，曾經像二踢腳那樣，忽然間鬧出過很大動靜。但不知為什麽，很不幸的，最後都應了老百姓的歇後語，一個個“秋後螞蚱，沒幾天蹦頭”，“兔子尾巴，長不了”，好景不長，風光不再。以想像不到的消失速度，偃旗息鼓、吹燈拔蠟地拉倒了。

這種走馬燈的局麵，很令人感到沮喪和泄氣。人們喜歡形容過去的事物，曰“明日黃花”，那好歹還有一朵枯萎幹蔫的枯花在，可許多人的作品（我也在其中的），就像站在河邊打水漂一樣，石子撇出去，也許濺出、也許並未濺出什麽水花，就永遠地沉沒了。你能一口氣地數出五名以上，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獲獎作家和他們獲獎作品的篇名嗎？你能不費力地數出五個以上，從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葉的名家作品中主人公的尊姓大名嗎？

顯然，這種或長官意誌，或眾人抬轎，或自我作秀，或厚顏無恥而炒作起來的聲名，以及圍繞這份虛假而出現的轟動和熱鬧，很大程度上像小孩吹的肥皂泡一樣，在太陽底下，無論怎樣地五光十色、虹彩亮麗，總是會灰飛煙滅、化為烏有的。才二十年啊！因此，不能不承認，時光是最無情的終審法官，任何人、任何事，都得受到它的最後判決。文學更逃脫不了時間老人手中那麵篩子，凡經不起折騰的作家和作品，早早晚晚都會從篩眼裏跌落下去。

那些在新時期文學二十年間，起落沉浮，曾經令人刮目相看過的麻雷子或二踢腳式的人物，也許不讚同這樣的評斷。因為他們的書還在書架上擺著，名片上還印著一級作家的頭銜，時不時地要在媒體上出場亮相、說三道四、指點眾生，但這一切又能說明什麽呢？具稱雄之心，乏接續之力，最終，能夠難逃或悄悄沉寂、或向隅而泣、或困獸猶鬥、或苦苦掙紮、或成為過眼煙雲之命運者，又有幾人？

當然，由於印刷術的發達，音像科技的進展，估計以上袞袞諸公（諸裙釵）的那一套套洋洋大觀的文集，留存到下個世紀，是絕對可以辦到的，這也是我國乃至世界圖書館總得不停擴建的悲劇所在。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不是貨真價實的不朽，即使留存下來，藏之名山，束之高閣，傳之萬世又如何？還不是圖書館的累贅和負擔？

德國人叔本華，愛說一些令別人掃興的話，這位哲學家就說過：“如同地層依次保存古代的生物一樣，圖書館的書架上也保存著曆代的各種古書。後者和前者一樣，在當時也許洛陽紙貴，傳誦一時，而現已猶如化石，了無生氣，隻有那些‘文學的’考古學家在鑒賞而已。”

此公還以一種感傷的心情向我們描述：“據希羅多德（Herodotus希臘史家）說，薛西斯（Xerxes波斯國王）眼看著自己的百萬雄師，想到百年之後竟沒有一個人能幸免黃土一抔的死的命運，感慨之餘，不禁泫然欲泣。我們再聯想起出版社那麽厚的圖書目錄中，如果也預想到十年以後，這許多書籍將沒有一本還為人所閱讀時，豈不也要令人興起泫然欲泣的感覺？”

叔本華這一席話，認為作品在十年以後便無人問津，聽來有點殺風景，也太戳作家的肺管子。細細思量，當今這些名流、亞名流、半名流、自以為的名流，也包括我這等沒出息的末流，恐怕到不了十年，印出來的書就得送去造紙廠化漿了。說來不怕丟臉，每年秋天，北京城裏的勞動人民文化宮，都要辦一次特價書市。所謂特價，即是打折。看到自己的書堆放在那裏，打到三折、兩折，幾乎等於白送還賣不出去的窘狀，除了把鴨舌帽拉得更低，如魯迅詩所描寫的“破帽遮顏過鬧市”那樣，假裝看不見地快步離開，還有他法麽？

由此想開去，這幾年裏，常常掛在文學界一些大師、準大師嘴邊的，走向世界呀，與世界接軌呀，如何向諾貝爾文學獎進軍呀等等時髦話題，恐怕也難免這種名實兩違的悲哀。談得起勁的先生女士們，也許是看不到或者假裝看不到，他們那些譯成外文的書，在外國書店的冷僻角落裏，同樣存在著打折也無人問津的尷尬。可聽他們的口風，在中國，至少應該有兩位數的同行，好像是有希望的此項大獎的角逐者，不但把領獎時穿的西服和演說詞準備停當，並且，如何消費掉那近百萬美元的巨額獎金，也不知為之傷過多少腦筋。

嗚呼！這樣一來，我不禁杞人憂天起來，那位總是口惠而實不至的馬悅然教授，還好意思老來叨擾中國嗎？其實，這也怪不得惟一懂漢語的這位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國作家若有一點自省精神的話，這就用得著魯迅的詩了，“文章得失不由天”，貨跟不上，馬教授再抬舉，也是白搭。

希望不朽、努力不朽，是中國文人一種根深蒂固的永恒情結。曹丕早說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詞，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從他那時開始，這番極具蠱惑力的話，一直被數千年來中國作家正式地、非正式地、公開地、非公開地奉為圭臬。

但能否不朽，常常不以自己的意誌而定。當然，認為已經不朽或將要不朽，私底下騙騙自己，取得一點心靈慰藉，自我陶醉，當無不可；小圈子朋友之間，互相吹捧，彼此封王，也無可厚非；但拜托千萬別過分當真，別假戲真做，那樣，就有點癡人說夢了。所以，回到正題上來，不能不由衷地敬服魯迅這位真正大師的預見，一百年前寫的這句詩，一百年後琢磨起來，還挺有味道，挺有針對性。就是它道出一條真理：文學的不朽，在於其文學內在的生命力，“文章得失不由天”，文學以外的因素，可能起一時的作用，卻決不會起永遠的作用。

而生命力，大概就體現這位作家、這部作品，是不是經得起折騰上，無論是正麵的、負麵的，隻要有人在折騰，說明這位作家、這部作品，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力。時間相隔愈久，仍被折騰不止的話，就說明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譬如最近，有幾位勇敢的年輕人，聲言非要將魯迅這塊老石頭踢開，正說明魯迅先生不但作品活著，好像他這個人還未死去，仍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景雲裏的那幢樓房裏，是他害得這些可愛的小夥子們難以出人頭地，所以才惡聲惡氣要他挪挪地方。

因此，無妨如此說，魯迅不死；當然，不死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長久地經得起後人折騰，是文章不朽的試金石。

不知是“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多愁善感呢，還是“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世紀末綜合征，去年，加上前年，好多德高望重，以及德並不高、望也不重的名流組合，開始熱衷於總結20世紀的中國文學，紛紛進行一種《封神榜》的封神運動和《水滸傳》聚義廳裏排座次的遊戲，真是好不熱鬧。

據說，喜歡回過頭去看的人，是一種從生理到心理上都在接近衰老的表現，凡衰老，先糊塗，而糊塗，必顛倒，一顛倒，便語無倫次，搞七念三。但我很驚訝地發現，在所有此類性質的排排坐吃果果的牌桌上，這些擁有投票權的先生們，還不到王熙鳳所說的“糊塗油蒙了心”的程度，總是能清醒地把魯迅先生放在首席位置，就衝這一點點的明白，實在令人對他們的智商刮目相看。

本世紀，從白話文出現起，至今能夠時常掛在中國人嘴邊的作家，首推魯迅先生，即使往死裏反對他的人也不能（或不敢）持異議。哪怕撇開他的小說、他的雜文、他的譯作、他的學術研究這一切不計，僅就他筆下的這位阿Q的人物形象而言，哪怕到21世紀、22世紀乃至更遠的世紀，恐怕也不會輕易退出中國人的話語體係。

我們知道，《阿Q正傳》是1921年12月4日開始在北京《晨報副刊》連載，次年2月2日載畢的。1923年8月，將其編入小說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除1925年5月26日，為俄文譯本寫了一篇短序外，直到1926年12月3日，也就是距這篇作品發表以後的整整5年，魯迅才發表文章談到《〈阿Q正傳〉的成因》。以今日之眼光看，魯迅對於他自己作品的宣傳工作，實在做得太差了。此後，隔了13年，直到1934年11月14日和18日在《答〈戲〉周刊編者信》中，應劇本改編者的公開要求，才不得不在報紙上提及這篇小說。

看來，他拙於炒作、默守古風、埋頭寫作、不事推銷，是可以肯定的了。也許，他還保持著中國文人的那一點最可貴的清高品質；也許，他還相信“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的無須張揚的做人準則；也許，他對商品經濟的運作過程相當陌生，不強烈的拜金主義；也許，他隻想當文學家，而不想當文學活動家，懶得去張羅那些外務。

所以，他未能如近來一些作家，拿到版稅，馬上擁有一輛屬於自己的私家車。由此可見，今人也許寫不過前人，但適應生活獲得更大利益的本領，要比前輩們聰明得多，也狡猾得多。因此，有些為先生抱屈，假如，他若是另一個比較隨俗的魯迅，對於聲名、對於利益也比較在意的魯迅，按照90年代出書的一般規格，我想他至少應該做到：

小說問世的第一個月，在中山公園裏的來今雨軒，設茶點，供小酌，並發紀念品，召開一次新聞發布會，邀請諸如《晨報》、《商報》、《京報》、《國聞周報》的主編、發行人，還有上海《申報》的駐京特派員，以及《朝日新聞》、《字林西報》等外報記者，發給他們新聞稿，在報刊上形成第一波的輿論攻勢。

第二個月的某個星期天，在台基廠的六國飯店，召開一次作品討論會，請柬印上的“會後有工作餐”字樣；當然，不能一隻飯盒馬虎了事，總得有中西合璧的正餐供應才是。“老虎總長”章士釗，自是不會請的；“我的朋友”胡適之，請了也未必出席；但傅斯年、錢玄同、孫伏園、劉半農、齊壽山、沈尹默，以及京城文化界其他重量級人物，怎能不光臨呢？自然是魚貫入場，踴躍發言，鼓吹譽揚，不遺其力，這樣，就在文壇造出第二波權威人物攻勢。

第三個月，在沙灘的北大紅樓門前，組織一次盛大的簽名售書活動，可惜那時中國還沒有電視，不過，鼓號隊敲敲打打，鎂光燈啪啪作亮，還是可以做到。於是，購書者慷慨解囊，過路人駐足觀看。到了下午，晚報就有了“讀者太多，擠破了門，簽名太多，手脫了臼”之類的報導，對廣大市民層發出第三波群眾攻勢。

不要相隔得太久，第四個月，作者或出版商就得出來發表聲明，書被盜版（下麵帶三個驚歎號）。反正放心好了，不會有一個盜版者跳出來反駁，本人絕無盜你版的念頭。但是，捉準了這個弱點，無妨做出“賊咬一口，入骨三分”的痛苦狀，你越說自己被盜版的無奈無訴無可奈何，也就等於向世人宣示，我的作品是如何地受歡迎。這第四波借道滅虢的宣傳攻勢，應該說是最厲害的殺手鐧。

趁熱打鐵，第五個月，設法與翻譯家聯係，盡量套磁，拜托他們將自己作品推向國外。當然不會是80年代頗受作家歡迎的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了，20年代他們仍在求學階段，一時間指不上。但耆宿如辜鴻銘，新秀如羅家倫，洋派如林語堂，通才如梁實秋，都是刮刮叫的精通數國外語的天才。何不磨破嘴皮，踏穿門檻，登堂入室，親熱無比呢！至於用完了人家以後，再不理會也不遲的。

……　……

嚴格地說，上述的種種包裝手段、是最起碼的、最小兒科的，簡直不足掛齒的炒作行徑。這些年來，一些很一般的作品，不照樣弄到地動山搖的程度；如果今人當真寫出來一部類似《阿Q正傳》的劃時代作品，落入一位炒家手裏，要不鬧出七級地震那樣大動靜，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堅信“文章得失不由天”的魯迅先生，看來，虧大了。

不過，話說回來，當年他也真的這樣熱衷於炒作的話，怕也不是能在曆史上留存下來、經得起折騰的大師了。所以，他若健在，我想他也許要修改1936年9月20日一篇題名《死》文章中所立下的遺囑。說不定會對“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的第五條，補充一點，“尤其不可去做炒作起來的文學家或美術家”。

因為，事實也證明著，凡炒作自己到了不可開交的當代文人，最後，除了落一個“萬人嫌”的罵名以外，還能剩下什麽呢？

21世紀到了，如果能夠把上個世紀文學界的優秀傳統、良好風氣、革新精神、求實態度，帶到2000年開始的新世紀去，而把那些一說起來就皺眉頭的不雅、不潔、不妥、不像話的一切，都留在即將過去的舊世紀，讓其成為曆史，倒是個挺不錯的主意。

但是，有這個可能嗎？誰知道。

不過，說真的，“文章得失不由天”，讀魯迅這句箴言，至少能多一點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