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老天爺有時也會開一些殘酷玩笑的
一
清代陳康祺的《郎潛記聞初筆》裏，有幾則關於當時文人活動的筆記，很有趣。
其222則《吳俗三好》，曰：“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鬥馬吊牌，吃河豚魚，敬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王漁洋在康熙朝，是文壇領袖；官場也很得意，做到刑部尚書，相當於司法部長，好了得的。因此，文人意氣，加上首長意誌，加上法官意識，一旦激動起來，就會習慣性地以權勢而非文人的口氣說話。幸虧玄燁不曾授予他這把斬馬劍，否則，不知江南地方該有多少顆士子的腦袋，斬於這把劍下？
康熙本人相當欣賞他的詩作，錄三百篇，曰《禦覽集》。皇帝為作家編書，這對一個文人來說，是極高的褒譽了。記得郭老晚年，唱和領袖的詩作，連篇累牘，甚是賣力；可未見到毛主席對其作品（除了抗戰時期的《甲申三百年祭》外），有什麽隻言片字的稱道。相反，倒有“十批不是好文章”、“勸君少罵秦始皇”之類的諷喻。王漁洋則不同，詩寫到被皇帝親自編纂的地步，那還了得，有了這份殊榮，他不想當官也不行了。於是，翰林院侍講，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一紙一紙的委任狀頒發下來，升官加餉，晉級提職，終於達到士子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境界了。
“學而優則仕”，是古今文人奉為圭臬的行動指南，所以，一個個苦讀四書五經的士子，為之孜孜鑽營，削尖腦袋，為之苦苦奔走，洞穿鞋底，博個一官半職，封妻蔭子，也就不枉十年寒窗了。直到今天，仍舊是很多作家不約而同的奮鬥目標。最起碼要在各級文聯作協擔當一個職務吧！當代作家心氣比較高，文而優則仕，其目的不僅僅當個什麽玩意，而在乎當了什麽以後，追求那羊群裏的駱駝，高人一等的感覺，立刻與原來論哥兒們的作家，不一個成色了。前排就座，學問見長，指手畫腳，像模像樣。當上了官，自然水漲船高，作品容易發了，書籍容易出了，自己也認為確是文壇扛鼎之輩了。當然，誰也不會相信，官位到手，學問就大，大權在握，文章就好，職務提升，才氣就高。然而，他偏這麽以為，捧臭腳的果然也就這樣認為，這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當代版《笑林廣記》了。
所以，一個三流作家，或因緣時會，或風雲際會，或瞎貓碰上死耗子，坐在過去應是一流作家坐的位置上，不等於就是一流作家。因為我們看作家，是看他的腦袋，不是看他的屁股，他屁股就是坐在金鑾殿的寶座上，作品該屎還是屎。但是，這些人的自我感覺的錯位，也真是讓人痛苦。一下子，琴棋書畫，全會了；一下子，上下古今，全通了；一下子，吹拉彈唱，也不外行了；一下子，東西南北中，到處可見他抓住麥克風，哇啦哇啦說得地動山搖了。這時候，就不能不生出“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的悲哀。
每當遇到這樣的壯烈場麵，我禁不住想起莎士比亞說過的警句，不是所有閃閃發光的東西，都是貨真價實的金子；想起魯迅先生告誡他的兒子，不要做一個空頭文學家的至理名言；想起艾青先生嘲笑過的，“是名作家而無名作品”的那些明公；當然也會想起如今很不吃香的斯大林早先說過的一句名言：職務提升了，不等於智慧也增加了。母牛下犢以後，自然會生出乳汁，但作家當了官，工資也許增加，才華是不會增加的；作品可能好出版，但不等於是好作品；評論或許要多一些，出鏡率或許要高一些，那是衝著他身上的黃馬褂而去的，一旦剝掉了這張皮，照舊狗屁不是。
可在清初詩壇上，王漁洋當之無愧的，是絕對的一流詩人，他力避公安派的俚俗，竟陵派的纖仄，倡“神韻”說。在文學史上，凡能提出一種使別人“翕然從之”的文學主張，都非等閑之輩。他強調“興會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閑遠的風神韻致，為詩歌的最高境界，此論對清代初葉的詩風產生過影響，說他是清初詩壇執牛耳的一代文宗，不算過分。王漁洋靠他貨真價實的作品說話，底氣充沛，有恃無恐，汪洋恣肆，毫無顧忌。他擁有這份資望、身份、地位，可以對他不喜歡的社會風氣，不讚成的時代潮流，加以抨擊；抨擊不靈，加以棒喝；棒喝無效，祭起尚方寶劍，對作俑者嚴懲不貸。
王漁洋對“作俑者”很反感，挺有道理。這個帶有貶義的詞匯，常用來比喻一件不好事情的帶頭者，或一種不好風氣的提倡者。查這個詞，語出《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王漁洋的論點，孰是孰非，姑置勿論，但他將批判鋒芒直指“作俑者”，卻是很有識見的行為。在《郎潛記聞初筆》這部書中，其511則《長生殿傳奇》，和541則《盛名為累》，看看這兩則記聞中的“作俑者”，就可知道這類帶了一個壞頭的人，是如何令人厭惡了。
一，“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殆不貲。內聚班優人請開宴為洪君壽，而即演是劇以侑觴，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為羅致，而不給某給諫。給諫奏謂，皇太後忌辰設宴樂，為大不敬，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讚善伸符，海寧查太學夏重，其最著者。後查改名慎行登第，趙竟廢置終其身。”
二，“國初，莊廷、朱佑明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莊、朱皆富人，卷端羅列諸名士，蓋欲借以自重。故老相傳，二百餘人中，多半不與編纂之役。甚矣，盛名之為累也。”
在《郎潛紀聞二筆》裏，其300則，說得更詳盡些：“明相國朱文恪公，嚐作《明史》。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質千金於莊廷，廷家故富，因竄名己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為功，藉此作起複地，白其事於將軍鬆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廷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
在清代的文字獄史中，前者，是小事一樁，後者，株連之廣，也算一件要案。文人們由於舞文弄墨的緣故，觸怒當局，弄得龍顏大怒，而招災惹禍，一般都是有“作俑者”揭發在先，皇帝老子才會動手在後。大多數皇帝，日理萬機，忙得不可開交，不可能有太多的時間關注詩人作家，但是怕人提醒、告發、打小報告、咬耳朵根，那可就要捅馬蜂窩了。
假如，那位沒被邀去參加慶壽聚會和看戲的“某給諫”，本來就懶得湊熱鬧，正好，不請，也就不去應酬，關起門來睡大覺；假如，那天晚上，他應邀出席了，不但與劇作家洪昇交流創作心得，談得興起，還與優伶們格外多幹了幾杯，帶著濃重的醉意回府，一覺睡到天亮。我們試設想一下，他要不想扮演始作俑者這個角色，皇帝想找事端，也挑不起來。如果，我們若不把打小報告的“某給諫”，想象得太卑劣的話，他一定要把那次飯局的參與者，統統置於死地，似乎也沒有多大道理。因為，他既然自認為應該有被邀請出席的資格，那麽，顯而易見，他和劇作家洪昇，和內聚班的班主及演員，和其他到會祝壽的文人雅士，有過從甚密的關係才對。至少，他們同屬一個經常在一起活動的文化人圈子，是毫無疑問的。可以想象，他應該是和這些人時不時地在彩排啊，首演啊，碰頭見麵，互致問候。到了幕間休息的那一會兒，也會在劇場貴賓室裏，一塊喝喝咖啡，抽抽紙煙，上上洗手間，聊聊對演員、對劇本的初步觀感之類吧！
按理，文人相輕，互相拆台，有可能；當麵恭維，背後撇嘴，更可能；打小報告，給他們上一點眼藥，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於下毒手，或者，不至於想讓他們一個個都完蛋。能夠解釋的理由，隻是麵子上下不來，一時之忿，題奏上去，誰知他請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過這出戲，評價還不錯，估計會給點顏色看看，但不致傷筋動骨，哪曉得後果卻是嚴重得出乎他的想象。這一本，不但許多與會者遭殃，革掉頂子，永不敘用；而處於創作高峰期，正春風得意的洪昇，也從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鄉，再也寫不出作品了。
這位才子太可憐了，肯定會求德高望重的王漁洋，在康熙那裏為他緩頰，那是他的恩師啊！可皇帝發火，誰有勇氣敢碰逆鱗？王漁洋也救不了這位高足，隻能眼看他打鋪蓋卷離開京城。我想，當後來，“某給諫”得知回到杭州老家的洪昇，由於心情抑鬱，百無聊賴，無法振作，以酒澆愁，最終也因酒醉落水而死，他會不後悔自己奏的那一本嗎？否則，這位寫《長生殿》的洪昇，不知還會寫出多少傳世之作呢！
而那位告訐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則是屬於喪心病狂的始作俑者了。如果他拿到這部書，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懶得告密，看看，放在書櫥裏，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會跑到琉璃廠書肆去翻找違禁書籍，找不到口實，自然沒法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世事之惡，人心之壞，就在“作俑者”存心挑起事端，好從中大撈一把。吳之榮是知識分子中的最可怕的一類。不惜以他人的頭顱和鮮血，來染紅自己頂子，這也是古往今來，屢見不鮮的升官發財之道，他有什麽理由不出賣同類呢？
他第一次跳出來告，被莊廷擺平了，因為出版家有錢，買通關節，將書中違礙處改了改，也就蒙混過關了。哪知道，他是那種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主。第二次又跳出來告，將未修改的原版書送上去，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準了皇帝對於文人壓根兒的不放心，他抓住這部私刻《明史》中，對滿清入關的不敬文字，無限上綱，告一個人還在，心不死，留戀舊朝，妄想複辟那失去的王朝，這罪名還不夠大？
老實講，當時的清政府，君臨天下，統治著偌大的還未完全控製的國家，不能不對被統治者中的知識分子，保持著高度警惕；尤其對那些具有反清複明意識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機會來個一網打盡呢！好，正中下懷，於是，皇帝拍板，第一，“之榮卒以此起用，並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官之右僉都”。這也是所有“作俑者”為之奮鬥的原動力。第二，很簡單，一個字：“殺！”大批人頭落地。這種食肉類知識分子，太恐怖了，我想我們也難免會碰上的。因為吃慣了人血饅頭的緣故，上頭一有動靜，他們馬上捋胳膊挽袖子，尋找吞噬對象，上頭沒有動靜，他們也會挑事，讓上頭有動靜，然後趁機好咬誰一口，所以，盡量躲得他們遠些。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無辜的，莫過於那些列入編纂委員會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掛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掛名，莊、朱二人，也像現在的書商一樣，以為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來顯出學術品位，二來在市場上好賣。誰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殺雞給猴看，要漢族知識分子夾緊尾巴做人，於是，這些名流，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一個個皆做了刀下之鬼。
重提《郎潛記聞》裏的陳年往事，那位使許多人掉了腦袋的吳之榮，罪不容貸，即使千秋萬代以後，也是要被人詛咒的。而那位“某給諫”，即使往好裏想，他或許並不打算把事情搞到這種不可收拾的程度，但洪昇和眾人為之付出的慘痛代價，那真是太巨大了。衝這一份可惡，我忽然覺得王漁洋想要一把斬馬劍，誅作俑者的憤慨，倒變得特別容易理解了。
二
就在讀《郎潛記聞》的同時，繆俊傑、崔道怡兩位老朋友的一篇重頭文章《風雨文壇反思錄》在刊物上發表出來。其中提到的共和國文壇第一案的《我們夫婦之間》和那位來自解放區的作家蕭也牧，使我浮想不已。不過，這實在是挺沉重的回憶，一點也不那麽有趣了。
馬克思說過：“一切發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發展隻有在死亡時才結束。”這一切都隻能視作不完善的必然了，但是經過五十年歲月的沉澱，中國文學的發展，確實是到了過去種種的幼稚、浮躁、淺薄、狂熱，應該漸漸被沉靜、理智、求實，以及曆史的辯證法所代替的階段。公道自在人心，這說法也許不甚科學，但研究正麵和反麵的教訓，有人坐定下來考慮寫文學史的問題，或者，將以前寫過的文學史，如今覺得有必要重寫的時候，我想，這是文學成熟的表現。
於是，那些論理應該忘記，但又不能完全忘記，已經湮沒了太久的故人舊事，有可能浮出水麵。隻是可惜，桃花依舊，人麵何處，就不能不令人悵惘。我不知道蕭也牧這個名字，現在還有多少人記起。他可以說是全國解放以後，第一位因作品受到批判的作家。假如這也可以上《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的話，我想他可以享受這樣的“榮光”。我黨對作家和作品的批判，早已有之，上溯至延安整風時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在醫院中》，都是榜上有名的。但建國以後，蕭也牧卻是第一個被點名批判的。
如果說，杜甫寫諸葛武侯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詩句，是對未能施展抱負和才華的人的一種發自內心的惋惜，那麽用之於蕭也牧，當無不可，這顆過早隕落的流星，真使我們歎息不已。如果不是命途多舛，蹭蹬半生，按他所展現出來的創作實力判斷，絕對有可能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至少不弱於，或者，略勝於那些來自解放區的作家同輩，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他像春天飛來的第一隻燕子，才帶來一絲不穩定的春色，便遇到了建國後首次文藝整風的疾風暴雨。於是，他還未來得及寫出錦心繡口的文字，那“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的落英繽紛、狼藉凋零的局麵，便將他的才華徹底埋葬了。從那時起，這也是階級鬥爭的必然，中國作家的命運，便係於作品的命運。常常因為作品的被批判，作家也就跟著一敗塗地，蕭也牧的文學生命力，尤其脆弱，簡直不堪一擊，一棍子打下去，便永劫不複，再也直不起腰來。這類徒喚奈何的終身遺憾，就成了此後許多作家難以逃脫的傷心史。
也許，這是曆史發展的辯證法，總得有人付出代價，讓後來人獲得教訓。像我，當時隻能算是一個文學青年，初試筆鋒，不也搭上五十年代的“右派”末班車，從此碧落黃泉了嗎！但幸運的是劫後餘生，我們趕上了“文革”以後的新時期文學，而蕭也牧沒能熬過十年浩劫，便是永遠的沉沒。
前不久，我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選一部《中國短篇小說五十年集》的時候，回顧半個世紀來林林總總的創作，老實說，在審視共和國成立初期的那些公式化，概念化，標語口號，圖解政治之作，屢屢被那些不忍卒讀的小說，攪得昏頭漲腦之際，蕭也牧發表在1950年1月份《人民文學》雜誌上的《我們夫婦之間》，不能不說是一篇出類拔萃的佼佼之作，即使五十年後讀來，那種溫馨的情調，細膩的筆觸，內心的探求，人性的描繪，還是令人怦然心動的。在那裏，我們讀的是人，而不是荷載革命的符號。
我回憶起五十年前翻開這期刊物的體會，那時我是一個文學青年，對解放區文學，如同看那四個吊兜土布軍服的來自解放區的幹部一樣，渾身上下，隻有一種色彩，那就是革命。但是閱讀經驗告訴我，這篇跳出解放區文學模式的作品，與我們以前所讀過的外國文學的經典著作，中國文學的優秀作品，在審美意義上有更多的共同點，接軌處，不禁頗感意外了。初讀時，真有如見故人般地親切，這篇作品給愛好文學的我們，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信號，小說是可以這樣寫，也應該這樣寫。
我想，如果那時的讀者、作家、評論家和文藝界領導，有今天的這一份寬容精神，延續著這種大家熟知文學道路發展變化下去；當然，革命的，來自解放區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實驗，也並行不悖的堅持下來，相互促進，共同提高，經五十年的努力，中國文學的現狀也許更令人鼓舞，不會出現十年“文革”期間，全中國隻有一個作家的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的大笑柄。
然而，蕭也牧像鄰居家一隻啼鳴得太早的雄雞，不適時的行為，在一個規範的社會裏，肯定不會帶來什麽吉運的。現在讀了繆、崔二君的文章，從他們所提供的背景材料看到，當時對蕭也牧發起第一次批判的“積極分子”，主要是和他擁有同樣革命身份的、同樣來自解放區的一些作家和評論家。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許這篇在他們看來是離經叛道的小說，使他們難以接受，而受到更多的青年讀者欣賞，好評如潮，不脛而走的盛況，說不定益發激怒了他們。但是，選擇這篇已經距發表時間一年有半的作品進行批判，人們顯然難以理解，如果是一篇果然如此成問題的小說，在過去的十五個月裏，聲嚴色厲的批判者都幹什麽去了？
很清楚，當1951年的5月，毛澤東發動了那場批判電影《武訓傳》政治運動，給他們一個可以發動攻擊的機遇。蕭也牧被當作犧牲品，送上批判的祭壇，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早就有目標，隻不過沒有等到適當時機罷了。不過，我猜想，運籌帷幄的毛澤東在運動初期，蕭也牧的這篇作品，並未納入他的視野。他對小說作品的寬容度，要比康生，要比當時執掌文藝界的領導，顯得從容不迫些。最好的例子，就是對《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他不認為是大毒草，也不主張給王蒙劃為右派。當然，最終，毛澤東不會把文藝界或文學界的動向置之度外的，這也是可以肯定的。
但運動剛剛開始，最高決策者自有他鬥爭的戰略部署，其批判的針對性很明確，是思想界、學術界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人民日報》社論所指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像蕭也牧這類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小說，離反動尚遠，並不在批判的範疇之內。但是，“積極分子”們所表現出來的特別高昂的鬥爭熱情，引起最高領導層的注意，文藝界的批判便由邊緣地位推到了運動的中心位置，首當其衝的主角，是蕭也牧，隨後，全麵鋪開，引發了一場對諸多作家和作品展開批判的運動。
第一個吹響批判大進軍號角者，是《人民日報》刊登關於《武訓傳》的“社論”兩旬以後，即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報》的“人民文學”副刊上，發表了陳湧的《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正式對蕭也牧創作傾向進行點名的直接批判。批評了作者進城以後寫的《我們夫婦之間》、《海河邊上》，認為是“依據小資產階級觀點、趣味來觀察生活，表現生活”。
按照曆來政治運動的規律，批判對象確定以後，那些更多的慶幸自己未成為批判對象的人，便要努力做積極分子。在知識分子群中，麵臨這種隻有痛批才能自保的嚴峻時刻，有人說違心的話，有人做違心的事，便是不以為奇的了。而且，很快就能找到解釋的邏輯而若無其事，而心安理得。所以，如火如荼的批判，急風暴雨的鬥爭，像舞台一樣，提供給參與者一個表演自己的機會。個別知識分子的兩麵性，投機性，庸人哲學，苟且主義，形成的某種人性上的扭曲和畸裂，以致窮凶極惡，也是曆次政治運動不斷擴大化，殃及無辜，製造冤假錯案，產生許多悲劇的根本原因。
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馮雪峰，為什麽會在稍後幾天的《文藝報》上，發表化名為“讀者李定中”那篇文章。這篇《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光題目的口氣就夠嚇人的，仿佛作者舉著胳膊在批鬥會上，聲嘶力竭地喊口號，至於嗎？具有相當文學水平的馮雪峰，會不懂得，隻不過一篇小說嘛！但“嚴厲批評和火爆熱辣的意見，引起文壇震動”。同時，對陳湧文章也批判，指責為“軟弱無力”，這也是政治運動中常常出現的怪圈，“左”會遇上更“左”，更“左”會遇上極“左”，最後就隻能以“左”得喪失理智，不可收拾而告終。
現在，已弄不清楚馮雪峰雷霆萬鈞似的化名出擊，是他覺得這樣違心之言，與他這個名字連在一起，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呢？還是他認為自己“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黨內身份，對蕭也牧的威懾力過於強烈，而使他經受不住呢？我真心希望這位文學前輩，當時抱有的是後一種想法，但願如此。
緊接著，在延安整風時期就領教過口誅筆伐的丁玲，那時嚐夠被動挨批滋味，嚐夠不公正待遇的她，現在轉而以不公正的態度對待他人，也很難理解這位文學前輩究竟所為何來？我想她在三十年代，是文學創新的勇士，其實應該能夠體諒蕭也牧的文學嚐試，即使真正錯了的話，也是藝術探索中的無心之錯，他不過希望解放區文學有一點突破，但他不可能奢望自己在新中國文學萌芽期，能有力量去製造一種與黨對立的傾向，這帽子扣得也太大了一點。
應該說，曾經在延安被批得體無完膚的她，好像能夠設身處地為蕭也牧的孤立無援，眾矢之的，十手所指，十目所視的局麵，想一想才是。這種不知道明天，不知道下場，甚至不知道上天該怎樣懲罰他的痛苦處境，她是有過親身親曆的體會的呀！但想不通她執筆為文，站到這次批判行列中，目的何在？出於捍衛文學的革命性，義憤填膺？還是出於求得這場鬥爭中有一個好的表現？或是出於她領袖群倫的指導欲望不宜保持沉默？在《文藝報》上，也發表了她的批評文章，題目是《作為一種傾向來看——致蕭也牧的一封信》。
這是一篇定性的文章，等於是一紙判決書，給蕭也牧畫了一生的句號。經過這樣劍與火的“洗禮”以後，他成為一隻不再唱歌的鳥，創作活動完全中止，處於銷聲匿跡的狀態之中，在文壇幾乎不為人知。雖然，他在嗣後的編輯崗位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幾部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長篇小說，都有他付出的心血；經他編輯出版的工人作家的小說集，都有他未署名的精心撰寫的編者前言；他還培養出來一些相當有水平的年輕編輯……但他始終努力使所有的讀者，遺忘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直到“文革”當中，終於在迫害中屈辱地死去。
因為編這部《短篇小說五十年集》，收入了他的《我們夫婦之間》，按照體例，文前刊有他的小傳：
蕭也牧（1918—1970），浙江吳興人。曾就讀於吳江大學附中，1937年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先後在晉察冀邊區犧盟會五台山中心工作，做過地區報紙《救國報》、《前衛報》編輯，擔任過張家口鐵路分局工人糾察隊副政委。1949年相繼在北京、天津工作，發表了《我們夫婦之間》、《海河邊上》、《鍛煉》等中短篇小說。被批判後，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工作。主要著作有《蕭也牧作品選》。
所以要把這份小傳抄錄在這裏，也是出於對這位齎誌以歿的未得施展才華的作家的敬意和紀念，斯人已去，文字長存，他和他的作品，在當代文學史上，我想是不會抹煞的，因為這是和一段文學進程聯係著的。
我想，用秦兆陽的一段文字，來結束這篇文章，也許最能代表人們懷念蕭也牧的心情了：
“嗚呼也牧！生如力耕之牛，殞如風中之燭，未竭忠誠之心，遽遭無妄之咎。生之年汝知我而我不汝知，死之後我知汝而難通款曲。每念及此，悵惘而癡。但願曆史教訓永誌不忘，曆史遺毒立即消亡。”
順便說一句，1951年，那些最早對蕭也牧，對《我們夫婦之間》進行批判討伐的“積極分子”，到了1957年，角色互換，不幸又成為別的積極分子進行批判討伐的對象。
老天爺也真會開一些很殘酷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