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雖毒不掩文章

——嚴嵩著有詩集《鈐山堂稿》，是個正經八百的詩人

明朝大奸臣嚴嵩，其實是個正經詩人。他的詩，應該說寫得不錯，甚至可以說寫得不俗。

當個奸臣也頗不易，為臣本難，而為臣還要奸，真得有點功夫。嚴嵩與周作人的命運不同，是屬於因人廢文的一種，談到他的名字時，不會想到他除了奸臣的名分外，還具有詩人的身份。

明·沈德符撰《萬曆野獲編》載：“嚴分宜自為史官，即引疾歸臥數年，讀書賦詩，其集名《鈐山堂稿》。詩皆清利，作錢劉調，五言尤為長城，蓋李長沙流亞，特古樂府不逮之耳。”然後，他的結論是：“故風流宰相，非伏獵弄獐之比，獨晚途狂謬取敗耳。”從這同時代人的評論看，嚴嵩的詩，說不上非同凡響，但不同於一般，是可以肯定的。對作家來講，能夠寫出有別於他人的作品來，就很足以自豪的了。

此人活到八十多歲，與周作人差不多，是一位長壽文人。我覺得，時下某些上了年紀的作家或詩人，終其一生，還未必能達到嚴嵩在《四庫總目提要》被論及的水平。隔代以後，後人們談到他名下的《鈐山堂集》時，還認為他的文學成就，“在流輩中乃獨為迥出”，能夠在清朝的皇家典籍中，獲得如此評價，可見其作品確實有獨特不俗之處。《明史》稱他：“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這也是個相當褒揚的說法。

嚴嵩在江西老家分宜縣一個叫鈐山的地方，麵壁十年，苦讀詩書，聲譽卓著以後，也就“文而優則仕”，被召回來京城做官了。“進侍講，署南京翰林院事，召為國子祭酒”。一個讀書人，囊螢鑿壁，懸梁刺股，熬到國子監首腦這樣尊崇的位置上，也就是學術界、文化界的頂尖人物了。在封建社會裏，當別的什麽官，是比較容易的，隻要有錢，有勢，有關係，有門路，有裙帶的援引，能巴結攀附，搖尾示好者，沒有不達到願望的。但要在翰林院混事，肚子裏隻有《三字經》、《百家姓》，或英文ABC之類，恐怕還是不行的。即或扛著聖旨去了，坐在杏壇上，我想，那被眾文人幹著的滋味，那假充內行的心虛狀態，那說不了三句就露餡的尷尬，也會是挺受罪的。從這點看，奸臣歸奸臣，壞蛋歸壞蛋，嚴嵩在文學成就上，是貨真價實的。

要不然，“居南京五年，以賀萬壽節至京師”，就不會把他留下來了。當時，“會廷議更修《宋史》，輔臣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要他領銜修史。這是個油水不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榮譽差使。看來，他當時的文望與人望，比之後他兩朝的周作人，任偽華北政府教育總署一把手時要高得多多。因為無論王揖唐、殷汝耕，還是汪精衛、東條英機，都不曾有過想請周先生去修《清史》的意思。在中國，凡被統治集團認為有資格修正史的文人，都應屬於文壇公認的泰鬥之輩。例如宋代的司馬光、歐陽修，元代的脫脫，當然更不用說漢代的司馬遷了。

嚴嵩到底有沒有在嘉靖年間新設的《重修宋史》編審委員會裏，擔任過什麽重要角色？是不是有什麽高級職稱？拿不拿額外的津貼補助？配不配供他專用的小轎車？史無記載，也就無從說起。但由此可知嚴嵩的文學地位，在當時，確實是眾望所歸。不過由於他的奸臣名、貪官名，壓倒了他的文學名，而使他這方麵的“清譽”被湮沒了。如今，周作人被某些先生們不遺餘力地抬得這麽高，嚴嵩地下有知，一定會埋怨這些鼓吹者，對他的才華，也好像應該得到一些張揚才是。

當時，嘉靖皇帝很賞識他，而且，一直恩寵不減。朱厚熜迷信道教，還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這種一本正經的滑稽，也隻有像梁武帝出家做和尚的昏君做得出來，可堪與之比擬。於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詞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詞”，跟著皇帝一齊向太上老君膜拜了。所謂“青詞”，就是寫在青藤紙上打醮禱祝的疏文。在中國，隻要是皇帝提倡的東西，不管好壞，馬屁精們立刻會趨之若鶩，加油添醋，蔚為風氣的。嚴嵩自然不甘人後，加之他善揣摩，巧逢迎，有眼力，肯無恥，所以，出自他手的“青詞”，仙風道骨，典雅華彩，朱厚熜特別欣賞，褒譽有加。這塊敲門磚，就成了他晉身之階，一天天發達起來。

先前，“帝以奉道嚐禦香葉冠”，為此用沉水香木做了五頂道冠，賞賜臣僚。嚴嵩竟成為獲得這種殊榮的五個人之一，要比今天某些作家忽然被外國人看重而骨頭頓輕，更加榮耀，也可見其受嘉靖賞識的程度。因為中國的士，信孔夫子，“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大肯拜神禮佛，別人雖受賞賜，有的還不願意戴。嚴嵩青詞寫得好，溜舔尤具功夫，他在朝見皇帝時，特地在道冠外蒙了一層薄紗，以示珍惜，“帝見，益內親嵩”，這馬屁算拍到了點子上。從此，“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應該承認，早年的嚴嵩，確是文章高手，倘若一個草包，腹中空空，敢坐在那裏跟嘉靖談詩論文嗎！

古往今來，能夠得以與帝王、領袖、最高統治者詠觴唱和的騷人墨客，肯定是文化界領一時風流的扛鼎人物，就以曾經和毛主席對過詩的柳亞子、郭沫若兩位先生的身份，便可證實。因此，嚴嵩的詩作，到了清朝編《四庫全書》時，任總編纂的紀昀，也不忍一筆勾銷，還引用了王世貞的一句詩，“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廢文，來肯定他“獨為迥出”的文學功力。作為詩人的奸臣嚴嵩，當不弱於作為散文大家的漢奸周作人，這是可以肯定的。

我們試來讀他的一首七絕：“山泉野飯聊今夕，金穀銅駝非故時。隨緣自有數椽竹，題儉真成一字師。”假如，不是標明嚴嵩之作，準以為是哪位尚未脫貧、甘於清苦的詩人，在什麽遠離塵囂，還具有一絲黍離之感的故國荒園，孤獨行吟呢！可是，當了解這不過是那個窮奢極欲，貪婪搜括，無惡不作，禍國殃民的大奸臣，大貪官，在那裏裝孫子的時候，就覺得是莫大的諷刺，天大的笑話了。

為文和為人的抵牾，嚴嵩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奸臣名壓倒了他的文學名，在《明史》中，將他和他的兒子嚴世蕃，都列入奸臣傳了。然而，到了更後來，在人們心目中，他的貪官名，又壓倒了他的奸臣名。如果有人搞一份中國貪官排行榜，我想嚴氏父子，很可能在前幾名之列。若是把宦官中的大貪汙犯如劉瑾、魏忠賢，還有清代的和珅之類不計在內。在政府官員的貪汙犯中，嚴嵩父子很有希望奪冠，而躍登榜首。

在《二十四史》的各史中，對唾棄之輩，如奸臣、佞幸、酷吏、亂賊、宦官、閹黨等，中國正史的體例，無不有分門別類的章節。很奇怪的一點，獨獨沒有專門的貪官列傳，使我納悶不已。是因為曆代沒有貪官呢？抑或由於貪官不多而無此必要呢？這當然不是理由。中國的貪汙文化或傳統，可謂綿綿不絕，源遠流長。有一則笑話，說舊時，一位地方官員離任，將他在職期間搜括的錢財，全部裝車運走。這位官員巡視長長的車隊，走到末尾的那輛車上，發現還坐著一個小老頭，便問，你是誰？小老頭回答，我是本地的土地。這位官員頗為驚訝，便說，土地爺，我已不在你的地麵上做官了，你還跟著我幹什麽？這位土地苦著臉子說，老爺！您把本地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著您，跟誰？

這雖是笑話，但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從上到下，無官不貪，四海之內，不貪不官的現象，有時連皇帝本人，也可能就是首席貪汙犯。民諺曰：“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是這種現象的寫照。一個相當於地市級的幹部，在一個油水不大的府州，能在三年之內，吞噬如此大量的民脂民膏，老百姓還有活路嗎？正因為貪汙之官，比比皆是，腐敗之風，泛濫成災，對史家來說，記不勝記，倒莫如擱筆不記了。

如果全是清官，隻有一個貪官，記史者可能有興趣做做文章；相反，遍地貪官，清官成了稀有品種，也就隻能讓那些一塵不染、兩袖清風者，在史書上占一席之地了。正如陳壽在《三國誌》裏記下東吳顧雍不喝酒一筆，初讀時，甚不解，不喝酒有什麽稀奇，但讀到孫權這個大酒鬼，誰不陪他喝到醺醺然的程度，他還要發脾氣。便知道當時喝酒，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不但不喝，還敢抵製，這種罕見的例子，才使陳壽覺得有付諸於史的必要。因之，在史書裏，有良吏、循吏的傳，肯定恪盡職守，公平正直，愛民恤民，清廉方正的官員，實在稀少的緣故。而至今尚無一部《貪汙史》或《貪官列傳》出現，恐怕與曆來貪官多如牛毛有關，若我是一位記史者，一天到晚寫不完的貪官，也會倒胃口的。

大貪官嚴嵩、嚴世蕃到籍沒時，《明史》稱，抄出來“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在一本《天水冰山錄》的書中，更刊有查獲出來的贓物詳細清單，其中：“純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餘兩，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墜耳環共二百六十七雙，布緞綾羅紗共一萬四千三百餘段，扇柄二萬七千三百餘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兩共三千三百間。”據沈德符《野獲編》，說抄嚴家時，光碧玉白玉的圍棋就有幾百副，金銀象棋也是數百副。這位老學究感歎：對弈本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拿著一顆顆足赤純金澆出來的棋子，沉甸甸的，豈不累煞人也。

明代的衡製，一兩相當於公製的36點9克，乘以11000的話，應該是405900克，按近日黃金市場價，每克為120元計，光這些金器就值人民幣五千萬。若以《明史》的三萬餘兩計算，僅黃金一項，值兩億人民幣，遑論其它。據《明通鑒》：“所籍嵩等家財銀兩，詔悉送太倉，以一半濟邊餉，一半充內庫取用。”這後一半，也就是進了朱厚熜的腰包。

抄家，是皇帝發財的一道，據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王振籍沒時，“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李廣歿後，孝宗得其賂籍，文武大臣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劉瑾敗後，抄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七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錢寧籍沒時，“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另一說為“金七十扛，共十五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江彬籍沒時，“入公帑者，黃金七十櫃，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看來，明代是中國曆史上的貪汙大朝，當不會錯。

趙翼認為，以上這些貪汙犯，都比不上嚴嵩在任時間長，所以，他搜括得也應比他們多。“籍沒時，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產，共估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餘。又直隸巡按禦史孫丕揚所抄嵩京中家產，亦不止此數。而所估價，又不過十之一。即如裘衣，共一萬七千四十一件，僅估銀六千二百五兩零，帳幔被褥，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僅估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零，則其他可知也。計其值，不下數十倍。”因此，嚴嵩的貪汙記錄，是可以上吉尼斯的，“則史傳所載，尚非實數”，這就是趙翼的結論。

一般來講，小貪如鼠，晝伏夜行，雞鳴狗盜，提心吊膽，貪也貪不出多大油水。而大貪如虎，無所顧忌，光天化日，明火執仗，才能貪出金山銀山。“稗史所載，嚴世蕃與其妻窖金於地，每百萬為一窖，凡十數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見之。’及嵩至，亦大駭，以多藏厚亡為慮。”嚴氏父子之所以敢如此放開手腳的瘋狂貪汙，聚斂如許錢財，還不是當皇帝的包庇和縱容的結果！這兩父子斑斑劣跡，早就民怨沸騰，“南北給事、禦史交章論貪汙大臣，皆首嵩”。但是，“嵩每被論，亟歸誠於帝，事輒已”。而且，“帝或以事諮嵩，所條對平無奇，帝必故稱賞，欲以諷止言者”。正因為有倚仗，嚴嵩才能有恃無恐，正因為他支持，嚴世蕃才敢胡作非為。

趙翼說：“是可知賄隨權變，權在宦官，則賄亦在宦官，權在大臣，則賄亦在大臣，此權門賄賂之往鑒也。”從近年來所揭發、所暴露、所法辦的貪汙案件，主犯要犯，哪一個不是帶“長”字的手中握權之輩呢？作家手中，不過有杆筆，誰會在乎你呢？是做一個才華出眾的文人，死守清高呢？還是做權力更大的官僚，因而也能撈到更多的油水呢？嚴嵩自然會選擇後者了。

尤其，嘉靖十八年葬章聖太後以後，這位皇帝就不上班了，也就是不視朝了，連皇帝這項最起碼的本職工作，也不幹了，這就給了嚴氏父子更大的貪汙空間。“自二十年宮婢之變，即移居西苑萬壽宮，不入大內，大臣希得謁見，惟嵩獨承顧問，禦劄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誌。”這樣，等於縱虎歸山，更是不可一世，嚴嵩在裏麵將嘉靖哄得團團轉，嚴世蕃在外邊大肆搜括，斂財聚錢。

這一對貪汙父子，同聲共氣，合作默契。“短項肥體，眇一目”的嚴世蕃，比其“長身戍削，疎眉目，大音聲”的老子，更能作惡。由於嚴嵩“旦夕值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世蕃別號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浹日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筐篋相望於道。世蕃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發不能匿”。凡貪汙，必腐敗，凡大貪汙，必大腐敗，於是，賣官鬻爵，貪贓枉法，敲詐勒索，橫行都門。嚴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鹹指目為奸臣”。

嚴嵩最初以文邀寵於上，平步青雲，飛黃騰達。最後的失敗，也是老暮以後，文思日退，詩情大減，做不出令皇帝高興的文字來，才失去聖眷的。說實在的，一個詩人，總有江郎才盡的一天，也許七老八十，還能寫出分行的文字，但銀行賬目，商店流水，同樣也是一行一行，難道那能叫做詩嗎？除非打算將繆斯氣死。再說，在帝國宮廷最高層麵上的廝殺，並不亞於西班牙鬥牛場的角力，你不將刀插在牛身上，牛就會將你頂死，因此，作為詩人的嚴嵩，究竟還能有多少詩情畫意，湧上心頭，是大可懷疑的。更何況，他必須幹淨利落地排除政敵，必須不露聲色地告密陷害，必須殫精竭慮地獲得好處，必須恬不知恥地曲意媚上，當一天到晚盡琢磨這些外務的時候，他還會爆發創作的靈感嗎？

結果，朱厚熜所下手詔，老邁的嚴嵩，竟“語多不可曉”，好像有些老詩人看不懂年輕詩人寫的東西一樣，隻有一個勁地搖頭。幸好，獨眼龍嚴世蕃能“一覽了然，答案無不中”。但“嚴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於是，“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言。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這樣，就走到了末路盡頭。

嘉靖四十四年，嚴世蕃終因外投日本，內懷怨望罪被劾，“斬於市，籍其家”。但世宗還是給嚴嵩留了條命，削籍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這個大奸臣，大貪官，就這樣永遠地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真遺憾，他沒有周作人那樣幸運，至今還在翻來覆去地出知堂先生的書，而同是“堂”的《鈐山堂集》幾乎不為人知。早在前清編《四庫全書》時，就因“跡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詠雖工，僅存其目”給否定了。

以兩“堂”的遭遇而言，看來，古人較呆，不靈活，認死理，還是今人聰明，腦袋瓜子轉得快。要是周作人生在明朝或清朝，會被視作貳臣的，怕就得不到今日的風光了。

從這個角度比，真有點為嚴嵩的詩文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