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海瑞巨貪大廉
——還記得“文革”初期那場關於清官的討論嗎？
假設有人編一部《中國貪汙史》，大概少不了赫赫有名的貪官嚴嵩，假如有人另編一部《中國廉政史》的話，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則更是領銜主演的人物。無論前者和後者，巨貪和大廉，都出在明代嘉靖年間，我想，絕算不得是這位皇上的榮光。這兩位文人的不同活法，倒也是中國文化史上挺特別的例子。
在中國，某個朝代出貪官，也許並不能證明皇帝昏庸無能，是個窩囊廢；即使最精明的君主，駕馭偌大的國家機器，日理萬機，百慮一失，也難免疏忽。何況，貪官又不會在臉皮上刻出字來：“吾乃碩鼠是也。”在未捉出之前，誰不人五人六，像模像樣。再說，“千裏為官，誰不為錢？若不為錢，誰來當官？”在戲曲裏，戴紗帽翅的角色出場，這四句念白，很足以表明權力和金錢的互換關係。所以，貪官，是常見的，老實說，清官，倒不常見。
當清官，窮得要死，苦得要命，誰幹？因而翻開《二十五史》的任何一史，無不貪官如毛，碩鼠遍地，有時，皇帝就是天字第一號的貪汙犯。出清官，必是國家問題成堆，積重難返之際。一定由於皇帝昏庸，而且比較長時期的，達到相當程度的昏庸，弄得貪汙普遍化，腐敗合法化，瀆職正常化，賄賂公開化，到了國將不國，神州陸沉的時候，極個別的不肯同流合汙的清官，才會凸顯出來。
所以，有清官，對皇帝來說，不是一件體麵的事，一旦出現了一個不怕殺頭的清官，估計最高統治者離完蛋也就不會太遠了，這台國家機器在運轉上，也肯定出了大毛病了。果不其然，海剛峰一出現，朱厚熜的日子，就屈指可數了。
因此，若無嘉靖，若無嚴嵩，若無滿朝的不正之風，也就顯不出海瑞的節操和風範，他也就不可能成為中國曆史上，排名不數第一，也數第二的清官了。嘉靖禦臨天下四十五年，“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已經到了無可救治的程度，海瑞這才會指著鼻子罵皇帝：“陛下之誤多矣”，“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先有昏君，然後有貪官，再而後才會出現清官；明白這一點因果關係，就知道清官為什麽隻能受到凡夫俗子的擁戴，而不為他生前以及身後的各統治者所容，最深層的原因，恐怕就在這裏。這就好比一開門，烏鴉衝著你叫，不是因為它叫，給你帶來晦氣，而是因為你要倒黴，它才叫的。對烏鴉“呸呸呸”地表示嫌惡，其實沒有道理。
這種討厭清官的情緒，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那場關於清官的全民大辯論中，這隻明朝的烏鴉，由姚文元奉命責難起，又受到革命群眾的一番唾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批判的結論有三：一，清官比貪官更壞；二，清官具有更大的欺騙性；三，清官實際上起到鞏固封建統治的作用。所以，寧要貪官，不要清官，不過，姚文元不怎麽好意思明說罷了。
晚明狂人，那位不僧不道的李贄，在“文革”中受到歡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他說出了當時當局想說的話：一個貪官可以為害至小，一個清官卻可以危害至大。所以，六十年代，什麽古籍都送到造紙廠化漿的時候，他的《藏書》、《焚書》，不知印了多少，後來賣不出去，隻好打折。李卓吾一輩子被明清主流社會所訾毀，所擯斥，這一回，倒是正正經經的“文革”高層，加以提攜，著實紅了一回。
那時，雖有“抓革命，促生產”的最高指示，但機關已無公可辦，便隻剩下革命。每天要進行數小時的政治學習，輪流捧張報紙，讀貪官比清官更優秀的姚式文章。無產階級**運動，本來是應該“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四舊”是毫無疑義的革命對象。但上麵一聲令下，下麵不得不返回十五、十六世紀，做革命人，談明朝事，鬥走資派，批海青天。
現在回過頭去看，“文革”的極“左”思潮，否定傳統文化，實行民族虛無主義，以致年輕人數典忘祖，全盤抹煞五千年古國文明，探本尋源，應與前十七年提倡厚今薄古的教育，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分不開的。所以，小將們才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焚燒書籍，毀壞文物，連景山那棵吊死明代崇禎皇帝的樹，也給砍掉。“革命”的歇斯底裏，竟然發作到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深感人性之惡，一旦被煽動鼓蠱起來，那不可收拾之勢，才叫可怕。
但費解的是，那十年間，一方麵糞土一切，恨不能將“四舊”統統掃進曆史的垃圾堆，踏上千萬隻腳，要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好像中國人像孫悟空一樣，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似的，是個沒有過去的民族；一方麵翻箱倒櫃，從批《海瑞罷官》，要害在於“罷官”，從全民讀《水滸傳》，深揭“宋江架空晁蓋”，從“批林批孔”，批臭“克己複禮”，到“評法批儒”，把商鞅、李斯、韓非、乃至李贄的亡靈，又從曆史的垃圾堆裏倒騰出來，膜拜供奉。
於是，纏夾於“文革”運動的過程中間，等於斷斷續續地在全民中，進行了一次文史的預科教育，變相地給老百姓補上傳統文化的這一課，也屬難能可貴。
一麵堅定地與傳統徹底決裂，一麵又舉起老祖宗亡靈，並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複古情懷，極“左”思潮，能如此天衣無縫地扭合在一起，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我記得“文革”後期，大概在首都體育館一次萬人集會上，郭沫若宣稱要燒掉他全部著作，表示與過去一刀兩段的時候，人民文學出版社卻在那裏大量出版《水滸傳》。雖然書的扉頁印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但還不是“文革”初期被紅衛兵當“四舊”燒毀的《水滸傳》嗎？至今我還保留這套最高指示本的“文革”《水滸傳》，視作珍藏。一時間裏，大河上下，長城內外，中國人無不手捧這套古典文學讀物，探討研究，此書自明代問世以來，從來不曾一下子擁有這麽多讀者。
及時雨宋江很灰了一陣，因為他成了篡黨奪權的陰謀家，相隔近一千年後，受到革命群眾聲厲色嚴的批判。這種正經的荒誕，嚴肅的滑稽，沒有一個人敢於不以為然，更甭說敢於質疑和發難了。都本著你要我說什麽，我就說什麽的乖順，你不想聽什麽，我也絕對不說什麽的聰明，坐在那裏念念有詞。
誰說中國人沒有幽默感？不過中國人的幽默，是以“冷麵滑稽”的形式表現出來罷了。中國人會暗笑，會竊喜，會蔫著樂，會偷著奚落，會等著看你大出洋相，看你鞠躬下台，看你去見上帝而開懷，這種有足夠的耐性，堅持到最後才笑，但麵部表情絕對不動聲色，一靜如水的功夫，恐怕是世界的獨一份。
海瑞，肯定是絕對缺乏幽默感的人，所以，他冒死上疏嘉靖。換個聰明的中國人，頂多每天早晨起來，看一眼邸報，他怎麽還活著呀！他怎麽還不成為大行皇帝呀！也就如此輕描淡寫而已，才不會傻不唧唧地買口棺材，去進行死諫呢！
海瑞也像宋江一樣，想不到數百年後，又受到吳晗這出戲的牽連，被拉將出來當批判靶子。他也怪不得吳晗，這位《明史》專家要知道這出戲會牽連到更為複雜的背景之中，還不如多打幾場橋牌，怡神悅性呢！海瑞所以被示眾，這和清官總是出現在政權發生深刻危機之時有關，這種伴生現象的兆示性質，是使得那些“文革”新貴，深深感到不安之處。
其實，清官的出現，除了本人青史流芳以外，實際上屁事不頂。中國的皇帝，尤其那些獨夫民賊，在未成階下囚前，誰也不能拿他怎樣的。封建社會中的三百多個皇帝，大部分還是靠上帝那隻手收拾掉的。終於，兩腿蹣跚了，終於，嘴角流涎了，終於，三宮六院也吊不起胃口了。海瑞這封上疏，頂多使嘉靖受了些刺激，病情有所加重，催促他快一點走向死亡，恐怕是他僅僅能起到的一點作用了。
當然，海瑞也付出了代價，據《明史》，朱厚熜拿到等於罵他不是東西的上疏時，氣得跳腳，一把摔在地上，喝令左右：“馬上給我把這個姓海的逮捕，別讓他跑了！快，快！”
在皇帝身邊的宦官回他的話：“都說這個人是有名的癡子，他為了上書，準備好了要坐牢殺頭，先就買了一具棺材，和妻子訣別，家裏的僮仆也早嚇得各自走散，看來他是不打算逃跑的。”
“抓起來！”嘉靖吼。
這還不好說，海瑞正等著法辦。
抓到詔獄，主管官員按子罵父罪，自然是非開刀問斬不可。但建議砍掉海瑞腦袋的報告，壓在皇帝的手中，一直不畫圈。就這樣，拖到駕崩，海瑞撿了一條命。
朱厚熜坐朝近半個世紀，對於臣下，殺、關、放逐、廷杖，無所不用其極，獨對如此羞辱他的海瑞，卻一根手指頭也不碰，令我詫異。後讀魯迅給曹聚仁信：“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便恍然大悟，明代很有幾位皇帝，愛跟臣下玩心思，逗咳嗽，耍無賴，搞小動作，頗具乃祖朱元璋的流氓作風。
嘉靖不傻，他不想成全海瑞，更不想自己落下紂王殺比幹的臭名。
所以，別看朱厚熜二十年不視朝，公然消極怠工，躲在西園裏齋醮煉丹，朝政一任嚴氏父子擺布，但也不能以昏君目之。海瑞上書直指他“二十餘年不視朝”，“樂西園而不返”，也並不符合實際，這個無賴皇帝不過不想當上班族罷了。對於國家大事，仍舊乾綱獨斷，對那些直言忤觸他的臣下，不但記仇，而且一心報複。甚至，還要派人監聽他們的悄悄話，甚至吩咐下去，沒有什麽可匯報的，講一點欽犯們逗樂子的事情，讓朕聽聽也可以的嘛！
皇帝是一國之主，有時，他也可能是這個國家裏的最大的小人。所以，帝王的小人之惡，發作起來，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他不馬上殺掉海瑞，主要是想慢慢地消遣他，他有這個癮。
“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係之，而令獄卒奏其評議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於（沈）束前，束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會戶部司務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錮詔獄，而釋束還其家。”（《明史》209卷《沈束傳》，以下凡注明卷數者，皆出此書。）
禦史沈束，一關就是一十八年，可見嘉靖之歹毒，如果他不駕崩，海瑞也得把牢底坐穿。但幸運的是，還是上帝的手有力量，再了不起的統治者，無論他怎麽樣的作惡多端，天怒人怨，誰都拿他沒法辦，但總有心髒停止跳動的那一刻。繼任者隆慶上台的兩個月後，平反，出獄，回家，停在堂屋裏那具棺材，沒派上用場，他大概感到有些遺憾。
這封上疏，成就海瑞為大清官。
老實說，海瑞的知名度，在“文革”前，遠不如宋代的包拯響亮，他得感謝吳晗，由於那出《海瑞罷官》，他就成了無人不知的清官。但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清官”大討論中，他成了比同時代的貪官嚴嵩還要差勁的壞人，如果他九泉下有知，會不服氣的。但“革命同誌”講了：嚴嵩是貪官，不假，但在加速封建政權的敗亡，起到了摧毀性的推動作用，那得算是立功的人物，你有什麽好不滿的。因此，這兩位明代大臣，若趕上十年浩劫，估計，海瑞會被橫掃，嚴嵩連牛棚，連五七幹校，也不會進的。說不定，會讓他進寫作班子。這位貪官，不但詩寫得不錯，字也有兩把刷子。
曆史的對比效應，有時很有意思，嘉靖這兩位臣下，一個貪贓納賄，藏鏹億兆，一個家無長物，死無殮資。盡管如此水火不容，但這也能找到共同點，他倆都是進《四庫全書》的文人。一為錚錚風骨的文章高手，一為貪贓枉法的詞賦名家，舍開人格不論，在文品上，兩人倒也旗鼓相當，不分伯仲。要是生在今天，在文協擔當一個什麽理事之類，不會有人撇嘴，說他們屍位素餐。至少，他們真有著作，這是一；他們有真著作，這是二。比那些空心大老，附庸風雅小人得誌，自我爆炒者，強上百倍。
別看嚴嵩在《明史》中，列《奸臣傳》，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但他的《鈐山堂集》，能夠存目於清代紀曉嵐編的《四庫全書》之中，也屬殊榮。恐怕比當下那些得這個獎，得那個獎，要貨真價實一些。實事求是地講，嚴嵩的文采，略高於海瑞一籌，也是人所公認的。生父為嚴所害，與嚴不共戴天的王世貞，一代文宗，也本著“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守詩選序》）的精神，肯定嚴嵩的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嚴的《鈐山堂集》，引用了王的詩：“孔雀雖然毒，不能掩文章”，可見那一份堂堂的公允之心。相比之下，古人對嚴嵩的一分為二，實事求是，要比當下之為周作人塗脂抹粉者，更令人生出些敬意。
紀曉嵐主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海瑞《備忘集》，評價不低。“孤忠介節，實人所難能，故平日雖不以文名，而所作勁氣直達，侃侃而談，有凜然不可犯之勢。當嘉、隆間士風頹薾之際，切墨引繩，振頑醒聵，誠亦救時之藥石，滌穢解結，非林黃、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這當然是從政治標準出發，既然如此，藝術標準如何，就自不在考量之中了。
但對海瑞具體的所作所為，也有不能苟同之處。譬如說他“巡撫應天，銳意興革，裁抑豪強，惟以利民除害為事，而矯枉過直，或不免一偏”。譬如說他“力以井田為可行，謂天下治安必由於此，蓋但睹明代隱匿兼並之弊，激為此說，而不自知其不可通”。
海瑞的悲劇，就在於他認為道德的約束力，可以製止住全社會的頹敗風氣。個人一塵不染，兩袖清風的垂範作用，能夠推動整個公務員階層的廉政建設。治亂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剝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嚇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實，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隻能作用於有道德的人。對不講道德的冥頑不化者，惡劣成性者，道德又其奈他何？正如馬路上的斑馬線，對置若罔聞的我行我素者，是起不了什麽作用的，除非他被撞死，才後悔不走斑馬線。同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隻是對願意仿效者能產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而那個一聽焦裕祿名字就煩死了的幹部，肯定瞎子點燈，白費蠟。
他並非不知道，嘉靖的老祖宗、開國之君朱元璋規定：“枉法贓八十貫論絞”，“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用如此重刑來遏製貪汙，又何曾濟事？194卷《王廷相傳》裏，有此人的一封觸怒嘉靖的上疏，說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汙則小臣悉效，京官貪則外臣無畏。”
明朝官員的貪汙現象，問題出在底下，根子卻在上頭。貪汙到了這樣大量、普遍、公開甚至合法化的程度，是從帝王開始，由上而下，至宗藩外戚，至宦豎權臣，至將帥督撫，至知府縣吏，至一切衙役隸卒，凡官皆貪，不貪者鮮。159卷《楊繼忠傳》，“（忠）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答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忠一人耳！’”201卷《吳嶽傳》：“嶽清望冠一時，褆躬嚴整。尚書馬森言平生見廉節士二人，嶽與譚大初耳。”滿朝文武，隻找到這幾位不貪的官員，明朝的中後期，在中國曆史上，數得上是貪汙大朝了。
朝政黑暗，特權橫行，法令鬆弛，行政腐敗，是造成官員貪汙行為的主要原因。不過，讀清代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我們知道明代官員的薪俸，是中國曆朝中最低的，他不想成為餓殍，不額外求財，又有什麽辦法？如李卓吾，在河南輝縣任儒學教諭，在北京國子監當教習，在禮部做司務，又到南京刑部得到一份員外郎的閑差，其官俸微薄到難以口。他在離開河南時，窘迫到不得不把妻女留在那裏，托友人照顧。直到他放外任，當了最近發生地震的雲南省姚安府的知府，才有“常例”和其它灰色收入。這種實際上在鼓勵官員從非法途徑獲取金錢的政策，是引發貪汙的主要原因。
那時官俸發放，有米有鈔，比例不一，米賤折鈔，鈔賤折米，總在盤剝上極盡克扣之能事。尤為可笑者，在北京的官員，發的米要憑票到南京去領，於是，手中的票，隻能三文不值兩文地出讓，逼得官員不得不另開財路，以謀生計。158卷《顧佐傳》：“居歲餘，奸吏奏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嚐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仆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歎曰：‘朝臣貧如此。’”
本來很低的工資，又常常不足額發放。176卷《李賢傳》：“正統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師者盈萬，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實支僅一石，降人反實支十七石五鬥，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宜漸出之外，省冗費，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看來打白條之風，倒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所以，官員們倘不貪汙，貧窮化便不可避免。158卷《段民傳》：“卒於官，年五十九，貧不能殮。”《吾紳傳》：“紳清強有執，澹於榮利，初拜侍郎，賀者畢集，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眾笑而起。”《軒傳》：“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為異。”192卷《楊淮傳》：“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殮。”193卷《高儀傳》：“舊廬毀於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沒，幾無以殮。”201卷《陶琰傳》：“琰性清儉，飯惟一蔬，每到官及罷去，行李止三竹笥。”
海瑞，當不例外，在任淳安知縣時期，自己磨穀脫粒，種菜自給。有一次他給母親做壽，隻買了兩斤肉，成為人們奚落他的口實。萬曆年間，張居正當國，派禦史去考察，“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禦史歎息去”（226卷）。
能夠堅持節操者，在一部《明史》中，實屬少數，而始終如一廉政者，則更不多見。“鑾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其用行邊起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橐鞬郊迎，恒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事竣，歸裝千輛，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193卷《翟鑾傳》）既然貪汙是官員的一種生存手段，貪汙已成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貪汙是這種病入膏肓的社會製度下的必然伴生物，不貪白不貪，貪也不為恥，還有什麽必要潔身自好呢？
海瑞沒有習鑾這兩下子，有本事拿貪汙來的錢，上下打點，鋪平道路。他雖然平反了，昭雪了，有了令人景仰的清官聲名，但朝廷裏的主政者，包括皇帝，都對他敬而遠之。作為門麵點綴可以，要想委以重任則不行，怕海老人家較真，以免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可在“士”這個階層中，卓爾不群之輩，經不起眾星捧月，更經不住高山仰止，都會情不自禁地生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焉”的聖人感，當這種強烈的“立德立言立功”的補天願望，不能得到滿足時，便會仰天長嘯，椎心泣血。瑞青天以辭職的辦法要挾給他工作，寫了一封公開信，“滿朝之士，悉皆婦人”，把主政者罵了個臭夠。
於是，隆慶三年（1569年）被授於正四品，南直隸巡撫，駐蘇州。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所言，海瑞是個“不自知其不可通”的死硬派，他不了解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他不知道大廈將圮隻手難以支撐。一上任，就做了兩條大板凳放在公堂之上，宣稱為專打貪汙犯的屁股而設，這位剛愎自用、矯枉過直的老漢，覺得打屁股還不過癮，給皇帝建議，得恢複老祖宗的辦法，凡貪官，都給他剝皮揎草。結果鬧得輿論嘩然，禦史彈劾他導使皇帝法外用刑。海老碰了一鼻子灰，才悻悻然住手。從此，對這位道德大主教，神宗索性采取供起來的辦法，有職無權，有位無事，直到萬曆十五年（1587年）年末，老先生終於在寂寞中悒悒去世。
“卒時，僉都禦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為殮。”嗚呼，海剛峰的一生，是一位以肅貪倡廉為己任的鬥士，他本期望他的不懈努力，能對帝國的廉政建設，對官吏的道德重振，有所作為，有所改善。然而，朱明王朝，到了神宗（就是在定陵裏躺著的那位），從上而下的貪汙腐敗風氣，變本加厲，已不可收拾。《明史》說：“明亡，實亡於神宗。”海瑞的所作所為，對腐朽的大明王朝可以說是不起任何作用，隻好看著朱皇帝打下的天下，走向衰亡。
於是，想起一則寓言，森林發生了火災，火勢迅速地蔓延開來，黑煙遮住了天空，烈焰燒紅了大地，所有的鳥兒，都忙不及地逃出火場，以求活命。隻有一隻小鳥，它不肯離開，仍從小溪裏銜起一口一口的水，冒著生命危險一次一次往回飛，希望能撲滅人的這場大火。
這隻鳥，很像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