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喝粥

——古人言：“肉食者鄙。”這一句話，細細琢磨起來，是很有道理的。文學，要都是風花雪月，沒有老百姓的真情實感，恐怕也是夠嗆的。

讀敦誠、敦敏兄弟的詩，“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我們知道曹雪芹是一位喝粥的作家，經常食粥的文人，多屬清寒之輩，處於生活貧窮線上，當無大錯。成了“食粥族”文人的曹雪芹，由於窘迫，苦，沒落，孤寒，隻能在京郊黃葉村，守著一檠油燈，握著一支禿筆，對於人世的滄桑、時事的艱窘、仕途的險惡、命運的坎坷，也就有了深刻的認識、獨特的體會。若是他一直過著“鍾鳴鼎食”“錦衣紈絝”的王侯公子般的奢華生活，未必會寫出《紅樓夢》來。

敦誠的詩，自然有詩人的誇張成分，是不必太當真的。曹雪芹那時的確生計艱難，但尚可以到小鋪去賒二兩酒，看來，也還不到隻能以粥果腹，舍此別無其他的地步。因為，按常理，即使再薄的酒，也比再稠的甚至堅硬的粥，多費上幾文。何況中國人喝酒，最起碼還要一碟花生米吧，連斯文掃地的孔乙己，還以茴香豆下酒呢！

由於喝粥的結果，這些文人，多半喝出一個淡泊的精神世界，或堅貞自守，或安貧樂道，或充實自信，或知足不爭，但在他們的筆下，卻總是程度不同地要發出對社會、對民眾、對國家、對世界的真實反響。有的，哪怕為之付出生命，也要說出大多數人想說的話，這就是喝粥文人與大多數喝粥普通人的心靈感應了。

古人言：“肉食者鄙。”這一句話，細細琢磨起來，是很有道理的。文學，要都是風花雪月，沒有老百姓的真情實感，恐怕也是夠嗆的。

食粥一事，是中國舊時文人筆下時常涉及的，因而，有關粥的文字甚多。清代的袁枚，是位研究飲食的文人，他在《隨園食譜》裏，對粥下了一個很經典的定義：

見水不見米，非粥也；見米不見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膩如一，而後謂之粥。

宋代費袞《梁溪漫誌》裏，有一篇《張文潛粥記》，講得更為透徹。

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髒腑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將旦，一粥甚係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髒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為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宋代陸遊有一首《食粥詩》，更將粥與長生法聯係起來。

世人個個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隻將食粥致神仙。

這說明粥的作用，除物質外，尚有精神上的妙不可言之處。其實，這也是陸遊的自勉罷了。因為在中國，凡貧困家庭，大都離不開粥。粥總是和糧食匱乏聯係著的，從這首詩裏，看到清寒文人於困頓中的超脫、於窘迫中的豁達，他們筆下的粥，就不僅僅果腹了。要是沒有敦誠、敦敏兩兄弟和張宜泉寫給曹雪芹的詩，還真不大相信《紅樓夢》裏作者自己說的，他是在“茅椽蓬牖，瓦灶繩床”的貧困狀態下，“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地進行創作的。

一位忠實於藝術的作家，能夠在貧病交加，“饔食有時不繼”的困境中，一直堅持不懈地寫作到“壬午除夕”也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去世前為止，實在讓後人敬佩。仔細琢磨，粥固然使他營養不良，造成英年早逝的不幸悲劇，是乃粥之罪也。但又不能不歸功於粥，要沒有這點卡路裏，也許我們今天，連那八十回也看不到的。於是覺得粥對於文化又有很大的貢獻，一句話，稀粥，不簡單。

喝粥的人能寫出如此偉大的作品，真讓我們吃幹飯的人羨煞愧煞。

於是我相信，粥與文學或許有些因緣。鄭板橋在山東做官的時候，給家人寫信，就說十冬臘月，凡乞討者登門，務饗以熱粥，並佐以醃薑，可見他是對粥比較了解的文人。蘇東坡在《大風留金山兩日》寫過“半夜不眠聽粥鼓”，描寫了寺廟裏的和尚，是怎樣等待著天亮以後的這頓粥。因為和尚沒有晚餐這一說，連做夢也惦著那碗熱燙的稀粥。諸如此類，使我以為茫茫寰宇之中，大概隻有中國人是喝粥的民族。

後來才知道其謬不然，世人皆有食粥的習慣。不僅中國人喝，日本、泰國、朝鮮、越南也喝。不僅東方民族由於種植稻米的緣故，吃飯喝粥，成了天經地義的事，西方人食物成分，雖以肉、乳為主，但也好像並不反對喝一點稀稀溜溜的類似中國叫做粥的東西。

看起來，全世界都在喝粥。

有一回，我在英國，去哈代的故鄉參觀，在那個叫多切斯特的英格蘭小鎮上停留過，住在一家很古色古香的小客店裏，雖然一共也沒有幾個房間，但卻是三星級的飯店。餐廳隻有一張長台，頗具家庭風味。由於這類客店，通常免費提供自助早餐，我注意到就餐者很願意拿個湯盆，去裝上些像享氏營養麥圈之類的麵食，衝上牛奶泡著，然後就著別的什麽喝下去。

這也許就是西方人的粥了。如果這是一種民族飲食習慣的話，那麽，可以設想，寫出苔絲的這位大作家，一定也喝過這種粥的。我還到《簡·愛》的作者故鄉那間小教堂去參觀過。就想起勃朗特在寄宿學校一早起來就著幹硬的麵包，所喝的那一木勺既可能是湯，也可能是粥的流質食品。看來，似乎並不怎麽令人有大快朵頤的感覺。

但他們都寫出了不朽之作。

不過，以我私心忖度，胃弱的人，一早起來，弄這麽一碗涼玩意兒塞進肚子裏去，大概好受不了。

從此，我相信，食粥可分主動與被動兩類。主動食粥者多半係快活之人，為使其他食物更滋潤地進入肚子的功效出發，或“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考慮到腸胃的消化能力實際需要出發，才喝粥的。這時候，粥是輔助食品，不唱主角。一旦粥挑了大梁，那就成了被動食粥，非喝不可，不喝不行，粥稀得可以照見人影，喝的人通常就不快活，或很不快活了。曹雪芹在《紅樓夢》裏，表現出他對於中國食文化的精通。譬如如何製作茄鯗，如何挖空心思做蓮葉羹，此時，吃什麽或許無所謂的，要的是這股勁了。但曹雪芹在津津有味地寫這些吃食的時候，他的胃裏，裝的可是粥，回憶起自己“飫甘饜肥”的歲月，可以想象他在“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的心情下撰寫《紅樓夢》的滋味。這也就是吃飽了的打嗝文學，和隻有粥喝的餓肚子文學的區別所在。

在這種情況下，飄飄欲仙，四大皆空，肚子餓得咕咕叫，還要寫出飄逸性靈的文字來，大概要有點難度了。

饑餓隻能產生現實主義，所以魯迅先生曾經感歎他的家鄉紹興，是那樣的善於醃製鹹菜，凡地裏長的東西，無不可以通過曬幹、加鹽、發黴、窖存的辦法儲藏起來。著名的黴幹菜，後來成了風味佳肴，出口到外國去，幾乎是中華一絕。他認為這種醃菜現象，是紹興人多少世紀以來餓怕了的結果，是總結了苦痛生活的經驗結晶，是絕對的現實主義的傑作。我想，醃菜業所以發達，也是和中國人比較能喝粥分不開的，是和魯迅先生所說的饑餓長智慧的判斷有關聯的。所謂糠菜半年糧，幹稀搭配，忙時吃什麽，閑時吃什麽，也是從把肚子填滿的這個大前提出發的。

道理很簡單，無非就是粥比飯所需米量要少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災荒年景，米甚至還要少些。雖然粥和飯成分相同，但形式頗異，一為流體，一為非流體，區別在於水和米的比例上。假如把煮粥的辦法運用到文學上來，本是短篇，硬拉扯成為中篇，本是中篇，拚命兌水，擴充膨脹，以長篇麵貌出現。在經濟效益上，也許能有可觀的收入，但讀起來，就很不舒服了。因為往粥裏摻的是水，至少不硌牙，可是往小說裏摻的東西，味同嚼蠟，那就令人反胃了。

最可怕者，還有一等小說，吃下去以後，又返上來，自己重複自己，像食草類動物的反芻，老百姓的話叫做“倒嚼”，那就更不像話了。這種看起來類似粥糜的東西，實際是嘔吐物，近些年來，讀者也忍不住抗議的，為此還有個說法，叫做左手抄右手。有時碰上這種偽劣產品，除了掩鼻而過，還有什麽法子。更奇怪的，幹這類事的諸公，自我感覺好得不能再好，也令人訝異至極。

所以，敦誠這兩句描繪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生活狀況的詩，就益發使人對這位巨匠崇敬了。

粥即是粥，飯即是飯，這和中國人好講名分的傳統精神是分不開的。皇帝死了叫“駕崩”，老百姓死了可以叫“翹辮子”、叫“伸腿”，文雅一點的，叫“壽終正寢”。若是在訃告裏擅自寫上“崩”或者“薨”，對不起，那可是膽大妄為，就要犯僭越之罪了。同樣的道理，自封大作家，不等於是大作家，那要讀者承認。自吹寫了二三十部經典作品，著作等身，並不等於就真是文曲星下凡了，一切都要等待時間證實。更何況其中還有類似“倒嚼”的貨色，自吃自拉，自拉自吃，有許多不夠衛生之處呢！

是什麽？就是什麽！名不正則言不順，正名是非常重要的。這就叫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雷同就是雷同，重複就是重複，若是把雷同看成創造，把重複自己看成是推陳出新，而且還大聲吆喝，沿街叫賣，那麽，此人如果不是臉皮增加了厚度，便是腦子裏的哪一部分短路了。所以，粥永遠是粥，窮人隻有喝粥的命，燕窩粥例外。但即使變化了的粥，加小米的，加紅豆、綠豆的，上海人加蓮子、薏仁的，湖南人加紅苕的，廣東人加進鬆花蛋和淡菜的、魚生的……所有這些粥品，隻要水的比例大大超過了米，不少於三倍以上或者四倍以上者，那就是粥而不是飯了。

由此可見粥的最大特點就是水分比較多，而幹物質比較少。在文學範疇裏，若是言之無物，水分太多，這種現象，大概可稱之為“小說的粥化”了。

時人頗不以為然的某些人自以為是千古絕唱的小說，所以愈來愈不堪入目，就是由於他愈來愈兌進太多的水，而米粒愈來愈少之故。若減去那些大家看膩了變換不出新花樣的老套子，減去陳詞濫調，減去大家都能猜想到的結局，實在沒什麽幹貨了。

讓讀者喝這樣光灌大肚的粥，實在是差勁的。其實做文章，還得按照煮幹飯的辦法行事才對，哪怕少一點，也不要拚命往鍋裏摻水。

《紅樓夢》裏有一回說到給賈母開飯，竟無法多出一碗來給別人吃。於是從賈母嘴裏，便說了那句“可著頭做帽子”的成語。其實，這對作家來講，倒是至理名言。

水多米少，必然是因為消耗者眾，而入不敷出才造成的。若按“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這句農諺推斷，一個辛勤的人，倘能“汗滴禾下土”的話，餓飯是不至於的。到了要靠水分來填充肚皮的空隙，不是老天爺不開麵，旱、澇、蝗、雹、台風、霜凍、病蟲害，頻頻襲來，弄得民不聊生，便是非自然的原因了。

而小說出現了“粥化”現象，十之八九，是由於作家的那塊地裏打不出幾粒糧食的緣故。

消費者協會也沒有保護讀者權益的義務，你們誰上了這些作家的偽劣產品的當，也隻有活該了。

最早想出煮粥這個主意的人，肯定不是由於幹飯不太好製作，燒不好要糊要焦，怕丟醜，才改飯為粥；也不會是因為醫生關照過，要做病號飯，才做軟食的。人們剛從茹毛飲血的階段過來，胃還足夠結實，不至於非喝粥不可。終於要往鍋裏嘩嘩地添水，必然因為米少了而嘴多了的緣故，才生出這種權宜之計的。其實，倒是有群眾觀點。而作家非要寫“粥化”的小說，那可就是居心不良了。

觀察一下中國古代的炊具，那容量之大、盛水之多，就可以判斷是為煮粥而製，不是用來做幹飯的。有一種叫做“鼎”的青銅器，其大者，是很嚇人的，煮進一頭牛是不成問題的。但除了祭祀時需要犧牲，才會出現在鼎裏煮全豬、全羊或是全牛的驚心動魄的場麵，大多數情況下，仍是以煮粥為主，大概是不會錯的。再看看半坡、殷墟出土的器皿，到現在農村中還在使用的鍋碗瓢盆，無一不是為盛粥之用而設計製作，以大取勝。捧著一大海碗粥，從村東頭，喝到村西頭，不也有“葛天氏之民”的快樂嗎？

若是從小說這個角度出發，那些洋洋灑灑，不可收煞，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長篇巨製，要是水分多了的話，大而無當，也未必足取。《儒林外史》裏，那個郭孝子將路上買的兩個梨送給海月禪林的方丈，老和尚“便叫火工道人抬兩隻缸在丹墀裏，一口缸內放著一個梨，每缸挑上幾擔水，拿杠子把梨搗碎了，擊雲板，傳齊了二百多僧眾，一人喝一碗水”。如果遇上這樣的小說，真不如一頭栽進缸裏淹死算了。

喝粥應該不是最壞的事，至少還有得喝，總比什麽也沒有要強。所以，這也是那些“粥化”的文學作品，至今不衰，還有市場的原因了。

曹雪芹雖然喝粥，但他不寫“粥化”的小說。這位偉大的作家，最後潦倒在西山腳下，居然靠粥寫出了《紅樓夢》，不能不說是粥的功勞。正如魯迅先生說過的，牛吃下的是草，擠出來的卻是奶一樣，他喝的是粥，但寫出了經得住千古咀嚼的幹飯。而且不是一般的幹飯，應該說是十分十分地有質量、耐推敲，成了一部千秋萬代也說不盡的紅樓。相反，有的人，吃的是幹飯，寫出的卻是照見人影的稀粥，就不能不讓人十分十分地泄氣了。

一句話，喝粥可以，但小說的“粥化”，則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