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蔡邕（133—192），字伯喈，陳留圉人。東漢時期的一位全天候，簡直於學無所不逮的文化巨匠。

南宋陸遊有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這個中郎，就是蔡邕；到了元代，在劇作家高則誠的筆下，演繹出趙五娘尋夫的《琵琶記》，淒苦哀絕的她，所找的那個丈夫，也是這個中郎。宋時說唱，元時戲曲，都以他為主角，敷衍鋪陳出動情動容的故事，可見他很長時期內是個知名度很大的人物。

五十年代，厚今薄古，八十年代，重商輕文，如今更是不大有人提起蔡邕了。

曆史上的蔡邕，並無重婚的事實，說他背妻再娶，是天大的冤枉；可他非常的有學問，是千真萬確的。可以這樣說，他的左中郎一職，某種程度上類似西方宮廷裏領著做彌撒的神職人員，執行著主的使者任務。一旦發生什麽天象變化，如日食、地震、颶風、海嘯；或者，出現什麽怪異狀態，如飛蝗成災、井出血水、久旱不雨、江河決口，漢靈帝就要把他這個左中郎找來諮詢釋疑。不過，蔡邕的作用，更接近原始部落裏的巫師，為酋長弄神搗鬼，還要言之成理。為什麽挑他來演這個角色，因為他讀的書，實在太多，便於引經據典，可以從典籍中尋找答案。

譬如，“光和元年六月丁醜，有黑氣墜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天上掉下來這麽一條大蟲子，靈帝劉宏顯然被嚇壞了，他是個很糟糕的皇帝，由於他昏庸無能，弄得民不聊生，才爆發黃巾之亂，將漢王朝推向衰亡。不過，他不怕得罪老百姓，卻怕得罪老天爺，忙問蔡邕，“怎麽回事？”

老實講，那些暴君，昏君，庸君，**之君，隻要在台上一天，混蛋隻有任其蛋之，惡棍隻有任其棍之，無論他怎樣的為非作歹，倒行逆施，可憐的老百姓是一點轍也沒有的，除非他死。所以，死是惟一的，也是最後治他們的辦法。統治者雖然可以消滅所有反對他的人，但是，總有一天，老天爺要消滅他，將他擺平。秦始皇夠凶，也怕天，這才打發徐福去求長生不老之藥，結果，還是會翹辮子，和臭魚爛蝦混裝在一起，運回鹹陽。所以，借助上天示儆的辦法，讓無道之君收斂，也是不敢造反的老百姓，於忍氣吞聲之下，那種無能為力，無計可施，無可奈何的**了。

蔡邕借此機會，一顯學養深厚，二顯忠誠社稷：聖明的陛下呀，上蒼已經發出懲罰的預警，你該檢點一些了。但大多數皇帝怕是怕，不到臨終，也並不買老天的賬，因此，進諫也等於白搭。可是，古人不像後人那樣滑頭，尤其古代的讀書人，多愚，認死理，總是一條道走到黑，管你愛不愛聽，非說不可。

蔡邕書讀得太多，認為應該盡責規勸皇帝。他說：“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後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生，占不空言。”

能在溫德殿上聽他演說的，自然都是些有頭有臉的高級幹部。他說罷，哭喪著臉，作憂國憂民狀。大家是讚成他呢，還是反對他？很難啟口。這場麵很尷尬，讚成，等於說皇帝不行，反對，等於說古書不靈，都不好辦，頗費斟酌。《後漢書》裏有一句現場描寫：“帝覽奏歎息，因起更衣。”看來，劉宏也不想再聽，心煩，借口到衛生間去方便方便，躲個清淨，這樣，就可以不予表態了。

當蔡中郎大抖學問，大顯能耐，大談特談，把皇帝聽得眉頭直皺時，估計在場的那些官不比他小，權不比他少的手抱朝笏的高幹們，肯定覺得不是滋味。這裏特別要說明一點，在《三國演義》裏搞連環計的王允，那時雖不是司徒，很有可能也在場。聽蔡邕最後那兩句話，“變不空生，占不空言”，板上釘釘，意思說陛下您就等著倒黴吧，那口吻，王允也不會受用，蔡先生，口氣是不是大了點？

中國的知識分子，稍有些地位，人五人六以後，總覺得自己在權力的盛宴上，應該有一席位置。可哪裏知道，文人在統治者和高層官僚眼裏，其實比屁都不如，找你來諮詢，和找戲子來唱堂會，意思是差不多的，要你講讓皇帝開心的話，而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這不是分明在找不痛快嗎？

作為一個能出入宮門，得睹天顏的文人，有幸接近最高權力中樞，最聰明的狀態，莫過於做黃花魚，盡量溜邊。上頭讓你助興時，你可以扯開嗓子，大唱讚歌；最高命你舉杯時，你可以上躥下跳，狂呼萬歲。謹記一條，切莫卷進上峰勾心鬥角的漩渦，切莫與其他臣工競逐領袖的恩幸，尤其不能存有分一勺殘湯剩飯的幻想。

屈原就吃過這虧的，他自視甚高，認為隻有他才能挽救楚國，結果，楚懷王不買他的賬，嫌他礙手礙腳，放逐出都城，流浪在汨羅江邊。既沒人請他簽名，與他合影，也沒人邀他演講，請他指導，喝不上魚翅，吃不到海鮮，嘴淡得出水，心冷得瑟縮，他隻有孤苦地詠唱：“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嫉妒，是人類的致命傷，古往今來的知識分子，常常不懂這種人性的基本弱點。蔡邕所犯的錯誤，與屈原同出一轍，四個字，“高標見嫉”，遂種下了殺身之禍。豈止那些嫉妒的官員，要收拾他，即使他的舞文弄墨的同行，也不會放他一馬的。因為經過漢桓帝，漢靈帝的兩次黨錮之禍，漢末的知識分子，像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都削剪得所剩無幾了。於是，蔡邕成了亮度最強的燈泡，別的文人，都是小瓦數的燈泡，在他的強光前，不由得黯然失色。加之，他太拔份，太冒尖，太無所不能，太搶大家的風頭，可想而知，那些嫉妒的同行，會用什麽樣的衛生眼球看他？

熹平四年，他要立萬世名，因為他的毛筆字寫得好，“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他老人家，站在太學門口，按照時下常規，必然被攝像機照著臉，被麥克風堵住嘴，被滾燙的讚頌塞滿耳，被穿旗袍、大胸脯的禮儀小姐貼身攙扶著。漢代也許沒有這一套儀式，但那成功的感覺，凱旋的感覺，暈暈乎乎的感覺，應該是同樣的。

類似這樣的盛會，不但古代有，當代也有。在那裏，既能看到過被諛者那張幸福得意的麵孔，也能看到過諛人者那張天花亂墜的嘴巴，但更能看到會場外的撇嘴不屑，過道裏的竊竊非議，洗手間裏的搖頭罵街，電梯間裏的聲聲冷笑。尤其那莫測深淺的一笑，確有司空圖評詩所雲，大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境界。蔡中郎大概認為人們挺愛他，其實，這種在公開場合的捧場和叫好，比奶油點心還甜蜜的話語，是當真不得的。

漢代興不興給評論家塞紅包，未敢懸擬，但要一個作家，免費而且真心地去讚美同行的作品，是非常難的一件事，用《聖經》上的譬喻：富人想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來形容，不算過分。隻有絕對的大師，肯對比自己大不如的同行，有一點施舍的慷慨，可以說幾句好話；否則，隻有絕對的小師，因為實在沒有值得驕傲的資本，才會五體投地對所有比他強的同行，叫好不已。

除此以外，那些依靠權力使文章增值的作家，用鈔票將自己堆成巨匠的作家，過去曾經發達、如今業已過氣的作家，壓根狗屁不是、自我感覺好得異常的作家，誨**誨盜、賴褲襠裏那頑意討生活的作家，述而不作、耍嘴皮吃白相飯的作家……所有以上這些在創作上徒有虛名的作家，其共同點，就是妒火中燒，酸性大發。對於同行，尤其比他強的同行，必視為仇讎，必不共戴天，必想盡辦法滅了，才罷休的。

因此，蔡邕的倒黴，還不僅僅由於他有資格附在皇帝耳邊說話，遭政治家的忌；他的學博今古，涉獵文化藝術的各門各類，其造詣，其成就，無不臻於頂峰般的極致，也遭到那些處於頹勢、無法振作的同行嫉恨。這也不奇怪，中國人長期生活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裏，比較缺乏競爭精神，比較信奉平庸哲學，比較習慣你比我好不到哪塊去，我也比你差不到哪裏去的生存狀態。這樣，大家才能彼此彼此，相安無事。

由於要維係這種均衡，人們便約法三章，大家也恪守不移，誰也不能突出，不能越位，不能出列，不能格色地擠在一起，死在一塊；誰要比別人多幹，多想，多得，多擁有，哪就甭打算有好日子過。這就是一個平庸社會裏，隻能產生平庸的沙丁魚罐頭法則。然而，蔡中郎卻不平庸，《後漢書》本傳稱他“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是一個能夠駕馭文學藝術所有門類的全才，而且擁有居高臨下和絕對優勢的大師。

蔡中郎的全部倒黴，就在於此。

我們常常感慨，歐洲文藝複興三傑之一的達·芬奇，既是畫家，又是雕刻家，同時還是工程師和建築師，甚至還是機關槍設計原理的最早構想者，萬能的上帝怎麽如此偏心，竟賦予他如此全麵的智能？其實，在中國曆史上，類似這種表現出全才全能的優秀分子，也是不乏其人的，蔡邕就是一個。隻是在中國這種小農社會裏，所奉行的誰拔尖就掐誰尖的沙丁魚罐頭法則，害得集文學家、詞賦家、史學家、繪畫與書法家、音樂演奏兼製作家於一身的蔡邕，最後落一個死於非命的下場。

刻在太學門口，成為樣板的《六經》碑石，隻是他書法成就的一個方麵。最為後人高山仰止的，莫過於他獨創的飛白手段。飛白，亦作飛白書，筆畫中絲絲露白，像枯筆所寫，形成書法的特異表現風格。中國的漢字，有多少人在寫，寫了多少年，誰不想出新，但他卻能從工匠於牆壁上塗刷漆堊中，得到奇竅，力辟蹊徑，別出一格，寫出新穎，實在是令無數寫字人歎服不止的。

唐李綽《尚書故實》說：“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可見他的創造性，與他無所不通的穎悟能力分不開。唐張懷瓘《書斷列傳》載：“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並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喈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因此，他引用袁昂《書評》，說“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為神”，認為蔡中郎“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

在音樂才能上，從《後漢書》本傳的一則記載，可見蔡邕在這個領域裏所達到的高超精美境界，用冠絕今古這四個字來形容他，也不算過分。“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邕向來，至門而去。’……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一場誤會，頓時化解。

張騭的《文士傳》，就把他說得更神乎其神了，“邕告吳人曰：‘吾昔嚐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講的也是這件事。那具焦尾琴，也非虛應故事，直到南北朝時，還在國庫裏收藏著的。從《南史·王敬則傳》：“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便知道實有其物，所傳非假了。

他的女兒蔡琰，被掠胡地，嫁為胡妻，思念中原，作《胡笳十八拍》，傳之鄴下，令曹操讀後，不勝感傷，因為他“素與邕善，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看樣子，她能寫出這樣哀婉悲憤的詩篇，自是家學淵源，是基因在起作用了。

另外，在繪畫方麵，蔡邕也曾是高手，不過，飽經魏晉南北朝的戰亂，畫卷大都散佚。在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一書中，尚可看到畫目中載有他的作品，至少《講學圖》和《小列女圖》，到了唐代，還作為官府的收藏，偶爾拿出來可供觀賞的。至於在辭章方麵，隻消看當時知識分子所推許的名流郭林宗死後，“四方之士七千餘人，皆來會葬，同誌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也就知道他的文章在學林中被高看的程度。蔡中郎也不遑多讓，眾望所歸，揮筆立就，竣稿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吾為碑銘多矣”，傲氣中表露蔡邕自矜其長的疏狂，但看到王逸所作的《靈光殿賦》後，因為早先他也有做這篇賦的打算，“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這種自省，也可看到他不護己短的胸襟。但是，正如屈原深愛著他的楚國，而楚國卻並不愛這位偉大詩人一樣，極具才華的蔡邕，卻被憎惡大師、難容大師的平庸社會，推上了死亡之路。

提到蔡邕的死，必然要涉及到兩個人，也就是《三國演義》開始時就出現的董卓和王允。這兩位，一為武將，一為文臣，一為丘八，一為書生。按道理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蔡伯喈有一百個理由應當死在董卓手裏，董也有過要殺他的意思。然而，殺人如毛的軍爺，卻對這位大師，表示出一個大老粗幹部對於知識的莫大尊敬和言聽計從。相反，與蔡邕同是知識階層，同是文化精英的王允，卻被女人般的嫉妒心所控製，對比自己強許多的同行，略無顧惜，毫不憐憫，蔡本人央求也不行，大家說情也不行，連眼皮也不眨一下，就把他推下去殺了。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中間，如果說投江的屈原，算作領銜人物，殺頭的蔡邕，也該排在死鬼榜的前列。世事難料，應該殺他，而且精於殺人之道的董卓，沒有殺他；不應該殺他，而且說實在也不大精於殺人的王允，卻下令將其處死。由此可見，文人要狠起來，有時候比武人更殺氣騰騰。

於是，紀曉嵐的一篇談狐的文章，就很具針對性了。

有客問狐仙：您老人家已經道恒通天，修得仙體，還有您覺得可怕的什麽嗎？狐仙答曰：萬物相生相克，豈有不怕什麽的道理！客又問：若是如此，那您老人家最害怕什麽呢？狐仙直白道出一個字來，曰：狐！客大不解，並大惶惑，問：既是同類，何以畏之？

狐仙發表了一通很精彩的言論：“天下唯同類可畏也……凡爭產者，必同父之子；凡爭寵者，必同夫之妻；凡爭權者，必同官之士；凡爭利者，必同市之賈。勢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客人聞之咋舌，想不到同類竟是如此可畏！

因為紀昀也被同類陷害過的，他有位姻親在山東做官，出了點問題，這位老先生嘴快，透過風去，要他們檢點些。好，那些嫉恨他的家夥，抓住一點，不及其餘，將其牽扯到這宗案件裏，有口難辯，隻有認賬。最後，被罰往烏魯木齊效力。經過這次沒太受罪的充軍，紀曉嵐對同類的認識，可謂深有感觸焉！

成精的狐仙尚且畏懼同類，何況乎凡夫俗子的我們。

記得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我也叨過同類的光，一位不大的戲劇家，一位很大的文學家，像甲魚似的，咬住一口，決不撒嘴，差點要了我的命。所以，這些年來，在文壇冷眼觀察，同類之間，若是旗鼓相當，量級相等，勢均力敵，不相上下，絕不惺惺相惜。因此，差不多水平的作家，有可能成為盟友，不會成為朋友。尤其是隻有一份利益的時候，你得了，我就光頭，我得了，你就零蛋。或者，一口陷阱在前，推我進去，你就活命，推你進去，我有生路。這時候，就必然成為相殘、相整、相角力、相廝殺的死敵。這就是多年來甲魚咬人的老戲文，不斷上演的緣故。

幸好，紀曉嵐學問淹通，有一點類似蔡邕在東漢末年學林中的領袖群倫的地位。於書無所不讀，三墳五典，諸子百家，稗史演義，方術五行，他不但讀得要比別人深入，還能讀出他的見識。出自他手的《四庫提要》，“總匯三千年間典籍，持論簡而明，修詞淡而雅，人爭服之”（昭槤《嘯亭雜錄》），便是雄證。這位才華出眾的紀大煙袋，走運的是碰上乾隆，換個別的文人，他就不會如此自在了。

雖然弘曆也寫詩，但他的職業是皇帝，算不上紀昀的同行，敢用他來當《四庫》館的總纂官。蔡邕倒黴，碰上心胸狹窄的王允，想當年，中郎先生在漢靈帝麵前侃侃而談的那會兒，王允隻有站在後排豎著耳朵聽的份，現在，刀把子在這位同類手裏攥著，你就把脖子伸出來挨宰吧！

按說，王允和蔡邕有著較多的共同經曆，都為反過宦官幹政而戰鬥過，都因為鬥不倒閹豎而飽受陷害過，都被迫逃亡在江湖間流浪過，都有一顆愛國愛民的拳拳之心，應該能找到一些共同語言。可是，性格上的差異：王允，較偏執，認死理，心胸狹隘；蔡邕，較豁達，不拘泥，思路開闊。王允，隻有小圈子的來往，頗冷清；蔡邕則有過往密切的文人朋友，如橋玄，馬日，王朗，盧植，曹操，很熱鬧。王允，“剛棱疾惡”，大概活得比較累；蔡邕，會“大叫歡喜，若對數十人”，這種多血質的性格，估計活得要比較輕鬆些……

這就是兩位知識分子素不相能，形同水火的原因，而氣量較小的王允，對這樣一位風頭太足的人物，肯定早在心底裏罵娘了，同類之間由歧異生出的嫉妒，那是很可怕的。但董卓與王允不同，他有一點對於讀書人的崇拜，“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假設董卓也有一點文藝細胞，能寫得幾句歪詩，幾筆孬字，還自費出版過一兩本小冊子之類，就怕也會像王允這樣鼠肚雞腸的。

蔡邕來了，立刻使用，這倒顯出粗人的可愛了。“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禦史，又轉持書禦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曆三台。遷巴郡太守，複留為侍中。”老實講，外行領導內行，固然弊端多多，但似懂非懂而裝懂，略知皮毛硬充行家裏手，門竅不通卻非常敢想敢幹，甚至敢於蠻幹的半瓶醋的頂頭上司，那好像麻煩更多。

董卓，大老粗，知道自己知識不起來，也就不裝風雅，而是找一個現成的大知識分子，來裝點他的門麵。開始，蔡邕拒絕了，董卓威脅他：蔡先生，你要不來給我做事，“我力能族人”。什麽叫“族”，就是滿門抄斬。蔡邕一聽，腿就軟了，雇了一輛牛車，慌不迭地從杞縣趕往洛陽報到。牛屁股被鞭子打得皮開肉綻，總算沒誤期限，戰兢兢地見了這個殺人如毛的軍閥，想不到頗受重用。“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宴，輒令邕鼓琴讚事”，有時，還挺尊重蔡邕的意見。

董卓，作為屠夫，罪該萬死，最後被民眾在肚臍上插一支蠟燭，點了天燈，是他應得的下場。但是，作為對蔡邕破格相待的上司，沒有知識分子的忸怩拿捏，酸文假醋，雖屬老粗本色，確是傾心相待，我想，蔡邕作為知遇之人，為這個壞蛋的結束，說幾句純係個人感念之語，也不至於要殺頭棄市。他本可以不說，他要是聰明人的話，他要是了解王允那種寡婦心態的話。但他，就是那個真性情、毫不設防的蔡邕，還是把不說也可的話，說了出來。沒想到，“言之而歎，有動於色”。

好！這下子被對手抓住了話把。

“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日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積怨多年，妒仇嫉恨，終於等到了這樣一個得以報複的機會。

其實，王允也很賣力地給董卓當差，“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台、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正因為他同樣為大賊馬前鞍後地服務過，所以，他在處置蔡邕時，不提這一段，隻是摳他不該因私恩而忘大節。

蔡中郎這一下子，算是走到生命的盡頭。

曆代文人，因禍從口出而遭殃者不勝枚舉，而像蔡中郎這樣簡直是沒病找病者，真是少見。他大概以為王司徒，還是早先對他表示仰慕的二、三流作家，在作品討論會上大家可以隨便神侃亂彈的朋友呢！哪知道同行的嫉妒心，有時毒如蛇蠍。至此，他才意識到同類的可怕，後悔也來不及了，可憐的大師隻要求給他留條命，“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王允聽都不聽，拂袖而去，心裏想，“蔡先生，您就別做大頭夢了！”

以言定讞，不足為奇，思想犯罪，古已有之，但隻是人性之常，感情閃露，便十惡不赦，必死無疑，也太過分了。“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一個在中國做了大官的外國人，實在看不過去，跑去對王允講：“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奈失人望乎？”

這就更戳了王司徒那根讀書人的肺管子，你們越看重這位大師，我就偏要讓他大師不成。古往今來的文字獄，殺文人者，必為帝王，這一點是對的；但操刀者，則常是文人同行，這一點也是不錯的。他殺定了蔡邕，並且荒唐地辯解：“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複使吾黨受其訕議。”

馬日聽了這段道出他妒婦心思的混賬邏輯以後，完了，明白和這個不可救藥的小人，無法再談下去，走出門來，仰天大歎：“王公其不長世乎！”（以上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後漢書》）

果然，還真的應驗了他的預言，蔡邕被殺以後不久，王允也被董卓餘部砍下了腦袋。這是發生在公元192年的事，一個妒人的小人，和一個被妒的大師，就這樣匆匆謝幕，走下舞台。

然而，這種樣式的戲劇，在沙丁魚罐頭法則繼續有效的情況下，大概還會一演再演的。